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通史·第四卷 民族國家時代(1815—1918)前 言

  從1815年德意志邦聯建立到1918年德意志帝國垮台的約一個世紀，是德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德意志文明在與歐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整體互動中個性發展最為充分和最明顯的歷史時期。追求民族統一、建設強大的民族國家則是這一時期的歷史主題。這一時段的德國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時代：1815年—1871年「革命」時代和1871年—1918年帝國時代。

  1815年—1871年的德國歷史帶有明顯的「革命」特徵。這種「革命」性既表現為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和民族統一的過程中上演的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運動，也表現為以第一次工業革命為核心的成就非凡的經濟革命。與政治、經濟領域的革命性變化相對應，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領域則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等思潮跌宕，流派紛呈，文化的資產階級取向日益凸顯，具有紀元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誕生，科學、教育等也出現了重要進步。

  在政治領域，1815年以後，德國在維也納會議總決議的基礎上邁入了德意志邦聯時代。這一時期總的形勢是：資產階級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要求實現自由民主和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保守勢力則竭力恢復和維護舊的傳統政治制度，壓制和打擊一切旨在損害既有政治秩序的企圖和活動。於是，與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總體形勢相呼應，德國資產階級在與封建勢力的搏鬥中一路前行，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運動，試圖在德國確立起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和實現民族統一。然而，由於德國特殊的現實政治力量格局和歷史條件，包括1848年革命在內的各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都以失敗收場。在當時的德國，出現這種結果並不意外。就資產階級而言，國家的分裂割據造成革命力量分散，而且資產階級內部不同派別面對自由、民主和民族統一等任務，在孰先孰後以及實現的手段和途徑等問題上也存在意見分歧。從統治階級來看，他們不僅掌握強大的國家機器，而且能夠採取明智的與時俱進策略，通過滿足某些「革命」要求，諸如頒布憲法，建立議會，推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等，主動順應歷史潮流，操控德國政治現代化進程。這些舉措減弱了德國社會內部的革命需求和動力，使傳統統治階級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繼續占據支配地位。

  革命的失敗使資產階級認識到，如果沒有強大力量的支持，自由民主和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理想都是無法實現的。因此，19世紀中期以後，資產階級開始從革命失敗的迷茫中擺脫出來，將原先的政治追求寄託於現實權力之上，希望藉助某一大邦來幫助實現民族統一，然後再在此基礎上推進政治自由和民主進程。最終，他們把目光投向兼具自由主義色彩和強大經濟、軍事實力的大邦普魯士，期待其擔當起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任務。資產階級的這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19世紀下半期德國政治的發展走向。

  與此同時，政治上失敗的資產階級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之中。而德國此時已經具備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19世紀初普魯士和萊茵邦聯的改革運動，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農奴制改革使農業領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魯士式道路，營業自由原則的確立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9世紀三十年代德意志關稅同盟的建立則為德意志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奠定了基礎。到19世紀30年代中期，德意志地區終於邁出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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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德國開始第一次工業革命時，工業革命的浪潮已經從英國向北大西洋兩岸擴散，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已經接近尾聲，法國、比利時等也已經大規模展開。儘管如此，作為後發國家的德國卻能變劣勢為優勢，一反英、法等國的輕工業發展範式，轉而採取通過鐵路建設直接推動鋼鐵、煤炭、機械製造等迅速發展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實踐證明，這一模式非常成功。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德國的鐵路里程以歐洲各國無可企及的速度擴張，煤炭、鋼鐵等重工業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提升。德國工業實力因此在19世紀60年代超過法國，成為僅次於英國的第二號歐洲工業強國。

  經濟與政治通常是聯動的。經濟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德國在物質、文化和社會生活方面的進步甚至根本改變，推動著德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工業革命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彌補了德國社會政治革命的不足，引領著德國從傳統封建社會邁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19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形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的首次工業高漲。以關稅同盟為起點、鐵路建設為紐帶、第一次工業革命為動力的德意志地區經濟一體化，對舊的德國政治體系提出了挑戰和考驗。建立在維也納體系之上、以普奧二元政治架構為特徵的鬆散的德意志邦聯形式已經不再適合新的經濟發展需要。德意志地區經濟聯繫的加強，要求德意志從四分五裂的割據狀態走向統一。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成為19世紀德國歷史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19世紀中期的德國也已經具備了走向政治統一的充要條件。首先，自18世紀以來德意志思想文化界對德意志民族的認同追求，伴隨著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激起的民族主義波瀾，已經從文化民族主義向政治民族主義層面轉變，建立統一民族國家的訴求從文化精英層面向大眾層面擴散。這是實現德意志民族統一的思想動力。其次，隨著關稅同盟的建立和工業化進程，德意志地區經濟一體化加強。經濟發展要求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同時也為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奠定了經濟基礎。其三，這時的德國已經具備了民族統一的歷史可行性，有了實現這一使命的承擔者——普魯士。一方面，普魯士通過19世紀初的改革和容克經濟生活的資產階級化，已經實現了國家的資本主義轉型，確立起容克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這種資本主義國家性質使普魯士統治者有可能成為資產階級政治意願的執行者。另一方面，普魯士操控著德意志關稅同盟，並且通過第一次工業革命成為了德意志地區的經濟巨無霸，有了統一德國的雄厚物質基礎。此外，普魯士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這是其實現德國統一的強權手段。這一切使普魯士成為領導德國統一的不二選擇。因此，睿智的現實主義政治家俾斯麥出任普魯士首相後，基於對歐洲國際政治格局和德意志內部政治結構的全盤審視，明確提出了「鐵血」統一德國的策略，通過連鎖反應式王朝戰爭，「自上而下」地實現了普魯士霸權支配下的德國統一，建立了德國歷史上的第二帝國——德意志帝國。

  德國的統一，無論對歐洲，還是對德國本身，都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革命」。從歐洲角度看，強大的德意志帝國的崛起，顛覆了近代以來的傳統歐洲國際關係格局。新統一的德國由於其眾多的人口、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成為歐洲大陸的潛在霸主。就德國自身而言，其積極意義顯然是主要的，但也不乏消極之處。就其積極方面而言，它結束了德國自中世紀以來的長期分裂割據，建立起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德意志民族從此不再受強鄰的欺凌；國家統一也為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科技、教育、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因此俾斯麥也被稱為「白色革命者」。從消極角度來看，普魯士容克階級領導國家統一，強化了傳統統治階級的既有政治優勢，他們繼續主導國家政治生活，在與資產階級的較量中處於有利地位，不利德國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進程。

  德意志帝國建立以後，德國歷史的腳步在與歐洲乃至世界歷史進程形成共振的同時，繼續堅持其德意志特性的律動。

  由於傳統統治階級的強勢地位，帝國時期的政治生活具有鮮明的保守色彩。它大致可以劃分為俾斯麥時代和威廉二世時代兩個階段。在政治架構方面，最初呈現為行政結構上的聯邦主義和政治體制上的專制主義，繼而出現了中央集權主義和議會化發展的趨勢。

  在俾斯麥時代，德國國內政治生活主要表現為，這位宰相為確保國家的控制力而與天主教中央黨、社會民主黨等兩大群眾性政黨的大規模政治鬥爭，以及通過波拿巴主義的各種方式操控帝國議會多數而近乎獨斷專行的統治。這一時期政府的政策特點呈現出連貫性、縝密性和全局意識。在對外政策方面主要是推行以歐洲大陸為重點的大陸政策，建立以德國為中心的龐大聯盟體系，通過所謂的「保守性和平政策」確保德國在歐洲大陸的主導地位。

  到威廉二世時期，由於缺乏俾斯麥式的縝密設計和控制，政治生活常常受到皇帝、宰相、國務秘書、軍隊、利益集團等多種因素博弈的影響，相關政策帶有即興的特點，給人以明顯的不連貫性和搖擺不定的感覺。在對外政策方面，威廉二世時期具有極強的「世界政策」取向，把海外擴張和爭奪世界霸權作為主要努力目標，具體體現就是到處搶占殖民地和大規模擴建海軍。這種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最終導致德國與英、法、俄等國的矛盾加劇，迫使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對敵。因此可以說，是威廉二世的不智催生了強大的協約國軍事集團，進而使德國在外交上遭到「孤立」。顯然，俾斯麥和威廉二世時期不同的外交政策給德國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國際性後果。

  與政治上的相對滯後狀態相比，帝國時期的經濟、社會和科教、文化等領域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呈現繁榮局面。

  在經濟領域，德國抓住國家統一帶來的有利條件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一方面利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鋼鐵、煤炭等傳統產業繼續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積極拓展新興工業領域，建立起電氣、內燃機、合成化學等新興產業，進而確立起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依託於最新科技，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現代交通、郵電、商業和金融體系；包括種植業和牲畜飼養業等在內的農業生產則受益於科技進步和工商業發展的刺激，向現代高效型農業轉變。到20世紀初，德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英國，躍居歐洲第一位。

  社會領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轉型，構成社會體系的基本要素皆出現了重大變化。人口在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增長模式下出現了快速而非均衡的增長。城市化進程加速。到20世紀初，城鎮人口已經超過農村人口，成為國家的主體居民。社會階級結構也出現了新變化。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通過前者的資產階級化和後者的貴族化而相向接近。工人階級則發展成為最大的社會群體。同時，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多種利益集團開始形成。工業化也推動著德國向現代福利國家邁進。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度。帝國時期的婚姻家庭形態也出現了重要變化，婦女社會群體伴隨著工業化進程而迅速崛起。這一切表明，德國正疾速邁向現代社會。

  帝國時期的科技、教育、思想和文化發展也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繁榮局面。為滿足工業化的需要，科學技術研究日益趨向出實用化和前沿化。教育則適應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進行了新的調整改革。思想和文化界也努力進行自身的調適，尋找新的表達形式，反映新的社會現實，呈現一種多元發展趨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帝國，卻共振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潮，在軍國主義的喧囂和極端民族主義的鼓譟聲中，不智地將自己送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戰火之中，最終在戰爭失敗的重壓和十一月革命的怒吼中敲響了自己的喪鐘，化為歷史的塵埃。

  本書在修改和充實的基礎上吸收了《德國工業化經濟社會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部分研究內容，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