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鄭成功在閩粵沿海地區的軍事活動

  第一節　鄭軍同安之役

  1647年八九月間泉州戰役，鄭成功還是以定國公鄭鴻逵的助手身份參戰的。戰敗返回安平以後，他加強了自身力量的積聚，廣泛招募文武人才。在他的感召下，原浙江巡撫盧若騰、進士葉翼雲、舉人陳鼎等相繼而來。鄭成功對他們禮敬有加，待如上賓，每遇重大事情都徵求他們的意見，逐漸形成了一個政治上參與決策、聯絡各地抗清勢力和治理地方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時憑藉他在隆武朝廷內的地位和鄭芝龍的舊關係，招集兵將，不斷擴大自己的軍事實力。

  鄭成功的部將主要來自四個方面：一是跟隨他起兵的少數將領，如洪旭等人；二是福建沿海應募而來的有志之士，如海澄人甘輝、漳浦人藍登等；三是跟隨鄭芝龍降清，撥歸佟養甲、李成棟部下進攻兩廣，1648年李成棟反正後由粵返閩的將領，如施琅（當時名施郎）、洪習山、黃廷等；四是清方派駐東南沿海的少數仍懷故國之思的將領自拔來歸。鄭成功對於這些不同出身的將領大體上能做到一視同仁，唯才是舉，特別是在軍事組織上做了精心的改編，防止了將領擁兵自雄、飛揚跋扈的局面。這是他總結了弘光、隆武以來朝廷姑息養奸教訓而採取的堅決措施。正是由於建立了極為嚴格的軍事組織和紀律，鄭成功才成為一位真正的統帥，而不是虛有其名的盟主。

  鄭成功不僅在選拔和駕馭將領上著稱於世，而且非常注意練兵。他冷靜地估計到己方所長是海戰，然而要同優勢清軍作戰，收復失地，必須訓練步兵和騎兵。由於東南沿海缺少馬匹，鄭成功在組建騎兵時受到很大的限制，這是他後來同清兵作戰中往往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鄭成功的嚴格訓練海上水師是人所共知的，廈門鼓浪嶼上的日光岩就因他當年雄立山頂檢閱舟師而傳頌至今。但是，作為一位雄才大略的統帥，他知道要恢復失地必須憑藉陸戰，所以他組建了許多以陸戰為主要任務的營、鎮，「朝夕操練部伍陣法」。

  鄭成功的軍需供應一直是史學界關心的問題。因為他的兵力控制的地區僅限於沿海島嶼和小片濱海地區，靠當地的物力、財力肯定支持不了他的日益擴充的軍隊（最多時達幾十萬人），維持一支這樣龐大的舟師和陸戰部隊，還要養活官兵家屬，需要巨額的銀錢、糧食、木材、銅鐵和火藥等物資。要同據有全國大部分地方的清廷抗衡，他不能不儘量擴充軍隊。那麼，後勤支援是怎樣解決的呢？大致來說，鄭成功的軍事供應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他繼承了鄭芝龍開創的海外貿易的壟斷地位，充分利用自己在海上的優勢，把內地的出口物資通過秘密渠道運往海外，取得巨額利潤，這大概是他解決軍費的主要辦法。由於東南各省已被清軍占領，這種對外貿易基本上是以秘密走私方式進行，現存清方檔案中的片段材料可以證明其規模相當大，卻無法窺知其總額和每年利潤的確數。二是在攻占地區徵收糧餉，從一些史料來考察，田賦額和因用兵而徵發的勞役是相當重的，這固然解決了鄭軍的一部分燃眉之急，也極易失去民心。鄭成功攻占的福建、廣東沿海地方往往很快淪陷，這不僅是個兵力對比問題，稅役的畸重（有時根本不能算賦稅，而是赤裸裸的掠奪）使他難以得到當地百姓的支持。三是福建泉州、潭州一帶在承平之時就缺少糧食，要從附近省份運銷供應，填補不足，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從廣東潮州、惠州地區轉販而來。鄭成功通過海上貿易賺到的利潤大抵是白銀和其他物資，解決不了軍民每天必需的糧食供應，因此他幾次出兵潮州，目的主要是搜括糧食。

  大致可以說，鄭成功從1646年底開始組建自己的軍隊，到1648年才形成一支對清朝頗具威脅的力量。

  李成棟反正以後，永曆帝由南寧遷回廣東肇慶，整個廣東都在南明統治之下。按理說，駐於福建銅山一帶的鄭成功既由虛戴隆武年號改尊永曆朝廷，地理位置又非常接近，似乎可以在統一部署下聯兵北討。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當時永曆朝廷正處於「中興」時期，留下的記載比較多，卻極少提到鄭成功。原因在於李成棟系統的將領同隨成棟入粵的福建將領之間存在很深的隔閡。成棟反正以前，對鄭芝龍的舊部施福、施郎、洪習山、黃廷等人既利用他們衝鋒陷陣，又在給清廷的奏疏里把他們貶得一文不值。反正以後，李成棟意氣發舒，把廣東看成自己的勢力範圍，奏請永曆帝核准把施福等福建兵將遣送回籍。八月，永曆朝廷改封武毅伯施福為延平伯，「敕仍回閩恢剿」[3]。閩系將領跟隨李成棟反正，不僅沒有像成棟嫡系那樣因反正有功加官晉爵，反而在遣回福建途中遭到李部將領暗算，企圖加以火併收編。如施郎所部「自南雄抵潮郡。適潮將郝尚久者，粵師將也。陽犒師牛酒，而包藏禍心，召諸部陰為圖公（指施郎）。公偵知其事，急拔眾走饒平，踞守閱月突圍出，且戰且行，連日夜間關險阻，從弟肇璉、肇序皆隨歿軍中」，勉強拖到粵閩交界的黃岡鎮才得以脫身，投入鄭成功部下。[4]永曆朝廷內實權人物對鄭氏家族舊將既如此蠻橫無理，以施福為首的福建將領給鄭成功帶回的訊息就不言而喻了。

  七月，清靖南將軍陳泰、浙閩總督陳錦和福建提督趙國祚派軍進攻同安。守將邱縉、林壯猷、金作裕與知縣葉翼雲、教諭陳鼎協力堅守。至八月十六日城破[5]，邱、林、金陣亡，葉、陳被俘，不屈被殺。清兵屠城，「血滿溝渠」。鄭成功在銅山接到同安告急文書，親統大隊舟師來援，因北風正厲，船行受阻，五天後才到達金門，同安失守的消息傳來，他為死難者痛哭遙祭，悵悵然回師銅山。這年福建瀕海地區鬧大災荒，一斗米價格近千錢，約為平年的十倍。鄭成功和鄭彩組織大批船隻前往廣東高州（今廣東茂名）明思恩侯陳邦傅轄地購買糧食，在軍事上沒有什麼作為。直到次年（1649，順治六年、永曆三年）九月，清雲霄營副將張國柱御下刻薄寡恩，部下千總王起俸帶領幾名親信乘船來銅山向鄭成功投降，表示願意充當攻取雲霄的嚮導。十月，鄭成功領軍直入雲霄港，初十日從白塔登岸，分兵三路：左先鋒施郎、援剿左鎮黃廷、前沖鎮阮引、正兵營盧爵由左而進；右先鋒楊才、援剿右鎮黃山、後沖鎮周瑞、左沖鎮林義、右沖鎮洪習山由右而進；鄭成功自己帶領戎旗中軍康明、中沖鎮柯宸樞、親丁鎮張進由中路推進。清雲霄守將張國柱命中軍旗鼓姚國泰守城，自己領兵出城五里迎戰。初十日午時兩軍相遇，張國柱被鄭軍左先鋒施郎部下副將施顯砍傷，落水而死，兵員潰散，鄭軍乘勢攻克雲霄，俘姚國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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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霄之戰以後，鄭成功發兵扼守盤陀嶺，自己領軍圍攻與廣東接境的詔安縣。清漳州總兵王邦俊乘鄭軍西下，進攻盤陀嶺。二十八日晨大霧瀰漫，清軍大舉突擊；鄭軍抵敵不住，中沖鎮柯宸樞陣亡。敗訊傳來，鄭成功被迫放棄圍攻詔安的計劃。這次戰役雙方都損兵折將，控制區也沒有什麼變化。但鄭軍得到了王起俸、姚國泰兩員擅長騎射的將領，成功任命王起俸為鐵騎鎮（不久改為正兵鎮）「教以學射，教以騎馬」[7]，開始組建陸戰的騎兵，這對鄭軍後來的發展起了一定積極作用。

  第二節　鄭軍潮州之役

  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前後，鄭鴻逵、鄭成功軍同廣東郝尚久部爭奪潮州之戰，是南明史上的一次內訌。郝尚久是李成棟的部將，入廣後奉命鎮守潮州。1648年李成棟反清歸明，郝尚久也隨之反正，永曆朝廷封為新泰伯。按理說，潮州緊接鄭氏家族占領的銅山、廈門一帶，本應共赴國難，聯軍恢復福建。可是，南明的派系矛盾使這一前景歸於幻滅。江日升記載，李成棟反正後曾經上疏建議「速當發詔通成功，連兵恢復」[8]，永曆帝也曾為此頒發詔書。鄭成功叔侄卻垂涎於廣東潮州一帶產糧區，早在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四月，鄭鴻逵就率領舟師三千餘名來到潮州府屬的揭陽縣征糧收餉[9]。這正是李成棟反清復明的時候，雙方的摩擦日益加深。鄭成功曾經派楊乾生為使者致信潮州總兵郝尚久，遭到斷然拒絕[10]。鄭成功信中究竟提出了什麼要求，未見明確記載，估計是以「連兵」為由要求入駐該府。鄭氏集團覬覦潮、惠由來已久，定國公鄭鴻逵和鄭成功急於解決糧餉來源問題，原先隨李成棟入廣的鄭芝龍部將施福（又名施天福）等人又因長期受到李成棟等「北人」的歧視，一直耿耿於懷，紛紛慫恿鄭成功奪取潮州，以泄私憤。楊英的一段記載透露了其中委曲：

  時武毅伯施天福同黃海如來見，藩（指鄭成功）令天福典兵柄；辭以老，從之。謂海如曰：「我舉義以來，屢得屢失，乃天未厭亂。今大師至此，欲擇一處，以頭（？）練兵措餉之地，必何而可？」海如曰：「潮屬魚米之地，素稱饒沃，近為各處土豪山義所據，賦稅多不入官，藩主策而收服之，藉其兵□而食其餉，訓練恢復，可預期也。」藩曰：「我亦思之，但潮邑屬明，未忍為也。」時參軍藩□□言曰：「宜先事入告，然後號召其出師從王，順者撫之，逆者討之。」……[11]

  這段記敘反映了鄭成功出兵廣東時的矛盾心理，既「思」奪取這塊「素稱饒沃」之地，又因該處已「屬明」不「忍」下手。那位參軍建議「先事入告」（即報告永曆皇帝），然後「名正言順」地取之。這在實際上根本行不通，無非是為打內戰找一個自欺欺人的藉口。永曆皇帝當時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於反正過來的李成棟等「東勛」，不論鄭成功以什麼理由上疏朝廷要求把成棟部將控制下的潮州轉交給自己，永曆朝廷絕不會同意。儘管如此，鄭鴻逵和鄭成功在1649年到1650年多次出兵廣東，除擊敗盤踞潮州沿海達濠埔等處的許龍、張禮等「不清不明」的地方武裝外[12]，主要目的是同郝尚久爭奪潮州府。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八月，鄭鴻逵舟師與郝尚久軍交戰於揭陽，互有勝負。「十二月十七日，鄭成功親率林勝、楊才、黃山、施信、楊勇、洪進、阮引、康明、甘輝、黃凱、史朝綱、潘加鍾、林期昌、林翰、顏尚通、蕭武、戴彰、翁文賢等共二十四鎮至揭，每鎮五百人，大舉入潮」[13]，與鄭鴻逵會師。鄭成功明知郝尚久鎮守下的潮州府已屬南明永曆朝廷，「彼尚借明號，豈可自矛盾」[14]，卻故意製造事端，擅自派遣軍隊到處搜刮糧餉，遇有「不服輸將」者就「聲罪致討」，攻城破寨，俘掠百姓。郝尚久見鄭軍在自己的管轄區內如此胡作非為，憤而出兵阻攔。鄭成功就乘機宣布「郝虜助逆，加兵擒而滅之，師出有名矣」[15]，肆無忌憚地大打內戰，先後占領了潮州府屬的海陽、揭陽、潮陽、惠來、普寧等縣，並在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六月間包圍了潮州府城。

  永曆朝廷對鄭成功的挑起內釁顯然是不贊成的，但又無可奈何。魯可藻在記載永曆四年（1650）八月朝廷給「東勛」（李成棟部將）杜永和、張月、李元胤、張道瀛、郝尚久、李建捷、羅成耀、馬寶晉封侯爵一事時，對郝尚久評論道：「尚久則未嘗有事，雖朱成功圍困潮城，乃穴中之斗，難以言功。」九月，朝廷派中書舍人陸漾波以監軍給事中名義「捧敕回潮州，諭解朱成功、郝尚久之爭」[16]。

  就在鄭軍爭奪潮州府的時候，清尚可喜、耿繼茂軍由江西南下，於1650年二月進抵廣州城下。三月，鎮守惠州府的明奉化伯黃應傑、惠潮道李士璉剃髮降清[17]。尚可喜等派尚奇功、白萬舉二將往惠州「協守」[18]。郝尚久鎮守的潮州西面已歸附清朝，與永曆朝廷隔絕；東面又遭到「遙奉永曆」的鄭成功軍的進攻，他一怒之下同潮惠巡道沈時決定叛明降清。六月二十五日派戎旗游擊劉清正等赴福建漳州請清兵來援，同時向清平、靖二藩遞上降表請援。尚可喜和耿繼茂當時正頓軍於廣州堅城之下，無兵可派，轉檄福建漳州總兵王邦俊出兵援潮。王邦俊當即率師入潮，會同郝尚久擊敗鄭成功，迫使鄭軍退回福建銅山。[19]

  就事實而言，鄭成功、鄭鴻逵進攻潮州是極失策略的，它加速了清軍侵占廣東全省的過程。鄭氏集團鼠目寸光，只知從自身利益出發，想奪取已屬於南明永曆朝廷的潮州府，藉以解決糧餉問題。結果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迫使郝尚久把這塊富饒之地獻給了清方。鄭成功以銅山、南澳一帶為基地，背靠永曆朝廷管轄區，如果以大局為重，西連兩廣，北連舟山，南明各派抗清武裝氣脈相通，可以有一個全盤的復興計劃。至於糧餉困難，鄭成功本可上疏請求永曆朝廷撥給或經正當途逕到潮、惠等地採購。鄭氏志不在此，一心想在南明政權內部擴張自己的領地，終於導致大局逆轉。某些史著把鄭成功1649—1650年潮州之役歸入抗清範疇，顯然不正確。

  第三節　1651年清軍襲占廈門

  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魯監國五年）七月，鄭成功從廣東敗回，沒有實現以潮州為基地的願望。在兵力上，他已經在鄭氏集團中嶄露頭角，擁有的地盤卻小得可憐。鄭成功暗自決心首先要像他的父親鄭芝龍一樣成為鄭氏集團公認的霸主。這年八月，他帶領舟師向廈門（當時的名稱是中左所）進發，趁建國公鄭彩引兵外出、廈門只有鄭彩之弟定遠侯鄭聯據守的機會，襲取該島。他採納施琅的建議，以親親通好為名，先給鄭聯送去稻米一千石，要求鄭聯讓自己的軍隊登岸。鄭聯正因為缺糧發愁，又認為成功畢竟是自家人，爽快地答應了。八月十五日，鄭成功軍全部到達廈門，突然將鄭聯部士卒繳械，隨即捕殺鄭聯。鄭聯的部將陳俸、藍衍、吳豪等人都被收編。鄭彩部下將領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人也在鄭成功的招徠下，漸次來歸。鄭彩失去了兵權，歸老於家。[20]

  鄭成功吞併了鄭彩、鄭聯兄弟的兵將、船隻，又取得廈門一帶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實力大大增強，從而改變了鄭芝龍降清後原鄭氏集團各自為政的局面。由於兵員激增，糧餉的來源成了他面臨的首要問題。正在這時，鄭成功得到廣東傳來的消息，惠來縣失守，「潮陽山賊復起，不服追征」[21]。他的叔父定國公鄭鴻逵在潮州地區籌集糧餉由於賦額太重，引起百姓的反抗，又受到優勢清軍的壓力，已經陷入困境。這年（1650）十月，鄭成功決定親自帶領主力前往潮州，留堂叔鄭芝莞率領阮引、何德部水師、藍登部陸師守御廈門。

  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正月，鄭成功軍到達廣東南澳，鄭鴻逵引兵來會。兩人商議後決定鴻逵回廈門，部眾交成功統一指揮攻取潮、惠[22]。當時，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藩下的軍隊已經基本上控制了廣東的局勢，鄭成功的舟師可以稱雄於海上，但陸戰較弱，征取糧餉必須占領較大的地方，而且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左先鋒施琅認為廈門初定，主力遠征清方兵力較強的地方，有可能變生意外。他知道鄭成功性格剛強，不敢直說鄭軍同閩、粵兩省清軍相比兵力處於劣勢，更不便以疏間親地說鄭成功的叔父未必能保住廈門，於是，他面見成功時假託自己頭天夜間做了一個夢，預示出師前景不利，請鄭成功慎重考慮。鄭成功並沒有聽出施琅弦外之音，認為他白日說夢，心存膽怯，阻礙自己的戰略部署。當即下令把施琅的左先鋒印和部下兵將移交副將蘇茂掌管，讓施琅隨定國公鄭鴻逵一道回廈門。[23]

  三月初十日，鄭成功舟師進至大星所（今廣東平海海口），伙兵上岸砍柴，被清兵和當地百姓趕走。成功大怒，傳令紮營，進攻大星所城。部將萬禮奉命阻擊惠州來援的清軍，在龍盤嶺伏擊得勝，全殲惠州來援之敵。十五日，鄭軍攻克大星所，繳獲了城中囤積的一些米谷。

  就在鄭成功大軍由海上進攻廣東的時候，清朝福建巡撫張學聖、巡道黃澍、福建右路總兵馬得功獲悉鄭成功主力已經南下，廈門守兵單薄，他們對於鄭氏家族壟斷對外貿易積累下的巨額財富早就垂涎三尺。三人密議後，於閏二月二十七日調集軍隊乘坐小船渡海偷襲廈門。守將前沖鎮阮引、後沖鎮何德被擊敗，率領舟師撤至金門（浯洲），鄭芝莞驚慌失措，乘船逃跑。三月初一日，清軍攻入中左所城內，倉促之間成功的妻子董氏帶著鄭經懷抱祖宗牌位乘小舟逃至鄭芝莞船上。寄居廈門的大學士曾櫻自殺。清軍占領中左所後，把鄭氏家族的金銀財寶掠奪一空，出征將領的家屬也深受其害。除了兵丁搶得少數財物以外，大部分金錢落入了張學聖、黃澍、馬得功的腰包。從各種史料來看，這批財物的數量相當驚人，鄭成功致父書中說：「掠我黃金九十餘萬，珠寶數百鎰，米粟數十萬斛，其餘將士之財帛、百姓之錢穀何可勝計。」[24]鄭鴻逵在致其兄鄭芝龍信中也說：清軍「侵掠中左，男女遭慘，不可勝數，寶物黃金，計近百萬」[25]。順治九年（1652）冬，清廷有意招降鄭成功，得到報告說鄭成功因廈門財產被搶，「藉口索債，興兵結怨」[26]，對撫、道、鎮臣瓜分財寶隱匿不奏大為憤慨，把張學聖、黃澍、馬得功和巡按御史王應元革職，扭解京師，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會審。張學聖、黃澍、馬得功拼死不招，一口咬定城中並無財寶，若有私分情形，「甘願凌遲處死」[27]。這筆龐大的財富估計當事人用了相當一部分賄賂承審官員，結果三法司議罪時「三四其說」（題本後硃批語），游移不定，最後草率了事。

  廈門的失守也反映了鄭氏集團同清方的微妙關係。除了這個集團的首領鄭芝龍被軟禁在北京以外，鄭芝龍的母親黃氏和五弟鄭芝豹[28]居住在安海（即安平）老家，處於清方控制區內。張學聖等決定偷襲廈門時，搜集了七十條船，其中鄭芝豹提供了八艘。馬得功之所以能輕易地攻占廈門自然同鄭芝豹有關。三月十二日，張學聖、黃澍到廈門做短暫停留（估計是去同馬得功分贓）後，馬得功仍留在島上。這時，鄭鴻逵帶領從廣東返回的部分軍隊到達廈門，「復將城圍住」。馬得功向張學聖求援，張派漳州參將馮君瑞領兵六百往援，遭到鄭軍阻擊，不能進城。馬得功被困在中左所城內，無法脫身，又估計到鄭成功主力回師後必遭滅頂之災。於是，他派人去安海向鄭芝龍的母親求情，請黃氏寫信給鄭鴻逵讓他網開一面，放清軍返回大陸。鄭鴻逵礙於母命，除了歸還繳獲的鄭芝豹提供的八艘船外，另派三十艘兵船將馬得功及其部眾送回大陸。鄭鴻逵後來寫給鄭芝龍的信中談到這件事說：「泉鎮馬得功貪戀無厭，尚留島上，被各舟師重圍，三戰三北，援絕勢孤，乃乞命於弟。弟憐海百萬生靈紛紛逃竄，不得安生樂業，姑許其請，遂縱舟全渡人馬，使得功生還泉郡，弟之力也。」下文說「大侄」鄭成功回師後得知馬得功被他放走，非常不滿，從此「相見尤罕」[29]。

  當使者帶來廈門失守的消息時，鄭成功大為震驚，部下將士擔心親屬安全，「哭聲遍聞」，一致主張回師廈門。這裡涉及鄭成功統軍入粵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跟隨他出征的戶官楊英特別強調鄭成功對永曆朝廷的忠心。他在書中記載鄭成功對部下將領說：「奉旨勤王，今中左既破，顧之何益？且咫尺天顏，豈可半途而廢？國難未報，遑顧家為？」由於「諸鎮亦來勸駕回棹，謂三軍各懷家屬，脫巾亦是可虞。藩無奈，姑南向拜曰：『臣冒涉波濤，冀近天顏，以佐恢復，不意中左失守，將士思歸，脫巾難禁。非臣不忠，勢使然也。』揮淚痛哭，三軍哀慟。入諭諸將曰：『班回殺虜，須足糧食，先就近處取糧滿載，俟風開駕，何如？』請將曰：『可。』」[30]後世學者不少人都相信楊英的說法，朱希祖在《從徵實錄》（即《先王實錄》）序中盛讚該書記載鄭成功「勤王」事跡之詳，「實為成功大增光彩」[31]。其實，楊英對「藩主」事跡的記載有許多溢美掩飾之詞，不能輕易相信。順治八年（1651）春廣東省處於清平、靖二藩占領之下，廣西的大部分地區也已被定南王孔有德占領，永曆帝侷促於南寧，朝不保夕，孫可望的軍隊主要集中於貴州省，鄭成功的海師距離永曆朝廷的行在相當遠，完全不像楊英代鄭成功立言所說的「咫尺天顏」。如果鄭成功此舉目的在「勤王」，就必須同清平南、靖南、定南三藩進行大規模的陸上戰鬥，鄭成功未必有這樣大的決心和兵力。1653年（順治十年）鄭成功給鄭芝龍的信中說：「兒於己丑歲（1649）亦已揚帆入粵屯田數載矣。不意乘兒遠出，妄啟干戈，襲破我中左。」鄭鴻逵給鄭芝龍的覆信中也說：「辛卯春（1651，順治八年），本省撫、鎮、道覷大侄屯田於粵，侵掠中左。」[32]可見，鄭軍的幾次進攻廣東，包括1649年進攻臣屬永曆朝廷的郝尚久所據潮州府都是為了「屯田」，即搜括糧餉。1651年的廣東之役固然是抗清運動的組成部分，但像楊英那樣描繪得栩栩如生志在勤王，根本不符合當時的形勢。

  三月二十五日，鄭成功率舟師從大星所一帶返航；四月初一日到達廈門，清軍馬得功部已逃回大陸。他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後，極為憤怒：「引刀自斷其發，誓必殺虜。又傳令不許芝莞及定國（鄭鴻逵）與諸親相見。曰：『渡虜來者澄濟叔（鄭芝豹），渡虜去者定國叔，棄城與虜者芝莞功叔，家門為難，與虜何干？』」[33]鄭鴻逵寫信請他回中左所城，他派人回答道：「定國公與虜通好，請我似無好意。回報定國，謂不殺虜，無相見期也。」鄭鴻逵自知鑄下大錯，回信說：「馬虜之歸，蓋以吾兄（鄭芝龍）身在於清，重以母命故耳。不然，我亦何意何心也？侄有疑吾之言，不亦惜乎？」隨即交出全部軍隊，不再參與成功軍事，只留下部分船舶從事對外貿易，自己搬往白沙居住。四月十五日，鄭成功紮營於廈門澳仔（據陳碧笙先生考證為今廈門大學校址），召集諸將追查廈門失守的責任。鄭芝莞應召而來，成功責備道：「吾南下時，未敢以地方城池付汝，是汝自請水陸撥鎮付汝提調，有失依軍令。今有何說？」芝莞歸罪於阮引未能阻止清軍登陸。成功說：「水師未敗，而汝先搬物，身已在船矣。」下令推出處斬，諸將跪請從寬處理，成功不聽，將鄭芝莞斬首傳示軍中。阮引也被處斬；何德革職，捆責一百二十棍；藍登免罪。

  第四節　鄭、施交惡和施琅降清

  施琅在清軍登上廈門島形勢極為嚴峻的時候，曾經率領部卒數十人奮力作戰；鄭成功回到廈門論功行賞，獎給白銀二百兩。表面上是賞罰分明，可是，鄭成功對施琅的傲慢跋扈卻懷有戒心。作為一軍統帥，鄭成功的弱點在於不能充分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級對他的不尊重。施琅在明清之際確實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將才，但是他在軍旅生涯的前期始終沒有受到重視。跟隨黃道周率軍援贛時所提建議被拒不聽用；降清後隨李成棟入粵又備受壓抑；廣東反正後轉入鄭成功部下本想大顯身手，卻仍受到部分將領的排擠，鄭成功也未能發揮其所長。儘管鄭成功肯定了他在廈門迎戰清軍的功績，卻不肯歸還他的兵權。施琅在廣東時曾經委婉地提請鄭成功注意主力西進後後方兵力單薄的危險，鄭成功聽不得不同意見，解除了他的兵權。在施琅看來，自己在總的用兵策略上提的建議已經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遣回廈門以後又不顧個人安危，奮勇同清兵作戰，滿心以為鄭成功班師歸來將恢復自己的左先鋒職務。不料，鄭成功回到廈門以後，並不讓他官復原職，左先鋒仍由蘇茂擔任，而且提升施琅的副將萬禮為鎮將（即總兵），施琅依舊落職閒住。施琅大為不滿，向成功報告自己心灰意懶，想去當和尚，藉以探測成功對他的態度。成功不為所動，叫他另行募兵組建前鋒鎮。施琅見難以挽回，一氣之下剃光頭髮，不再參見鄭成功。這時，施琅的弟弟施顯任援剿左鎮，也對成功的處置不滿，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導致鄭、施公開決裂的是曾德事件。曾德原先是鄭彩部下的將領，隆武年間隨鄭彩、張家玉入贛，兵敗後改守仙霞嶺[34]。隆武二年六月因巡按御史尹民興劾奏他「淫縱多端」，一度解職回京（福京，即福州），以都督楊耿接替。不久，應鄭芝龍的請求仍派曾德回守仙霞嶺[35]。鄭芝龍降清後，曾德似乎不大得志，在鄭成功軍中受施琅節制。施琅既被削去兵權，曾德為求出頭之日，利用過去在鄭氏家族軍隊中的關係投入成功營中充當親隨，即所謂「恃鄭氏親昵，逃於鄭所」[36]。施琅聽到消息後，大為憤慨，派人把曾德捉回斬首。鄭成功「馳令勿殺」，施琅卻悍然不顧，「促令殺之」[37]。許多史籍記載鄭、施交惡常把曾德說成施琅的「親丁」「標兵」「標弁」或「從將」「逃將」，並且說他是犯了法逃往鄭成功處。這看來是不了解曾德原在鄭氏軍中地位較高，雖一度隸屬於施琅部下，無論犯法與否，也無論施琅是否已經解除兵權，施琅都無權擅自將他處斬。正是因為諸書作者未查明曾德的背景，誤以為他只是個一般兵弁，才對鄭成功的勃然大怒感到不可理解，似乎是意氣用事。鄭成功見施琅違令擅殺鄭氏舊將，斷定他是反形已露，就在五月二十日密令援剿右鎮黃山以商量出軍機宜為名逮捕施琅之弟施顯，同時命右先鋒黃廷帶領兵丁包圍施琅住宅，將施琅和他的父親施大宣拘捕。施琅被捕後，在一些親信部將和當地居民的掩護和幫助下，竟然奇蹟般地逃到大陸[38]。鄭成功獲悉施琅已經逃入清方管轄區後，怒不可遏，在七月間把施大宣、施顯處斬。施琅得知父親和弟弟被殺的消息，對鄭成功恨之入骨，死心塌地投靠清朝，一意同鄭氏為敵。史學論著里對施、鄭交惡敘述頗多，這是因為他們是明清雙方爭奪福建沿海地區和台灣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兩個人物。個人的恩怨有時會改變歷史的局部面貌。本書無意於糾纏一些細節問題，只想就大的方面分析一下這兩位先後叱吒風雲的人物分道揚鑣的關鍵。施琅的一生證明他不愧是一位智勇雙全的將領，雖不能說他缺乏政治主見，但他忽明忽清表明他總是以個人的立功揚名置於一姓王朝利益之上，也許可以說「士為知己者用」是他信奉的行為準則。恃才傲物是他性格上的弱點，無論在明朝還是在清朝他都表現出得意時躊躇滿志，失意時口吐不滿。然而，卻從來沒有看到他有非分之想的政治野心。對於這樣一個人物，完全在於駕馭得當，用其所長，制其所短。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後來康熙皇帝對施琅就是恩威並用，深得御將之道。鄭成功一直堅持抗清，這同施琅在政治上的反覆無常有很大的區別。但他少年得志，性格剛毅，遇事容易衝動，往往憑一時的好惡不計後果地處理問題，缺乏作為統帥人物必需的全局觀念。施琅叛逃之後，又株連到他的父親和兄弟，很難說是明智之舉。鄭氏家族靠的是海上活動起家，清軍不習海戰，這是鄭軍能夠長期活躍於東南沿海的重要原因。鄭成功處置失當，導致施琅這樣一位傑出的海軍將領投入清方懷抱，使清廷能夠建立一支足以同鄭軍相抗衡的水師，這對後來局勢的發展確實是關係匪淺的。

  [1]　順治六年三月福建巡按霍達為查參泉屬失城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十六至十七頁。按，江日升《台灣外紀》中把廉彪寫作廉郎、折光秋寫作祁光秋，職務均作游擊，稍誤。

  [2]　《台灣外紀》卷三，第八十八頁。

  [3]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二，原文為「改封施福延平伯，楊仍回閩恢剿」。「楊」字當系「敕」字之誤。

  [4]　施德馨《襄壯公傳》，見《靖海紀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十四頁。

  [5]　據前引霍達順治六年三月揭帖清軍攻破同安為八月二十六日。

  [6]　雲霄戰役的經過見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楊英《先王實錄》；又見清福建總督陳錦順治七年正月「為塘報海寇突陷雲霄，官兵旋已恢復事」揭帖（收入《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江日升《台灣外紀》記於順治五年（1648），誤。

  [7]　鄭亦鄒《鄭成功傳》。該書認為在鄭軍中教以騎射，制定騎兵作戰紀律「割馬耳者同首功，殺馬如屠，自起鳳（俸）始」。

  [8]　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三。

  [9]　乾隆四十四年《揭陽縣誌》卷七《事紀·附兵燹》。

  [10]　《台灣外紀》記於順治六年三月。

  [11]　楊英《先王實錄》。「參軍藩」下脫二字，陳碧笙先生校云為庚鍾，則藩字當為潘字之誤。

  [12]　許龍等同鄭芝龍一樣帶有濃厚的海盜色彩，他們的存在影響了鄭氏家族對海上貿易的壟斷地位。張禮因兵力不敵投降鄭成功，被鄭鴻逵沉入海中淹死。

  [13]　乾隆四十四年《揭陽縣誌》卷七《事紀》。楊英《先王實錄》第十二頁記於十二月十四日。

  [14]　《先王實錄》第十二頁。

  [15]　《先王實錄》第十五頁。

  [16]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這時，郝尚久已經降清，見下文。

  [17]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按，原文雲永曆三年三月黃應傑降清，「應傑為鎮惠鳳化伯」；同書卷二記永曆二年封李成棟部將黃應傑為奉化伯。鳳字為奉字之誤。

  [18]　《平南王元功垂範》。

  [19]　順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福建巡撫張學聖「為進繳潮州各官偽敕印札事」揭帖中說：「閩之漳州與粵潮接壤，唇齒相依。前因潮州總兵郝尚久投誠，而海寇鄭成功惡其歸順，攻圍潮城，勢甚危急。尚久遣官赴閩請援……」（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二十五至二十六頁）。按，鄭軍攻潮並非因郝尚久投降清朝已見上述。

  [20]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黃宗羲《行朝錄》卷四記，魯監國五年九月，「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而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南疆逸史》卷五十三《鄭彩傳》云：鄭彩乃鄭芝龍族侄。「庚寅，與鄭成功構釁，成功擊走之，襲執其妻子。成功祖母責其孫善遇之，得釋還。秋，北至武環山，欲爭平夷侯（周鶴芝）地，相攻殺者累日，後阮進助平夷，彩遂敗走。始，閩安周瑞、盪胡阮進皆彩義子也，平夷侯則稱門生者也。至是互相攻殺，惟力是視矣。彩漂泊海中無所適，成功以書招之，乃歸，死於家雲。」

  [21]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第十二頁。

  [22]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記，1650年「十二月，賜姓抵揭陽，與定國公商議。賜姓欲南下，定國回廈門」。接著記1651年「正月，賜姓至南澳」。楊英《先王實錄》記1651年「正月初四日，藩駕至南澳」。據乾隆四十四年《揭陽縣誌》卷七《事紀·附兵燹》記載，鄭鴻逵原在揭陽，順治八年（1651）正月二十一日「帥眾還閩」。鴻逵軍離開揭陽後，清朝官員和軍隊才陸續至縣。可見，鄭成功在1651年正月由廈門到南澳，鄭鴻逵即領軍由揭陽到南澳與他相會。阮旻錫所記有誤。

  [23]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第十三頁；楊英《先王實錄》第二十五頁。

  [24]　《先王實錄》。按，鄭成功信中所列金寶糧餉數字雖然比較具體，但這封信實際上是寫給清廷看的，難免有所誇張，不能全信。比如「米粟數十萬斛」按當時清軍船隻的運載能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內運回大陸。張學聖、馬得功、黃澍後來受審時也不可能隱匿這批糧食。江日升《台灣外紀》中記鄭芝莞戰敗後「席捲珍寶，棄城下船」，成功妻董氏登上此「重載」之船，芝莞恐「識破機關」，再三請她移乘家眷船，董氏坐而不動。後來，鄭成功「將董氏所乘芝莞船積藏金銀搬充軍餉」（見該書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頁）。可見，鄭芝莞出逃時攜帶了為數可觀的金銀財寶，後來被鄭成功收回。但是，鄭成功等人的家產無疑有相當一部分被清軍掠去。

  [25]　《先王實錄》。

  [26]　順治十年九月十七日刑部尚書覺羅巴哈納等「為劣撫輕貪啟釁，致地方淪陷，仰祈聖鑒治罪，以速靖地方事」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十四頁。同件漢文本殘件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七十九至八十二頁，此句作「藉口索償，弄兵修怨」。

  [27]　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十九頁。

  [28]　《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六十三頁，順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廂黃旗正欽尼哈番（即鑲黃旗精奇尼哈番）鄭芝龍奏副中說鄭芝豹是他的五弟。參見石井本《鄭氏宗族譜》。

  [29]　楊英《先王實錄》第九十至九十一頁。

  [30]　《先王實錄》。

  [31]　影印本《延平郡王戶官楊英從徵實錄》序。

  [32]　《先王實錄》。

  [33]　《先王實錄》。

  [34]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見排印本第一五六頁、一六二頁、一六七頁。

  [35]　《思文大紀》卷八。

  [36]　施德馨《襄壯公傳》，見《靖海紀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十四頁。

  [37]　江日升《台灣外紀》。

  [38]　施琅撰《都閫安侯施公行述》云：「亡何，余以舊將蘇茂仗義相周旋，因集眾揚飄宵遁，賴族父武毅伯潛駕舟接□（至）安平內地。」引自莊為璣、王連茂編《閩台關係族譜資料選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四二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