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老闆當「人」

  經常有人問我，老闆們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我的回答是：別把老闆當「人」，他們是一群特殊的「動物」。

  當然，這一評判並沒有對中國的老闆群落進行道德批判的意圖，我也不喜歡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去分析老闆，我所感興趣的，僅僅是他們獨特的生存環境以及在這種複雜、險惡的環境中他們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與生存技能。

  2003年7月，應成都市政府的邀請，我們前往成都做「大成都」城市發展戰略策劃，因此去了一趟峨眉山。當地的導遊告訴我們，在政府的保護政策下，峨眉山的猴群隊伍急劇膨脹，已由過去的一群變成了現在的五群，各群皆由其猴王統領。在山中行進，我們突然看到一隻體格健壯的公猴獨自躲在一個角落，落落寡合，滿臉悲戚，渾身傷痕累累。同行中有好奇者嚮導游詢問其中緣故，導遊道：「此乃失勢的猴王。猴王的地位既不是欽定的，也不是世襲的，更不是選舉產生的，而是靠競爭獲得的。任何一隻公猴，如果自認為具備了足夠的實力，就可以鼓足勇氣向現任的猴王挑戰。猴王爭奪戰往往異常慘烈、殘酷，但結果卻是十分公平的——不相信眼淚，只憑藉實力！」

  有人問：「猴王爭奪戰，爭的是什麼？」導遊笑了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的社會是這樣，猴的群體也是如此。獲勝的猴子一旦稱王，在猴群中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同時也取得了與此地位相應的特權，比如所有好吃、好玩的東西，要先進貢給它；所有的母猴，理論上都應納入它的『後宮』，它有優先交配權。」

  原來如此。聽完猴王爭奪戰的故事，我興趣盎然地與新猴王照了一張照片，多年前我曾來過峨眉山，當時在路上也碰見過一群猴子，不知這隻新猴王是不是當年猴群中的一隻？看著猴群，我腦海里突然產生了一串奇特的聯想，想到了商海中搏殺的老闆們……

  記得有人曾經打過這樣的比方：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是獅子，它們為適應環境的變化在中國建立的合資企業是豹子，而那些在「腥風血雨」中廝殺出來的本土公司是土狼，華為的任正非、聯想的柳傳志、海爾的張瑞敏、TCL的李東生就是這些土狼中的傑出代表。

  

  什麼是土狼？看過《獅子王》的人大概對它們有深刻的印象——它們既無獅子的威猛、老虎的兇悍、獵豹的速度，也無蒼鷹的利爪、毒蛇的牙齒，但是卻有著常人難以理解的對成功、對出人頭地的強烈渴望。它們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修煉出對危險和機會的特殊直覺；它們體格強健，四處奔跑卻永不疲倦；它們嗅覺敏銳、行動快捷，能夠巧妙地避開陷阱，迅猛地抓住獵物；它們熟悉每一種利益格局，懂得在灰色領域中如何靈活自如地穿行；它們永不言敗，屢敗屢戰是常態。而這些，就是中國的土狼們能夠用三流的技術搶占一流市場、取得一流成就的根本原因。

  土狼！對於中國的老闆階層來說，這一形容的確足夠傳神。但是，中國的老闆階層太複雜了，觀察他們，恐怕還要從多角度進行掃描。

  首先，老闆們個個都有一雙銅錢做的眼睛，即構建他們心智模式的決定性因素是其對利潤的追求。人們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基礎與框架是其獨特的心智模式，有什麼樣的心智模式就會有什麼樣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老闆們都是「經濟動物」。一個稱職的老闆，他所見、所聞、所知的任何東西，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歷史、文化，甚至是人們無意中的奇談怪論都可以通過其心智模式和敏銳的眼光轉化為商機，從而轉化為利潤。

  追逐利潤、創造價值既是企業的使命，也是老闆的天職。松下幸之助曾不無激憤地說：「企業最大的罪惡就是不賺錢！」

  多年之前，四川的農民抱怨海爾洗衣機的質量不行，經常死機。維修人員最終查明，原來這些農民用洗衣機洗紅薯。一般人看到這種情況，可能會教育農民兄弟：以後不要再用洗衣機洗紅薯了，這是用來洗衣服的。但是張瑞敏就不這樣做，因為他的本分是創造利潤，而不是教育農民。於是，他馬上嗅出了商機——市場需要一種既可以洗衣服又可以洗紅薯的機器。後來，這種雙用洗衣機推向市場，並大受歡迎。

  老闆們之所以需要一雙銅錢做的眼睛，是因為金錢乃老闆們真正的生命之源。只要看到老闆們雙目無光、面容憔悴、有氣無力，我就知道他們最近一定是「流年」不利：或錯失商機，或賺錢不多，或虧損甚巨。這種時候，他們會靠在沙發上，皺著眉頭對我說：「對不起，王先生。最近睡眠不好，神經衰弱，頭疼得厲害，胃口也不行。哎，老闆真不是人當的。」

  這正是：世人都說老闆好，唯有金錢忘不了。

  過了一段時間，再見到前時碰過面的老闆，他就好像突然換了一個人：紅光滿面，精神抖擻；雙目炯炯，猶如閃電；印堂發亮，聲若洪鐘。他會按捺不住興奮地說：「很成功，很成功！」繼而亮出他們趕超李嘉誠的宏偉計劃。

  如果說財富是致命的嗎啡，那麼老闆則是食量巨大的癮君子。沒有不斷加量的咖啡因，老闆們的生命將會因此而蒼白，甚至枯竭。

  其次，老闆們的鼻子靈敏得像警犬、鯊魚一樣。無論是生存、發展的機會，還是危險的氣味、災難的降臨，他們總能異常機敏地嗅出。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即當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某條路就是發財之路、某個時機就是生財之機的時候，機會往往已經離我們遠去了。而老闆之所以被稱之為老闆，就在於他們能在機會女神尚未向世人展露其絕代風貌時，就可以聞香識真容；像鯊魚一樣，只要數公里之外有一點點利潤的血腥味，他們就能異常迅猛地撲向獵物。

  20世紀90年代初期，任正非創立華為時，可謂舉步維艱、困難重重。國內市場幾乎是跨國獅子——西門子、朗訊、阿爾卡特等大公司的天下，華為生產的交換機很難打開國內大電信運營商的防線。一次，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到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視察時，邀請企業家參加座談，任正非也叨陪末座。這種時候，一般人可能更多的是因自己得見天顏而深感三生有幸，而任正非窺見的卻是千載難逢的商業機會。他不無憂慮地對總書記說，程控交換機是關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大問題，說它與國防一樣重要，絲毫也不過分，但現在國內各大電信公司使用的程控交換機大部分都是外國公司生產的。任正非的潛台詞就是：使用國外廠商生產的程控交換機，無異於將自己的秘密示人。這句話給總書記的震動很大。後來，朱鎔基總理到深圳視察時，專門召集四大銀行的行長，讓他們幫助華為解決資金難題。從此，任正非與他的華為迎來了高速發展的春天。

  再次，老闆們的耳朵是順風耳，比老鼠的耳朵還要靈。無論是平常瑣碎、熙熙攘攘的市井之聲，還是絲絲縷縷、若斷若續的宮廷動靜，甚至是大洋彼岸一隻蝴蝶輕輕抖動翅膀的聲音，統統逃不過老闆們靈敏的耳朵。

  仔細研究華為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它與中興通訊可謂一對歡喜冤家。身為國資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興在市場上卻一直被華為打壓。而最近幾年，由於嗅覺敏銳、行動迅速、判斷準確以及具有獨特的國有背景，中興藉助小靈通的推廣，狂飆突起，其國內市場份額很快與華為並駕齊驅。但儘管如此，華為戰車卻絲毫沒有減緩的痕跡，任正非也沒有廉頗老矣的衰相，原因何在？

  無他，只是因為任正非做到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簡單地說，就是「堤內損失堤外補」。經過多年的鋪墊、滲透，華為在俄羅斯、巴基斯坦、非洲以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地的海外業務，在近一兩年內已蓬勃地發展起來。2003年，其國外市場的銷售額已近一百億人民幣。作為當年「學毛選積極分子」的任正非，與平庸的企業家不同的最重要一點是：他不僅懂市場，而且還懂政治——華為海外市場的拓展與中央的外交路線竟然驚人的吻合！

  我認識一位超級大老闆，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其貌不揚、不善言辭，為人極其低調，走在街上，儼然俗人，由此也鬧出不少笑話。1999年他在南方房地產正做得風生水起之時，突然一個人隻身潛入當時還不被人看好的北京。一次，他去看他的一個在建樓盤。探頭探腦之際，被以衣帽取人的保安疑為有覬覦之心的盲流，一頓呵斥，該仁兄也不申辯，亦不現出本相，悻悻然地離去了。北京申奧成功後，他一口氣在四環之內圈了5塊地，每塊地的規模與價值都超過了名揚天下的、潘石屹的「現代城」。與此同時，他還把眼光放到了當時並不被人看好的天津，要打造一個幾十平方公里的休閒小鎮。

  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對這個老闆的排兵布陣深表疑慮——5個大盤齊頭並進，現金流如何解決？如此大的體量，如何安排銷售？回款如果不能及時到位，屆時如何解決下一階段開發所需的資金？管理團隊來自五湖四海，彼此的行為方式、思維模式大相逕庭且衝突不斷，短期之內又該如何整合？甚至有人認為，這個老闆的龐大企業崩潰在即。

  我的看法則與眾不同——這個老闆不但不會崩盤，而且還會迎來一個發展的黃金期。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我知道這個老闆是一個稱得上戰略家的人。正所謂「殺人一萬，自損三千」，他算的是以時間換空間、占據時代制高點這一筆大帳，管理學上的其他問題都是成本。

  下海十多年，我接觸過無數老闆，也見證了他們在特殊的國情環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我始終堅信：戰略至上，戰略為王。只要一個老闆的戰略定位準確，不犯方向性的錯誤，其他諸如企業管理、運作、人員配置、內部協調等問題即便很多，至多也是「肘腋之患」，斷不會傷筋動骨。

  該老闆的過人之處就在於，歷經多年的沙場拼搏，他已經磨鍊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商業直覺。他預感到城市化的浪潮正在深刻地改變著泱泱古國的方方面面，而北京、上海，又即將迎來一個投資的高潮。此外，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一些負面的影響開始顯現，屆時，中央政府一定會採取措施更加嚴格地控制土地的轉讓與開發，央行也會緊縮銀根。所以，當北京的經濟學家們爭論經濟是否過熱時，當北京的地產「侃爺」們大談「居住改變中國」等哲學命題時，這個老闆卻「悄悄地進莊，打槍的不要」。直到2003年北京市頒布了停止經營性劃撥土地協議的4號文件以及上海市大力推行土地公開招投標政策時，絕大多數的發展商們才驚訝地發現，身旁已冒出了一個伸只胳膊都比他們的腰還粗的巨無霸。一個時代落幕了。此時，他們才悲哀地意識到捷足先登者已經牢牢地站立在了堅實的土地上，而他們自己，卻身處一塊逐漸飄離大陸的浮冰之上！當然，這位捷足先登者依舊是那個其貌不揚、從不現形的「俗人」。

  老闆是什麼？他們是飢腸轆轆的恐龍，永遠都吃不飽。他們之所以能夠屢敗屢戰，跌倒後又爬起來，是因為他們心中始終燃燒著常人難以理解的對成功的渴望。他們虛與委蛇、忍辱負重、點頭哈腰、甘當孫子，是因為他們的目標高遠——要麼是中國首富，要麼是世界500強。他們最大的痛苦不是別人的白眼、社會的壓力、經營的艱險，而是自己什麼時候才能趕上或超過李嘉誠！

  在北京，我認識的一個地產開發商先是通過開餐館、酒樓，挖到了第一桶金；後來搞裝飾、裝修工程，又上了一個台階；再後來他開發了一條商業街，搖身一變，成了當地頗有名氣的地產商。但在我眼中，他的實力還處於小兒科的水平。

  剛見面時，他就笑嘻嘻地說：「王先生，我看過貴工作室寫的書，也看過您寫的文章，您怎麼對我們老闆這麼了解呢?」

  他們的企業發展戰略上赫然寫著某年某月要成為世界500強，我問：「能做到嗎？任正非曾說，在華為三代之內，不要跟他談什麼世界500強。這裡的三代不是指換三個領導人，而是指崛起、垮掉，再崛起、再垮掉這樣一個反覆的過程。作為一個涉足房地產業不久的企業，你們為什麼相信自己能做到?」

  「能不能做到無所謂，人總要有點理想。」他如是說。

  中國的企業家、老闆們，有的公開自己的理想，如海爾稱自己為「明天的世界500強」；以前歐亞集團的總裁楊斌先生也曾對媒體放言，「60歲以前進入世界500強」、「不想做世界500強的企業家，不是好企業家」，大有拿破崙大帝的氣概。有的則對未來諱莫如深，甚至是否定，如華為，但驅動他們不停奔跑的仍是其稱霸天下的野心。

  老闆是什麼？他們是一群最理性、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像政治家一樣，他們的眼中只有永恆的利益，其他的諸如親情、友情、愛情等都可以是手段。為了實現理想，他們可以像伍子胥那樣隱名埋姓、沿街乞討；為了內心的抱負，他們可以像韓信那樣忍受地痞、無賴的胯下之辱；為了自身的長遠利益，他們可以像劉皇叔那樣三顧茅廬，求教於一個躬耕於隴畝的書生；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他們也可以像羅斯福、邱吉爾那樣，頃刻間與自己的死敵史達林結成同盟。

  一句話，在老闆們的字典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一個企業家，一個老闆，如果做不到這點，他就幾乎不可能成功！只有非常現實的人、理性得近乎殘酷的人，才可能在慘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

  十多年前，我剛剛下海時，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一位老闆。他希望我能用生花之筆救活他的超級爛尾樓盤。

  事情並不簡單，但經過我嘔心瀝血的總體策劃，不但使這個超級爛尾樓最終成為超級名盤，也使這位老闆成為了億萬富翁。

  在之後長達兩年的時間裡，這個嗅覺敏銳、行動力以及操作力都超強的農民老闆幾乎每天晚上都會給我打電話，經常一打就是一個小時，一個星期還至少要與我見一兩次面。他就像一個油田的「磕頭機」，恨不得汲盡我大腦中所有的智慧資源。每次交談完畢，他都會說：「王老師，我們要做一輩子的朋友。有你這樣學識、見解都非同一般的朋友，真是我上輩子修來的福分。沒有你，就沒有我的今天。」

  我相信當時他所說的這些，絕對是真心話。當然，聽到這些話，我心裡很是受用，就更加義無反顧。至於我的酬勞，當時沒有很正式地談，自然也沒有合同，他只是口頭承諾要送我一套別墅，外加我的兩個孩子在其貴族學校免費上學（那時的貴族學校進去時要收二三十萬的教育儲備金，然後才是學雜費）。

  結果，我的孩子在那裡讀書還不到一年，學校的負責人就通知我繳費，不是市場價而是內部價，因為大家很熟，打個折扣。而當初承諾的那套別墅呢？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說：「現在是市場經濟了，所以理應按照公司的規定、按照市場的遊戲規則來處理我們雙方之間的關係，老闆雖然是董事長，但還有其他股東，白送別墅我不好交代，全價又於理不通。王老師，我們打個折扣只收一半的價錢如何？我們畢竟是打工的，希望王老師理解我們這些做下屬的苦衷。」

  理由如此冠冕堂皇，我又能說些什麼呢？而此時早已功成名就的老闆日理萬機、公務繁忙，打給我的電話漸漸沒有了，見面也越來越少了。最後，大家竟然「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了。

  從熱情似火、感恩戴德到淡泊如水、錙銖必較，同是一個人，同是一件事，其態度開始是真的，結尾也是真的。什麼都沒變，變的僅僅是你在天平上的輕重。這就是老闆，可以真正做大的老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