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起義迭起，元王朝委曲求全

  剎那的歡愉

  劉伯溫受邀到江浙行省擔任教育廳副廳長(儒學副提舉)兼招生辦主任(考試官)時已三十八歲。人在四十歲將近的年齡時，精力最充沛，頭腦最冷靜，行事最穩健，所以這個年紀的人總會小有所成。但這要看遇到什麼樣的外界條件，格言不是說過嘛，形勢比人強。形勢不利自己時，是龍你也要盤著，是虎你也要趴著。

  劉伯溫這次重出江湖，形勢看上去不錯。邀請他出山的是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副宰相)蘇天爵，蘇天爵和劉伯溫之前沒有任何交往，所以，真正把劉伯溫從書房裡拉出來的人應該是他的同學不答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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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答失里是蒙古族人，而且是高級貴族，所以在仕途上混得風生水起，這位蒙古王爺是蒙古人中極少數有見識的人之一，長期以來和劉伯溫保持著書信往來。劉伯溫那年到大都，這位王爺熱情地招待劉伯溫，談到現狀，劉伯溫就對多年來的失敗發出感慨。不答失里看到同學混到這步田地，嘆息不已，於是就問劉伯溫，可有興趣到江浙行省工作。

  劉伯溫當時說，只要能為國效力，哪裡都可以。但是，他回想起在高安和南昌官場中的往事，憂心忡忡。不答失里叫他放心，因為江浙行省的副宰相蘇天爵是個幹事的人，那裡的官場空氣非常清新，而且，蘇天爵這人特別愛才，兄弟你到那裡，他必能給你大展拳腳的平台。

  劉伯溫回老家不久，真就陸續收到了不答失里和蘇天爵的信，不答失里告訴他，事情已經搞定。劉伯溫還未看完信，蘇天爵邀請他到江浙行省擔任教育廳副廳長的信就到了。

  關於蘇天爵，不答失里的評價倒是很中肯。蘇天爵是今河北正定人，年輕時在國立大學(國子學)以優等生被保送，直接做官。後來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到湖北查案，平反冤案多起。再後來，做京官，一度做到官吏任免部部長(吏部尚書)，因操勞過度，本不該白的頭髮和鬍子都白了。除了工作成績突出外，蘇天爵在文學上的成就也相當引人注目，詩歌寫得好，文章更是乾淨利落，不廢話，成為那個時代人人模仿的對象。

  當然，也正如不答失里所說，蘇天爵愛才，他掛在嘴邊的話就是，人才乃邦家之本。

  所以，當他一見到劉伯溫，就對劉伯溫讚賞有加、刮目相看。

  劉伯溫也並未辜負蘇天爵的讚賞，在教育廳副廳長的職位上，他的成績可圈可點。他呼籲天下人都要關注教育，把文化事業搞上去。元朝文盲太多，必須要掃盲，不然國家就得不到像他這樣的高素質人才。每當地方上出現興辦義學的事時，劉伯溫都是第一個鼓掌的人。

  但是，劉伯溫已敏銳地發現，此時興辦義學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天下正在大亂，而學校本應該建立在和平環境下。尤讓他苦悶的是，到江浙行省的第二年，蘇天爵被中央政府召回。劉伯溫的工作所以有成效，全賴蘇天爵在全力支持，蘇天爵一走，劉伯溫的多項計劃都胎死腹中。

  眼前重新出現黑暗，這種黑暗不是沒有光明的黑暗，而是一種遍地狼煙的黑暗，是一種死的黑暗。風起雲湧的反政府武裝讓劉伯溫倍感焦慮，他希望自己能有三頭六臂，保衛他的祖國。

  但他的朋友高則誠卻不這樣認為，這是位民族主義者，也是《琵琶記》的作者。高則誠三年前中進士後，來江浙行省政府里做秘書，由於工作關係，劉伯溫和高秘書經常在一起喝酒寫詩，談論時事。高則誠比較偏激，認為元王朝走到今天是踩了狗屎運，漢人必將復興。劉伯溫反駁說：「這麼多年了，大元對咱們不薄。你這種思路絕對要不得，這不僅是反政府，還是反社會。革命當然容易，陳勝吳廣砍了樹枝，拉起大旗，革命就開始了。但革命要死人，最先死的還是普通百姓，但凡不是冷血，誰忍見生靈塗炭？」

  高則誠說：「孟子曰過，獨夫民賊，就應該革他的命。」

  劉伯溫說：「你想要革元王朝的命，請先把你進士的學位退了，然後辭了你的秘書工作，再談革命。」

  高則誠無話可說，但有事實為他證明：革命已是勢在必行。

  所以，劉伯溫的一腔抱負也就灰飛煙滅，他必須要重新調整工作重心。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形勢使然。

  早起的蟲子：方國珍

  提到元末革命大佬，張士誠、陳友諒和朱元璋絕對威震八方，但那是後來的事。造反風雲初起時，方國珍是不折不扣的大哥級人物。

  方國珍是台州黃岩(今浙江黃岩)人，長得人高馬大，手臂很有蠻勁，而且是長跑健將，喝點酒後撒風，能把一匹烈馬追吐血。這個人的外貌有奇怪之處：渾身上下比煤炭還黑，臉蛋的皮膚卻像匏瓜肉一樣白。如果讓他脫光了站著，就如同一根木炭頂上落了堆燕子屎。

  方國珍家從他爺爺那一代開始就做走私鹽的生意，是當地一巨富。由於走私必須要和當官的勾結，因此他老爹經常出入政府衙門，低三下四。方國珍年輕氣盛怒火中燒，對老爹說：「都是人，憑什麼咱們要像對待祖宗一樣對他？」他老爹說：「你懂個屁，官商不勾結生意怎麼做下去？你不給當官的溜須上供，即使有命賺到錢，也沒命花。」

  方國珍對這種論調長期嗤之以鼻。不過，黃岩這地方有仇富傳統。有次，政府軍在海上活捉了一群劫匪，劫匪頭子正是黃岩人，多年以來對方國珍家的贏利模式羨慕嫉妒恨。在審訊中，他把方國珍一家子也牽扯進來。由於方國珍一家在黃岩混得開，所以逮捕令還沒有到黃岩，當地政府官員就已經通知了方家，讓他們趕緊跑路，並且許下承諾，自己會到省里去活動，方家很快就會安然無恙。方家正準備收拾東西，方國珍抽出大刀，剁在家具上，說：「這樣活著太窩囊，咱們走私不就是為了多賺點錢嗎？我有更好發家致富的方法，咱們革命他娘的!」

  方國珍哥四個，異口同聲：「要賺大錢!」於是，方國珍拿出錢來招兵買馬，很快，就領著幾千人坐著曾經的走私船到了海上。

  方國珍之前，也有人革命過，但都是小打小鬧，政府軍剛要準備上戰場，革命者們先逃之夭夭了。方國珍憑藉多年走私的經驗和膽量，白天在海上休養生息，月亮升起，他們如同北歐海盜一樣，悄無聲息地把船靠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岸上燒殺擄掠。更要命的是，方國珍經常切斷元王朝南北的漕運通道，很快，方國珍成為元王朝南中國的一面革命旗幟，元王朝必須要做出激烈的反應。

  激烈的反應就是，命令江浙參政(江浙行省四把手)朵兒只班率領他的剿匪部隊三萬人消滅方國珍。朵兒只班渾身肌肉，走起路來泰山移動，在江浙地區曾剿滅過數百起造反武裝。看上去，他是個有能力的人，但其實不是這樣，朵兒只班對付不成氣候的團伙法力無邊，可對付像方國珍這種有組織有紀律又很能打的團伙，就束手無策了。

  方國珍得知朵兒只班來後，就帶著他的部隊乘船入海。方國珍常年混跡海上，大海是他的優勢所在。這也是方國珍聰明的地方，他有自己的人生座右銘：決不到自己不擅長的領域去。朵兒只班先是採取守株待兔戰略，把大海封鎖，希望能把方國珍困死在海上。

  但是，方國珍是靠走私起家的，沒有人能困得住他。所以圍困了許久後，朵兒只班宣告守株待兔的計劃失敗。在上級的催促下，他硬著頭皮，走向大海，捕捉方國珍的主力有三千人。朵兒只班和他的部隊都是旱鴨子，才上船就有人出現了暈船症狀，沒有暈船的人面對海浪顛簸，也如同行走在雲霧中。特別是朵兒只班，在戰艦上總帶著個繩子，走到哪裡，就把自己綁到哪裡。

  正如泥菩薩過江，連自保都成問題，當然也就別提打架了。方國珍抓住這樣的機會，派遣一批水性好的漢子，鑽到朵兒只班的那些戰艦底下，鑿出幾個大洞。在混亂中，方國珍的人活捉了朵兒只班。朵兒只班被活捉時，肚子裡灌滿了水，被人擠壓了很久才算吐完，然後就被用他經常帶在身邊的繩子綁了起來。

  蒙古人很少被活捉，尤其是朵兒只班這樣的副省級官員，所以，當方國珍高高在上一路小跑到他面前為其鬆綁時，朵兒只班一直看著船外的洶湧波濤，他當時大概想要以身投海餵魚，落個精忠報國的名聲。但他的眼睛閃爍飛快，而且肚子咕咕叫，方國珍馬上判定，這蒙古肥佬沒有自殺的勇氣，所以就跟這位肥佬解釋說，其實自己沒有想革命的意思，但自己沒有文化，考不上公務員。後來聽說「想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才出此下策，大家都不容易，無非是混口飯吃。

  方國珍最後以請求的口氣說：「你回去跟你們老闆說下我的意思：蒼天在上，咱們也是大元的子民，誰吃飽撐的沒事，在刀口上過日子!希望他能給我個官做，我馬上就改邪歸正，重新做人。」

  朵兒只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來對方是想做官，這簡直易如反掌。他當即拍著肚子就答應下來。方國珍就派了一艘小船把他飛一般的送回了杭州城。

  杭州政府兩個時辰前聽到朵兒只班的部隊灰飛煙滅，正在面面相覷、慘無人色時，突然朵兒只班生龍活虎地出現在他們面前，又聽說了可以不用流血就能擺平方國珍，高興得一跳三丈高。他們派人晝夜兼程，把報告遞交大都，然後樂滋滋地等著大都的獎賞。

  大都里的蒙古王公大臣們像炮仗一樣爆了起來。幾個剛從草場套馬回來的蒙古將軍們拍著桌子大叫：「奇恥大辱啊，打不過人家，就招安人家，這事居然發生在我們蒙古帝國，使我們背負這種恥辱的居然還是我們蒙古人!」

  有人立即跟著起鬨說：「應該把那個民族敗類朵兒只班就地正法!」

  軍事委員會(樞密院)的一位參謀慢吞吞地站起來，掃了一遍那群套馬的漢子，說：「朵兒只班的剿匪部隊是陸軍，那個叫方國珍的是海軍，兩人就不在一個食物鏈上。你現在非讓一個動物到另一個動物的食物鏈上去，那和把老虎送到海里，讓它和鯊魚打架有什麼區別？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不要咆哮。應該在江浙徵集能在水裡打架的人，讓他們和方國珍在一個食物鏈上，這樣才能幹掉方國珍。」

  套馬的漢子們一聽說去水裡打架，馬上就軟了下來，說：「大海是我們所畏懼的啊，方國珍既然要個官職，那給他就是了。大元王朝除了草外，就是官職最多。」

  那名參謀居然冷笑起來，再一次掃了那群套馬的漢子，說：「方國珍幹掉了我們三萬人，又活捉了我們的大將軍，實力如此雄厚，卻想被招安，顯然不是真降。我們如果給他官職，恰好是讓他養精蓄銳，中了他的圈套。況且，我們現在必須幹掉方國珍，以警示那些想要革命的人。」

  但是，永遠別讓驢聽懂真理，浪費了你的時間不算，驢還特別不高興。驢們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給方國珍一個官職算了，誰都不容易。

  由於方國珍是多年以來南中國鬧革命聲勢最大的一人，因此大都方面極為重視，不過聽說方國珍只是要個官做，馬上放鬆下來，並且迅速通知江浙方面，方國珍要什麼官職，都給他。看他那智商，估計也要不到什麼好官，馬上答應他。

  劉伯溫當時對中央政府這一舉措沒有機會發表意見，因為他被辭退了。被辭的原因很可笑，他認為江浙行省的紀律監察部門官員(監察御史)大為失職。失職這種事當時已是官員的家常便飯，很多人把這當成是官員的基本素質之一，如果不是劉伯溫提起，這些官員險些忘了，他們還有職責在身。御史們在吃驚之餘，認為劉伯溫破壞了官場的和諧氣氛，暗示有關部門，讓劉伯溫滾蛋。

  1349年，劉伯溫被辭退，在杭州待業。而方國珍這位靠殺人放火起家的革命者，正在台州享受他的元政府公務員待遇。

  方國珍的革命對後來的職業革命者諸如陳友諒、張士誠和朱元璋都有著非凡的意義。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革命的人往往不能取得勝利果實，倒霉的還提前送命。秦末的陳勝、西漢末的黃巾軍、隋末的李密、唐末的黃巢，這些人給後來者做榜樣的同時也做了炮灰。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但早起的鳥兒有時候會被槍打。老子說，不敢為天下先，正是給革命者最神聖而真誠的忠告。

  劉伯溫對革命者沒有忠告，有的只是痛心疾首和滿腔的憎惡。而且他也斷定，方國珍投降只是緩兵之計。果然，1350年年末，被元政府養了一年的紅光滿面的方國珍突然發動二次革命，攻擊溫州城，攻擊未遂後，又跑進了茫茫大海。據後來官方報告指出，方國珍之所以發動二次革命，僅僅是因為當官後總受到元朝正式公務員的敲詐勒索與鄙視。我們從《水滸傳》中就能得到這樣的信息：方國珍這樣半路出家的公務員雖然官職不錯，待遇也不錯，但在同僚眼中，他們永遠都是賊，而且不能轉正。因為他們是賊，所以在正式公務員的印象中，他們應該都很有錢。方國珍逼著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詐別人，想不到被別人敲詐，心頭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過據小道消息說，方國珍這種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註定只能當賊。無論是哪種說法，總之，方國珍又乘船出海當起了革命家。兩年的時間，方國珍的實力已今非昔比。當他對溫州發動決定性總攻時，人數已數萬。

  第二年正月，元王朝中央政府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孛羅帖木兒擔任剿匪司令，去征討方國珍。孛羅帖木兒也是個旱鴨子，所以徵集有海上作戰經驗的能人異士隨軍。

  劉伯溫當時想應聘，但被他的好朋友高則誠攔住了。高則誠的理由是：「論參謀，特別是在水裡的參謀，我比你強。所以，我去。你準備好酒菜，我凱旋後，咱們喝點。」

  劉伯溫大吃一驚，因為高則誠只是讀過幾本兵書，而且，高則誠是去當參謀，劉伯溫從來沒聽說過，參謀還有水陸之分。劉伯溫大吃一驚的理由還有，高則誠向來對革命抱以同情態度，現在卻要去打擊革命，這是知行不一啊。

  高則誠的解釋是：「任何人談革命都沒有問題，但你不能打擾我的生活。你打擾了我的生活，我就反革命。」

  劉伯溫對這位好友短時間內的變化感到吃驚，不過他心裡還是佩服高則誠的勇氣。於是，他寫了《從軍詩五首》為高則誠壯行，預祝他凱旋，當然更預祝的是，政府軍能徹底剿滅方國珍，凱旋。

  但劉伯溫大失所望。1351年農曆六月，孛羅帖木兒和方國珍在松門附近的大閭洋短兵相接，結果，孛羅帖木兒的部隊還未展開隊形便不戰而潰，孛羅帖木兒本人被活捉。高則誠在當時早已不知去向，據他後來回憶說，自己拿出了無數戰略，可孛羅帖木兒那個糨糊腦袋就是不聽。

  孛羅帖木兒被活捉後，方國珍故伎重演，跪在他面前，聲淚俱下地描述自己生活的艱辛。並且說，政府只要給他個比從前大一點的官職做，他將改邪歸正，重新做人。

  孛羅帖木兒被方國珍那副疾來的眼淚感動，同意方國珍的要求，回到杭州後，連夜寫了方國珍二次重新做人的心愿。大都方面很快就給出指示：同意他重新做人，給他官職，大一點的。

  如果說，元政府第一次和方國珍較量，是因為不熟悉海上戰爭而失敗，情有可原，但第二次，卻失敗在陸地上，而且是不戰而潰，這就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了。

  這正是劉伯溫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樣，他沒有懷疑到這是政治腐敗的問題，而是認為問題完全出在軍隊和地方官身上。他在杭州的寓所中愁腸百結，一股「朽木不可雕」的憤慨從肺部向上走，在喉嚨里駐足，劉伯溫想破口大罵，但忍住了。所以，這股怒氣再向上走，到了鼻子，劉伯溫就冷哼，到了眼睛，劉伯溫就兩眼通紅，最後到了腦子裡，他提起筆來，寫下來婦孺皆知的小品文《賣柑者言》。這是一篇痛批政府官員，特別是那些武將如銀樣鑞槍頭一樣，只是「金玉其外」而已。

  我們有必要欣賞這篇文章，但由於它是雜文，而不是散文，因此，我們只需要欣賞它的白話翻譯就可以了：

  杭州有個賣水果的人，擅長貯藏柑橘，經過冬夏也不腐爛，拿出它們的時候還是光彩鮮明的樣子，玉石一樣的質地，金燦燦的顏色。放到市場上(賣)，價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們爭相購買柑橘。

  我買了一個，切開它，像有股煙直撲口鼻，看它的裡面，幹得像破爛的棉絮。我對此感到奇怪，問他說：「你賣給別人的柑橘，是將要用來裝滿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靈、招待賓客的，還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來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做這種欺騙的事，實在太過分了!」

  賣柑橘的人笑著說：「我從事這個行業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這個用來養活自己。我賣它，別人買它，不曾有人說過什麼的，卻唯獨不能滿足您的要求嗎？世上做欺詐之事的人不少，難道只有我一個嗎？你沒有好好地思考。現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將軍座席上的人，威武的樣子好像是捍衛國家的將才，他們果真能擁有孫武、吳起的謀略嗎？那些戴著高帽子、拖著長長帶子的人，氣宇軒昂的樣子像是國家的棟樑之才，他們果真能夠建立伊尹、皋陶的業績嗎？偷盜四起卻不懂得抵禦，百姓困頓卻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詐卻不懂得禁止，法度敗壞卻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費國家糧食卻不懂得羞恥。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騎著大馬、喝著美酒、吃著美食的人，誰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顯赫過人，值得效仿？可是無論到哪裡，又有誰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內里破敗得像破絮呢？現在你看不到這些現象，卻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沒有話用來回答。回來思考這賣柑人的話，(覺得他)是像東方朔那樣詼諧多諷、機智善辯的人。難道他是對世間邪惡現象激憤痛恨之人，因而借托柑橘用來諷刺嗎？

  劉伯溫說：「這篇文章，我真用了心，動了氣，所以寫得很好。」但他不知道，後面還有動氣的事呢!

  《吊泰不華元帥賦》

  1352年，在杭州鬱鬱寡歡了一年後，有人又把他從角落裡拎了出來推進官場。江浙行省重新想起劉伯溫，是因為他在江浙多年來已聲名鵲起。這並不是他創造了盤古一樣的功績，而是他的文章與詩歌為他爭得了意想不到的名氣。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劉伯溫當初在擔任儒學副提舉時，杭州福嚴寺經多位住持的不懈努力而修繕擴建完畢，寺院住持想要立碑紀念這件事，第一個想到有資格寫這碑文的就是劉伯溫。但他和劉伯溫素無交往，於是就隨便找人假託劉伯溫之名寫了一篇。文章到了寺院住持眼皮子底下後，寺院住持叫苦不迭，因為文章實在太一般，但我佛向來以慈悲為懷，心裡雖然不願意，卻依舊用了。有一天，劉伯溫的一位朋友到寺院遊覽，看到碑文，當即斷定這不是劉伯溫的手筆。寺院住持就道出實情，同時委託這位遊客，能否要劉伯溫作一篇碑文。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此事未成，但足以說明了劉伯溫在杭州文壇上的知名度。

  當然，他在官場上的屢進屢退也為他在江浙讀書人階層爭取到了難以置信的知名度。

  一個偉大人物在政治上時進時退，無論是被逼無奈還是有意為之，實是家常便飯。聰明的權術人物把隱退當作是一種智慧，因為常識告訴他們，要想成為群眾的偶像，再也沒有什麼比轉入地下更為有效了。因為短暫的消失，會使他的形象更為傳奇化，名望將他的人格藏在燦爛的雲朵與光榮的光環里。當他從中浮現出來時，根本不需要花費任何力氣，就能夠形成一種氛圍，讓民眾對其增加千萬倍的期望。

  在江浙一帶的士大夫階層和官場，劉伯溫的光環與佛祖相似。他平淡的外表下隱藏著炙熱的智慧火焰，燃燒成詩歌和激而不烈的文章，萬人傳唱。他很快就被任命為浙東戰區司令參謀(浙東元帥府都事)，到台州、溫州一帶防禦第三次革命的方國珍。

  方國珍為什麼又搞第三次革命？事情需從黃河說起。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但卻是位歇斯底里的母親。「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是這位母親大人的性格特徵。從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蔣介石先生為了阻擋日本而在花園口決堤放水的2540年中，有記載的決口泛濫年份有543年，決堤次數達1590餘次，主河道經歷了五次大改道和遷徙。洪災波及範圍北達天津，南抵江淮，包括冀、魯、豫、皖、蘇五省的黃淮海平原，縱橫25萬平方公里。到了元王朝，黃河母親更是抽風，終元一朝，它衝出固定航道就達200餘次，無數百姓死在它那黃黃的泥漿里。

  元政府對黃河是手忙腳亂。1351年，元政府宰相脫脫和建設部(工部)官員賈魯確定了兩個方案搞定黃河：第一個方案是加固北面的堤壩，這是堵；第二個方案是一邊加固河堤一邊疏通河道，以達到將黃河引回故道的目的。脫脫認為要治本，所以採取第二個方案。

  不過有人反對。因為當時天下如同噴發前的火山，第二個方案必須要徵集百姓為政府做義務勞動，而這沒有人願意。

  脫脫是個務實的政治家，可惜，他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毅然決然地下令採用第二種方案修理黃河。

  至少有15萬民工被鞭子和刀槍驅趕到黃河邊上，開始加班加點的工作。

  中國帝制時代的政府做事向來不跟人民解釋，15萬民工大都居住在黃河邊，他們多年來可以感受到黃河對他們的殘害。倘若政府派出專員對這些人曉以利害，告訴他們治理黃河是對他們有益的，黃河岸邊絕不會怨氣衝天。

  被當時政府稱為邪教的白蓮教門徒欒城(今河北欒城)人韓山童和潁州(今安徽界首)人劉福通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找了民間藝術家鑿刻了一個獨眼石人，埋在勞工們的工地上。白蓮教的歷史源遠流長，並且壽命奇高。它本是佛教的一個分支，被普通百姓信奉後開始在南宋流傳，元朝初年，這個邪教就時常跟元政府作對。韓山童和劉福通把白蓮教弄得更加神秘化，據他們面不改色地說，現在彌勒佛正轉世，而明王也要投胎做人。緊接著，他們又散播「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讖言。

  黃河勞工們很快就挖到了那個製作粗糙的石人，黃河岸邊騷動不安。

  劉福通與韓山童趁熱打鐵，打出了「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戰旗，聚集了三千多人約定良辰吉日直搗元朝的老巢大都。

  遺憾的是，白蓮教中出現了叛徒。劉福通和韓山童在叛徒的出賣下被政府通緝，倒霉的韓山童被殺，天老爺眷顧劉福通，讓他順利逃脫。劉福通幾乎是在沒有武器和戰旗的情況下倉促革命，當方國珍正在南方享受元政府公務員福利時，劉福通順利地攻克潁州。他的部隊把一塊紅巾扎在頭上，所以又稱為「紅巾軍」。紅巾軍衝鋒時，一片火海，煞是美麗。

  這片火海所過之處，無堅不摧，所向披靡，短時間內攻占多個戰略要地，直逼江浙。元政府匆忙命令江浙方面做好堵截劉福通的準備。江浙方面立即動員軍隊，準備北上。

  方國珍天性狡獪，以己度人，認為元政府調動部隊的真實目的是對他下手。所以他先下手，帶著他的人馬又跑到海上，三度造反。

  我們永遠記住一條人生哲理：把別人想得很複雜的人，自己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元政府故伎重施，又向方國珍拋去橄欖枝。被派去的人是台州達魯花赤泰不華。此人招降方國珍，是一百個不願意。

  泰不華進士出身，才華橫溢，極有責任心，曾在中央政府擔任禮儀部副部長(禮部侍郎)時，多次對國家政策和時政提出中肯的意見，獲得敢於說真話的美名。泰不華身上最可貴的是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方國珍第二次革命時，泰不華是一支剿匪部隊的指揮官。方國珍在陸地上對溫州城發動總攻時，泰不華突襲方國珍的戰船，方國珍見後院起火，匆忙撤退。後來，方國珍擊敗了元政府剿匪總司令孛羅帖木兒，並宣稱接受招安。泰不華聽說中央政府重新接納了方國珍這個淘氣的孩子後，有好幾天吃不下睡不著，唉聲嘆氣不已。雙方達成招安協議後，方國珍就退守民屋中，沒採取任何防範措施。

  那天恰好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大又圓，泰不華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一舉消滅方國珍的機會。但當他把夜襲方國珍的計劃呈送孛羅帖木兒時，這位官場肥佬卻怒目圓睜，說：「老子我奉命招降方國珍，你卻要宰他，你這是跟我過不去，還是違抗上命？」

  泰不華仰天長嘆說：「此時不除方國珍，將來還有咱們受的。」

  孛羅帖木兒的智商無法理解泰不華的嘆息，正如驢聽不懂音樂一樣。泰不華的擔心很快就在1352年農曆三月得到證實，方國珍跳躍著歡呼著進行了第三次革命。

  泰不華主動請纓，發誓要把方國珍砍成數段，扔到海里餵王八。中央政府同意讓他擔任剿匪總司令，但不同意他把方國珍砍成數段餵王八的計劃，同時給出了對付方國珍的法寶：招安。

  作為知識分子，特別是一個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泰不華無法不聽從中央政府的意見，所以那次誓師大會，手下的軍官看到他神情憂鬱，心裡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不過，讓人欣慰的是，泰不華收起了自己的情緒，專心致志地制定了作戰計劃。其實所謂作戰計劃，只是用重兵壓住海岸線，給方國珍以威懾，然後派人去招安方國珍。被派去的人叫王大用，是個臨時招募來的江湖豪傑，泰不華對軍官們說：「方國珍這廝出身江湖，找個江湖人跟他溝通起來容易些。」

  出乎泰不華意料的是，王大用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有人認為是方國珍扣住了王大用，其實是方國珍看上了王大用，反客為主，對他進行了招安。王大用是個軟耳根，被方國珍一頓恭維，馬上就改頭換面，認準方國珍是他今生的主人。他掏心掏肺地把泰不華的布防信息透露給了方國珍，方國珍欣喜地跳起來，迅疾派出一支擁有兩百艘小戰艦的突擊隊，從泰不華防線最薄弱的海門突然楔入，進入洲港，馬鞍諸山一時暴露在方國珍的攻擊範圍內。

  方國珍的攻擊異常迅疾，泰不華的反應也迅疾異常，得知方國珍的兩百艘小戰艦進入洲港後，立即調兵遣將，集中所有戰艦，準備在洲港和方國珍一決生死。

  方國珍向來不是個肯打硬仗的人，聽到泰不華的海軍正準備全力以赴殲滅自己的小分隊，急忙派人來泰不華處求和。被派來的人叫陳仲達，能言善辯，能把死人說成活的。他對泰不華說：「方國珍所以有此魯莽舉動，全是因為王大用的蠱惑。現在方國珍已知錯，而且方國珍有菩薩心腸，不想刀兵相見、生靈塗炭，所以和從前一樣，接受招安。」

  泰不華冷笑，認為此時自己正處於上風，消滅方國珍正是他這幾年來的理想之一。可陳仲達不但能言善辯，還對元政府的政治有著透徹的了解。他提醒泰不華的使命是什麼，如果是單純的軍事行動，那就開戰。如果還有別的，那希望泰不華能三思而後行。

  這個「別的」當然就是中央政府給泰不華的命令：招安。

  泰不華想不到對方能一下就找到他的致命弱點，而這一弱點恰好又不是他這種性格的人所能避免的。他只有一個選擇：相信方國珍，接受他的投降。

  第二天，泰不華乘坐艦船和陳仲達一起乘著潮汐下澄江出海，來見方國珍。在陳仲達的指引下，泰不華的艦船突然觸沙不能前進，更倒霉的是，他和方國珍嚴陣以待的海軍迎頭相撞。

  泰不華此時還有一線希望，認為方國珍沒有不投降的理由，就命令陳仲達向方國珍申明來意。陳仲達心裡也叫苦，來時，方國珍可是說得好好的，是要投降，但看現在這陣勢，根本就不是投降。他稍一分心，泰不華已從其眼神中看出危機，猛地抽出刀來，陳仲達正想辯解，突然看到天空一下子劇烈地晃蕩起來，天成了大海，大海成了天，他又看到自己脖子上的腦袋不見了，腔子裡正噴湧出一道血柱來。這時，他才知道，自己的腦袋已經離開身體。最後，他的臉浸入大海，耳邊聽到了泰不華悲憤的聲音，「沖啊!」

  事實上，沒有人向前沖，因為他們的船已成了擺設，只有方國珍的人能過來，他們卻過不去。泰不華站在船頭，連砍了十幾個想要躥上船來的海盜，他的刀已砍得卷刃，他的氣力已經用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怒目而視躥上船來的海盜。結局是，泰不華脖上中了一矛，血如泉涌，他捂著傷口，依舊站在船頭，用刀拄著地，看向北方，好像正要說點什麼，沒有來得及，馬上就被人推進了海里。

  泰不華犧牲的消息傳到杭州城時，劉伯溫正在讀書。他出奇的冷靜，因為他和泰不華並不熟，或者說交往不深。所以他合上書，站起來，獨自在家晃悠，開始對任何人都不理睬。幾個時辰後，沒有任何徵兆，他突然大叫一聲，像著了魔一樣，低聲嘀咕著一連串驚人的離經叛道的言語，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當時的想法。

  三天後，劉伯溫終於脫卸了那個折磨他的包袱。他又恢復了精神，坐在書桌前，一篇文章一氣呵成，名字叫《吊泰不華元帥賦》。寫完後，他把筆扔在桌子上，格外平靜格外冷酷地說：「大元沒救了!」

  招安是最臭的棋

  劉伯溫說「大元沒救了」時，根本沒想過要效仿方國珍等一干造反精英和元王朝為敵。他只是惱火元王朝的無能，悲憤元王朝的不幸。他在《吊泰不華元帥賦》中說，在上者閉塞如死人，下面的人愚蠢無能，好不容易出了個人傑泰不華，卻是生不逢時。

  這是劉伯溫第一次把刀槍對準了元朝最高統治者，也就是元王朝本身。在此之前，劉伯溫只是認為元王朝的官場有問題，可泰不華的死卻讓他在電光石火間看到了元王朝的政治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

  當他說「大元沒救了」後不久，行省就給他送來了任命書，要他去擔任浙東元帥府都事一職。他想都不想，收拾東西就上任了。這就是劉伯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心中雖然對國家已不抱希望，但如果有機會，他還會挺身而出。什麼是豪傑？雖然對現狀極度不滿，但仍然想改變現狀。什麼是廢物？對現狀極度不滿後，屁都不做，只在那裡唧唧歪歪。

  劉伯溫無疑是豪傑人物，但眾所周知，豪傑人物的人生之路永遠是坎坷不平的。

  泰不華壯烈後，元政府對方國珍的策略發生了微妙的改變。江浙行省左丞相尊達實理就命令右丞特理帖木兒和參政樊執敬集結重兵剿殺方國珍，劉伯溫能重新回歸，正是樊執敬一手促成。

  劉伯溫剛到辦公地點慶元，樊執敬和特理帖木兒就跑來問劉伯溫如何對付方國珍。劉伯溫毫無保留地說：「方國珍現在氣候已成，我們暫時只能采守勢，坐等機會，然後才能出擊。此時如果貿然出擊，泰不華元帥就是榜樣。」

  這話特理帖木兒早就說過：「現在最要緊的是鞏固實力，然後出兵。」但問題是，樊執敬卻說：「方國珍現在正起著壞榜樣，應該早消滅他。」

  劉伯溫內心冷笑，口無遮攔地說：「方國珍能有今天的成就，還不是拜某些人所賜，該剿時不剿，不該剿時非要剿，這就是逆天。」

  樊執敬就問：「依你之見呢？」

  劉伯溫說：「加固慶元城防。方國珍不可能一輩子都在海上，必然要到陸地來補充給養。而他第一個到的地方要麼是他起事的台州，要麼就是慶元。只要我們加固慶元城防，閉門不出，堅壁清野，方國珍就會活活被我們耗死。」

  所有在場的人都認為劉伯溫說得有道理，因為他們想不出別的方法來。加固慶元城防禦工事後，效果立竿見影。方國珍在慶元城下吃了很大的虧，懊惱地逃走，由於心情不順，又在台州城下吃了大虧。據元政府的情報人員分析說，對方國珍發動總攻的時機已經成熟。

  劉伯溫認為此時時機一點都不成熟，但他所有的領導都認為已經成熟。於是，劉伯溫被叫到台州，商議如何剿滅方國珍。

  就在他們一廂情願地制定剿滅方國珍的計劃時，有人打亂了他們的計劃。這個人就是徐壽輝。

  徐壽輝是蘄州羅田(今湖北羅田)人，在1351年農曆八月前以賣布為生。據知情人透露，徐壽輝還有另外一個身份：蘄州黑社會中的一名當家人。當他賣布時，是個童叟無欺的小商販；當他做當家人時，是個忠肝義膽的豪傑。劉福通和韓山童在黃河邊裝神弄鬼發動革命時，徐壽輝在蘄州開始讓他的小弟們四處活動，並以紅巾軍分部的名義起事。在那個亂糟糟的年頭，每個人都想發家致富，所以徐壽輝很快就擁有了一支部隊。由於他部隊的主體都是黑社會的古惑仔，平時就受過打架鬥毆的嚴格訓練，因此他的部隊所向披靡。在攻陷了一部分地盤後，徐壽輝信心爆滿，宣稱他不是紅巾軍的分部，而是獨立自主的。也就是說，他要建立自己的山頭，稱帝。

  他的戰友鄒普勝是個天才級人物。他對徐壽輝說：「我看歷來稱王稱帝的人，都沒啥水平。你看他們的國號太俗了，我們要搞個震動天地的國號。」

  徐壽輝就問：「你有什麼想法嗎？」

  鄒普勝說：「國號就叫『天完』吧。」

  徐壽輝問：「有什麼講究嗎？」

  鄒普勝說：「我們是註定要滅掉大元的，先在氣勢上壓倒他。他叫『大元』，我們蓋住它，所以叫『天完』。」

  徐壽輝心花怒放，向鄒普勝豎起拇指說：「你真是個天才啊。」

  這是一種靠貶低對手而抬高自己信心的心理戰術，值得很多人效仿。

  現在我們應該稱徐壽輝所建立的國家為「天完」帝國，如果他運氣好，將來統一中國，那就叫大天完王朝。徐壽輝開始時的運氣的確很好，1352年，徐壽輝在親密戰友陳友諒的建議下提出「摧富益貧」的口號，這一口號就像是磁石，把湖北的廣大貧苦農民全部吸了過來。於是，徐壽輝的天完兵團橫掃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蘇、湖南等大片地區。1352年農曆七月，當劉伯溫在台州和那群領導們制定剿殺方國珍的計劃時，徐壽輝的天完兵團如暴風一樣，一舉蕩平了饒州、徽州，然後繞過村莊長驅直入，兵臨杭州城最後一道屏障的昱嶺關。昱嶺關在天完兵團的猛烈攻擊下，立即陷落。徐壽輝不作片刻停留，兵鋒直指杭州城。他的兵團在短短的半個時辰內把杭州城外的防禦全部掃蕩完畢，又在半個時辰內對杭州城完成包圍。杭州城中的守軍拼死抵抗，但他們不是天完兵團的對手，杭州城陷落。

  當時負責守衛杭州城的樊執敬在城池即將陷落時，突然逆用兵法，大開城門，揚刀躍馬而出。天完攻城兵團嚇了一跳，但隨即認定這是老天讓城裡的守軍走火入魔了，於是，一陣衝殺，樊執敬死於亂軍之中。據說，樊執敬臨死前，跟在他身後的突擊隊一鬨而散，這讓他萬念俱灰，挺胸迎接死神的降臨。

  劉伯溫得知這個消息後，捶胸頓足，又開始獨自在房間晃悠，又像是著了魔一樣，絮絮叨叨。最後，寫了首《悲杭城》，裡面怒斥杭州城守軍的無能和懦弱。

  當他還沒有從悲憤中徹底清醒，方國珍抓住徐壽輝攻陷杭州給江浙行省帶來震盪的機會，猛攻台州城。但是，方國珍的能力不足以支撐他的理想，所以在台州城下扔了幾千具屍體後，狼狽而逃。

  這是多年來，老天投給劉伯溫唯一一件美好的禮物，劉伯溫高興得發狂，作了一首《築城詞》：

  君不見杭州無城賊直入，台州有城賊不入？重門擊柝自古來，而況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與慮始，見說築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卻向城中居。寄語築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須足食仍足兵，不然劍閣潼關且難保。獨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無城亦無盜。

  但是，劉伯溫也明白，僅靠城高牆厚，不足以建立奇功。戰國初年，魏國國王和政治家吳起乘船遊覽魏國江山，見到險峻之處，魏王就得意揚揚地說：「瞧啊，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天然之寶。」吳起說：「一個國家的存在，在政治修明，不在山川險要。夏王朝和商王朝，四面都是險山和大河，結果還不是被滅了。如果政治腐敗，同舟共濟的人都能成為敵人。山川險要、城高牆厚就成了一馬平川。」

  現在，劉伯溫清醒地意識到，元王朝的政治腐敗已到根部，所以一切山川險要和高城厚牆，都會變成一馬平川。

  劉伯溫對元政府軍隊素質的印象極為深刻，在他看來，整個元政府特別是江浙行省已經沒有可以打仗的軍隊。通過各種渠道，劉伯溫得知，即使是以蒙古民族為主體的軍隊，在戰場上亦失去了當年的光輝。他們和敵人還未接觸，就自行潰敗，用蒙語叫喊著「跑啊，快跑啊」。

  劉伯溫回望蒙古兵團橫掃地球的歷史，連一個嘆息都發不出。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孫悟空說過，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任何一個人和一個組織，都不可能永遠保持青春的活力。

  劉伯溫希望元政府，特別是元朝的部隊能有所改觀，他也曾努力過。比如在方國珍攻台州未遂的1352年農曆八月，他就特意去了趟永嘉。因為他聽說在那裡有個和尚，能文能武，而且希望能遵從佛祖的教導，普度眾生。

  劉伯溫見到這位永嘉的和尚時，和尚正在大口吃肉，而且是一面耍著棒子一面吃肉。劉伯溫大為驚嘆，又和他談論兵法，永嘉和尚說得頭頭是道，再和他談論為將之道，和尚滔滔不絕，劉伯溫驚為天人。

  不過，劉伯溫總感覺哪裡不對。把這位和尚帶回台州後，雖然上司重用了這位和尚，但劉伯溫再也沒有見過這位和尚發揮他的正能量。

  劉伯溫正絞盡腦汁思考是和尚徒有虛名還是這個政府已不能被融入新血液時，方國珍又重現舞台。此時，是1353年農曆十月。方國珍這兩年來沒有討到任何便宜，所以他決定讓自己這隻迷途的羔羊重新回到元政府母親的懷抱。

  元政府開會，暫時同意浪子方國珍的回頭要求。劉伯溫聽到此消息後，氣得死去活來。他說：「方國珍現在還活得很好，就是因為咱們的政策有問題。他是第一個發動武裝革命的人，殺我們的官，殺我們的百姓，對這樣的人決不能寬恕，應該傾全力捕殺。」劉伯溫最後提出了一個論點：現在天下如此之亂，就是招安惹的禍，招安是鼓勵那些冒險家造反。一個街頭混混，不種田不耕地，因為革命而被招安得到政府的獎勵，請問將來還有誰會安心從事實業？大家都把革命當成一種穩賺不賠的投資，這個天下還會好嗎？

  招安還有一個弊端，由於政府用官爵賞賜盜賊，導致很多真正的賢達之士對官爵蔑視，不再願意親近政府。魯迅說，浙江的蘆薈到了北京，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美其名曰「龍舌蘭」。而北京的大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這就是「物以稀為貴」。

  劉伯溫在後來的著作《郁離子》中說：「有些東西之所以價格高，就是因為少而難得。如果有一天，明珠比沙子還多，黃金比土還豐盛，人人都能得到，那明珠和黃金還會那麼貴嗎？官爵是表現政府公信力和權威的一件東西，不能隨便示人，正是要對官爵『摳門』，才能讓天下才華之士對這種『奇貨』趨之若鶩，而得到後會更加珍惜。」

  劉伯溫還用一個歷史故事來印證自己的見解。

  戰國時，趙惠文王得到一塊美玉，讓人雕成酒杯，說：「以後，有大功的人就用它喝慶功酒。」後來，有人立下赫赫戰功，趙王就用這個酒杯為功臣倒酒。從此以後，趙國人將誰能用這隻酒杯喝上一次酒看得比加官晉爵還重。後來，趙王遷即位，用這隻酒杯給一個靠諂媚而得到尊貴位置的人喝酒，許多人再也不把那酒杯看在眼裡了。

  劉伯溫還有個很色情的比喻：用官爵來賞盜賊，官爵就從處女變成了妓女，有誰會把妓女當成老婆那樣疼愛呢？

  政府招安叛亂者和警察滿足劫匪的要求一樣，都是一種姑息和放縱，使得人人起而效仿。評點《水滸傳》的金聖歎就說，招安是什麼？有罪者你把他赦免，而給他高官厚祿，無罪者自然就心生此念，天下還能太平嗎？

  幾年後，劉伯溫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有個慈悲為懷的和尚坐船，遇到風浪，正當大家驚恐之時，突然佛祖顯靈，風平浪靜。有人看到水中有隻毛茸茸的東西飄浮著，和尚就對大家說：「這也是生命，救它上來。」大家把這個生命解救上來後，發現是只老虎，就想把它推到水裡去。但和尚阻攔說：「它可是一條生命啊。」坐船的人說不過和尚，就紛紛下水逃走。當老虎恢復體力後，跳上去把和尚當成了一頓大餐。

  劉伯溫這個故事寓意很明顯：老虎天生吃人，這是本性，無法改變。對於這樣獸性不改的人，不應該抱有任何的同情和幻想。

  把這個故事擺到現實中來，劉伯溫所指的那隻老虎當然就是方國珍那類人。這個故事說明了劉伯溫性格中的一點：恩怨分明、是非分明，理性得幾近於冷酷。

  曾有人問過劉伯溫：「老虎吃人固然是錯的，但它的確是條生命，聖人有惻隱之心，遇到生命受到傷害，當然要拯救它，難道這不對嗎？」

  劉伯溫解釋說：「你看它是條生命，其實是你站在它的立場上。你把自己當成禽獸，這種想法才能成立。但天下事都是公道的，你把自己當成禽獸，可禽獸卻不把自己當成人。所以，二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殺禽獸，是因為我是人。」

  毋庸置疑，這是一種冷酷的理性，它不是每個人都具備的，而一旦有人具備後，前途將不可限量。方國珍在聽到劉伯溫發表的種種言論後，心驚肉跳了好久。他特別擔心元政府的高官們也懂得這個淺顯的道理，就派人偷偷潛入劉伯溫住所，用黃金白銀閃耀劉伯溫的雙眼。劉伯溫問來人：「這是什麼意思？」

  來人說：「您那妓女的比喻傳到了我們大王耳朵里，我們大王心驚膽戰。希望您看在黃金白銀的面子上，向您的領導倡導招安我們大王，擯棄剿殺的政策。」

  劉伯溫說：「我呸，對待你們方大王這樣的人，只有剿滅，沒有其他辦法。」

  來人帶著黃金灰頭土臉地走了，回到方國珍處，驚慌道：「大王，禍事來了。劉伯溫那小子死活看不上咱。」方國珍說：「不要慌，我們走上層路線。」方國珍走上層路線的方式是這樣的：派人繞過正在圍剿他的劉伯溫，直接把黃金送到元大都，每個官員都分點。這些官員拿了人家的錢財，自然就要替人說好話。結局就是，元朝最高當局否定了劉伯溫的建議和對方國珍的圍剿行為。劉伯溫得到這樣的命令後，沒有獨自晃悠，也沒有像著了魔似的絮絮叨叨，而是氣定神閒地坐在桌子前畫起了八卦圖。

  據說，畫八卦圖有助於精神放鬆和睡眠，而且能快速釋放外來的壓力。所以，當政府判他「羈管紹興」的刑罰時，他面無表情，現在，他將有新的開始。

  但我們想錯了。劉伯溫此時還沒有那麼大的定力，所以當羈管他於紹興的命令來到時，他的面無表情並非是超然度外，而是滿腦空白、呆若木雞。

  這就是他一生中最煎熬的三年羈管紹興生涯。也就是說，現在，紹興成了劉伯溫的監獄。

  三年羈管歲月

  悲觀主義者說，我們每個人都住在監獄裡，也就是說，地球就是個大監獄，萬有引力就是鐐銬，我們永遠逃不出地球去，即使用高科技離開地球，終歸要回來的。據說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只有一個人逃出了這個監獄，這位越獄犯跑到月球上，住在陰冷的宮殿裡，每天對著一隻兔子以淚洗面。眾所周知，這位越獄犯就是嫦娥，她的下場有點悽慘。樂觀主義者說，我們每個人都住在遊樂場中，因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繽紛，使我們感受到生命的意義。但樂觀主義者也承認，我們永遠離不開這個遊樂場。

  其實，人心才是最大的監獄。劉伯溫雖然受到的處罰是羈管紹興，但官方沒有對他進行任何羈管措施，他可以去紹興任何地方，可以喝酒，可以寫詩，可以和朋友遊覽山水名勝。也就是說，對於劉伯溫而言，紹興這個監獄其實是個遊樂場。但開始時，劉伯溫擁有悲觀主義論調。

  某一天，沒有任何徵兆，他突然癲狂起來，在房間裡大喊大叫，嘔吐鮮血，突然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認為他中了某種妖術，請來遊方的和尚、正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道士、名噪紹興城的捉鬼大師，甚至通過各種上層關係請來了西域的番僧，這些人對劉伯溫進行了眼花繚亂的除妖儀式，劉伯溫總算醒轉過來。可還不如不醒，因為醒來後，他就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自殺行動，比如上吊、割腕、投井、服毒，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樣時刻盯著他，使他無法得逞。劉伯溫在進行了一系列無法成功的自殺行動後，又經過家人的哭泣勸阻，終於醒悟。在一個陽光很好的中午，他坐到飯桌上，用手指蘸了水，在飯桌上畫了個八卦圖，說：「這就是監獄。」然後又輕輕地抹掉了八卦圖，說，「沒有監獄。」

  這是一個暗喻，劉伯溫告訴我們，人心認為哪裡是監獄，哪裡就是監獄，反之亦然。

  關於劉伯溫多次自殺的事情，有一點需要補充：

  我們知道，劉伯溫被羈管紹興城時已是四十三歲，四十多年來，他在尋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順暢無比，比如有人在1353年見到劉伯溫，隨便問他個問題，他馬上就能回答，他通曉的學科天下無出其右。如果把劉伯溫放到西方，那他是最幸福的人，因為西方人認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擁有智慧就是擁有了善，擁有了善就擁有了幸福。西方哲學家認為，一個人追求智慧是無止境的，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時也就是在享受幸福。但在東方就不是這樣，東方人認為，追求智慧只是手段，最終的目的是創造成功。一旦成功遙遙無期，那就談不上有幸福感。

  劉伯溫有智慧，但他沒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他認為的幸福是憑藉智慧取得的成功。成功沒有取得，反而還落到了階下囚的地步，因此他不開心，想提前離開這個世界。

  站在紹興城裡最高的地方俯瞰紹興城，它是一座被水洗過的綠油油的城池，經歷了千百年的風雨，它永遠都保持著那種令人驚心動魄的純淨。劉伯溫站在那裡，腦海里就如萬馬奔騰般掠過紹興的歷史。最先躍入腦海的是舜帝在這裡接見百官，然後是大禹在這裡召集諸侯，宣稱不再禪讓，而要家天下。時光如梭，劉伯溫能清晰地看到，一個鷹鉤鼻子、嘴裡永遠都散發著臭氣的人正在這裡臥薪嘗膽，這個人就是越國國王勾踐，他因為品嘗了敵人的大便，嘴裡永遠都保持著一股臭味。光陰似箭，劉伯溫又看到一群寬衣大袖的人正在紹興城裡談天論地，就是不問世事，這是魏晉那群所謂的風流人士。突然一聲馬嘶，劉伯溫看到宋高宗趙構在這裡膽戰心驚地避難，而且還說出了「紹祚中興」這四個字，「紹興」就是這麼來的。

  劉伯溫站在紹興城中最高處反芻歷史，歷史對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他說：「如果紹興是座監獄，那這座監獄真是風光無限，因為有那麼多英雄人物在這裡住過。人絕對不能委屈自己，我要放浪山水。」

  這是一種臨時的人生信念，就如一張邀請函。劉伯溫四面八方的朋友都來到紹興，和他一起放浪山水，和他一起喝酒寫詩，永無虛日。

  在這三年看似熱鬧其實內心百無聊賴的時間裡，也不是沒有可圈可點的事發生。比如劉伯溫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王冕」的大名幾乎是無人不曉的，他是當時著名的詩人、文學家、畫家、書法家。《儒林外史》開篇的楔子講的就是他的故事，不過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隱士、高人。我們小時候也學習過關於他刻苦學畫的課文，另有他的一首《白梅》也是相當出名的，語文題目中也沒少考過：「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

  王冕是紹興人，和魯迅先生是同鄉，他慷慨有大志，通術數之學，也算得上是位「仙兒」。元末天下還沒亂糟糟的時候，他曾去過京師，偷偷與人說「亂且作」，人們都以為他瘋了。後來他又仿照《周禮》著書一卷，說道：「我還沒死，拿這個去獻給明主，可以讓天下太平。」但是後來命運卻和他預想的不同，未來的皇帝朱元璋讓他當秘書(諮議參軍)後，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後來的事，這時還活蹦亂跳著呢。劉伯溫和王冕神交已久，還在杭州的時候，他就聽說王冕寫詩厲害，早就想結識了，這次到紹興，正好有了這個機會。其實，劉伯溫和王冕兩個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別的，王冕不喜歡吃元朝的官飯，劉伯溫則巴不得吃官飯，但在特定時期，劉伯溫在公務員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時候，他也跟王冕一樣有了當隱士的想法，這下兩人距離就拉近了。而且兩人還有些其他的相同點，比如都能畫點小畫、作點小詩。

  兩人交往起來以後，王冕的詩集出來時，請劉伯溫作序，劉伯溫欣然允諾，稱王冕的詩質量不錯，好好地誇了幾句。後來劉伯溫離開紹興以後，王冕可能還去處州看望過劉伯溫。

  除了交朋結友，劉伯溫幹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寫寫詩、作作文。這兩年的文學創作是劉伯溫一生的巔峰時期。從劉伯溫文集的情況來看，在紹興的這幾年，劉伯溫參加過好幾次文人雅士發起的聚會，比如「牡丹會」啊、「南鎮之游」啊、「竹林宴集」啊、「郊外游」啊，日子表面上也還過得悠閒自在。

  或許正是這種假象迷惑了後人，於是，劉伯溫傳記的作者在敘述劉伯溫「羈管紹興」的篇章時，毫無人性地用一句話作了概括：劉伯溫每天都放浪山水，寫詩作畫，跟朋友喝酒談天，好像他的心態調整得不錯。其實這種鐵石心腸的描述對劉伯溫一點都不負責任。真實的情形是這樣的：劉伯溫強顏歡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當他在跟朋友喝酒時，人人都見到他爛醉如泥，實際上他深邃的內心總無比清醒，而這種清醒就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疼痛。當他跟朋友遊山玩水吟詩作賦時，其實他在思考國家的前途，最讓他懊惱兼痛苦的是，無論如何都沒有思考出結果。「韶華不我與，去若川水流」這種「時不我待」的生命緊迫感明顯躍然紙上。

  可是，劉伯溫也明白，自己無論如何地憂心忡忡，如何地想要為國家出力，但現實卻是，沒有平台給他。如果沒有戲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心裡唱戲。但心裡唱戲，別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於白唱。

  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劉伯溫詩文自娛，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茨威格寫過一部小說叫《象棋的故事》，說的就是一個被關押在監獄中的犯人，由於一切自由被剝奪，於是就背誦一本象棋譜，結果出獄後，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劉伯溫後來被譽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紹興的三年時間裡每天都寫詩作文有著重要的關係。

  孟子說過，對於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沒有什麼阻礙，萬物皆備於我，一切看似阻礙的東西其實都是在磨鍊我，最後成全我。

  這當然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人人都喜歡順境，不喜歡逆境。人人都喜歡遊樂場，不喜歡監獄。

  在紹興監獄的三年時間裡，劉伯溫也曾「出獄」過。當然，從心是人最大的監獄這一角度而言，劉伯溫的出獄不是身體的出獄，而是心靈的出獄。

  張士誠的革命路

  劉伯溫的「心靈出獄」發生在1354年農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黃河而引起紅巾軍革命的宰相脫脫在高郵(今江蘇高郵)大敗革命家張士誠。

  張士誠出生於泰州白駒場(在今江蘇大豐)。泰州扼著蘇北咽喉地帶，自古以來的主要經濟收入就是鹽業，是中國歷代鹽稅的主要來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經有了三十六處鹽場，張士誠的老家白駒場就是其中之一。

  顯然，泰州真富，但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張士誠就沒有錢。張士誠沒有錢和他本人的能力無關，和社會有關。元末天下大亂，元朝政府要鎮壓、要揮霍，這就使得他們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錢，但是國庫里的錢就那麼多，撒光了之後還是得回到斂錢最根本的道路上來——稅收。平時收三分的，現在收五分，增加稅收，就相當於增加了國庫收入，國家花起錢來也不至於捉襟見肘。於是，元朝政府開始大規模提高鹽價，反正鹽是生活必需品，價低有人買，價高也有人買，賣高點兒錢不就出來了嘛。像鹽這種國家壟斷的東西，價格不會是市場說了算的，關鍵還是看當官的嘴巴。有數據表明，從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僅僅四十年間，鹽價上漲了十六倍。

  國家的鹽買不起，那私鹽販子就有了想頭，他們賣的鹽肯定比國家賣的價格低，但是私鹽販子的日子也不好過，國家要保證財政收入，當然不允許你私自賣鹽，那不是跟國家搶生意嗎？畢竟中國漢武帝以來，鹽鐵一直是國家壟斷經營產品。當年漢武帝之所以能夠堅持對匈奴長達三十幾年的打擊，其軍資來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經營鹽鐵生意的收益，可見鹽鐵行當是一座幾乎挖掘不盡的大金礦。為此，歷代中央政府對鹽販子的懲罰都相當嚴格，還在唐朝時政府就規定，販鹽一石以上為死罪。元朝的懲罰措施也很厲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僥倖不死，再轟到人跡罕至的地區受刑——元王朝領土空前廣闊，找個像西伯利亞那樣的地方易如反掌。雖然國家鹽禁重，但是販私鹽的利益也是大得誘人，只要做好了，在村里建洋房買轎車沒問題。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鋌而走險，干起了鹽販子這項職業，就像販毒組織經常懷有的魚死網破之心一樣，要賺就賺多的，大不了腦袋掉了碗大個疤。當然腦袋也是不能輕易掉的，在能保住的範圍內還是要保住，所以鹽販子們又經常採取拉幫結夥、武裝販鹽的手段來對抗官府，這就為他們日後的武裝暴動作了軍事方面的預演。

  張士誠自從加入鹽販子隊伍以來，腰包漸鼓，但張士誠不太愛錢，反而喜歡結交朋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塊兒吃肉。因為經常做東道主，所以他身邊聚集了很多朋友。張士誠雖然有錢，但由於是走私性質，不是國家允許範圍內的錢財來源，因此他常被那些通過刮地皮賺錢的人看不起。有的富戶們向張士誠買鹽後賴帳，表示：「要錢，可以，不過你要等著吃官司。」張士誠當然不願意販私鹽這事兒曝光，不得已只好忍氣吞聲。不單是富戶欺負張士誠，那些收受他賄賂的官員也對張士誠這樣的鹽販子非打即罵，特別是管理鹽業的警察，簡直不把這些財神爺當人。如你所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張士誠忍耐的限度終於在1353年春節後被突破。

  有一天，他和十七個最要好的同事喝著鹽水，吃著饅頭，說：「世界上正在發生著驚人的變化，而我們卻在這裡像狗一樣活著。我們倒不如拼一把，就是死了也比這樣窩囊地活著好。」

  如你所知，這是冒險主義。因為張士誠不同於方國珍，也不同於劉福通，更不同於徐壽輝。方國珍革命時，僅他的家族就有幾百號人；劉福通革命前，就在白蓮教有著高貴的地位；徐壽輝更不用說，是黑社會當家的，手下小弟多如驢毛，給他們一把砍刀，那就是一支軍隊。

  張士誠什麼都沒有，算上他，才十八個人，他們唯一的武器就是運鹽的工具——扁擔。那玩意根本殺不了人，只能肩挑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