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宋傑出的文學大家、一代文壇盟主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出生於四川眉山縣一個比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親蘇洵是個大器晚成的散文家，由發憤讀書而入仕。母親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應之女，很有文化教養，深明大義，曾對蘇軾「親授以書」，並以歷史上的正直名臣激勵他進取。弟弟蘇轍，字子由，是蘇軾一生政治上和文學上的同道。蘇軾成長於富有文化氣氛的環境中，從小就受到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也接受了正統儒家經世濟時的政治理想的教育。他勤奮好學，剛進成年，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蘇軾與父親一起到京城，次年與弟弟蘇轍一同進士及第。嘉祐六年，又應制科考試，列為三等。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官至太常博士。此時，正值王安石變法。蘇軾也是主張政治改革的。他曾經撰寫過一系列策論，針對北宋王朝財乏、兵弱、官冗、賦制不均、邊防空虛等問題，提出了改革主張。他認為應當抑制豪強地主的兼併，這與王安石的觀點是一致的。但他強調「擇吏任人」，反對「以立法更制為事」（《策略》第三）；主張「節用以廉取」，不贊同「廣求利之門」（《策別》十八）；還提出「欲速則不達」，「輕發則多敗」，在興革步驟上力主穩健。而這些觀點卻同王安石的新法針鋒相對。他反對新法，在朝廷很難立足，便請求外任，通判杭州，後來又知徐州、密州、湖州。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一夥混入變法派的奸人羅織罪名，誣陷他以詩文訕謗朝廷，使他被捕入獄，釀成了著名的「烏台詩案」。由於宋神宗愛惜蘇軾的才華，元老重臣上書營救，王安石也反對聖世殺才士，蘇軾幸得釋放並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臨政，任用舊黨領袖司馬光為宰相，盡廢王安石新法。蘇軾因屬於舊黨而被召回朝廷，連續升官，做到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他在多年的地方官任上，了解到王安石新法對國家和人民有許多好處，不同意司馬光等人盡廢新法的做法，結果遭到了新舊兩黨的夾攻，於是又被放外任，歷知定州、杭州、揚州。高太后死後，哲宗親政，新黨再度執政，蘇軾再次遭到迫害，先被貶惠州，繼而被貶到天涯海角的瓊州（今海南島）。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蘇軾才遇赦。次年，蘇軾病逝於北歸途中。蘇軾一生，時時處處都以國計民生為己任，屢遭誣陷迫害卻始終不渝，為當地百姓做了許多好事。他的崇高人格，將永遠贏得中國人民的敬仰和熱愛。

  蘇軾的思想以儒家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響也很深。他少年時就「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十分讚賞杜甫「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王定國詩集敘》）的精神，欽慕屈原、諸葛亮、陸贄等經世濟時的人物，認為「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和子由苦寒見寄》），想做一個風節凜然、敢作敢為的儒者，實現輔君治國、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但他又博覽佛道兩家典籍，同許多和尚道人交往。他酷愛陶潛，追求老莊的隱逸生活，並熱衷於道教養生之術。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主要方面是矛盾的，蘇軾卻將它們融會貫通。他善於從日常的人情事理著眼來把握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通相近之點，又善於依照致用的原則融合三家思想，藉以圓通地觀照事理和明達地處世應物。例如，他一生遵循儒家積極進取的精神，卻揚棄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迂執作風，也不贊成儒生高談性命之學的空疏行徑；他吸取了莊子追求自由超脫的精神和獨立不倚的人格，而批評其否定社會厭棄人生的悲觀論調；他學習佛家「靜而達」的觀物方法和達觀的處世態度，卻不沉溺於其玄奧難測的佛學教義之中。他習慣於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區別對待。當他入仕從政時，特別是在地方官任上，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思想；而當他被貶謫在野時，佛老的人生哲學又成為他的主要思想傾向。隨著生活遭遇的不同，蘇軾交替使用這三種思想武器。總的來說，蘇軾能博採儒、道、佛三家之長，奉儒而不迂執，好道而不厭世，參禪而不佞佛，通三教之變，成一家之言，其實質是以儒為體，以佛老為用。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簡易圓通。古代許多懷抱理想卻在現實中碰壁的士大夫文人，諸如陶淵明、李白、白居易，包括與蘇軾同時的王安石，只能做到儒家所主張的「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蘇軾卻能做到窮達如一。他居朝市時則為民請命，處山林仍心懷魏闕。無論窮還是達，都能既行兼濟，又行獨善。這是因為蘇軾能以曠達超脫的人生態度看待窮和達，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不論「兼濟」還是「獨善」，都不從主觀上要求向外在的社會準則認同，而使之成為豐富自我、發展自我的兩種手段。

  蘇軾個性正直坦率。正如他自己所說：「予欲有言，言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予，以謂寧逆人也，故率吐之。」（《錄陶淵明詩》）在事關國計民生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不慮禍福，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堅持真理，忠實自我，決不隨風偃仰，更不苟合趨利。不論是新黨執政還是舊黨當權，他都提出不合時宜的政治主張，結果受到排擠打擊。這種忠言讜論、正直不阿的品格，卻使他受到歷代忠直之士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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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以民為本，勤政愛民，能以自己的心體察民情，又能以民心處理政務。他的足跡所到之處，都能澤及萬民；即使身處困境猶如涸轍之鮒，仍能濡人以沫。他在詩中一再自豪地歌唱：「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慶源宣義王丈》），「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別海南黎民表》），「天其以我為箕子，海南萬里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而行》），「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他把自己當作人民中的一員，以識字耕田夫自命，將貶謫之地作為自己的故鄉，因而所到之處，百姓們也都將他看作鄉親。在中國古代的詩人中，很少有人做到像蘇軾這樣與普通百姓如此親睦。蘇軾一生始終懷抱著愛民濟世之心，鄙視富貴榮華，淡泊名利爵祿。他愛惜聲名，但不汲汲於求名，寧可「實浮於名」，不要名過乎實。在物慾的需求上，他不贊成節慾，更反對強求，主張「游於物外」而不為物所役。他還提出要「善於處窮」，在艱難困厄中悠然自得，處之坦然。蘇軾是一位幽默大師，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罕有的「快樂天才」（林語堂《蘇東坡傳》語）。他生性詼諧，智慧超卓，對生活懷抱著健康開朗的幽默感。他的風度飄逸灑脫，言談妙趣橫生，充滿了平凡而溫馨的人情味，不僅令文人士大夫傾倒，也使下層民眾感到親近。蘇軾樂天知命。他浮沉宦海，多災多難，顛沛流離，艱苦備嘗，卻能以曠達自適的人生態度，置窮達、生死於度外，從容地排遣憂愁痛苦，化解內心的矛盾，隨遇而安，以苦為樂，苦中求樂，堅持對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從而使坎坷的悲劇的人生化作充滿藝術審美情趣的人生。蘇軾以其過人的才華將自己的人格精神與詩意人生表現在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創作中，使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獨特的個性風格，有經久彌新的人格魅力和藝術魅力。

  蘇軾才華橫溢，創作精力旺盛，建樹了多方面的文學藝術業績：散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詩歌與黃庭堅並稱「蘇黃」，開有宋一代詩歌的嶄新風貌；詞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是豪放詞風的開創者。在書畫藝術方面他也是名家：書法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四大家」，繪畫與文同、米芾一起建立了宋代文人寫意畫派。蘇軾對詩文書畫的創作、鑑賞、批評都作了廣泛而精深的探討研究，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不愧為宋代一位傑出的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蘇軾又通曉音律，深諳園林藝術，精於鑑賞金石。他涉獵的領域如此廣闊，又能同時取得高度的成就，這在我國文學藝術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蘇軾的詩保存下來的有二千七百餘首。他一生於詩用力最勤。他的詩歌和詞與散文相比，題材更廣闊，內容更豐富，風格更加多樣化。它們廣泛地描寫了十一世紀後期中國的社會生活，在讀者面前展開了琳琅滿目的藝術畫卷，其思想與藝術成就都顯示出對前輩詩人歐、蘇、梅和同時代詩人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超越，堪稱一代宋詩之冠。

  他的政治諷喻詩揭露社會矛盾和政治弊病，表達他對於祖國前途和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從早年寫的《歲晚三首》《和子由蠶市》，在鳳翔作的《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到貶謫黃州時作的《五禽言》《魚蠻子》等詩，都是「悲歌為黎元」的感人之作。直到晚年貶謫惠州，詩人還寫了七古長篇《荔枝嘆》，從歷史上向朝廷進貢荔枝寫到當朝風行的貢茶和貢花，對皇帝窮奢極欲、官吏媚上取寵、百姓橫遭盤剝摧殘的黑暗現實予以尖銳的抨擊。詩人敢於指名道姓地指斥當朝大臣，充分表現出他屢貶不屈、至老不衰的政治鬥爭精神。他還在不少詩中表達出要為人民扶危救困的滿腔熱忱。他的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詩，是同不滿新法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的，如《山村五絕》《吳中田婦嘆》《贈孫莘老七絕》《寄劉孝叔》《戲子由》等。它們表現了詩人的思想矛盾：他真心真意希望人民生活能夠有所改善，但又竭力排斥能給他們帶來一定好處的新政。由於蘇軾對社會現實的深切關注，這些詩中對於人民疾苦的描寫都是真實生動的。如「風霜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吳中田婦嘆》）的深沉感慨；「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污質斧」（《寄劉孝叔》），對官府擾民慘狀的描繪，不僅滲透了詩人同情人民的淚水，而且客觀地反映了王安石新法在推行過程中的流弊。

  蘇軾還在詩中表現出他對社會生產的重視和對民生問題的關切。《次韻章傳道喜雨》《答呂梁仲屯田》等篇描繪了生產救災、興利除弊的情景，《石炭》寫徐州人民採煤的熱烈場面，《秧馬歌》讚頌農民創造的新式農具，《游博羅香積寺》表達對利用水力改善勞動條件的憧憬。這些詩篇取材新穎，生活氣息濃郁，給人別開生面之感。

  在蘇軾的生活時期，趙宋王朝對遼和西夏的進逼一味妥協退讓，加深了邊陲危機。蘇詩中也表達出憂心邊患、堅決抗禦外敵的愛國熱忱。《陽關曲》《郭綸》《將官雷勝得過京代作》等詩，熱情地歌頌了勇於赴敵的愛國將士；《和子由苦寒見寄》《和王晉卿》抒寫了自己請纓報國的雄心；《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期望出使契丹的蘇轍像蘇武那樣不辱使命，為通好北遼、安定邊境做出貢獻；《獲果莊二十韻》祝賀宋軍收復洮州的大捷，又建議宋廷用寬厚政策招撫邊疆部族，使他們同漢族和睦相處，表達了漢族和邊疆民族廣大人民的共同心愿。

  然而蘇軾的政治詩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不足以代表他的詩歌的基本面貌和成就。蘇詩的思想和藝術特色，主要表現在大量抒發個人情懷和歌詠自然景物、題書品畫等作品裡。

  蘇軾的一生是政治失意者的一生。他把「一肚皮不合時宜」在對鄉土的懷念、親友的交往和自然美的撫慰中排遣與解脫。他在這些平常的生活中發現並且藝術地表現了親切動人的意蘊，表達了詩人對於人生的執著和深摯的感情。例如，「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游金山寺》），抒發對故鄉的深切懷戀和歸鄉的強烈心愿；「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傾吐兄弟手足的深厚情誼；「莫嫌犖确坡頭路，自覺鏗然曳杖聲」（《東坡》），袒露詩人不畏險阻、傲視磨難的豪邁樂觀情懷；「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將人生的飄忽虛無與友情的誠篤溫馨對照交織，既惆悵悒鬱，又曠達超脫。他晚年渡海北歸時寫的「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抒發出飽經危難僥倖生還的暢快，顯示出倔強幽默的性格和闊大豁達的胸襟。總之，這些抒寫個人情懷的作品多方面地表現出蘇軾的精神品格和風神氣度。詩中真情坦露，個性突出，感受深刻，內涵豐厚，寫得靈動灑脫，最能撥動讀者的心弦。

  蘇軾的一生，「身行萬里半天下」（《龜山》），每到一地，都以極大的興趣，登山涉水，探訪古蹟名勝，飽覽自然景色之美，使自己的身心與大自然相通相融。他用一支生花妙筆，把雄奇的三峽、壯闊的長江、嫵媚的西湖、怒濤如雪山的錢塘潮、變幻莫測的登州海市、黃州的海棠、惠州的荔枝、儋耳的椰林黎寨，一一生動地收攝進詩卷之中。這些山水詩、詠物詩、記游詩最為膾炙人口。蘇軾善於迅速、敏銳地捕捉自然景物千姿百態的不同特徵，表現瞬息變幻的動態意象，觸摸自然的脈搏，攝取自然的靈氣，傳寫自然的奇美。如膾炙人口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其一）和《飲湖上初晴後雨》（其二），都表現杭州西湖的晴雨變幻。前者寫由雲成雨，忽又轉晴，用「翻墨」與「跳珠」的意象分別描狀黑雲與白雨，傳寫出它們的光色、動態、氣勢，全篇景色倏忽轉換，筆墨跳脫飛動，最能體現蘇軾擅長從動態中捕捉景物特徵的高超手腕。後者寫由晴轉雨，繪出明媚秀麗和迷茫朦朧兩幅山水圖畫。特別是把西湖比成西子，新鮮奇妙，賦予西湖活躍的生命與美麗的靈魂，成為詠西湖的千古絕唱。細加品味，兩首詩都妙寓哲理：前者寄託詩人笑看社會人生風雨倏忽消散的坦蕩樂觀襟懷，後者揭示了天然本色的美自具無限生動豐富的形態，可謂詩情、畫意和哲理水乳交融。

  蘇軾創作了不少在日常生活和自然景物中融入理趣的作品，表現出他對自然、社會、人生的哲理探求，顯現出他作為詩人兼哲人的獨特氣質與風采。這些詩絕大多數饒有詩的情趣韻味，又以詩人對事物新穎獨到的見解而啟人靈智。例如，《贈劉景文》以菊擬人，讚頌傲霜的風骨，又借秋去冬來的時空變化，暗示人生的寶貴，啟迪人們珍惜美好年華；《題西林壁》描寫游廬山觀景的感受，揭示只有「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才能認識事物的全貌和真相；《琴詩》連用兩個設問，表明有好的琴又有高妙的彈技才能奏出動人的樂曲，暗寓任何事業的成功都有賴於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動性的統一。此外，《和子由澠池懷舊》《法惠寺橫翠閣》《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東坡》《慈湖夾阻風》《泗州僧伽塔》等，也都是哲理詩。這些詩，意象有的鮮明有的淡薄，表現手法亦有側重描寫或議論之別，有的還吸收了禪偈的機鋒和形式，但都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使情、景、理三者融為一體，見解精警，意蘊深長，使人讀起來興味無窮，又深受哲理的啟迪。蘇軾這些優秀的哲理詩，奠定了宋詩重理趣的一大特色。

  詠物詩也是蘇詩中很有特色的一種。蘇軾喜愛詠花，集中詠花的名篇佳構甚多，如《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紅梅》《月夜與客飲杏花下》等。他和黃庭堅都愛題詠與文化活動有關的事物，例如筆、墨、紙、硯、扇、手杖等文化用品，古代的文化遺址以及茶、酒、奇石等。他初入仕途到鳳翔作的《鳳翔八觀》，所詠內容都屬文物範圍，這使他的詩的意象塗上了一層濃厚的人文色彩，也顯出宋詩新的特色。他的詠物詩大都傾注了自我的生活情趣，如《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東欄梨花》《壺中九華詩》《雙石》《雪浪石》《和錢安道寄惠建茶》等，或詠花卉，或吟山石，或記茶芥細事，都能使事物的準確描繪和詩人的性格融合無跡。他還繼承和發展了唐代詩人李頎寫人物素描詩的傳統，在大量的抒情詩和少數敘事詩中刻畫出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其中寫得最成功的，是那些落拓不羈而又耿介拔俗的下層人物，如《和董傳留別》《戲子由》《贈狄崇班季子》《贈潘谷》《贈眼醫王彥若》等，顯示出他以詩筆捕捉和凸現人物性格神采的藝術才能。

  蘇軾的題畫詩、評書詩、論詩詩也有很高的成就。這些作品在對詩書畫的鑑賞中寄寓著他的藝術見解、審美情趣和人生體驗，表現出他深厚的藝術素養。其中題畫詩數量最多，寫得尤其出色。詩人善於發揮詩歌的想像與聯想，生動地再現畫面，補充畫意並融入詩情，對畫中意境進行再創造。如《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開篇十二句並不點明詠畫之意，把畫境當作真山水來描寫；接下去，卻把自身經歷的真山水寫得宛然如畫。全篇亦真亦幻，相互映襯，迷離恍惚，流露出詩人被貶謫後的歸隱之意。又如《惠崇春江曉景》（其一），詩人不僅描寫出視覺所能見到的畫面春景，而且妙用聯想表現鴨子最先對春江水暖的觸覺，以及河豚沿江逆流上行的動向。真是春意濃郁，生機勃勃，趣味橫生。

  蘇軾認為，詩和畫都應做到「天工與清新」，不應當拘泥於具體形狀的肖似，而要達到「神似」（《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他強調詩歌創作中的靈感，要求詩人「神與萬物交」（《書李伯時山莊圖後》），指出「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他認為詩人要有「寫物之功」，須「求物之妙」（《答謝民師書》），即捕捉事物微妙的特性；又指出詩畫都應當「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等等。

  蘇東坡的詩歌，既是他灑脫的個性和橫溢的才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上述詩歌美學理想的自覺實踐。因此，蘇詩立意新穎，詩思敏銳，筆鋒爽利，感受獨到，無論述懷、寫景、抒情、狀物，均能意到筆隨，巨細必達。例如他的千古名篇《游金山寺》突破歷來詠金山詩專以刻畫摹寫寺景為能事的窠臼，對寺景不著一筆，而寫登臨望遠所見高曠綿邈與奇幻壯美之景，藉以抒發深摯的思鄉之情。開頭六句：「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信筆揮灑，思緒飄忽，境界開闊。細細品味，句中有情景、聲色、古今、虛實、時地，言簡意賅，精彩動人。施補華《峴傭說詩》評起首二句：「確是東坡游金山寺發端，他人抄襲不得。蓋東坡家眉州，近岷江，故曰『江初發源』；金山在鎮江，下此即海，故曰『送江入海』。」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亦云：「起二句將萬里程、半生事一筆道盡。」全篇詩情曲折，波瀾橫生，詩筆猶如天馬行空，揮灑自如，卻又筆筆扣題，字字精妙，章法結構極謹嚴、渾整。又如七律《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到壽州》詩，全篇如衝口而出，一氣呵成，純用白描，無一典故。中兩聯對仗既工整，又自然流轉，寫舟行情景如畫，富於動態美。特別是「青山久與船低昂」一句，寫船隨波起伏，人在船中，只覺得兩岸青山亦忽上忽下，將極難狀寫之景表現得那麼新穎生動。詩人被迫離京的沉痛、悵惘與身在大自然中的寬閒、暢快之情，不露痕跡地融入景中。詩人又將古詩的聲調運用於律體，以表達其鬱勃不平之氣。全篇情景渾融，自然高妙，所以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卷一稱此詩「有古趣兼有逸趣」，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〇贊曰「奇氣一片」。蘇軾靈動灑脫的才情，使他的詩具有恣逸俊爽的獨特風格。正如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所評：「意境恣逸，則東坡本色。」「神鋒駿利，東坡本色。」趙翼《甌北詩話》卷五對蘇詩這一特點說得最精當生動：「（蘇軾）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支，爽如哀梨，快如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為一大家也。」

  東坡揮灑自如的才情，常常體現在奇幻的想像、驚人的誇張和新穎的比喻上，這使他的詩富於浪漫色彩，在偏於寫實的宋詩中顯得格外鮮明突出。東坡的藝術想像和聯想敏捷、豐富、跳宕、飄逸、奇特。「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從眼中所見長江繞郭和好竹連山，立即聯想到魚味鮮美嫩筍清香；「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壟風來餅餌香」（《南園》），看到春雨灑過田畦，便好像觸摸到像絲綢般細膩潤澤的質感；見了南風吹拂麥苗，似乎聞到了餅餌的香味；「玉花飛半夜，翠浪看明年」（《和田國博喜雪》），半夜裡看見雪花飄舞，便想到明春翠浪千疊；「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每次一聽到文長老那熟悉的四川鄉音，眼前便閃過翠嵐掃空的雄秀峨眉山；「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椏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畫竹石》），酒入空腸，立即感覺到自己畫興勃勃，肝肺間生長出鋒芒尖利、崢嶸雜亂的竹石。《游博羅香積寺》寫他看到一條平常的小溪，想像的彩翼就騰空而起，仿佛聽到水力碓磨的隆隆舂聲，看到潔白如雪的麵粉、晶瑩如雲母的大米從磨上紛紛飄落，甚至聞到裂著十字紋形的蒸餅散發出的香氣。這些想像和聯想，既敏捷又富於生活氣息。想像和聯想在修辭上的表現就是誇張和比喻。蘇詩中的「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有美堂暴雨》），「一杯未盡銀闕涌，亂雲脫壞如崩濤」（《中秋見月和子由》），「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窗作飛雨」（《大風留金山兩日》），「神遊八極萬緣虛，下視蚊雷隱污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送楊傑》），都是妙用藝術誇張的詩句。這種誇張有強烈的感情和動人的描寫作基礎，顯出特殊的真實感。蘇軾更是比喻的大師。他的比喻新奇豐富又妥帖自然。他用「雪泥鴻爪」比喻往事所留的痕跡，暗示人生的偶然無定（《和子由澠池懷舊》）；把一年將盡的最後時光，比成一條游向幽壑只剩下尾巴在外的小蛇（《守歲》）；用幾個歷史人物的性格來比擬不同的茶味（《和錢安道寄惠建茶》）；用專吃同類甚至吃自己母親的「鬼車」即鴟鴞比喻酷吏（《異鵲》）。這些比喻無不新穎巧妙，奇趣橫生，神乎其想，又天機洋溢。蘇軾尤擅運用博喻。《求焦千之惠山泉詩》《無錫道中賦水車》等篇都是妙用博喻的作品。《百步洪》中「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句詩，連用七個比喻來表現洪水的洶湧湍急，真是錯綜利落、新穎奇警、氣勢飛動，令人目眩心驚。正如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所評：「人所不能比喻者，東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東坡能形容。比喻之後，再用比喻；形容之後，再加形容。」蘇軾新奇、豐富的想像往往又與縝密的觀察和傳神的描繪結合在一起，這是他的藝術創造力超乎常人之處。

  蘇軾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以文為詩」。歐陽修、蘇舜欽、梅堯臣發展了韓愈的詩歌散文化傾向，但他們相當多的以文為詩之作流於淺率無味或生硬晦澀。蘇軾吸取了他們的經驗教訓，基本上糾正了這種弊病。蘇詩議論英發、精警動人，同詩中充沛的感情、生動飽滿的意象、騫騰夭矯的筆勢以及流暢宛轉的節奏相互融合。其早年寫的《石鼓歌》《王維吳道子畫》即堪稱宋代以議論為詩的典範作品。《石鼓歌》以古文筆法敘述自己見到石鼓的經過和石鼓的狀貌，而議論也就在這些具體的敘寫中逐層展開，最後點出全詩主旨：「暴君縱慾窮人力，神物義不污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人生安得如汝壽！」見解新穎精警，議論挾帶情韻和氣勢。汪師韓評曰：「瀾翻無竭，筆力馳驟，而章法乃極謹嚴。」（《蘇詩選評箋釋》卷一）由於借鑑吸收了古文的章法、筆法、句法、詞語入詩，蘇軾的許多古詩和一些律詩都能做到以意運筆，意脈貫通，筆力縱恣，轉折頓挫，詩意層次之間的承接轉換如行雲流水，自然暢達，把情意表達得淋漓盡致。

  蘇詩的語言清新、博洽、鮮活、靈動。舉凡經史詩賦、佛老道藏、生活口語、民間俚語，無不匯聚筆端，任其驅遣。蘇詩中的佳句，或以用字準確新奇見長，如「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次韻沈長官三首》之三），「歸路春風灑面涼」（《同柳子玉游鶴林招隱》），「尺書真是髯手跡，起坐熨眼知有無」（《喜劉景文至》）；或以句意凝練精警制勝，如「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棲賢三峽橋》），「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虔州呂倚承事》），「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白水山佛跡岩》），「大瓢貯月歸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等。蘇軾胸藏萬卷，善於使典用事，常常隨手拈來，靈活妥帖，如水中著鹽，渾然無跡卻內含深味，如《贈王子直秀才》的「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過永樂，文長老已卒》的「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端午遍游諸寺得禪字》的「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都是用典精切巧妙、自然無跡的例子。蘇詩中的對仗，工整新奇，自然靈活，常以語脈的流動和上下句意的疏離或反差避免了呆滯，如「詩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次韻柳子玉過秦絕糧》），「聞道騎鯨游汗漫，憶嘗捫虱話悲辛」（《和王斿》），「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大風留金山兩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章質夫送酒六壺》），「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傅堯俞濟源草堂》），都是對仗工整新奇、氣機流走、天然湊泊的聯句。

  蘇軾駕馭自如地運用古、近各體詩來抒懷寫志。蘇詩以七言見長，七言古詩最為出色。這種沒有嚴格格律約束也不受篇幅長短限制的七言歌行，更適於他自由馳騁才情和想像。他的七古波瀾浩大，變化不測。五古稍遜於七古，也寫得才氣噴涌、氣韻流動、精神飽滿。律體不如古體，但七律七絕也很精彩。七律具有劉禹錫、白居易的流麗圓轉，卻更自由灑脫。七絕清美精妙，常具尺幅千里之勢，有更多的佳作古今傳誦。他對五律、五絕用力很少，偶有佳作，大多平庸。

  作為宋代最傑出的詩人，蘇軾能夠轉益多師，在廣泛學習借鑑前人的基礎上創新，從而形成多姿多彩的藝術風格。正如劉克莊所說，蘇詩「有汗漫者，有典麗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翕然開合，千變萬態」（《後村詩話》）。總而言之，蘇詩境界大、筆力豪、變化多，大致以清雄曠放、自由馳騁為主調而兼具多種特色。前期詩歌以豪放為主，主要受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歐陽修、蘇舜欽的影響；後期詩風漸趨平淡，更多地吸收了陶淵明、韋應物、柳宗元、白居易以及梅堯臣詩的長處。

  蘇軾是宋詩大家，他的詩又有超越宋詩的一面。他的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創造精神，他的詩天成、清新、簡潔、自然，充滿即興、行雲流水、揮灑自如，是一般宋詩所缺乏的。正如錢鍾書先生在《蘇東坡的文學背景及其賦》一文中所說，蘇詩是宋詩中「最真朴出自然」的（《學文月刊》1934年6月，一卷二期）。

  蘇詩在思想和藝術方面，也存在局限和不足。有些作品帶著政治偏見或流露出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的情緒。有些作品議論過多，粗率冗長，或矜才炫學，用典太濫，造成枯燥艱澀。他寫了八百多首次韻唱和詩，其中有往返酬和至四五次的，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其中佳作卻很少，損害了他的詩的整體成就，引起有識見的評論家對於詩人浪費才華的深深惋惜。

  蘇軾詞今存三百四十餘首，是北宋詞人存詞最多者。在評述蘇詞的成就之前，我們有必要對蘇詞創作時期的一個成見做出澄清。朱祖謀《東坡樂府》和龍榆生《東坡樂府箋》，對蘇詞編年自神宗熙寧五年（1072）始。多年來中外論者對此習而不察，幾成定論，遂有蘇詞之作晚於其詩之說，更於其間殫精竭慮，探尋其原委。1998年，薛瑞生撰成《東坡詞編年箋證》（三秦出版社），書中對原未編年的《浣溪沙·山色橫侵蘸暈霞》詞，經細加尋繹考索，繫於仁宗嘉祐五年（1060）正月，僅晚於編年詩三個月；又對龍著誤編為神宗元豐二年（1079）之《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帶酒沖山雨」）三首，以其中有「亂山深處過清明」句為端緒，將東坡成年至卒之每年清明行實一一排比，復按之以詞中地理景觀，始斷為作於仁宗嘉祐八年（1063）清明前後送虢令趙薦歸蜀至寶雞深山復回鳳翔時。《東坡詞編年箋證》又對朱、龍原未編年之《點絳唇·閒倚胡床》以史證之，知作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自海南北歸經九江時，數月後東坡即長逝。在有了充分證據的基礎上，薛先生在《東坡詞編年箋證》序文《論蘇東坡及其詞》中，提出了「東坡詞與詩文創作同步說」。這是符合實際的嶄新創見，糾正了舊說之誤，對進一步研究蘇詞很有參考價值。

  蘇東坡對傳統詞風作了重大變革，在我國詞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詞的詩化是東坡的大膽嘗試。詞的詩化即陳師道說的「以詩為詞」。他批評蘇詞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後山詩話》）然而正是「以詩為詞」，顯示出蘇詞的本色，也體現了蘇軾解放詞體、開拓詞境、提高詞的品格的巨大功績。蘇軾「以詩為詞」的思想、藝術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內容和題材的擴大。詞最初在民間產生，內容原是很廣闊的，它與詩的不同主要在於必須配合音樂、能夠歌唱。但後來文人詞的大量發展，卻把描寫女性和男女戀情作為詞的專業，詞被稱為「小道」「艷科」，在人們的心目中比詩「體卑」。宋初承晚唐五代餘緒，詞的題材很狹窄，內容貧弱，詞體僅僅是歌樓酒宴娛賓遣興的工具。其間僅有范仲淹《漁家傲》一詞寫塞外風光，王安石《桂枝香》一詞借懷古抒興亡之感。就連倡導詩文革新的歐陽修，其詞內容也主要是男女戀情。柳永對詞作了變革，大量創作慢詞，運用賦的手法和俚語，較多地反映了市民階層的生活和情趣，使詞從貴族官僚的華筵走向旅舍歌館，但其詞作的主要內容依然是艷情旅愁。詞要繼續發展，就必須擴大內容，開拓題材，蘇軾正是適應了這一要求進行革新。蘇詞大大突破了詞為艷科的藩籬，除了男女之情、離別之恨、羈旅之愁等詞的傳統題材外，舉凡山川景色、紀游詠物、悼亡贈友、懷古感舊、傷時論世、謫居談禪、詠史遊仙、農事村景等詩人慣寫的題材內容，都被他大量寫進詞裡。詞從「花間」「樽前」走向廣闊的社會人生，同詩一樣，達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的境地。

  蘇軾用詞抒發慷慨激昂的愛國豪情。《陽關曲·贈張繼願》中，發出了「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的激昂心聲；《南鄉子·旌旆滿江湖》中，寫了一位「帕首腰刀是丈夫」的從軍壯士；《江城子·密州出獵》更是在詞史上首次以健筆勁毫塑造英氣勃勃的人物形象，詞中的太守在出獵中洋溢著「酒酣胸膽尚開張」的豪情，他渴望手挽雕弓，像射虎一樣回擊侵略者，為國立功。蘇軾在徐州太守任上所作的《浣溪沙》五首，是北宋詞史上第一組饒有風味的農村風景畫和風俗畫。蘇軾的山水詞或某些詞中的景物描寫，如「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水調歌頭》），「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八聲甘州》），「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搖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歸朝歡》）等，境界澄澈、壯美、開闊，饒有氣勢。這對傳統詞只寫那種愁山恨水或亭樓園林，也是一種發展。

  其二，主體意識的強化。詞同詩一樣長於抒情，但蘇軾以前的傳統詞所抒之情不是創作主體獨特的自我感受，而是帶共性的情感，諸如男歡女愛、相思離別、嘆老嗟悲等；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往往不是作者自我，而是沒有確切指定性的他人或「共我」，即使是抒發自我之情，也多是假託佳人思婦之口出之。而蘇軾的大部分詞作則是表現主體意識，詞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我；寫自我之情，也以我之口吻聲氣出之，從而生動具體地表達出自我獨特的人生體驗，抒發自我政治的和人生的理想。在蘇軾詞中，詞人為了擺脫自我對於理想和現實、進取與退隱的內心矛盾衝突而採取的超越自適的人生態度，都得到了多角度多側面的突出表現。如《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就宣洩出他青年時代「致君堯舜」的遠大抱負無法實現的牢騷憤懣。《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以月夜中的「縹緲孤鴻影」自況，藉以寄託他被貶後孤高自賞、不肯隨人俯仰的心緒。《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寫途中遇雨這一日常生活小事，抒發自己不畏風雨、泰然自若的曠達情懷。在許多詞篇中，作者把強烈的主觀意識和感情色彩滲透到寫景敘事裡，使他獨特的感受、廣闊的胸襟、倔強的性格以及對人生的達觀見識，一一鮮明地凸顯出來。詞成了作者言志抒懷的工具。金代元好問說「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軒樂府引》），近人龍榆生說蘇軾「悍然不顧一切，假斯體以表現自我之人格和性情抱負，乃與當時流行歌曲或應樂工官妓之要求以為笑樂之資者，大異其趣」（《兩宋詞風轉變論》，《詞學季刊》二卷第二號），都注意到蘇軾詞主體意識的強化，展示了蘇軾自我的人格、性情和抱負。

  其三，意境、風格的創新。傳統文人詞由於專寫男歡女愛、閒愁別恨，以清麗婉約為本色當行，又長於比興手法，雖有詞意含蓄、包孕深曲的長處，但境界狹小，風格纖弱。蘇軾另闢蹊徑，創造出高遠清雄的意境和豪放曠達的風格，又多以直抒胸臆見長。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餘說·詩餘》說：論詞「則有婉約者，有豪放者。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大致說出了兩類詞意境、風格的區別。有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最能代表蘇軾這方面的革新成果。前一首以問天、問月來探索人生哲理，抒發兄弟的手足情誼。上片寫他不滿現實而企圖追求天上的自由、光明，然而終究離不開人間，表現出他對人生的眷戀；下片雖寫了人生分離永遠無法彌補的缺陷，但仍以樂觀曠達的祝願作結。詞的想像浪漫瑰麗，境界清曠澄澈，風格奇逸高遠，被譽為詠中秋的絕唱。後一首寫於黃州謫居期間，唱出了對祖國河山熱情的禮讚，對建樹功業的英雄豪傑的衷心傾慕，全篇的基調是積極樂觀的。作者以動盪奇偉的赤壁江山景色和英姿勃發的周瑜形象，創構出雄奇壯闊的境界。這樣氣勢磅礴、高唱入雲的豪放詞，在蘇詞中數量不多，卻代表了蘇詞的獨特面貌，顯示出蘇軾「以詩為詞」提高詞的意境和格調的巨大成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蘇軾對詞的意境和風格的創新，還突出地體現在他將詩的理趣注入詞中，創造出許多情、景、理相融的作品。這類富有理趣的詞作，除了《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之外，還有《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等，都是蘇軾在詞中創構形而上的哲理境界的巨大收穫。

  其四，形式、音律的突破和表現手法的發展。詞原是配合音樂歌唱的，它的格律在有些方面比律詩嚴，如不僅分平仄，還要分「五音」「五聲」「六律」「清濁輕重」。如果死守音律，就不能適應詞的內容的革新。因此，蘇軾有意在一部分詞中突破音律束縛，不為應歌而作，以便更充分地表情達意，使詞成為一種獨立於音樂而不完全離棄音樂的抒情詩體。晁補之說：「居士詞，人謂多不協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能改齋漫錄》卷一六引）陸游也說，蘇軾「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老學庵筆記》卷五）；還說，取東坡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跋東坡七夕詞後》）。這說明蘇軾懂音律，蘇詞具有很好的音樂效果，只是有時他不願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因遷就音律而受到損害。事實上，蘇軾很善於利用長短句的錯落形式，造成有韻律的節奏，用字造句也力求鏗鏘。據《鐵圍山叢談》卷四說，《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就曾由當時的歌手袁綯演唱過，今天讀來仍能感受到它的音樂美。在語言上，蘇軾也打破了以前的一些清規戒律，因為那些規律只能使詞保持纖弱的格調。只要恰當地表達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詞語都可入詞，形成一種清新雅練、勁健曉暢的詩歌語言。

  蘇軾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技巧，發展了柳永詞的鋪敘手法，開創了直抒胸臆甚至純以議論寫懷的抒情手法；他將寫景、敘事、抒情、議論交織穿插，熔於一爐；他用宏大場面烘托非凡人物，借日常小景寄情寓理，化用神話故事並以虛幻情節表達現實的政治感慨；他首先將香草美人的騷賦手法運化入詞，並且自由靈活地運用比興寄託、象徵暗示等婉曲手法；他創造性地運用詞題和小序使之與詞篇互補，開了在詞中用典、和韻的風氣，以及創作了詞的隱括體、集句體、對話體，等等。總之，蘇軾融會了前人多種藝術技巧，提高了詞這一新詩體的表現功能。

  其五，對傳統婉約詞的「雅化」。蘇軾作為詞壇大手筆，他的詞有多姿多彩的風調，既有放筆揮灑、豪氣干雲的豪放詞，又有幽怨纏綿、情辭嫵媚的婉約詞，還有抒發逸懷浩氣的清曠之作、體現「靈氣仙才」的瑰奇之篇、洋溢鄉土氣息的韶秀之章。他吸取了傳統婉約詞抒情的真摯和細膩，運以或沉著或疏放的筆墨，不僅顯示出淳厚深沉的自家面目，還使它向士大夫所歡迎的「雅詞」方向發展。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記夢》這首悼亡名作，深摯悲愴，迴腸盪氣。又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清代王士禛《花草蒙拾》中說：「恐屯田（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愛情的主題，在蘇詞中有時通過詠物來表現。如《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詠楊花，《賀新郎·乳燕飛華屋》詠石榴，《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霧》詠梅，都能以性靈語詠物，重在寄託，貴在傳神，以沉著之筆寫出。詞中物的意象與其所比擬的女性形象關係表現得若即若離而又十分諧調，使詞的風格輕清婉麗，纏綿悱惻，空靈蘊藉，韻味深長。清人劉熙載特別讚賞這些詞具有「霜雪姿」和「風流標格」（《藝概》卷四）。由此可見，蘇軾同時革新了婉約詞風，使其「雅化」，基本上結束了婉約詞中雅俗詞風共存的狀況，奠定了雅詞為主的格局。

  總之，蘇軾對詞的革新，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從題材內容到意境風格，直到形式格律技巧，都有除舊布新之功，從而賦予詞以新的生命和靈魂，為其發展開闢了高遠廣闊的天地。南宋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辛稼軒詞序》）在中國詞史上，蘇詞與南宋的辛詞是兩座雄偉峻拔的藝術高峰。

  本書選入了蘇軾詩、詞精品共二百五十二首，按其題材內容編為十類，按照五絕、七絕、五律、七律、詞、古風的體裁先後排列。對每首詩詞都作了簡注和點評，點評側重於藝術評析。在前言、簡注和點評中貫注了選評者學習的心得體會，也儘可能吸收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凡重要的見解都註明出處。限於選評者的水平，本書可能有錯誤不當之處，懇請方家、讀者不吝指正。

  陶文鵬

  1999年12月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