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晚飯過後，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間裡等派爾。他說過「我最晚十點會來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時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樓走到街上。樓梯口坐著許多穿黑褲子的老太婆：現在是二月時節，我猜她們是覺得在床上待著實在太熱了。一個三輪車夫緩慢騎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們先前卸下新運來的美國飛機的地方燈火通明。在這條長長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爾的蹤跡。

  當然，我對自己說，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擱在美國使館，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會給餐館打電話的——對於這些細節，他一向十分在意。當我轉身回屋時，看見隔壁門口有個女孩兒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臉，只能看見那條白色的絲質長褲和印花長旗袍，只通過這兩樣，我就知道她是誰了。她以前經常在同樣的時間和地點等我回家。

  「鳳。」我說道——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鳳凰，但如今一切並不如神話所言，沒有什麼能從自己的灰燼中重生。在她告訴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爾。「他不在這裡。」

  「我知道，我看見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樓等，」我說，「他很快就來了。」

  

  「我可以在這裡等。」

  「最好別。警察會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樓。我想開幾個有諷刺意味、惹人生厭的玩笑，但考慮到無論是她的英語還是法語，都還沒有好到能夠理解這些嘲諷。並且，說來也怪，我本來也沒有要傷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傷害自己。我們走到樓梯口時，那些老太婆都把頭轉向一旁，待我們走過去之後，她們的音調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們在說什麼？」

  「她們認為我又回來了。」

  在這間屋子裡，幾周之前，我為慶祝中國的新年而特意擺了一盆樹，如今上面的黃色花瓣已經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機的鍵位之間。我把它們逐個撿起來。「這樣太麻煩了。」鳳說道。

  「這不像他。他一直是個守時的人。」

  我摘下領帶，脫了鞋，躺在床上。鳳打開煤氣爐，開始煮水泡茶。這幅情景跟半年前沒什麼區別。「他說過，你不久後就要離開了。」她說。

  「也許吧。」

  「他很喜歡你。」

  「我並不稀罕。」我說。

  我看見她正試圖換個髮型，任憑一頭黑髮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從前總是很精心地打理頭髮，並認為那是古代官員子女應有的風範，派爾一度對此頗有微詞。我閉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從前的樣子：她是水蒸氣的噝噝聲，是杯碟相撞的叮噹聲，她能滿足我夜間某一時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會來的。」她說道，仿佛因為派爾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們在一起時都談些什麼。派爾為人很真誠，他在遠東待的月份數跟我在那裡待過的年份數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關於這裡的長篇大論，我早就聽得不耐煩了。民主則是他的另一個談話主題——對於美國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觀點武斷並且惹人惱火。另一方面，鳳又極為無知，如果我們的談話中出現了希特勒這個名字，她都要打斷一下問問那是誰。要跟她解釋的話，那就更難了，因為她從來都沒見過任何一個德國人或者波蘭人，對歐洲地理也只有一點兒模糊的認識，儘管她對瑪格麗特公主[5]的事跡知道得比我還要多。我聽見她把托盤放在床尾。

  「他還愛你嗎，鳳？」

  帶一個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帶一隻鳥兒一樣：她們在你枕邊嘰嘰喳喳地唱著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這些安南女人里，沒有人唱得像鳳那樣動聽。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頭也如鳥兒那般脆弱。

  「他還愛嗎，鳳？」

  她笑了，我聽見她劃著名一根火柴。「愛？」——也許這個詞她聽不懂。

  「要我給你裝上鴉片嗎？」她問道。

  當我睜開眼睛時，她已經點燃了煙燈，托盤也準備好了。在燈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膚呈現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皺緊眉頭，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熱一小塊鴉片，她不停地捻弄著手中的煙針。

  「派爾還是不抽嗎？」我問她。

  「不。」

  「你應該讓他抽的，不然他不會回來的。」這是流傳在她們中間的一種迷信說法：抽鴉片的情人總會回來的，哪怕跑到了法國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許會被鴉片損害，但她們根本不在乎，她們更傾向於有一個忠誠的情人時刻陪伴在身邊。現在，她正在菸斗的邊緣上揉捏著滾燙黏稠的煙泡，我已經聞到鴉片的味道了。沒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樣。我床邊的鬧鐘顯示十二點二十分，我的情緒不那麼緊張了。派爾正在逐漸消逝。煙燈照射著她的臉，鳳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長長的煙槍，像照顧她的孩子那樣。我很喜歡我的這杆煙槍：筆直的竹子，兩英尺長，兩頭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菸斗，像一朵翻轉的旋花，凸起的邊緣因頻繁揉捏鴉片變得油黑烏亮。這會兒，鳳的手腕輕輕一抖，便把煙針插進菸斗的小洞裡，順勢將鴉片引入，又把菸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穩煙槍，等著我去吸。我湊過去吸上幾口，煙泡溫和而平順地冒著小氣泡。

  老煙槍可以一口氣吸光整袋煙，我需要好幾次才行。抽完之後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貼在皮枕上，鳳在為我準備第二袋煙。

  我說：「你知道，說真的，事情如白晝一般，清清楚楚。派爾知道，我會在睡覺之前抽上幾口，他並不想打擾到我。他大概會在明天早上來吧。」

  煙針插進去後，我抽了第二袋煙。然後我放下煙槍，說道：「沒什麼可擔心的。根本不需要擔心什麼。」我喝了口茶，並把手伸入她的臂窩裡。「當你離開我之後，」我說，「幸運的是，我還有鴉片可以依賴一下。奧爾梅街那邊有家不錯的鴉片館。我們歐洲人對什麼東西都不會大驚小怪。你不該跟一個不抽鴉片的男人一起生活，鳳。」

  「但是他會娶我的，」她說道，「很快。」

  「當然，那是另一回事兒了。」

  「我再給你準備一袋煙？」

  「好。」

  如果派爾一直不出現的話，我猜想她是否會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過四袋煙後，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當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緊貼著我，這種感覺也令我十分愉快——她總是仰面而臥。我想的是，當我早上醒來時，能以一袋煙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獨而開始一整天的生活。「派爾不會來了，」我說道，「留在這裡，鳳。」她將煙槍伸給我，並搖了搖頭。待我把這袋煙抽完之後，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為什麼派爾不來這裡？」她問道。

  「我怎麼知道？」我說。

  「他去見泰將軍了？」

  「我不知道。」

  「他告訴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飯的話，就不會到這裡來。」

  「別擔心。他會來的。再給我來一袋煙吧。」當她躬身趨近火焰時，我的腦子閃現出波德萊爾的詩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後是什麼來著？

  悠閒地相愛，

  相愛或者老死

  在你同樣的國土裡。

  外面江邊停泊著一些船隻。「船隻，就愛四處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聞她的肌膚，一定會有淡淡的鴉片芳香，她的膚色恰如煙燈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運河旁，我曾見過她衣服上繪著的那種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從沒想過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爾。」我大聲說道，但現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還承受得住——主要是鴉片的功勞。有人在敲門。

  「派爾。」她說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繼續焦躁地敲著門。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黃色的樹，鋪天蓋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機上。門開了。「福勒先生。」一個人說道。

  「我就是。」我說道。我並不打算為了一個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頭就能看見他的卡其布短褲。

  他用令人費解的越南式法語向我解釋，我需要現在——立刻——馬上去一次公安部門。

  「是法國的公安部門還是越南的？」

  「法國的。」在他嘴裡，「法蘭西」這個詞變成了「弗朗秋」。

  「什麼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來請我過去。

  「你也得去。」他對鳳說。

  「當你跟女士說話時，你得客氣些。」我告訴他，「你怎麼知道她在這裡？」

  他又重複一遍，說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會在早上過去的。」

  「立刻就去。」他說，這是個身材矮小、穿戴整潔、頗為固執的傢伙。與其爭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所以我從床上起身，系上領帶，穿好鞋子。這裡的一切都是警察說了算：他們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證，可以禁止我參加記者招待會，他們甚至可以，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拒絕給我出境許可證。這些都是以公開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個處於戰爭時期的國家裡，合法有時也並不是必須的。我認識一個人，他的廚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門，但官員很確定地告訴他，在審問之後就已經將這個人釋放了。他的家庭成員則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也許他加入了共產黨；也許他應徵加入了一支私人軍隊，這樣的軍隊西貢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軍隊[7]，高台教的軍隊，或者泰將軍的隊伍；也許他被關進法國人的監獄裡；也許他在華人區的堤岸一帶快樂地靠著姑娘們賺錢；也許在他被審問時，他的心臟忽然停擺了。我說：「我是不會走過去的。你得給我雇一輛三輪車。」一個人必須維持自己的尊嚴。

  這是我在法國公安部門拒絕了那個官員遞給我的香菸的原因。三袋鴉片過後，我覺得我的腦子很清醒，並且足夠警覺：很容易作出類似的決定，且不會忽視問題的關鍵——他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在之前幾次聚會上，我見過維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為他不愛自己的妻子，而他那個華麗而俗艷的金髮妻子也不理睬他。現在是半夜兩點，他疲憊又鬱悶地坐在香菸的煙霧裡，又悶又熱，頭上戴著綠色的遮光帽檐兒，一卷帕斯卡[8]的書攤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時間。當我拒絕離開讓他單獨審問鳳時，他立刻作出讓步，嘆了口氣，這一舉動表現出他對西貢、悶熱的天氣，乃至整個人類的境況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語說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請你來。」

  「不是請，而是命令。」

  「噢，這些本地警察——他們不會做事。」他的雙眼盯住《思想錄》的一頁，好像他仍專注於那些悲傷的言論。「我想問你一些關於派爾的問題。」

  「你最好去問他自己。」

  他轉身面對著鳳，並以法語嚴厲地詢問道：「你和派爾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個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說。

  「他給你多少錢？」

  「你沒有權利問她這些，」我說，「她又不賣身。」

  「她過去是和你同居，對嗎？」他突然問道，「有那麼兩年。」

  「我是一個記者，按理說應當報導你們的戰爭——在你們允許的範圍內。別讓我給你們貢獻醜聞。」

  「關於派爾，你知道多少呢？請回答我的問題，福勒先生。我不想過問。但這次事件很嚴重。請相信我，這次非常嚴重。」

  「我不是一個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訴你的關於派爾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歲，受僱於美國經濟援助代表團，國籍是美國。」

  「你聽起來像他的一個朋友。」維戈特說，他的視線從我身上又落到鳳那裡。一名本地警察走了進來，送來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們願意喝茶？」維戈特問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說道，「為什麼不是呢？總有一天我會回家的，不是嗎？我又不能帶著她回去。她會跟派爾在一起。這樣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會娶她的，他說過。他很可能這麼做，你知道。按他的為人來說，他是個不錯的傢伙。嚴肅又認真。不像歐洲那幫嘈雜的渾蛋。他是一個安靜的美國人。」我精確地對他進行總結，就好像我可能會說他是「一隻藍色的蜥蜴」或者「一頭白色的大象」。

  維戈特說：「是的。」他似乎正從辦公桌上尋找詞句，以便像我一樣準確傳達自己的意思，「一個非常安靜的美國人。」他坐在又小又熱的辦公室里，等著我們兩個中的誰先開口說話。一隻蚊子嗡嗡飛來，我盯著鳳看。鴉片讓你變得很機敏——也許是因為它有著安穩神經、鎮定情緒的作用。沒有什麼事情會讓氛圍變得像現在這樣嚴肅，即便是死亡。鳳，我想，還沒留意到他淒涼且確切的音調，她的英語很差。當她坐到堅硬的辦公椅上還在耐心地等待著派爾時，我就已經放棄了等待，並且看得出來，維戈特將這兩種情緒盡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麼見到他的？「維戈特問我。

  我要怎麼向他解釋，是派爾跑來見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見他穿過廣場，向著大陸酒吧而來：一張顯而易見的年輕、毫無經驗的臉，像飛鏢一般擲到我們面前。他雙腿瘦長，平頭，學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來像做不出任何會傷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數都滿了。「您介意嗎？」他認真而頗為禮貌地問道，「我叫派爾，剛到這裡來。」他拉開一把椅子坐下，點了一杯啤酒。然後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強光。

  「剛才是一顆手榴彈嗎？」他興奮而又滿懷期望地問道。

  「更像是汽車排放尾氣的聲音。」我說，那一瞬間我對他的失落懷有一絲歉意。一個人很快就會忘卻自己的青春時期：曾經，我被人們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稱為新聞的東西所吸引。手榴彈對我來說早已經不新鮮了，它們只能出現在本地報紙的末版上——昨晚西貢爆炸這麼多，堤岸爆炸這麼多：這些永遠不會出現在歐洲的報紙上。這時，大街上走來幾個可愛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兒——白綢褲子，又長又緊的旗袍，屁股上繡著粉色和淡紫色的圖案，邊衩開到大腿上。我盯著她們，帶著對往昔的懷念之情，因為我知道當我永遠離開這裡後會有這樣的感受。「她們很可愛，不是嗎？」我邊喝著啤酒邊說，當她們進入卡提拿街時，派爾草草地掃過她們一眼。

  「噢，當然。」他冷漠地說道。他是那種比較嚴肅的人。「公使很擔心這些手榴彈。那將會很難處理，他說，如果出了件事的話——我是說，如果涉及我們中的一個。」

  「你們中的一個？是的，我想那會非常嚴重。國會可不想讓那種情況發生。」為什麼一個人要去嘲弄另一個無辜的人？也許在十天之前，他還從波士頓公園走回家去，胳膊下夾滿了關於遠東和中國問題的書籍。他甚至沒聽到我在說些什麼：他一心專注於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職責問題；他痛下決心——很快我就會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為了任何個體，而是為了一個國家，一片大陸，一個世界。是的，他現在已經準備好去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好。

  「現在他在停屍室里嗎？」我問維戈特。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這是個愚蠢的警察才會問出來的問題，這個人不配讀帕斯卡，也不配去深愛他的妻子。沒有直覺你就無法去愛。

  「這不算犯罪吧。」我說。我告訴自己這是真的。派爾難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嗎？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緒，甚至受一個警察懷疑時的怨恨，但是我什麼都沒感受到。除了派爾之外，沒人應該為此負責。我們都死了會不會更好些？吸進來的鴉片使我這樣思考著。但我小心翼翼地看著鳳，因為這對她來說是很難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愛著他：難道她從前不是愛著我的嗎，難道她不是因為派爾才離開我的嗎？她曾經被派爾的年輕、希望與嚴謹所吸引，但現在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遠勝於我的年邁與頹喪。她坐在那裡看著我們兩個，我想她還沒有徹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結果之前，我能把她順利帶回家，那或許是好事一件。我準備回答任何問題，只要能把審訊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樣，我就可以晚一點兒私下裡再告訴她，遠離警察的注視、堅硬的辦公椅和飛蛾縈繞著的光禿禿的燈泡。

  我對維戈特說：「你想知道我哪個時間段的活動？」

  「六點到十點。」

  「六點時，我在大陸酒吧喝酒。那些侍者應該記得。六點四十五分時，我去碼頭看他們卸下美國飛機。我在美琪飯店的門口碰見了美聯社的威爾金斯。然後我進了隔壁的電影院。他們可能記得——他們得找我一些零錢。從那裡出來後，我坐著三輪車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點四十到達那裡的——之後自己吃了晚飯。格蘭傑在那裡——你可以問問他。然後我坐三輪車回家，大概是九點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個車夫問問。我從十點開始等派爾，但他一直沒有出現。」

  「你為什麼等他？「

  「他給我打電話。他說他有些要緊的事情要見我。」

  「你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爾看來都很要緊。」

  「還有他的這個女孩兒——你知道當時她在哪裡嗎？」

  「直到午夜時，她還在外面等他。她焦慮得很，並且一無所知。問我幹嗎呢，你難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嗎？」

  「看得出來。」他說。

  「你不會真的以為我會因為嫉妒而殺了他吧——或者是她為了什麼而殺死派爾？他馬上要娶她了。」

  「說得沒錯。」

  「你們在哪裡找到他的？」

  「在通往達科的那座橋下的水裡。」

  老磨坊酒家就挨著那座橋。橋上有武裝警察，餐廳外面有一個鐵柵，以防有手榴彈扔進來。在晚上走那座橋並不安全，因為天黑之後，河的另一邊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飯時的地點，距離派爾的屍體不過五十碼[9]的距離。

  「麻煩的是，」我說，「他很複雜。」

  「坦率地說，」維戈特說，「我並不難過。他做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們，」我說，「永遠不要遇到天真無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處事方式來說。你是個天主教徒，不會理解他的處事方式。不管怎麼講，他是個倒霉的美國人。」

  「你介意辨認一下屍體嗎？對不起，這是規矩，雖然並不是什麼好規矩。」

  我沒有去問他為何不等美國使館的人來，我知道原因。用我們冷漠的標準來衡量，法國人的處事方式有些過時：他們相信良心、愧疚感，一個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可能會潰敗下來，露出破綻。我再次告訴我自己，我是無辜的，這時候，維戈特走下石階，前往地下室，那裡的製冷裝置嗡嗡作響。

  像拖出一盤冰塊一樣，他們把他拖了出來，我看了看他。傷口已經凍結，變得平滑。我說：「你看看，這些傷口在我面前並沒有再度裂開。」

  「有什麼想說的嗎？」

  「這不就是你們的目的嗎？用這些或者其他東西考驗我？但你們已經把他凍僵了。中世紀時，他們可沒有這麼厲害的冷凍設備。」

  「你認識他嗎？」

  「噢，認識。」

  他這時看起來愈發不對勁兒：他本應該待在家裡的。我在他的一個家庭相冊里見過他，在一個漂亮的牧場裡騎馬，在長島里游泳，跟他的同事們在公寓的二十三層里合影。摩天大樓和快速電梯，冰激凌和干馬提尼酒，午餐時喝牛奶，在商業有限公司里吃雞肉三明治，他屬於這種生活。

  「導致他死亡的並不是這個傷口，」維戈特指著他胸部的傷口說，「他是在泥里溺死的。我們在他的肺里發現了泥巴。」

  「你們的效率很高。」

  「在這樣的天氣里，必須如此。」

  他們把屍體推回去，關上了門。門上的橡膠墊合緊了。

  「你一點兒也幫不上忙嗎？」維戈特問。

  「無能為力。」

  我跟鳳一起走回我的住處。我再也維持不了自己的尊嚴。死亡帶走了虛榮——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當時甚至連這點兒虛榮也不存在了。她對發生的事情仍然一無所知，我也沒辦法心平氣和地慢慢告訴她真相。我是個記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聞標題。「美國官員在西貢遭人謀殺。」在報社工作並不能教會一個人如何把壞消息告訴別人，就連現在我都不得不想著我的報紙，不得不問她：「在電報局停留一下，可以嗎？」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電報，再返回來找她。這不過是故作姿態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國記者早已知曉，或者假如說維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麼新聞檢查官員也會將我的電報扣下來，等法國記者的電報到了之後，再一起發出去。我的報紙會先收到一條巴黎發來的電訊。並不是說派爾非常重要，但要是將派爾的真實生平經歷詳細發過去，說他生前至少要對五十條生命負責，那也是不行的，會損害到英美關係，美國公使會很不高興。公使對派爾非常尊敬——派爾取得過一個不錯的學位，是那種只有美國人才能獲得學位的科目：也許是公共關係或者劇場藝術，或者也可能是遠東研究（他讀過不少相關的書）。

  「派爾在哪裡？」鳳問道，「他們想要什麼？」

  「回家吧。」我說。

  「派爾會回來嗎？」

  「他可能會來，也可能不來。」

  那些老太婆還在樓梯口閒聊，那裡比較涼快。我一打開房門，就發現我的屋子已經被搜過一遍：一切都比我離開時要更整潔了。

  「再來一袋煙嗎？」鳳問道。

  「好。」

  我解下領帶，脫掉鞋子。插曲已經過去，這個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樣了。鳳屈著身子在床頭點菸燈。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膚。他溫柔的家鄉話。

  「鳳，」我說，她正在菸斗上揉著煙泡，「他死了，鳳。」她手裡捏著煙針，抬頭看著我，像一個孩子般聚精會神，皺著眉頭。「你說誰？」

  「派爾死了，被人暗殺。」

  她放下煙針，坐回到自己的腳跟上，盯著我看。沒有哭鬧，沒有眼淚，只有思索——這是一個人不得不改變自己整個人生計劃時，才有的那種長久的內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這裡。」我說。

  她點點頭，再次拿起煙針，並開始燒鴉片。抽完鴉片之後，我睡的時間並不長，卻很酣暢，只睡十分鐘，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來之後，我發現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兩腿之間。她已經睡著了，但我幾乎聽不到她的呼吸聲。經過這麼多個月後，我終於又不再是孤單一人了，我想起維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著遮光帽檐兒的樣子，想起美國公使館裡空無一人的靜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撫摸著的光滑柔軟、沒有汗毛的肌膚。「難道我是唯一真正關心派爾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