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通史·第五卷 危機時代(1918—1945)前 言

  在本卷所涵蓋的27年（1918—1945）里，德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呈現出一個較寬的「之」字形圖景，從魏瑪共和國到納粹第三帝國，「在善和惡兩方面都走了極端」。這一發展軌跡，較為明顯地反映出德意志人追求完美甚至極端的特性，任何道路都要走得極致。然而，物極必反，矯枉常常過正。這時，德意志人又會向著相反的方向狂奔。從深層次看，表象後面還有理念的衝撞：德國是趕上世界潮流，讓發展不同步的政治經濟體制儘快補上「短板」，還是堅守德意志特色，排除各種披著華麗或不華麗外衣的非德意志因素，讓德意志社會沿著自己的軌道發展。

  魏瑪共和國的政治體制是先進的，甚至帶有點過於超前的色彩。「比例代表制」（Verhltniswahl）的選舉方法，保證國會（Reichstag）內的黨派力量對比同選民的意願基本保持一致。德國的政黨制度起步較晚，然而作為魏瑪民主制度的組成部分，政黨獲得了很高的地位。它們不僅可以擁有自己的防衛組織，而且完全控制了國會議員的人選，議員一旦背離所屬黨派的意願，根據自己的判斷作出決定，很快就會遭到「除名」。這就使得國會成為政黨縱橫捭闔的沙場。為了平衡這一點，憲法設置了國民直選產生的總統。總統有權通過頒布緊急法令，幫助總理暫時擺脫國會的制約，建立有限度的集中統治。這就構成了國會-總統的二元體制。同時，憲法給予選民以「立案權」，即普通公民毋需通過議員，即可直接向國會呈交提案，只需事先徵得1/10選民的簽名。如果該提案遭到國會否決，還必須就此舉行全民公決。然而，超前的民主體制建立在懷舊的德意志社會之上，似乎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地基不穩的隱患。

  在魏瑪共和國的運作階段，《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實施後，德國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佳境。同時，伴隨著美國資金和技術的湧入，其文化也呈現出明顯的世界性。柏林（Berlin）成為繼倫敦和紐約之後的世界第三大城市，享有「歐洲娛樂之城」的美譽。它在「輕快藝術」、滑稽劇、電影、流行音樂等方面都超過巴黎，成為諸種藝術表演的大舞台。當時，凡是新的東西，都能在柏林找到生產之地。在社會生活中，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況越出原有的軌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女性出現在公共領域，女教師、女醫生的人數逐年增加。女性在外在形象和生活態度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街頭和舞廳，不少女性穿著入時，善於交際，梳著波波頭，穿著超短裙和長絲襪，打扮時尚，優雅地夾著香菸。她們生活獨立，雖然外表是女性的，但內心卻日益男性化。在對待婚姻和兩性的態度上，年輕女性開始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愛。與此相伴隨的，是傳統目光中的「家庭危機」日益升溫，在女性結婚率不斷下降的同時，離婚率卻不斷上升。婚內出生率下降，非婚出生率居高不下。

  在德國沿著世界化道路向前發展時，另一種主張始終在發出自己的聲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這種主張以「1914年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1914年思想」認為，當時風行世界的「1789年思想」是「破壞性解放的革命」思想，自由、平等、博愛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為的是「迅速贏得所有個人的贊同」，強調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是「任意」和「無節制的」。而「1914年思想」具有德意志特色，主張「建設的革命」，認為「德國式自由」強調「秩序」，是真正的自由，生命能在「真正的自由中」綻放。他們強調德國的平等是有機的平等，類似於軍隊中的戰友關係和同志關係，大家平等效勞，在不同崗位上發揮不同的作用，「既學會聽話又學會命令」。隨著美國文化的大量滲入，20世紀二十年代中後期德國又興起了新「保守革命」思潮，要求抵制西方議會民主和西方文明，抵制現代性，維護和捍衛德意志傳統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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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秋，肇源於美國的經濟大危機襲來後，嚴重依賴於美國的德國經濟很快深陷其中，「黃金時代」的鍍金銅瞬時消散，德國與美國一起「並立」成為受打擊最嚴重的兩個國家。在經濟危機的推動下，共和國時期逐漸得到緩解的深層次矛盾又被推向表面。社會秩序動盪，黨派鬥爭激烈。由於缺乏睿智能幹的政壇干將，國會-總統二元體制非但沒有成為集中權力攻陷危機堡壘的載體，反而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通道。

  1933年1月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擔任德國總理後，立即以恢復德意志傳統為幌子，對民主體制大動干戈。他標榜自己要重建「日耳曼民主」模式，解散其他政黨，同時改變納粹黨的屬性，稱其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精英黨。他通過《授權法》降低議會的地位和作用，聲稱要讓它回復到Rat一詞的古義地位，即僅僅是元首的顧問團。最後，國會蛻變成「接收希特勒聲明的響板」和「昂貴的合唱團」。通過《授權法》獲得立法權的內閣，從1938年2月起就不再開會，部長們只能從廣播中知悉「德國政府」所作出的決定。希特勒政府逐漸演變成「小朝廷」，國家元首通過黨、政府、軍隊三個辦公廳的主任，實施著個人的獨裁統治。作為體現「日耳曼民主」的全民公決，由於其屬於「公民複決」和「有條件的或非強制性的」類型，對當局的決策毫無影響，完全是獨裁統治的遮羞布。

  其他領域中的情況大致相同。經濟上提出「自給自足」的口號，力圖脫離世界市場，為此不惜違背經濟規律，開採和提鍊貧鐵礦石。文化上以「德意志」和「非德意志」為劃分標準，極盡扶持打壓之能事，不惜將相對論的創始人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逐出國門。社會生活中鼓勵女性脫離公共事務「回歸家庭」，充當德意志鬥士的賢妻良母，在「教堂、廚房、孩童」的有限範圍內，成為德意志民族的生育機器。

  然而，納粹政權儘管以「回歸德意志傳統」為口號，但是其所作所為並不代表德意志特色。下列三件事情可以作為例證。第一，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架構中有重視制衡的特點，其中包含選侯與皇帝、邦君與皇帝、政權與神權之間的互相制衡，但納粹政權卻以實施「絕對統治」為追求目標。第二，在納粹當局討論應對現代主義文化的政策時，戈培爾曾經表示，「納粹黨人是一群具有現代意識的先進分子，這不僅在政治和社會領域是如此，而且在精神和藝術領域也是如此」，然而在希特勒明確表示要實施打壓政策後，他立即轉向，毫不臉紅地譴責現代派藝術是「附庸風雅」，是「病態」和「腐朽」的，應該遭到清除。第三，納粹當局在戰爭準備階段，曾經強調實施「自給自足」，要擺脫世界市場，規避風險。但是在侵占大片歐洲領土後，它就以歐洲統一體系為目標，力圖改造各國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分工，在歐洲範圍內展開產品循環。

  德國歷史中這短短的27年，經歷了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兩個極端，似乎難以對其作出概括。但突破表象關注內核，可以將其命名為「危機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社會和革命危機，催生出魏瑪共和國。先進的民主制度建立在缺乏「共和主義者」的沙灘上，也未得到高喊民主自由口號的西方大國的實質性支持，不僅經常陷入運轉失靈的窘境，也為政治體制的急劇轉向提供了條件。共和國中後期的經濟繁榮，因其對外部世界的依賴，潛伏著很大的危機。納粹統治時期，當局可以用經濟復甦及繁榮、組建「民族共同體」、繁雜的社會福利政策等，來粉飾其統治秩序，然而對德國和德國人民來說，更大的危機已經來臨。

  本卷主持人 鄭寅達

  2017年1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