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西軍的聯明抗清

  第一節　孫可望請封秦王之糾葛

  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進入雲南，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經營雲南是為了有個穩定的後方進行休整，積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入滇兩年，由於政策措施正確得當，社會安定，生產迅速恢復發展，大西軍對雲南的統治日益穩定，實力已經大大增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明永曆朝廷吏治腐敗和內部互相傾軋，導致抗清陣營的分崩離析，疆土越來越縮小。大順軍餘部從1645年隆武朝廷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聯合抗清，以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統率的「忠貞營」成了抗清的主力。儘管南明統治集團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1]，然而從朝廷以至督、撫重臣何騰蛟、瞿式耜[2]、章曠等人卻出於階級偏見處處排斥、刁難這支忠心耿耿奮力抗清的農民武裝，幹著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他們視為嫡系的各種雜牌官軍卻只知禍國殃民，一旦形勢危急就叛變投敵，甘心充當清廷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馬前卒。在這種情況下，抗清形勢的不斷惡化自然不可避免。

  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導人正是從全國大局著眼，決定領兵出滇，開赴抗清前線。出兵以前，孫可望同楊畏知、沐天波商議時說道：「年來以雲南一隅之地，兵精糧足，欲圖大舉，以復中原。」[3]他認識到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以朱明王朝為旗幟可以獲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於抗清事業。另一方面，孫可望決定請求永曆朝廷加封，也有藉此挾制李定國、劉文秀的意圖。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來不相上下，入滇以後可望雖被推為盟主，但他畢竟不能同張獻忠相比，李定國、劉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爺自居，並不能唯孫可望之命是從。許多史籍都記載，1648年孫可望借演武場升旗事件，把李定國按在地上打了一頓板子，以確立和提高自己在全軍中的領導地位。馮甦記：「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4]這說明孫可望的領袖地位並沒有真正形成。他為了名正言順地節制定國和文秀，想通過永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於二人。深悉其內幕的楊畏知說過：「請封，可望一人意也。其意欲得封爵出劉文秀、李定國上，足以駕馭兩雄，使受其節制耳。李定國為人直朴無偽，初遣使請封時，定國不悅曰：『我自為王，安所用請？』可望再三諭以封爵出自朝廷者為真，今皆假號也。定國曰：『若是，則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賊矣，勿反覆也。』」[5]正是出於這些考慮，孫可望於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派楊畏知和戶部龔彝充當使者前往廣東肇慶，同永曆朝廷聯絡。隨身帶了孫可望的一封書信，內容如下：

  先秦王蕩平中土，掃除貪官污吏。十年以來，未嘗忘忠君愛國之心。不謂李自成犯順，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敕重臣會觀詔書謹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6]

  楊畏知等於二月間從昆明出發[7]，四月初六日到達肇慶，呈上書信並進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以表善意。在當時參與抗清的各種力量之中，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實力最強，他管轄下的雲南是抗清營壘中最穩定的地區。從南明處境來看，正處在何騰蛟、姜瓖、金聲桓、李成棟連續敗亡，險象環生之時；孫可望等人決策同永曆朝廷攜手抗清，本是這個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階級的偏見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卻在永曆朝廷內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廷臣會議時，贊成封孫可望為王的固不乏人，當政的一批人物卻因種種私慮表示堅決反對，如依附李成棟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唯恐擁有龐大實力的大西軍參加永曆朝廷將會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異議。開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說出「可望賊也，不可以封。劾畏知為賊遊說，請收之」[8]。後來見朝臣中贊成封可望藉以收大西軍餘部為己所用的人居多數，又變換策略，「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力爭不可」[9]，甚至連續七次上疏，拼命反對[10]。鎮守貴陽和遵義一帶的軍閥皮熊、王祥也擔心大西軍出滇抗清，自己割據的地盤難保，上疏聲稱：「可望名雖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11]大學士嚴起恆等也頑固地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12]。楊畏知以明朝舊臣、孫可望使者的雙重身份陳明利害：「可望兵強，可借為用，何惜一封號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樹敵？」他建議封孫可望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國、劉文秀為公爵。廷臣錢秉鐙除贊成楊畏知的意見外，又提出在封爵的同時趁機挑撥大西軍各將領之間的關係，建議朝廷一面封可望為郡王，命其居守雲南；一面封定國、文秀為公爵，「陰使人語之曰：此可望指也。敕書內極其獎勵，許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錫王號……兩雄本不欲聽其駕馭，固利在專征，又出邀上賞，必踴躍奉命」。另由定國、文秀合疏上請封艾能奇的中軍馮雙禮以五等之爵，造成「德歸兩雄而離心於可望」的局面[13]。

  這場封滇與否的爭論持續了幾個月，楊畏知見封可望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請封可望為公爵，定國、文秀為侯爵，以便回滇復命。永曆朝廷勉強同意了，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名朝宗[14]。

  督師閣部堵胤錫是位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經親自出馬促成過大順軍餘部李錦、高一功等部同南明聯合抗清，這次又想努力推進與大西軍的聯盟。當他聽說孫可望請封秦王，朝廷僅封公爵，知道事情必定決裂，就在七星岩盛情款待孫可望派來的使臣隨將潘世榮、焦光啟，同兩人訂盟結好，穩住這兩位大西軍的老部將（正使楊畏知、龔彝都是明朝舊官，孫可望派潘世榮等隨同赴廣顯然有監視和探聽朝廷態度之意）；同時連續上疏朝廷請封可望為二字王，經永曆帝同意決定封孫可望為平遼王[15]。就堵胤錫的本心而言，完全是從維繫明室、共同抗清的大局出發。他深知腐朽已極的永曆朝廷不要說恢復中原，就是勉撐危局也只有依靠大順軍和大西軍。金堡對堵胤錫的做法深表不滿，當面斥責道：「滇與忠貞皆國讎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16]在民族危機極為深重的時候，金堡之流仍然對共赴國難的原農民軍切齒痛恨，稱之為罪惡滔天的國讎，完全顛倒了敵友關係。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由於忠貞營駐紮在相鄰的賓州、橫州，擔心自身利益難保，他的中軍胡執恭建議結好於孫可望，倚仗大西軍的聲勢同忠貞營相抗。他們利用永曆帝頒給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金印[17]，於1649年（永曆三年）正月由胡執恭冒充朝廷使臣逕自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18]。在陳邦傅、胡執恭偽撰的敕文中用了許多不倫不類的話，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命其「監國」，賜以「九錫」「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等等。

  孫可望並不知道永曆朝廷的腐敗紛爭以致於此，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極為滿意。他安排了隆重的儀式，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受秦王封后，率其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秦王升座受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慶賀」[19]。然後把敕書謄黃布告雲南各地，歡慶三天。這一連串盛大儀式表明孫可望和義兄弟李定國、劉文秀統轄下的大西軍以及他們管理得頗有條理的雲南全省已經遵奉南明永曆正朔，孫可望本人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誰知不久楊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帶來了封孫可望為平遼王的敕印。孫可望大為驚異，說：「我已封秦王矣！」楊畏知問明情況說那是假的；胡執恭爭辯說平遼王敕印也是假的，朝廷所封不過是景國公。其實，堵胤錫請封孫可望為平遼王得到了永曆帝的核准，並不是假的。魯可藻記：「御批：胤錫奏朕，已封平遼。朝廷雖小，詔令未可或更。」同年十月又記：「詔仍從堵胤錫原奏，封孫朝宗平遼王，敕令出楚。」[20]次年行在禮部尚書郭之奇在奏疏中說：「滇封之議，創為平遼，已非典則，失名義。矯而為秦，變而為雍，遵何制而定何名，臣俱不得其解。」[21]這些材料都可以證明永曆朝廷經過反覆周折後授予孫可望的封號是平遼王。胡執恭到昆明時並不知道朝廷採納了堵胤錫的建議把封號由原議景國公改為平遼王。孫可望既誤信了陳邦傅、胡執恭假造的敕印，舉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禮，弄得雲南軍民皆知，這時要降格為二字王，處境的尷尬可想而知。他極為憤慨地說：「為帝為王，吾所自致，何借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為人笑。」[22]下令把楊畏知、胡執恭關進監獄，給朝廷送去啟本說：「於某日接敕封臣秦王，於某日接敕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23]除了把先後所接「敕書」抄送外，並且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後已經鄭重宣布，大小官員和軍民都已祝賀，無法改變，請朝廷定奪。平心而論，問題出在永曆濫發空白敕書和陳邦傅以公爵身份矯詔偽封一字王，孫可望不僅不負任何責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賀以後也確實難以退步。永曆朝廷在既成事實面前竟毫無靈活性，堅持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號稱「虎牙」的金堡在疏中義形於色地說：「可望應否封王，臣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議。」[24]大學士瞿式耜則抓住孫可望來書「啟而不奏，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大做文章，說什麼「識者為之寒心，舉朝莫不色動」[25]。又針對胡執恭所遞偽敕中載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痛切陳詞。其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孫可望原書只要求封秦王，並沒有提出偽敕內這些特殊的禮遇和權力。至於啟本中不稱臣、不奉正朔更是無可非議，因為從歷史淵源而言，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是張獻忠部下的大將，張獻忠在世時已經即位稱帝，與明政府本處於敵對地位；孫可望主動上書請封時用啟本已經是俯心相就，在未得到永曆朝廷的封爵前「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無可指責。只要永曆君臣不行事乖張，真偽並出，僅以一紙文書加以籠絡，孫可望等人自然會奉永曆正朔稱臣，實現化敵為友，聯合抗清。瞿式耜等人不顧實際情況，妄自尊大，在雙方達成協議之前就指責對方不稱臣奉正朔，是毫無道理的。至於陳邦傅等所撰偽敕，瞿式耜說：「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師，而我先父師之；可望未納土請官，而我先納土請官之。料可望本無此想，今執恭固教之矣！」[26]這些話並沒有錯，問題是瞿式耜不能從大局出發，在永曆君臣自己造成的被動情勢下，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比如真封秦王，另頒措辭得體的敕書。他實際上同金堡之流一樣對原農民軍懷有極深的偏見，反對聯合抗清。直到這年七月間，永曆幸臣文安侯馬吉翔建議封可望為澂江王，可望的使者不敢復命。朝廷又議於秦字上加一字，或興秦，或定秦，紛爭不已。倒是孫可望為打破僵局，派遣御史瞿鳴豐入朝，請求實封秦王，「即用原寶，但求上加敕書一道」。這個折中辦法可說是兩全其美，維持秦王封號使孫可望在雲南軍民中可以交代過去；另頒敕書不用偽敕中的「父師事王」「監國」「九錫」「總理朝綱」等不妥措辭，永曆朝廷也有個體面的下台機會。可是，大學士嚴起恆、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等人頑固地拒絕真封秦王，毫無轉圜餘地[27]。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西軍提出聯合抗清的建議以後，永曆朝廷不僅在封爵上多方刁難，還不顧大敵當前，加強了對大西軍的防範。「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28]。這就充分說明阻礙和破壞抗清聯合陣線的罪魁禍首正是永曆朝廷中的掌權人物。

  孫可望雖然對永曆朝廷極不滿意，仍不改初衷，決定出滇抗清。他派中書楊惺先前往行在報告出兵事宜，疏中說：「國姓豈敢冒，王封何敢承。臣等唯一意辦虜，功成之日，自聽公議。」[29]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孫可望「脅封」的文字多極了，其中不少出自忠於明室的遺民之手。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孫可望提出聯明抗清時大西軍擁有十萬左右的兵力和雲南一省的地盤，求一個王爵千難萬阻；後來孫可望兵敗失勢，僅帶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順治皇帝立即派人趕赴湖南封他為義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祿。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為什麼能勝利，南明為什麼失敗。

  第二節　軍閥紛爭中的川黔

  

  從1647年起，四川、貴州兩省處於軍閥割據自雄的局面。大西軍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下迅速南撤，三月間已經進入雲南。清軍方面，肅親王在正月間駐於合川，委任明朝降將王遵坦為四川巡撫。當時南明四川巡撫馬乾扼守內江，豪格命王遵坦對他進行招降，馬乾回信說：「某為大臣，義無降理。古人有言，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此正某畢命之時也。」二月，內江被清軍占領，馬乾不屈而死[30]。同月內，豪格進至遵義（明代屬四川，今貴州遵義市），明督師大學士王應熊逃往赤水衛[31]。明四川總兵賈登聯、副將譚得勝降清，豪格以設宴犒軍為名，把二將及所統官兵全部殺害[32]。由於四川地區連年戰亂，社會生產幾乎完全停頓，無法解決糧餉供應，豪格只好就此止步，率領滿、漢軍經陝西回京，留下王遵坦、李國英（原左良玉部下總兵）等明朝降將駐守四川，兵力非常單薄。奉豪格之命分守各地的將領因糧餉不繼，加上南明將領的反攻，根本站不住腳，被迫向川北撤退。如清署敘府總兵馬化豹守敘府（今宜賓）八個月，從所屬州縣徵得的糧食只有稻穀四十八石、粗米九石，官兵枵腹難忍，除將騾馬宰吃外，「凡捉獲賊徒未奉職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馬化豹無可奈何，由敘府經富順撤回保寧。這年十一月間降清的明朝陝西將領趙榮貴反正，領兵「圍困保寧府（四川閬中），各鎮俱上保寧解圍」[33]。成都總兵李國英原在遂寧、射洪一帶同於大海、李占春部明軍作戰，也率兵退回保寧加強防守[34]。清朝在四川實際上只控制著保寧及其附近一小片地區。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四川巡撫王遵坦病死，由李國英繼任。

  在大西軍和清軍主力轉移以後，四川、貴州大部分地區實際上處於分裂割據狀態。南明自弘光朝廷以來雖然任命了閣部、總督、巡撫之類的高級官員，大抵僅擁虛名，實權分別掌握在盤踞各地的軍閥手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只知互相爭權奪利，不能組成一支統一的隊伍，利用清軍勢單力薄的機會收復全川。其中主要的人物有：

  楊展，四川嘉定（今樂山）人，明崇禎十二年武進士，任職參將。大西軍入川後他一度被俘，逃出後在敘州（今宜賓）拼湊了一支軍隊，1646年進抵嘉定、峨眉一帶。在兵荒馬亂、哀鴻遍野的情況下，楊展能夠注重恢復生產，「遣使告糴黔楚，自紳士以下至弟子生員皆給資，農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戎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廩之」[35]。由於措施得力，一年以後成績斐然，成了當時四川唯一自給有餘的地方。南明永曆朝廷先後給他加封華陽伯、錦江侯。

  王祥，原為明朝參將，大西軍占領四川時他收集了部分殘兵盤踞於遵義地區。1647年六月，他趁清軍北返出兵入川，前鋒總兵王命臣一直推進到順慶府（府治在南充）。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他不惜竭澤而漁地榨取地方殘存黎民。例如在順慶府，「其始也，每家給免死牌一張，需銀若干兩；其繼也，每牛給牛票一張，需銀若干兩。未幾，而牽其牛，掠其人，掘其糧，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朝而負耒，夕而荷戈矣」[36]。1648年（順治五年），清廷委任的夔州鎮總兵盧光祖、敘南鎮總兵馬化豹、永寧鎮總兵柏永馥占領順慶，王命臣等逃回，王祥所據地盤自遵義至江津、合州、彭水、黔江一帶。

  於大海、李占春，原為曾英部將，拜曾英為義父。這時，老營屯於涪州（今涪陵）西平壩，控制著涪州、長壽、墊江三州縣。

  侯永錫，原明軍偏裨，據守永寧（今敘永）。

  馬應試，原明朝瀘州衛指揮僉事，任游擊，據守瀘州地區，大肆搜殺焚掠，「江安、納溪、九姓（九姓司在今瀘州市）等處俱遭蹂躪」[37]，經常活動於瀘州至富順地區。

  譚文、譚詣、譚弘號稱「三譚」，原為忠州衛世襲衛官，駐於忠州（今忠縣）、萬縣、夔州（奉節）一帶。

  搖、黃各部原為農民起義隊伍，後來同當地官、匪糾結，變成一種不倫不類的武裝，初期活動於四川東北部地區。各部互不統屬，號稱「搖黃十三家」，首領人物有爭天王袁韜、逼反王劉惟明、震天王白蛟龍、行十萬呼九思、二哨楊秉胤、黃鷂子景可勤、整齊王張顯等[38]。袁韜，陝西沔縣人，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正月，「率眾數萬，軍於涪。名為降順（指歸順南明），而劫掠如故，涪人流離。至五月，國朝肅王發貝勒、貝子諸營下取涪州，袁韜大敗，渡小河東岸走貴州湄潭縣去。八月，李占春混名李鷂子同諸營上復渝城。十一月內以本營袁韜與李占春等爭功，自相攻殺，占春不勝，退下涪州」。[39]

  貴州有總兵皮熊等。1647年三月孫可望等率領大西軍餘部離開貴陽前往雲南，皮熊即領兵乘虛而入，從平越（今貴州福泉）「收復」貴陽[40]。

  以上就是1647年清朝豪格統軍回京後川、黔各部活動地區的大致情況。實際上這些軍閥為了擴充地盤或者由於駐地缺糧經常移動[41]。

  南明朝廷自弘光時已任命原大學士王應熊為督師閣部，樊一蘅為川陝總督，馬乾為四川巡撫。1647年王應熊病死[42]，馬乾被清軍殺害[43]。永曆帝任命原偏沅巡撫李乾德為川東北巡撫，不久升任總督；又派宗室朱容藩總督軍務，楊喬然、江而文為巡撫。「諸人各自署置，官多於民」[44]。樊一蘅見十羊九牧，事權分散，上疏極論其害。永曆朝廷不僅置之不理，反而又提升楊喬然為總督，任命監軍道詹天顏為川北巡撫，另一監軍道範文光為川南巡撫。原來的川陝總督樊一蘅「無所施節制，但保敘州一郡而已」[45]。與此同時，永曆朝廷又聽從委任的各總督、巡撫的保薦，給大小軍閥加官晉爵。這種一味以官爵收買人心的愚蠢做法，更加劇了四川軍閥的割據和傾軋。反觀清方，豪格率軍返京時只指定一名總兵（先為王遵坦，後為李國英）任四川巡撫，儘管兵力遠遜於南明川黔「諸雄」，卻因事權統一，始終固守著以保寧為中心的川北地區。

  南明川黔各軍閥本已割據自雄，朝廷又疊床架屋地委派總督、巡撫等方面大員，隨之而來的是互相爭權奪利，抗清大業被置之度外，文官武將熱衷於大打內戰。在1648—1649年（順治五至六年、永曆二至三年）兩年間先後發生楊展攻殺馬應試又被王祥擊敗之戰；王祥與皮熊之戰；袁韜、武大定殺害楊展、攻占嘉定之戰；於大海、李占春等攻殺朱容藩之戰。現分述如下：

  楊展南攻瀘州衛與永寧之戰。據時人歐陽直記載，「王祥駐遵，部分三十六掛印總兵官，頗自驕倨。凡過往縉紳若不得其歡心，則每有劫掠之虞。以故士大夫不滿於祥，互相唆構御史錢邦芑移書楊展云：有密旨聯絡勳爵圖祥。展得書，信之，以奉討為名，遣子璟新率兵南下至瀘衛，謂馬應試作梗，遽殺之，奪其兵。至永寧，為侯天錫合遵兵所敗而還」[46]。《瀘州志》所記稍異：「楊展自嘉定襲永寧，詭結盟好，假道瀘衛，應試開門出犒。忽望城坡上鼓聲震天，則展兵已露刃直逼城下。應試故著紅褲，不及甲馬，徒步奔山。諜者知之，遂就擒。今衛城東丫口有殺人坳，相傳應試斬首處也。展至永寧，戰不利，還屠瀘衛而去。」[47]

  王祥、皮熊之戰。這場內戰從1648年七月一直打到年底。先是遵義總兵王祥領兵攻貴州總兵皮熊，包圍了貴陽。八月，貴州將領武邦賢、楊光謙引兵擊敗王軍，貴陽解圍。十月，皮熊又出兵攻王祥，在烏江被王祥擊敗，幾乎全軍覆沒。十二月，雙方才言歸於好[48]。

  袁韜、武大定謀殺楊展。武大定原為明朝陝西裨將。清軍入陝後，他曾同孫守法等一道抗清，奉明朝宗藩秦王之子為秦王，以資號召[49]。1648年十月他被清軍擊敗，帶領部下勁卒三千人突圍入川。由通江西走廣元，收服利州衛世襲指揮同知張顛部眾一千五百人，「與龍安（府治在平武）趙榮貴、松潘朱化龍、茂州詹天顏等相為掎角，剽掠綿（州）、梓（潼）諸邑」[50]。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五月，趙榮貴派人來迎請秦王，武大定早已覬覦趙軍兵力，設計讓秦王應邀赴趙營，然後趁接回秦王的機會把趙榮貴騙入自己營中加以捕殺。不料這位秦藩宗室是個明白事理的人，見趙榮貴及其部下官兵真心實意抗清復明，就把武大定設下的圈套和盤托出。過了兩天，武大定遣使「迎王回營，並邀榮貴面籌大事」[51]，遭到二人婉言拒絕。武大定知道奸計被識破，連夜取道彰明（在今四川江油縣與綿陽市之間）南竄[52]。由於成都平原屢經戰亂，破壞得十分厲害，幾乎荒無人煙，武大定部眾飢疲不堪，奔到富順投靠袁韜。當時，川北巡撫李乾德正在袁韜營中，還有另一支搖黃隊伍呼九思部也來會合，「俱絕糧，餓死者甚眾」[53]。李乾德是個無恥政客，派到四川以後既沒有兵將，也沒有地盤，他急於抓權，竟私自鑄造了「兵部之印」大方銀印，自稱兵部尚書，行文各鎮。又利用搖黃十三家之一的袁韜歸明後沒有官銜的機會，另鑄定西將軍銀印送給袁韜，博得袁韜的歡心[54]。不料他鈐蓋私鑄兵部印的文書被楊展的幕客識破，當面質問他朝廷常規「印不離部」，你的「兵部之印」從何而來？李乾德無言以對，不敢再用假印招搖撞騙[55]。李乾德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想以巡撫的身份接管州縣，把地方的錢糧抓到手，而讓楊展單純主持軍事。可是，嘉定地區的耕地主要是楊展組織軍民開墾出來的，李乾德的要求遭到斷然拒絕。當時重慶一帶城空地荒，楊展建議李乾德率領袁韜等部軍隊往守重慶，由自己負責糧餉供應[56]，這對南明來說本是個不錯的主意。李乾德既對嘉定地區的富庶垂涎三尺，又怕出守重慶將冒清軍南下的風險，與其為朝廷收一塊危地，不如心黑手狠算計自家人，於是在李乾德導演下終於演出了一場川南火併。他利用袁韜、武大定、呼九思乏糧之機，建議「惟求救於楊展，展若從即無飢乏患矣」，三人都表示贊同，請李乾德立即前往嘉定。「乾德赴嘉定說展曰：『大定與韜願歸將軍帳下。』展不可，曰：『風土既異，心性必殊，嫌隙所由生也。今部下數萬眾皆吾梓里，甘苦共之，赴湯蹈火，皆無異志。若增袁、武，恐滋他患。吾意已決矣，幸勿復言。』乾德復說曰：『從來舉大事者不辭眾，將軍士卒雖精，苦無外援。涪州有餘（於）、李，萬縣有三譚，相為掎角，何分南北哉！二將望風而奔，慕將軍之威德也。不勞一卒，不發一矢，收萬餘人於麾下，不大有利於將軍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將軍其圖之。』展沉吟久，乃許給糧餉，資韜、大定於犍為。」[57]乾德見初步目的已經達到，返回富順告知袁韜、武大定、呼九思。三人大喜，編造兵員花名冊送交楊展。楊展拒絕接受，卻按月運糧接濟。袁韜、武大定、呼九思親赴嘉定拜會楊展。不久，呼九思病死，「楊展與武大定、袁韜鑽刀歃血，三人誓結生死交。楊為長，袁次之，武又次之。展恩視二人如親弟，恣其所欲，悉應給。令袁韜移營駐犍為，武大定駐青神」[58]。袁、武二人在楊展資助下渡過了難關，卻暗中覬覦嘉定的繁盛。李乾德乘機進行挑唆，對袁韜說：「地方錢糧供朝廷之公物也。豈展所私而以布惠於僚友？且展據有西南，終當尾大不掉。公等皆人傑，仰畀於若人耶。」[59]袁韜欣然聽從，與武大定密謀定計，以七月二十六日袁韜生日為名邀請楊展赴犍為慶賀。楊展的家屬和部將懷疑其中有詐，勸他不要去；楊展自以為對袁韜、武大定有恩，只帶了三百名士卒前往犍為赴宴[60]。在筵席上被袁、武擒殺，隨從軍士也在被灌醉後死於非命[61]。二人隨即發兵突襲嘉定。袁韜、武大定背信棄義謀殺楊展的消息傳開後，引起南明許多文武官員的憤慨，川陝總督樊一蘅寫信責備策劃其事的李乾德：「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賊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李乾德閱信後付之一笑，「以為救時大計非豎儒所能知」[62]。涪州李占春曾經得到過楊展的糧餉資助，「聞變拍案曰：貪利，殺我義士，豈大丈夫耶？」領兵來援嘉定，被袁、武擊敗。十二月二十四日，袁、武軍隊經過四個月的圍城，攻入嘉定，楊展長子楊璟新帶領殘兵五十餘人經峨眉、新津、灌縣逃往保寧，於1650年（順治七年）正月十六日向清朝四川巡撫李國英投降[63]。袁韜、武大定瓜分了楊展的部眾、地盤和庫藏，「初意江口所獲金銀如山積，及搜展府內不滿所願，弔拷夫人並燒斃經事之人，都無窖藏之物。二人大失所望」[64]。李乾德計殺楊展後，又重溫舊夢，自稱尚書經略，妄圖主管地方糧餉，節制袁、武二部兵馬，結果嘉定被袁、武二人瓜分，「乾德雖亦分數州縣，仍空名而已」[65]。

  朱容藩是明朝楚藩通城王的後裔，在宗室內地位很低。當明末社會大動盪之際，他漂泊各地，周旋於各種勢力之間，可謂見多識廣。永曆帝在肇慶即位時，他參與擁戴，被授予掌宗人府事。他不滿足於這個虛有其名的官職，想抓點實權。從兵科給事中程源口中聽說四川兵將頗多，統御無人，認為機會來了，就奏請入川聯絡諸部，永曆朝廷給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的官銜總督川東兵馬。朱容藩即取道湘西到達湖北施州衛，進入王光興的兵營；接著又聯絡駐守四川涪州的李占春（混名李鷂子）、於大海部。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夏，清涪州總兵盧光祖部攜帶大批擄掠來的輜重子女由重慶水陸並進，順江而下，企圖一舉打通川鄂交通水道。朱容藩當即命令李占春、於大海率領舟師阻擊。七月十一日，兩軍相遇於忠州（今重慶忠縣）。清軍輜重既多，又不習水戰，被李、於二部擊敗。明軍燒毀清船一千餘艘，奪回大批被俘人口和財物。盧光祖帶領殘兵敗卒從達州小路逃回川北保寧（今四川閬中）[66]。

  朱容藩初戰告捷，又聯絡忠州衛世襲武將譚文、譚詣、譚弘和搖黃呼九思、景可勤、陳某等部同川南、川西明軍會合，於九月間收復重慶。[67]這時，由陝西南下川北的定隴侯趙榮貴正集中兵力進攻保寧。由於清初成都一帶凋敝特甚，幾乎荒無人煙，清朝設置的四川巡撫、巡按都駐於保寧，這裡實際上是清方的四川省會，清朝所委任的四川各鎮總兵全部回救保寧。朱容藩和四川、貴州明軍幾乎收復了保寧以外的四川全境。後來清四川總督李國英回顧道：「只因四年（1647）六月王師凱旋（指肅親王豪格率部回京），留兵單弱，以致群盜蜂起。臣與各鎮間關百戰，始達保寧。一城之外，盡為賊有。」[68]聚集於保寧的清軍名義上有五鎮：成都總兵（原為李國英，四川巡撫王遵坦病死後由李接任，改由惠應詔任成都總兵）、敘馬總兵馬化豹、涪州總兵盧光祖、永寧總兵柏永馥、龍安總兵左勷，實際上兵力極其單薄。四川巡撫李國英1648年（順治五年）向清廷報告：上年肅親王豪格撥給四川巡撫標兵一千三百九十名，病死、餓死和逃亡者多達一千三百三十三名，只剩下三百一十名[69]；其他各鎮情況也大致相仿，「餓、病死者十去七八」，「每鎮不過數百飢病之兵」[70]。南明朝廷本來應該趁此機會，集中兵力攻克保寧，全殲入川清軍，然後精兵簡政，汰弱留強，招撫流民，墾荒屯田，把四川這塊自古以來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地方經營成抗清基地。然而，各派軍閥不僅不願意減少自己的兵員，而且鉤心斗角，互有吞併之心。永曆朝廷又疊床架屋地委派閣部、經略、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僚，這些人為了爭權奪利分別籠絡某幾個軍閥，導致事權分散，以致自相火併。

  朱容藩是個小有才具的野心家。他倚仗永曆朝廷的名義組織川東等地武裝恢復了四川大部分地區的時候，正值永曆皇帝由武岡逃往南寧。朱容藩妄圖利用四川諸將同朝廷失去聯繫的機會，擁戴自己爬上皇帝的寶座。會師重慶時，他就示意原偏沅巡撫李乾德聯絡川南一帶文武官員勸進，遭到李乾德等人的拒絕。他懷恨於心，派李占春領兵偷襲李乾德和袁韜的兵營，被袁兵擊退。1649年（順治六年）二月，朱容藩回到涪州（今涪陵）、夔州地區，即自稱楚王世子監國（《客滇錄》說他自稱楚王世子，後稱楚王，又改稱吳王），鑄造了「天下兵馬副元帥」金印，改忠州為大定府，府門為承運門；夔州臨江有天字城，形勢頗為險要，朱容藩改其名為天子城，作為自己的行宮。為了收攬人心，他擅自鑄印封王光興、李占春、於大海、楊朝柱、譚文、譚詣、譚弘、楊展、馬應試等人為侯爵、伯爵，授劉惟明、楊秉胤、白蛟龍等人為掛印總兵，任命張京為兵部尚書、程正典為四川總督、朱運久為湖廣巡撫，此外還任命了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員，儼然以朝廷自居。朱容藩的胡作非為引起了川西和川南永曆朝廷委派的官員極大不滿。四川巡按錢邦芑以「為奸宗謀逆，請正天討事」上疏揭發其罪行，疏中說：

  臣察得逆宗朱容藩自元年正月在廣西得罪，皇上欲置之死，幸蒙天恩赦宥，還其原官，命料理湖南一帶。彼時寇逼湖南，容藩即由施州衛走入川東。五、六月間，寇陷涪州，臣方至彭水界上。川東夔府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文武無主，容藩假朝廷之威靈，收拾兵將。至八、九月間，川中各鎮如王祥、侯天錫、李占春、余（於）大海、趙榮貴、曹勛、馬應試、袁韜等，各出兵剿寇，四路捷報。維時皇上幸廣西，川中不知聖駕所在，容藩即自為吏、兵兩尚書，鑄刻印信，選授文武，籠絡軍民，隱有稱王之意。今歲六月，臣巡川南，忽軍中傳來朱容藩刊《諭建置文武榜文》，其自稱則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此而欲其終守臣節，其可得乎？今皇上遠在百粵，四川僻在極西，沿途兵寇阻道，凡詔諭敕旨，經歲余後通，其浮沉不達者尚多。且西川之地，四圍皆蠻夷土司，易生反覆。又迭經寇禍，三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知適從。故容藩欲乘此搖動人心，謀為變亂。自去歲秋冬，川地漸復，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箐，荒城破壘之中，驅除豺虎，翦披荊棘，招集殘黎，撫慰土司，宣達皇上威德，西川之地始知正統所屬。今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容藩包藏禍心，謀竊神器，陽尊朝廷，陰行僭偽，假皇上之威福，布黨亂之爪牙。其意待羽翼既成，便欲盤踞西川以為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已早窺其隱，先致書告以大義，隨即傳檄楚督何騰蛟、堵胤錫，川督楊喬然、李乾德及各大鎮，俾共尊朝廷，毋為叛臣所惑[71]。

  錢邦芑考慮到文書往返動經歲月，就把疏稿謄抄遍送川楚各大臣。督師輔臣堵胤錫當時同馬進忠駐於施州衛，收到文書後乘船來到夔州，當面質問朱容藩。朱容藩掩飾道：「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聯假名號彈壓之耳。」堵胤錫駁斥道：「公身自為逆，何能服叛逆之心乎？錢代巡有檄會兵，若再不悛，錢公率兵下，吾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為公作賊者？」朱容藩無言以對。川東諸將這才知道朱容藩自署的名號都是假冒的，李占春、於大海等人不再聽從他的號令。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正月，朱容藩移駐萬縣天字城，以搖黃白蛟龍、楊秉胤二部為護衛，聯絡譚文等人割據自雄。七月（明大統歷八月），永曆朝廷大學士呂大器到達涪州，李占春迎見，正好收到朱容藩發來的會師牌札，上列楚王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的頭銜。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敢稱，且天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朱容藩為了豢養軍隊，率領被矇騙的將領進攻石柱土司，石柱土司求救於李占春、於大海。李、於二將已經弄明白朱容藩是個冒牌貨，派出精兵乘船五十艘來援。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兩軍交鋒，朱容藩大敗，白蛟龍被活捉，同李占春歃血結盟，保證不再聽從朱容藩的指揮，才被釋放回到楊秉胤營中。譚文逃回天字城。朱容藩眾叛親離，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落荒而逃，在雲陽被擒殺。[72]

  南明四川當局的自相殘殺，給清方提供了可乘之機。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清四川巡撫李國英奏疏中說：「竊照蜀中負固諸逆，恃在僻險，觀望逾年，臣曾仰體詔赦皇仁，屢持平西王、墨固山令諭差官分頭前去招撫（按，當時吳三桂、墨勒根侍衛李國翰的軍隊駐於陝西漢中，並未入川），如達州劉惟明、劍梓李廷明、唐運會，江油嚴希賜等悔過投誠，臣已另疏具題外。至如偽朱經略假竊偽號，聯絡江上李鷂子（李占春）、余（於）大海、三譚、楊（秉胤）、白（蛟龍）等煽亂夔東；而偽閣部呂大器與李鷂子另為一黨，駐紮涪州；偽伯楊展招納武大定、袁韜、曹勛等巢穴嘉、眉、黎、雅，竊據成都一帶，而偽總督李乾德與袁韜另為一黨往來敘、瀘；偽國公王祥等屯聚遵義，出沒綦（江）、重（慶）之間；而偽總督楊喬然另扎長壽縣，屢諭不悟，蹂躪實深。自王師剿殺偽秦王、趙榮貴之後，兵威震懾，各逆互相疑忌，彼此陰謀殘殺，於本年九月初二日據達州知州彭振翮塘報內據達州屯鎮劉惟明報稱，朱經略同譚偽鎮於七月二十五日由萬縣渡河北岸，被余（於）、李二賊發精兵船五十號追殺大敗，譚大單騎逃天字城，朱經略陣亡是實。其朱逆下偽鎮白蛟龍與李鷂子歃血鑽刀，仍放蛟龍回楊秉胤營內，於八月初六日同在天字城起身，欲來東鄉縣寨子駐紮等情。隨發諭移劉惟明並達州知州彭振翮相機往招。」下文又報告了七月二十七日袁韜等殺害楊展，接著說：「乃今天厭其惡，使彼自相仇殺，朱逆受刃，楊展繼亡，……其後數家賊逆互相踐踏」，「惟候平西王、墨固山振旆之川，又不難直掃逆穴，以成破竹之勢」，「而收復全川之機會於在此矣」。[73]

  第三節　大西軍出滇抗清

  大西軍的由雲南開赴抗清前線，一般史籍都記載為1650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這是就同清軍交鋒而言的。由於雲南和清方占領區之間還有一批南明軍閥控制著四川、貴州等地，大西軍不僅必須突破他們的阻撓才能到達抗清前線；為了消除內訌，穩定後方，統一軍令也需要對南明殘留武裝實行改編。孫可望部署出兵之際，曾經派中書舍人楊惺先赴行在疏報出師，奉旨：「覽奏整旅東征，為朝廷剿除逆虜，朕心嘉悅。今恭順（原註：謂孔有德）入犯武漢，盤踞長、岳，卿率銳出楚，建瓴直下，廓掃中原，以奏光復。該部知道。」[74]孫可望還利用胡執恭送來的偽敕中的「監國」「節制天下文武兵馬」字樣，以永曆年號「馳金龍牌，抄敕冊文遍調土、漢官軍皆為之下」[75]，「自稱監國秦王臣，布告雲、貴、楚、粵諸勛鎮」[76]，要求貴州、四川、湖廣等地的南明軍隊會盟，聽從節制。

  早在1649年，孫可望就派白文選率領先頭部隊進入了貴州。康熙《貴州通志》記：「己丑（即1649）八月，孫可望遣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並加小字注云：「以通好為辭，旋撤去。」[77]1650年四月，白文選部再次進入貴陽[78]，接著李定國也來到貴陽，同南明匡國公皮熊、貴州巡撫范鑛結盟。同年八月，孫可望親自統領大軍進入貴陽[79]。皮熊自知兵力不敵，派遣使者李之華來「通好稱盟」，意在阻止大西軍入黔。孫可望回信道：

  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守則足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國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多敵兵出入之途，寧無救災恤鄰之念？而疑不穀為假道長發之舉。若黔若滇，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止以一盟了局，為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侯也。[80]

  南明忠國公王祥也「遣官請盟」。大西軍將領馮雙禮向孫可望請示是否應該推遲進兵[81]。由於皮熊、王祥之流只知盤踞地方，殃民自肥，既不積極對清方作戰，又堵住了大西軍出黔抗清的通道[82]，因此，孫可望決定不理睬皮、王「請盟」的虛禮，下令以武力強行改編。於是，馮雙禮、王自奇統兵從間道攻平越，活捉皮熊。九月，劉文秀、白文選北上遵義、永寧。明永寧總兵侯天錫歸附[83]；「王祥烏合六七萬，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祥避死真州，遂下遵義」[84]。皮熊、王祥阻擋大西軍出黔抗清的圖謀被粉碎以後，孫可望下令把他們部下的兵將收編，「不得逃避，一體入營關糧」[85]。這樣既擴充了兵員，又防止了散兵游勇生活無著，為害地方。到1650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十二月，孫可望已進至貴州東部的銅仁，貴州全省都處於原大西軍管轄之下。

  四川的情況也與此相仿。《宜賓縣誌》載：「庚寅歲（1650）賊首孫可望在滇假翊戴之名，懷窺竊之志，監國貴陽，凡楚、蜀、滇、黔勳爵悉歸節制。乃致書樊公（指南明川陝總督樊一蘅），語多矜肆。」樊一蘅派中軍都督僉事彭明揚、筠連縣知縣魏鳴玉充使者前往貴陽，「可望盛陳儀衛召見便殿，於時一二大臣在座，皆東林舊人也。可望卒然問曰：『樊某為國大臣，經略秦蜀，所辦何事？』先生（指彭明揚）翹首曰：『老臣盡瘁同於武侯，乃心王室同於郗鑒。但兵勢有強弱，故成功有遲早耳。殿下若肯相容，大事尚可濟也。若必加兵，誠恐來歸之人皆解體矣。不幾負率土之望乎？』望怒乃解，賜錦幣而還」。次年，樊一蘅病卒，所部均為孫可望改編[86]。當時正在武大定幕中的歐陽直記載孫可望招撫武大定、袁韜的情況頗詳：「孫可望差官至嘉定，稱奉旨聯絡，內有『會獵岷峨』等語。」盤踞於嘉定、青神一帶的軍閥武大定、袁韜猶豫不決。明四川巡撫李乾德說：「此矯詔也，其心未可測。令武（大定）復書，略曰：『自入蠶叢，荊棘塞道，萬里煙絕，一望淒涼，茂草荒林，惟有馬跡，狐游虎逐，罕見人蹤。間有一二遺黎，又皆五官殘廢，割耳截鼻，刖足剁手，如游異域，忽睹羅剎，形不類人，喘延余息。備詢厥故，始知令先君（指張獻忠）之造福於川，蓋功德若此其慘毒也。乃曾不旋踵，君之先君身首異處，屍飽饞鴉，可見天之所報，人之所為，已足昭鑒。公等碌碌，猶尚不悛，欲挾令以欺天，逞前奸之故智，詞多悖謬，意實險深。竊揣中藏，豈以皮（熊）、王（祥）視我也。倘修鄰好，奉教有期；如雲會獵岷峨，則水路可通舟楫，陸路可容車馬，弟惟有叉手瞠目而聽之矣。』」[87]顯然，李乾德授意下寫的回信對原大西軍充滿了敵意，斷然拒絕孫可望提議的會盟。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孫可望派撫南將軍劉文秀總統兵馬，分兩路入川。劉文秀率部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將軍王自奇從畢節取道永寧，大舉進攻。武大定親率全營赴雅州（今雅安），抽調精銳士卒交部將張林秀帶往滎經堵截大西軍。袁韜和李乾德坐鎮嘉定（今樂山市），分兵一支守州（今宜賓市）。這年八月，劉文秀指揮的軍隊在滎經縣鹿角壩全殲武大定精銳，張林秀也被擊斃。武大定大驚失色，連夜逃回嘉定；袁韜、李乾德眼看大勢已去，三人抱頭痛哭，隨即下令放火燒毀嘉定城內房舍，次日早晨棄城逃走。由於家口牽累，走了七天才到達井研、仁壽。劉文秀進抵嘉定，派輕騎日夜兼程追擊，一天之內就趕到仁壽縣。袁韜、李乾德被活捉，押回嘉定。武大定連妻子家屬也顧不上，帶領十餘騎落荒而逃。文秀命大定之子武國治、侄兒武國用招回武大定，以禮相待。免袁韜死罪，發往部下聽用；李乾德和他的弟弟李升德押往貴陽治罪，走到犍為縣時，二人投水而死[88]。

  平定四川南部地方以後，劉文秀領兵順流而下，派使者帶著孫可望「秦王、監國」名義的文書聯絡川東各支抗清武裝，「假首會盟」。夔東「偽爵賀珍、王光興、張光翠等一十四家各擁重兵，陰附孫逆」[89]。盤踞涪州（今涪陵）、忠州地區的明定川侯李占春、靖南侯於大海[90]因義父曾英於1647年初在重慶被南撤的大西軍擊殺，堅決拒絕會盟。劉文秀派部將盧明臣（又作盧名臣）領兵進攻，占春、大海大敗，七月間帶領馬步士卒三萬餘名和家屬乘船逃往湖北向清方投降[91]。途中遭到參與會盟的夔東抗清武裝的攔擊，十月十一日才進入湖北清方管轄區。清荊州總兵鄭四維安置李、於二部於松滋縣百里洲，由於未給糧餉，李占春於十四日夜間拋棄妻子部眾，入山當了一段時間和尚，後來又在清朝招徠下出任過安陸副將、黃州總兵等職[92]。此外，據守萬縣一帶的譚文、譚詣、譚弘，夔東一帶的王光興、王友進、劉體純、塔天寶等都「扼險自守，差人申好」[93]。這樣，劉文秀的出兵四川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目的，割據自雄的大小軍閥被消滅或收編，同以大順軍餘部為主體的夔東抗清武裝建立了聯繫，把四川大部分地區經營成了比較穩定的抗清基地。時人楊鴻基對大西軍入川有一段概括性的敘述：

  適至孫可望自滇據黔，辛卯（1651，順治八年、永曆五年）遣兵逼遵（義）；劉文秀自建南出黎雅，楊景星（按，當作楊璟新，楊展之子）奔投保寧；下兵犍為，擒袁韜而降武大定；再合遵、渝之兵東下，余大海（當作於大海）、李占春放舟而奔楚；他如三譚、（侯）天錫之輩或降或遁。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盡。雖殺運猶未盡，民難猶未弭，而回視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傾耳戴目、東竄西奔，以賒須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94]

  可見，大西軍的再度入川給當地殘存百姓帶來了生機，讓他們有可能重整家園，逐步恢復社會生產，過上安定的生活。

  孫可望部署的出兵川、黔，憑藉武力收編永曆朝廷殘存的地方割據武裝，是完全正義的。不把這些禍國殃民的軍閥勢力掃掉，大西軍就不可能進入抗清前線，南明的殘疆剩土也不可能真正成為抗清基地。孫可望接管貴州和四川南部地區以後，採取了果斷措施加以整頓，在很短時間內就把黔、川治理得井井有條。他派白文選鎮守貴州，收編當地的散兵游勇。對永曆朝廷濫發的文、武官員札付全部收繳，裁革了一大批魚肉人民的冗官，如派員「會勘平越各官，戮奸蠹民者」[95]，可望令蔣克遠會馮雙禮安撫人民，招徠商賈。又「令所屬文武呈繳濫札，武職加授總制、參游，文官加授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概行裁革。各官作奸蠹民者戮之。令督學劉鳴鳳考試貢生，分別偽濫」[96]，從而蕩滌了永曆朝廷留下的污泥濁水，改善了吏治。同時，致力於恢復農業生產，保護商業流通。有的史籍記載，孫可望收取遵義、石阡、平溪等地以後，「安撫遺黎，大興屯田，遠近多歸之」[97]。在四川綦江縣也「差官丈田……變牛種為糧數」，並委任貴州拔貢張師素為知縣，張到任時見城內「荊榛滿目」，乃「招撫遺黎，殷勤保愛」。後來又「發難民千餘安插於杜石沙坪一帶，多墊江人」。[98]為了活躍經濟，互通有無，孫可望下令「招徠商賈[99]，令征虜將軍（馮雙禮）招通平越商賈，失貨物者量償之」[100]。從一些史料來看，孫可望在貴州徵收的賦稅相當重，如在施秉「臨田征租，劫去取十之七」[101]。「庚寅（1650，順治七年）九月，秦王遣張扈衛復招士民……條銀變輸穀米共計二石有餘，又有皇草、皇柴折價至黔中上納；所徵調銀十兩，幫補義兵一名器械銀五十餘兩，不敢不從。一切五穀六畜絲麻之類，無隙可逃」[102]。這類材料除了反映當時用兵之際軍需孔亟，不得不多征派賦稅以外，也表明貴州等地的農業生產已經有所恢復。經過孫可望大刀闊斧的整頓，貴州的面貌為之一新，史載：

  孫可望在黔，凡官員犯法，重則斬首、剝皮，輕者捆打數十，仍令復任管事。除去革降罰俸等罪，兵民亦如之，無流徒笞杖之法。蓋事尚苟簡，文案不繁。官絕貪污饋送之弊，民無盜賊攘奪之端。一時反以為便[103]。

  為了保證軍事行動暢通無阻和百姓安居樂業，孫可望非常注意修築道路，「凡街衢橋道，務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樹於門，冬夏常蔚蔥可觀」。[104]同時，實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間諜混入雲貴。原大西軍領導人把治理雲南的經驗推廣到貴州全省和四川部分地區，從而擴大了抗清基地，增強了經濟和軍事實力，為此後在抗清事業中取得輝煌戰果奠定了基礎。

  第四節　忠貞營的北上夔東和所謂「白毛氈賊」

  李自成犧牲以後，大順軍餘部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自己的領導核心。史籍記載，在1645年東、西二路大順軍（由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率領由西安經商洛、豫西、湖北襄陽、武昌一線撤退的大順軍主力為東路；李過、高一功所統陝北及甘肅等地駐軍經漢中、四川順江而下至湖北荊州地區的大順軍為西路）在荊州一帶會師後，曾有意擁立李自成的三弟為號召。不久，進攻荊州之役被來自南京的清貝勒勒克德渾部援軍擊敗，自成之弟和田見秀、張鼐、吳汝義等降清被殺，大順軍各部的離心傾向更加有所發展。原隨李自成東下的右營將領劉體純在1645年冬至1646年帶領部眾經河南西部再度攻入陝西，同武大定等人會合，圍攻省會西安，一時聲勢頗盛。後來被清軍擊敗，轉入川東鄂西（即夔東）堅持抗清鬥爭。袁宗第原是大順軍右營制將軍，是劉體純的上級，但在李自成犧牲後，他顯然已經失去了對右營諸將的領導地位，只擁有為數不多的軍隊同牛萬才等部在湖南西部與明朝制輔堵胤錫一道繼續抗清。李過（即李錦、李赤心）、高一功（即高必正）同堵胤錫也保持較好的關係，但在1646年初荊州戰役後，李過、高一功等部退入巴東、建始一帶休整，袁宗第、牛萬才等人並沒有採取一致行動，留在湘西山區；後來忠貞營奉調入湘，經常德進攻長沙等地，遭到明督師何騰蛟的破壞後，接著是清鄭親王濟爾哈朗統兵南下湖南，李過、高一功等率部經湘東、廣東撤入廣西南寧地區，袁宗第也沒有隨同前往。湖南被清軍占領後，牛萬才於順治八年在漵浦投降清朝，袁宗第已帶領部眾進入夔東，同劉體純等部聯營。郝搖旗（郝永忠）自1645年以後長期追隨南明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先後轉戰於湖南、廣西興安、桂林一帶。1648年他奉何騰蛟之命由廣西北上擊敗反正來歸的陳友龍部後，在永曆朝廷中備受指責。次年（1649）何騰蛟被清軍俘殺，他舉目無親，率部北上夔東，同劉體純、袁宗第，以及王光興、賀珍等部會合，主要活動於湖北房縣、均縣一帶。

  下面著重談談南明史上著名的「忠貞營」。「忠貞營」的主體是李過、高一功等率領由陝北南下的西路大順軍，1645年在荊州草坪地區同南明巡撫堵胤錫達成聯合抗清協議，由堵胤錫上疏隆武帝，賜名「忠貞營」。這支軍隊保持大順軍的傳統似乎比郝永忠等部要多一點，李自成的妻子高氏自荊州合營後一直隨忠貞營行動，該營主將李過是自成的侄兒，高一功是高氏的兄弟，營中稱自成為「先帝」，稱高氏為「太后」，仿佛另成體系，但實際上並沒有建立一個有效的領導核心。從現存文獻資料來分析，作為大順朝皇后的高氏，其性格是比較溫順軟弱的，她從未利用自己原來的地位為李自成確立一位繼承人。這勢必導致兩個引人注意的現象，其一是原大順軍並不能都歸入忠貞營建制；其二是忠貞營內部沒有形成名實相符的領導人，李過（李赤心）曾被視為忠貞營的首領，但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際上他更像一位盟主，而不是一位能發號施令的領袖。這表現在李過在大順政權中受封亳侯，隆武時期封為興國侯，永曆時期他沿用興國侯，而忠貞營內劉國昌仍用大順政權所封淮侯，劉世俊沿用大順政權所封岳侯，永曆二年十一月李赤心的塘報一再用「本爵同各爵」會議字樣[105]。這些跡象表明原大順軍缺乏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在抗清鬥爭中更多地依附於南明重臣，以致未能相對獨立地開創局面。永曆三年冬，忠貞營到達廣西南寧、橫州一帶，大將有李過、高一功、黨守素、馬重禧（改名馬騰雲）、張能、田虎、劉國昌、劉世俊等。不久，李過、張能、田虎等先後病死，高一功成了忠貞營的主要領導人。當時，忠貞營的處境相當艱難，在廣西永曆朝廷統治區內，他們既遭到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的歧視，又遭到鎮守南寧、慶遠一帶的慶國公陳邦傅的猜忌。只是由於忠貞營兵力還比較強大，南明廣西當局才對他們無可奈何。1650年，清孔有德、尚可喜、耿繼茂三藩兵進攻廣東和湘桂時，高一功和黨守素曾率領精銳五千兵馬到行在朝見永曆帝，提出兩項重要建議，一是改變勛鎮割據的局面，財政收入和官員任命都應該由朝廷統一安排，以便集中有限的財力、兵力救亡圖存；一是以忠貞營為主力東救廣州。他們的主張得到一部分比較正直的永曆朝臣支持，然而，南明諸帝大抵都是託身於軍閥，連掌握了部分兵權的大臣如何騰蛟、瞿式耜也沾染「勛鎮習氣」，一味擁兵據地自重，以鄰為壑，從來沒有全局打算。儘管當時形勢已經相當危急，無論是「東勛」（李成棟養子李元胤及杜永和等）還是「西勛」（慶國公陳邦傅以及瞿式耜節制的將領）都唯恐忠貞營地位上升，使自己失去原有的權勢，於是想盡辦法加以反對和破壞。

  南明史籍中敘述到淮侯劉國昌、岳侯劉世俊領兵會同李元胤、馬寶、陳邦傅等東救廣州一事均含糊其詞，常見的說法是永曆三年十一月「忠貞營劉國昌復下梧州，走懷集、陽山。因李赤心等各占地方，國昌無善地。堵胤錫出楚，欲隨之」。「總督天下兵馬大學士堵胤錫病，卒潯州。胤錫往督忠貞出楚，不從，大拂其意，擬即下梧州，調楚粵各勛。至潯抱病，乃李赤心又以劉國昌之下為胤錫使，遂不赴」[106]。或云：「是時，李元胤守肇。忠貞裨將淮侯劉國昌與高、李相失，潰入肇界。元胤堵御之，受約束，乃去，肇賴以全。」[107]特別使人疑竇叢生的是說劉國昌引部進至廣東三水、四會時突然被宣布為「謀反」，遭到援東諸將李元胤、馬寶、陳邦傅等部的合擊。魯可藻記：庚寅（1650，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六月，「劉國昌反。自肇慶夜半開舟，執峽口守將斫其右手足，走攻四會，圍四閱月。總兵葉標固守以待，各勛兵到，會賴以全」。又說：「國昌抄擄不必言，拿人輒斫手，剮眼，割鼻。會羅承耀出，馬吉翔約共圖之。國昌覺，遂反。後虜陷東省，國昌仍駐陽山山間，時出擄掠境上。」[108]只要認真研究一下這類記載，不難發現其中矛盾百出。比如說劉國昌應堵胤錫之調是因為其所部「無善地」「與高、李相失」，其實當時忠貞營諸將都是寄居他人籬下，高、李等部又何嘗有「善地」[109]？高一功面見永曆帝時「請身為諸將倡：以兵歸兵部，賦歸戶部，簡汰疲弱，分泛戰守，較勘功罪，則事尚可為；如因仍離析，兵雖眾，將雖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110]。可見，忠貞營主要將領對廣西勛鎮的據地自雄深惡痛絕。其次，劉國昌、劉世俊的領兵東出，正是在高一功、黨守素到梧州朝見永曆帝的時候，據某些史料記載岳侯劉世俊即病死於梧州[111]。魯可藻記：永曆四年（1650）五月，「忠貞營高必正、黨守素奉召援東，見朝。久之，復還南寧」。六月，「加高必正、黨守素總統御營兵馬，各佩大將軍印，援東」[112]。王夫之也記載，五月「高必正、黨守素（自南寧至梧州）入見。……諭高必正、黨守素援廣東。必正請括兵馬歸兵部，錢糧歸戶部，銓選歸吏部；進止一聽朝廷，諸帥不得以便宜專行，奉上親征。廷議不能從。必正、守素歸南寧」[113]。高必正、黨守素領兵到達梧州時，永曆廷臣「郊迎三十里」，永曆帝表面上也言聽計從，所謂「諭高必正、黨守素援廣東」，顯然是高、黨二人的主動建議，下文說「必正請……奉上親征」在邏輯上才能銜接起來。依據這一判斷，劉國昌的率兵由梧州入廣東當系高一功等派出的先遣部隊。然而，六月間即傳來了救援廣州諸將報告「劉國昌反」的消息。七月，「高必正、黨守素拔營回南寧」[114]。很明顯，這是廣東、廣西勛鎮為防止忠貞營入粵策劃的陰謀。當時，尚可喜、耿繼茂帶領的清軍進攻廣州並不順利，永曆朝廷由廣西和廣東肇慶派出的各路援軍兵力相當雄厚，如果能齊心合力會同廣州城內的杜永和部內外合擊，戰勝的把握很大。可是，南明軍閥內部矛盾重重，所謂「東勛」李元胤與杜永和等人之間爭權奪利，他們與「西勛」陳邦傅等人又鉤心斗角，只有在打擊和排擠原大順軍上才能攜手合作。南明官員說「劉國昌反」，卻始終拿不出證據，既沒有列出劉國昌反對永曆朝廷的任何罪狀，又不能不承認劉國昌部在遭到暗算後仍然在廣東陽山、英德一帶抗清。究其實質，不過是種預謀，先以朝廷名義調忠貞營東援，糧餉卻一毫不與，待到忠貞營軍隊就地籌餉時立即以「劫掠」為名大做文章，聚而殲之。正因為其中黑幕重重，當事人的記載總是吞吞吐吐，欲語還休。例如錢秉鐙當時正在永曆朝廷中任職，賦詩云：「端州兵不下，返旆御淮侯（自註：忠貞營裨將劉國昌兵散入端州各屬）。莫問粵東急，須防內地憂。督師真失策，釀禍至今留。受詔虛糜餉，何時厭爾求（自註：初，督師宜興堵公招此兵出，至今為患）？」[115]錢秉鐙是個門戶觀念比較重的人，他明知集中於肇慶（端州）的明軍不顧廣州危急，返旆打內戰的實情，卻別有用心地把參與援救廣州的劉國昌部說成督師堵胤錫招來的禍水。沈佳《存信編》記：「鄖國公高必正將兵二萬自楚至行在赴援，人馬器甲壯甚，西北百戰之餘也。必正自請擊敵。或言請敕必正出懷集、四會，度清遠，以斷清人後。廷議以永和故不敢用，處之潯、橫之間。嘗有敕至必正營，必正出迎十里外，步導至營，行禮甚恭，謂敕使曰：『仆起草野，受國厚恩，欲率眾自效，而朝廷不使處於內地，兵之所居，豈得無擾，外忌壓境之仇，內殘所恃之地，殊非計也。』敕使言之時宰，朱天麟、李用楫頗然之，眾莫有聽者。」[116]由此可見，忠貞營將領一直以抗清復明為己任，主動請纓，永曆朝廷卻視之為異己力量，一味加以防範，更談不上發揮他們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