一 兩漢國力之比較

  兩漢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因統一而臻國力全盛之時期，但因種種關係，東漢國力已不如西漢。先就建都而論。

  中國古史活動場面，大體上主要的在黃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較優，東部下游則文化、經濟較勝。此種形勢，自虞、夏、殷、周直到秦並六國皆然。

  西漢承秦而都關中，長安為全國之頭目，東方的文化、經濟不斷向西輸送，使與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著再從長安向西北伸展。驅逐匈奴，開通西域。西漢的立國姿態，常是協調的、動的、進取的。

  光武中興，關中殘破，因王莽末年乃至更始、赤眉的大騷擾。改都洛陽，從此東方的經濟、文化不免停滯，不再向西移動；中國國力以政治推動，則常向西北發展；由外寇強敵所在也；此如西漢與唐皆是。若社會自由進展，則常向東南，以氣候較佳，土壤較肥，又無強敵臨前；如東漢、宋、明皆是。而西方武力失其營衛，亦不免於轉弱。因而雖小小的西羌，竟成東漢西邊之大患。東、西兩方人口密度不調節，社會經濟易生動搖，正如在一端極熱、一端極冷的不調和空氣下激起了大旋風，東漢國運遂於東方的饑荒黃巾。與西方的變畔涼州的兵與董卓。兩種勢力衝蕩下斷送。東漢的立國姿態，可以說常是偏枯的、靜的、退守的。

  此乃兩漢國力盛衰一總關鍵。

  自秦以及西漢，都有大規模的向西移民。

  秦徙東方大族十二萬戶於咸陽。漢高祖又徙楚昭、屈、景，齊田及燕、趙、韓、魏諸強族於關中。文帝聽晁錯謀移民實邊。武帝徙關東貧民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一次凡七十餘萬。

  漢諸帝並有陵寢徙民的制度。

  景帝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為母起雲陵，募徙者賜錢、田、宅。此僅徙民，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富人平陵，始專徙富人矣。宣帝募吏民貲百萬以上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為高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曰：「今所為陵，勿置縣邑。」成帝為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又詔勿徙。帝王厚葬固非美事，然漢都長安，屢移東方戶口實之，主父揠謂：「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併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此與秦徙東方大族用意正同。惟長安充實而後西北武功得繼纊發展，不如東漢一存邊警，即議棄並、涼，棄三輔。故前漢奪朔方，開西河，而匈奴、西域皆服；東漢視關陝如塞外，而羌禍遂日蔓延，東方食少而有黃巾，西邊多事而有董卓。此誠兩漢興亡一大關鍵也。

  至東漢便不然。

  

  東漢諸儒，對邊防空虛，亦屢有論奏。虞翊請三郡疏謂：「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下，沃野千里，谷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三郡未複，園陵單外，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時在順帝永建四年。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此言「復三郡」，當以隴西尚遠，故未及之。書奏，漢廷始複三郡。又崔寔政論謂：「古有移人通財，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皆不墾發。人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又仲長統昌言損益篇：「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世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蔡邕上封事陳政要謂：「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頃連年荒饉，榖價一斛至六、七百，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弓兵散亡殆盡。」據蔡文，東漢末葉幽、冀二州均見荒殘；崔氏政論則幽已荒曠，而冀尚稠實。東漢邊區凋荒，蓋自西北逐步侵向東北矣。與移民運動相應者，尚有築路、開渠、墾殖諸端，亦西漢盛而後漢衰。史、漢皆志溝洫、河渠，而范書無之。

  茲略舉兩漢西北邊區戶口變動顯著的數位如下：

  （一）關中三輔

  蔡邕京兆尹樊陵頌碑：「長陵前漢戶五萬，口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至光和靈帝。領戶不盈四千。」

  （二）西北沿邊諸郡

  右表惟漁陽略增，餘均銳減。敦煌一郡六城，僅有七百餘戶，尤覺荒涼。

  東漢邊郡荒殘至此，此又東漢國力不如西漢一大原因。東漢人口較西漢特見激增者，一為今湖南、江西兩省；一為今河南南部南陽一帶；其次為江蘇三吳平野；又則嶺南及雲南地帶。郡國轄縣亦三輔、邊郡皆激減，而長江流域縣數有增。

  再就人才言之。

  西漢適當古代貴族階級破壞之後，各色人物平流競進，並無階資，亦無流品。即以漢武一朝言，儒生如公孫弘、兒寬、大將軍如衛青、霍去病、李廣，理財如桑弘羊，司法如張湯，出使如張騫、蘇武。大抵是一個雜色的局面。東漢則漸漸從雜色的轉變成淸一色，即以光武一朝論，其「雲台二十八將」已大半是書生出身。此種轉變，己起西漢末葉。兩漢儒、吏未分，賢能儒生不嫌以吏進，東漢吏職漸輕而尊辟舉。兩漢文、武一道，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漢流品始分，故劉巴輕張飛。人才走歸一路，為東漢國力向衰之又一原因。其他次要者不列舉。

  西漢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才能、勳績為等第，無有限格。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十不徙官；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亦不如後世資歷之嚴。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節。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率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則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始為卒史，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然其始雖有分別，而積功累勳則無不可任。此種風氣，東漢後漸不可見。經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而後有所謂「流品」之目。太宗置官品令，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不可授之官秩。」貞觀六年馬周疏：「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本，必於揚淸激濁。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韋槃提、斛斯正則獨解調馬，豈得列在士流，超授高爵？」貞觀十二年渚遂良疏：「為政之本，在於擇人。漢家以明經拜職，或四科辟召，市井子孫，不居官吏。大唐制令，憲章古昔，商賈之人亦不居官位。」此皆所謂「流品」之辨也。惟金、元淺化，頗不知此，然唐代適當南北混一之際，其一時人才亦頗不拘一格，至宋則又有淸一色之趨勢。唐、宋國力進退，正猶兩漢之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