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鄭成功起兵與魯監國在浙閩抗清

  第一節　鄭芝龍降清

  鄭芝龍既已決定投降清朝，首先撤回防守仙霞嶺的軍隊，使清軍得以順利進入福建；接著又謊稱「海寇」侵擾他的故鄉安平，在八月間率部返回泉州[1]。九月十九日，清軍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領了福州[2]。鄭芝龍的引狼入室是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歸降的誠意，即如他在給清廷的題本中所說：「臣聞皇上入主中原，揮戈南下，夙懷歸順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駐兵，又曉諭各府、州積貯草秣，以迎大軍。」[3]但他還摸不清楚清朝將給他多大的官職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於安平一帶，作為向清廷討價還價的資本。清軍統帥博洛將計就計，一面派固山額真富拉克塔等統兵直逼南安，顯耀清朝兵威；一面讓泉州鄉紳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尚書，福建晉江人，同鄭芝龍關係密切）寫信招降。鄭芝龍很不高興地說：「我懼以立王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4]博洛裝模作樣地「切責」了富拉克塔，下令把軍隊後撤三十里，另外派遣內院學士額色黑等二人持書信到安平面見芝龍，信中說：「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主，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商地方故也。」[5]鄭芝龍閱信後決定前往福州，成功對父親的所作所為頗不以為然，在這關鍵時刻更是極力勸阻。《台灣外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其子成功勸曰：「吾父總握重權，未可輕為轉念。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高恃險，設伏以御，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然後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

  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敵，何況偏安一隅。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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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概，未曾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我朝委系無人，文臣弄權，一旦冰裂瓦解，釀成煤山之慘。故得其天時，排闥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統。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戡亂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吾父若借其崎嶇，扼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龍曰：「識時務為俊傑。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苟與爭鋒，一旦失利，搖尾乞憐，那時追悔莫及。豎子渺視，慎毋多談。」

  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

  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

  這段對話不僅反映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揚鑣，也體現了鄭成功的戰略眼光。鄭成功和鄭鴻逵既然無法改變鄭芝龍投降清朝的決定，特別提醒他親自前往清軍大營所在的福州風險太大，不可輕率行事。然而，鄭芝龍自以為在福建、廣東海域擁有強大的水師，滿洲貴族的軍隊擅長騎射，缺乏水上作戰能力，勢必像明朝皇帝一樣借重於自己；何況，二十年來通過壟斷海上貿易積聚的巨額財富更使他駑馬戀棧。他不聽勸告，帶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順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達福州，謁見貝勒博洛[6]。見面之後，博洛偽裝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樣子，對他大加讚賞，還折箭為誓，許以重用。歡飲三天之後，博洛忽然在半夜傳令拔營回京，命鄭芝龍隨軍北上。芝龍心知中計，但已經輕入虎穴，隨身所帶士卒被安置於別營，自己孤身一人只好聽憑博洛擺布了。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記載道，當時福建各地應聘而來的明朝官紳齊集於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撫的請柬通知於次日在洪塘聚會，去了之後，「則胡笳四起，毳幕參差，兔網彌天，雉羅遍野。聚立而囁嚅者幾及百人。內院、撫軍席地而坐，執冊指名，首朱胤岡（朱繼祚字），次黃跨千（黃鳴俊字），又次余公誠，余系南中流寓在閩，亦被羅織。拊其背而徘徊，謂：『此三人者非尚書、閣老乎？可隨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為鄭飛黃（鄭芝龍字），亦與焉。彷徨有頃，名次及吳舊撫矣。軍門持冊手麾曰：『余俱赴京聽用。』於是諸人哄然而退，不啻鳥出籠、魚入海也。時見兵即刻拔營起，四公竟載與俱行」[7]。「神龍失埶，與蚯蚓同」，不管鄭芝龍是多麼大的一條巨鯨，一旦離開了戰艦精兵，就成了失水之魚。鄭芝龍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個人而言既然已經投降清朝，進京「面聖」正是自己的願望；不過，留在福建沿海的長子和兄弟擁有相當兵力，自己一旦進京，呼應不靈，恐怕海上從此多事。博洛的估計同他正好相反，以為掌握了鄭芝龍，鄭氏家族群龍無首，又不能不為芝龍的安全著想，必然唯清朝之命是聽。因此，他讓芝龍當面寫了幾封信，藉以招撫鄭氏子弟和部將，並且對芝龍說：「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8]這樣，鄭芝龍在清軍嚴密監護下被送到了北京。1648年（順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頭官銜，撥入旗下，實際上遭到軟禁[9]。這段情節後來在鄭成功致父書中有一段描寫：「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詞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返故里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10]

  博洛回京之前，確實利用了鄭芝龍的聲望招降其舊部，奉芝龍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濟伯鄭芝豹和部下總兵十員，兵將十一萬三千名[11]。當李成棟由吳淞總兵奉調由浙江、福建入廣東時，清方不僅利用了鄭芝龍「平國公」的牌札招撫了白沙、甲子等廣東東部沿海地帶，而且原屬鄭芝龍部下的總兵施郎、梁立、黃廷、成升、洪習山還由武毅伯施福帶領，率兵馬五千名跟隨佟養甲、李成棟進軍廣東，在撲滅順德縣「海寇」和鎮壓東莞、增城地區的張家玉抗清義師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2]。直到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三月「□（虜）鎮撫施福、耿獻忠大小船數百號上梧州」[13]，即在李成棟指揮下一直攻入廣西東部，對南明的危害是相當嚴重的。由於李成棟對南方兵將存在歧視心理，在奏疏中說從福建帶來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無資戰守」[14]，甚至伺機剪滅和解散。施福、施郎、黃廷、洪習山等人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忍氣吞聲，大有懷才不遇、有功不賞之感[15]。順治五年李成棟反清復明，他們收到鄭成功從鼓浪嶼（今屬福建省廈門市）發來的邀請，決定擺脫李成棟部將潮州總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鄭成功。

  第二節　鄭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鄭成功是鄭芝龍的長子，母親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國文獻稱為翁氏[16]。1624年（天啟四年）七月十四日鄭成功生於日本長崎縣平戶川內町千里濱[17]，七歲以前隨母居住日本。1630年（崇禎三年），鄭芝龍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給他取名森，字明儼，號大木。一些史籍記載1644年鄭成功曾經入南京國子監，拜讀於錢謙益門下，大木即為錢氏所賜字，如黃宗羲《賜姓始末》記：「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夷女，初名森，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18]鄭成功入南京國子監就讀以及同錢謙益之間的關係尚有待研究[19]。明朝末年武將跋扈的情況雖然已經司空見慣，但武官重視子嗣文化教育的風氣並沒有改變。因此，鄭芝龍延請了飽學之士給鄭森講解經史，終於使這個異國歸來的兒子在崇禎十一年五月通過了考試，成為泉州府南安縣學的一名生員。他少年時讀書的朋友有惠安縣生員張若、晉江縣人楊於兩。「鄭成功為諸生時，每自南安來惠（安），主若濠濮齋，論文賦詩，風雨聯床，不稍間也。」[20]楊於兩是成功妻家董颺先的表侄，劉獻廷曾聽楊於兩親口說過「於兩與賜姓（成功）幼同筆研」[21]。1642年（崇禎十五年）鄭森十八周歲，曾往省會福州參加鄉試[22]。當時他父親鄭芝龍已加官都督，「富擬王者，遠交朝貴，近懾撫按，炙手可熱」。鄭森也完全是一副貴公子的派頭，「自泉入福，郵傳館舍皆有司備設。及入棘闈（即考場），監臨交遣小吏詣號舍致寒溫，預選同捨生代為起草。珍果佳肴，絡繹傳送。森竟日飲啖而已。漏下便已出闈，傳呼歸館舍，共赫奕如此」。福建提學副使郭之奇看得不順眼，不讓他中舉。次年（1643）二月歲考，儘管文章寫得頗通暢，仍被郭之奇評定為二等，不得食餼為廩生[23]。

  隆武帝即位之後，鄭芝龍已成為定策元勛，鄭森才在父親的帶領下拜見朱聿鍵。隆武帝見他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對答如流，非常賞識，深憾自己沒有女兒嫁給他，就賜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駙馬體統行事」[24]。這一殊榮自然也具有籠絡鄭芝龍的意圖。鄭森自稱和被稱為朱成功、賜姓、賜姓成功、國姓成功、國姓爺、鄭成功都是由此而來。

  這裡，有必要談談鄭成功在隆武年間的軍事活動。託名黃宗羲撰《鄭成功傳》里不僅說他「意氣狀貌，猶書生也」，而且說鄭成功在整個隆武時期「雖遇主列爵，實未嘗一日典兵柄」[25]，並不正確。鄭成功在1644年以前只是一介書生，如果沒有在隆武年間（1645—1646）的親身軍事經歷，到朱聿鍵被俘、鄭芝龍降清後他即便有志恢復，也很難僅憑世家子弟的身份在短期內組織起一支有效的抗清武裝。據《思文大紀》的記載，鄭成功至遲在隆武二年初春就已棄文就武，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

  隆武二年（1646）正月，奉命「領兵出大定關」。（卷四）

  三月，鄭彩因逗留不進，被革去永勝伯、征虜大將軍職務，「敕國姓成功招致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百姓」。同月，「催國姓成功、輔臣傅冠速出分水關，以復江省」。（卷五）

  四月，在給軍師蔡鼎的敕諭中說：「朕原速期幸虔（江西贛州府），以迎兵未至，故調國姓成功、輔臣冠，護駕前往。今於華玉兵已至；又虔中迎疏疊來，則國姓、輔臣正可用力湖東，不必調到湖西。東西並舉，朕親節制於虔，江省之復可必。著國姓、輔臣速約各鎮鼓銳前進，鉛山告警，必行兼顧，以鞏崇關。」同月，敕諭御營內閣：「國姓成功巡關回來，迎駕暫至邵武，相機出關。」「新撫永安、沙縣山寇頭目一萬一十三名隸陳國祚標下，聽國姓成功節制。」「國姓成功請給新到官兵月餉。上令於邵武近處另給，該部行文去。」「諭國姓成功曰：兵、餉、器三事，今日又有手敕，確托卿父子。茲覽卿奏，言言碩畫，朕讀之感動，其總理中興恢御兵、餉、器甲，統惟卿父子是賴。銀關防准造，即以此為文，造完頒賜，以便行事。」「敕行在兵部：『國姓速令郭燾守住永定，調陳秀、周麟、洪正、黃山速速往救贛州，殺退清兵，保安贛州。有功重敘，有失重罰。』」（卷六）

  五月，「敕國姓成功兼顧大安關，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騎突入。銑器火藥，即令二部給發」。（卷七）

  六月，「命國姓成功親到漳、泉，精募兵將，立助恢復，期限二十日即來復命」。同月，「給國姓成功五月兵餉」。（卷八）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二記載，鄭成功在1646年三月要求回安平看望久別的母親，隆武帝准假一月，從三月起到鄭芝龍決意降清都未述及鄭成功在軍中的活動，似乎他這段時間都留在家鄉。實際上，江日升的記載可能有不少遺漏。鄭成功因母親翁氏於上年秋天從日本接回福建南安[26]，他思母心切，又聽說翁氏患病，請求給假一個月回安平鎮探親。隆武帝為照顧其母子團聚，在六月間同意了他的請求，但這個月初清軍已經大舉攻入浙東，形勢驟然緊張，因此限以時日，並且讓他順便在漳州、泉州二府招募兵將，趕回行在延平。鄭成功探望母親以後，雖然未必招募了多少兵將，但他本人確實返回了抗清前線。據王忠孝的記載：他應隆武之命，「八月抵福京，晤諸公，商榷時艱。望後（十五日以後）登舟溯流而上。距行在（指延平）僅二程，清騎已乘虛而入。賜姓公（鄭成功）交鋒不利，率師南下，遇余於舟次，語余曰：『上已先四日行，劍南皆北騎，公將安之？』因拉余旋福京，訂舉事」[27]。

  可見，至少從隆武二年正月起，鄭成功一直親履戎行，參與了許多軍事指揮活動。這為他後來獨樹一幟，領導東南沿海聲勢浩大的抗清活動奠定了基礎。

  據史籍記載，鄭芝龍從安平前往福州時曾經派人叫鄭成功同行。成功拒不應命，回信說：「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吾父不聽兒言，後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28]他在叔父鄭鴻逵支持下，帶了一支數量不多的軍隊前往金門。鄭芝龍自投羅網以後，清軍立即背信棄義地攻入安平鎮，大肆搶劫淫掠，成功的母親翁氏也被姦污，憤而自縊，其時為十一月三十日[29]。鄭成功聞訊，痛不欲生，更堅定了武裝抗清的信念。清兵飽掠而歸後，他回到安平，料理了母親的喪事，用黃金鑄造了一尊翁氏坐像，飾以珠寶，朝夕上供。從此開始了他獨當一面的長期抗清鬥爭。有的文獻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成功「攜所著衣巾，焚於南安文廟，仰天唏噓，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謹謝儒服，惟先師昭鑒！』再拜而去。與所善陳輝、洪旭等九十餘人，收兵南澳，得數千人」。[30]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記：1647年「時賜姓謀舉義，而兵將戰艦百無一備，往南澳招募。聞永曆即位粵西，遙奉年號，稱『招封大將軍罪臣』，有眾三百人，於廈門之鼓浪嶼訓練，委黃愷於安平鎮措餉。識者知大可與有為，平國舊將咸歸心焉」。「八月，以洪政、陳輝為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為親丁鎮，郭泰、余寬為左右鎮，林習山為樓船鎮。進兵攻海澄，扎祖山頭。數日，援兵至，洪政中流矢，與監軍楊期潢俱死之，遂退兵。會定國公進攻泉州，列營桃花山。清提督趙國祚率數百騎沖營，張進、楊才迎戰；定國遣林順等夾攻，大破之。另遣水兵破溜石炮城，斬參將解應龍，軍聲大振。泉紳郭必昌之子顯欲內應，國祚殺之，滅其家；並系故相黃景昉等。國祚酷虐，泉民不敢喘息。九月，漳州副將王進率兵來援，圍解。」[31]這一戰役在清福建提督趙國祚（時駐於泉州）順治五年八月初六日揭帖中也說道：「至六月間，建寧失守，汀、漳梗阻，延、邵懸絕，福、興警報鮮聞。而泉州又有投誠鄭芝龍胞弟鄭鴻逵偽稱定國公、鄭芝豹偽稱澄濟伯，其子鄭成功偽稱朱姓，兼鄭氏親戚各稱賊首文武等銜，俱不思天命久歸真主，妄冀恢復。……」八月，鄭鴻逵等乘船而至，「聯絡山寇」進攻泉州。九月初三日攻克溜石，防守參將解應龍等官兵潰亡。二十一日，趙國祚密調漳州副將王進抵泉州，內外夾擊，鄭軍失利，二十八日收兵乘船入海。[32]

  鄭成功和叔父鄭鴻逵等人堅持抗清，同鄭芝龍選擇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初期，他們的力量並不大，經過同清方的反覆較量，把東南沿海地區的抗清勢力匯合成一支勁旅。鄭成功也逐步嶄露頭角，成長為明清之際傑出的統帥。

  第三節　魯監國在浙閩的抗清活動

  1646年（順治三年、魯監國元年）六月，魯監國朱以海在張名振等保護下乘船渡海到達舟山。駐守在這裡的肅虜侯黃斌卿藉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認魯監國的合法性，拒絕朱以海進城。魯監國在舟山群島上借住了兩三個月，大學士孫嘉績就病死在這裡[33]。九月間，據守金門、廈門一帶的永勝伯鄭彩、定波將軍周瑞帶領舟師四百艘來到舟山，見朱以海處境困難，決定把他迎往福建。十月二十五日從舟山出發，十一月二十四日到達廈門。[34]這時，鄭芝龍已經由安海赴福州博洛軍前投降，派人通知鄭彩獻出魯監國向清廷請賞。鄭彩不願降清，他擔心魯監國的安全，就把朱以海藏起來，另找一個相貌類似的人充當替身，叮囑部將如果鄭芝龍命人來抓魯監國，就把這冒充的人縊死，矇混過去。幸好，鄭芝龍到福州後很快就被清軍脅迫北上，顧不上捉拿魯監國，朱以海才得以在鄭彩軍駐地安頓下來。

  從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魯監國二年）開始，儘管東南沿海抗清武裝中還有鄭鴻逵、鄭成功、黃斌卿等人以尊奉業已不存在的隆武朝廷為名，拒不接受魯監國的領導，但大多數文官武將和浙江、福建紳民都以魯監國作為抗清復明的旗幟。當時，清軍滿洲主力博洛已率部返回北京，東南兵力薄弱；抗清運動在魯監國領導下風起雲湧，取得了一系列勝利。這年正月，魯監國在長垣誓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為建國公、張名振為定西侯，封楊耿為同安伯、鄭聯為定遠伯、周瑞為閩安伯、周鶴芝為平夷伯、阮進為盪胡伯」[35]；「加東閣大學士熊汝霖太子太傅，司票擬」[36]。朝政軍伍初步就緒後，即著手收復失地。正月內，周鶴芝部收復海口，派參謀林龠舞、總兵趙牧防守。二月初一日攻克海澄，次日攻漳平，失利；初三日清方援兵來到海澄，明軍退至海上。初五日，攻克漳浦縣，任命洪有文為知縣；五天後，清兵來攻，漳浦失守，洪有文死難。四月，清兵攻陷海口，林龠舞、趙牧戰死，周鶴芝引兵退保火燒岙。六月，明軍攻漳州，再度失利。

  七月，魯監國親征，號召各地紳民起義，一時遠近響應，義軍飆發。七月初四日鄖西王朱常湖、王祁、李長蛟等人帶領義軍攻克建寧府，擊斃清朝總兵李應宗、副將曹胤吉，擒殺清知府高簡等人。[37]這支義軍連克建陽、崇安、松溪、政和、壽寧等縣。清浙江福建總督張存仁接到建寧失守的消息，向朝廷報告福建「遍海滿山，在在皆賊」，他唯恐閩浙路斷，於七月下旬帶領馬步官兵一千名星夜兼程趕赴扼據浙閩咽喉的浦城。八月初九日明軍進攻浦城，被張存仁部擊敗，義軍首領李長蛟和兵部右侍郎楊東晟，總兵謝君聘、王印海、張明等陣亡。[38]

  但是，福建各地反清復明的烈火仍在不斷蔓延。八月，明軍攻克連江；十月，收復長樂、永福、閩清、羅源、寧德等縣。[39]隆武朝大學士劉中藻也在原籍福安縣起兵，攻克縣城[40]。十月十三日，另一支義軍首領王祁「受偽魯王偽職，稱監國魯三年號，糾集鄉兵」與「偽太師馮生舜」以及陳文達、朱鋒等部圍攻福寧州，「四面環繞，閱九個月米鹽不通」[41]。清分巡福寧道潘映婁見城中糧盡，「士民餓殍過半」，被迫在1648年（順治五年、魯監國三年、永曆二年）二月初五日出城「講和」。「有偽巡按吳明中資魯王敕印入城，升塗登華為振威伯，潘映婁為太僕寺少卿，章雲飛為桓武軍門，宋若蘇為兵部員外，在各官衙門開讀。王公哲疑各官受職，隨遣偽標官陳功、賴天成帶賊三百餘人進城探聽，本夜被塗登華、章雲飛召至察院前假言犒賞，一時盡殺。西路賊首陳文達等見王公哲賊眾被殺，遂往福安請劉中藻主盟。中藻與生舜俱至江邊地方紮營，稱隆武四年號。城內各官分守四門。章雲飛出城打仗，雲飛兵敗，在松山地方下船，張時任被劉中藻獲剮，方國慶被殺。四月初五日，塗登華兵寡糧盡，開南門走至南屏地方為中藻追獲，收在衙門內；潘映婁亦從南門出城，兵阻復回，至太平台被西路賊首盧守譜兵捆獲，解到馮生舜營，亦收入衙內。……」[42]明軍遂占領福寧州。

  到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上半年，以魯監國為首的明朝義師已經收復了閩東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46]，省會福州幾乎成了孤注。監國朱以海親臨福州城外的閩安鎮指揮攻城。南明君主之中，朱以海是比較勇敢的，監國紹興時敢於到錢塘江前線犒勞軍隊；這次在福州未克的情況下能夠駐蹕於閩安鎮；後來在清軍三路進攻舟山時又能親領艦隊出海迎戰，比起隆武帝朱聿鍵「親征」而躊躇不前，永曆帝的望風逃竄，確實值得稱讚。史載在魯監國親征的鼓舞下，福建「義師起，八郡同日發」；福州城裡的清朝官員由於「四方俱起，城中坐困。兵馬日出於掠，家甲戒嚴，不時查點。不在者便為通賊，多一人即為奸細。其令十家連坐，人人重足」；城內餓死「十之八九」，「城外皆義師營頭千種，皆稟監國魯王令。農夫漁翁俱任都督，衣穿襖襏，腰系印綬。至村婦、化僧亦受職銜掌兵。城中餓夫逃出者，悉隸其籍。若無引證，即以為奸細，殺之。或帶有防身余物，即時掠盡」[47]。清朝浙江福建總督陳錦在一份奏疏中訴苦道：「我國家定鼎以來，干旄所指，無不披靡，未有如建寧之賊死守難攻者。類而推之，可知閩省之賊非懦弱而易剿者。今建府一城之賊雖除，其餘屬縣以及延平府屬漫山遍野，無處非賊。若福州以上各府尚梗阻無耗，見在偵剿，大約處處皆然也。……況漳、泉逼臨大海，猶賊類出沒之鄉；江西見在叛逆，更賊黨通聯之處。……故閩省雖雲已入版圖，較之未入版圖之地，尤難料理。」[48]

  由於各地義師自行署銜，造成官職紊亂，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不得不上疏給魯監國要求申明職掌，加以整頓。疏中說：「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臥邱園，而雲『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雲『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敕書札付。」[49]這固然反映了當時龍蛇混雜的狀況，更重要的是說明了福建各地抗清運動的洶湧澎湃。

  浙江的情況也很類似。查繼佐記載：魯監國「建旄海表，戊己（1648—1649）之間，內地持仗倡山谷者，咸使人間道浮海報職事。王又時時馳敕書潛通山谷諸部，而寧（波）、紹（興）一帶義奮尤烈。凡城以內皆清兵也，負郭二三里外無不奉魯朔者，旌旗相望，舳艫袤接，富者貢粻糧，貧者效筋力，城中不敢問。鄉之人有以其實微告清，則立碎之。間敦請素行廉干者使佐事，雖謹畏不敢不聽。遠近數百里頂幘縫掖如故，清但固扃關門靜而待之。而浙以西則自天目諸山無下數千部」。[50]

  福建、浙江各地百姓的紛紛起來抗清，主要原因是清朝統治者以征服者自居，推行一系列暴政。順治五年四月浙閩總督陳錦在一份奏疏中說：「切閩浙士民質本脆弱，亦易治而易安者。故王師所到，率土皆賓，兵不血刃，而地方大定。今反側時見，處處弄戈，其亂萌不過各地方一二戎首糾集亡命，威逼愚民，順之則親如手足，逆之則焚其廬舍，毀其室家，使民無所歸，此戎首逼民為賊也。更有地方民牧撫綏無法，而朘削橫加，差徭繁重，而敲朴不已，民不安生，遂鋌而走險，此官吏逼民為賊也。又防剿官兵以守土為名，暴虐過甚，居其室而掠其野，少不遂欲，鞭撻濫施，至經過之處，任意摧殘，民若畏避，即拆屋舍，毀器具，靡所不至，斯民無地可安，不得不行從賊，此官兵逼民為賊也。害民之事有三，而利民之事全無，賊用是滋蔓矣。」[51]陳錦身為清朝總督，自然把地方不靖的原因首先歸咎於明方，但他不能不承認清方接管浙江、福建以後「利民之事全無」，文官武將巧取豪奪，無惡不作，以致官逼民反，兵逼民反。這以後，清政府採取了一些安撫措施，情況才有所好轉，即所謂「是後，清招撫之令下，解散十六七矣」[52]。

  事實表明，閩浙各地百姓迫於清朝暴虐統治，如火如荼地掀起反抗鬥爭，魯監國朱以海不失時宜地組織抗清，頗有一番作為。特別是1648年江西、廣東相繼反正，整個南方的抗清運動一度進入高潮，南明復興的形勢相當可觀。

  然而，復明各派勢力之間的鉤心斗角，互相傾軋，終致坐失良機，使清廷得以憑藉有限的兵力各個擊破。鄭彩擁戴魯監國，實際上是重演鄭芝龍操縱隆武帝於股掌之上的故伎。1648年（順治五年、魯監國三年）正月十七日，他悍然擊殺大學士熊汝霖[53]。義興侯鄭遵謙憤慨不平，鄭彩又命部將吳輝誘擒遵謙，迫使他投海而死。魯監國對鄭彩的跋扈自雄、擅殺大臣極為不滿，史籍記載他得知熊汝霖、鄭遵謙遇害後，「大怒曰：殺忠臣以斷股肱，生何益耶？欲跳水死。左右與彩力勸止，遂究首謀十餘人磔之」[54]。這不過是表面文章，對朱以海略事安撫而已。查繼佐記載鄭彩擅自殺害大學士熊汝霖之後，「閣部錢肅樂等請罷朝諭祭，監國畏彩，不果行」。鄭遵謙被逼投海而死後，「監國聞之為泣下，輟朝五日，不敢問」[55]。總之，魯監國受制於鄭彩無疑是事實。他任命兵部尚書錢肅樂接任大學士，負責朝政票擬。事情並沒有了結。鄭彩對大學士劉中藻收復福寧心懷妒意，不僅不予支持，反而出兵「掠其地」。錢肅樂在給劉中藻的信中對鄭彩的行徑多有指責，被鄭彩偵知，故意向肅樂引述其信中之話，肅樂大驚，於1648年五月嘔血而死[56]。

  當魯監國為首的浙江、福建各地抗清運動處於高潮時，清廷於1647年（順治四年）十一月派遣禮部侍郎陳泰為靖南將軍，率領梅勒章京董阿賴（東阿來）、刑部侍郎李延齡以及李率泰、濟席哈、祖澤遠諸將統兵南下福建，配合浙閩總督陳錦的軍隊大舉反攻。[57]魯監國政權內部既因鄭彩排斥異己不能團結對敵，在泉州、漳州一帶活動的鄭鴻逵、鄭成功軍固然牽制了一部分福建清軍，卻以擁戴不復存在的隆武朝廷為名拒絕同魯監國合作。1648年三月下旬，清軍進攻建寧，城中糧食不足，鄖國公王祁「丐粟於國姓成功，允而不發」[58]。「國姓成功以奉桂朔專，不贊魯一矢，亦二其從弟建國彩，兵不逾洛陽橋之北」[59]。清陳泰、陳錦等部滿漢軍隊於三月二十九日包圍了建寧，憑藉優勢兵力發起猛烈攻擊，到四月初四日占領該城，明鄖西王朱常湖、國師王祁等死於亂軍之中。[60]同月，清援閩主力進入省會福州。[61]明大學士劉中藻領導的義師一度聲勢頗盛，曾經先後攻克福建的福安、羅源、寧德、政安和浙江處州府屬的景寧、慶元、雲和、松陽等縣，也被優勢清軍擊敗，劉中藻自殺殉國[62]，所復州縣重新落入清軍之手。

  魯監國在形勢惡化的情況下，於1649年正月移駐閩、浙交界的沙埕。六月，定西侯張名振攻克健跳所；七月，魯監國移居該地。一度威福自操的建國公鄭彩因為鄭成功襲擊其弟鄭聯，占領廈門，向魯監國上表求救。忠於朱以海的諸將深惡其人，乘機擊破鄭彩余軍。鄭彩從此一蹶不振，後來請鄭芝龍的母親黃氏代為疏通，鄭成功才讓他返回廈門閒住，終老於該地。

  魯監國收復福建的戰略意圖既已失敗，幾乎沒有立足之地。當時，黃斌卿據守著舟山群島，有割據自雄之意。史籍中說他「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其同類」[63]。對於因兵敗移駐舟山的魯監國文官武將不僅無恤憐之義，反而乘人之危，派兵攻殺，擄掠其財物，收編其軍隊。如巡撫荊本徹、戶部尚書朱常淁、總兵賀君堯等都慘遭毒手；興國公王之仁攜家屬輜重來避難，遭到他的偷襲後極為憤慨，自行赴清方請死。由於他遵奉隆武帝，朱聿鍵對他多少有點縱容，《思文大紀》記，「上聞威虜伯黃斌卿殺□□荊本徹，曰：本徹雖非賊寇，乃爾騷擾地方，民恨實甚，殺了便罷；所招降將士，善為約束，勿令流毒，致重民怨」[64]。黃斌卿自以為得計，更把舟山群島看作自己的禁臠，對忠於魯監國的定西侯張名振、盪胡伯阮進、平西伯王朝先等部多方排擠，引起諸將的公憤。當時，魯監國駐於健跳所，這裡只是浙江臨海縣瀕海的一個小地方，很難立足。魯監國及其隨從實際上經常住在船上，以防不測。即如黃宗羲所說「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為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65]，景象是相當可憐的。1649年（順治六年、魯監國四年）九月，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合謀決定以舟師護送魯監國移駐舟山。對於魯監國的到來，黃斌卿自然是極不情願。他藉口自己是隆武帝封的官爵，不便接待魯監國；又「以地窄糧寡為辭」表示難於供養魯監國屬下官兵和他們的家屬。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訴諸武力了。黃宗羲記：「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御之，數戰數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榥、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處分。』九月二十四日，胥會於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瑋、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等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斫傷斌卿，沉之水中，二女從之死。」[66]任光復的記載是：「己丑秋，王朝先取糧溫、台，斌卿標將黃大振得罪逃，誑朝先曰：『將軍家口及標屬盡被本爵（指黃斌卿）所抄沒，以將軍久假不歸，有懷二心故也。某以苦諫獲戾故出亡耳。』朝先蓄恨已非一日，遂厲兵誓師揭奏斌卿逆惡罪狀。王命朝先、阮進水陸並進。名振泣諫曰：『臣與斌卿聯姻，路人所共知，今以朝先一言而加兵問罪，臣日待罪左右，其如物議何？』俯伏不已。王因手敕和解之。朝先得敕，先致溫旨以緩其備。仲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先兵逼斌卿舟。斌卿備香燭，著冠服，手捧來旨大言曰：『聖上有旨，誰敢？誰敢？』時安昌王恭榥、義陽王朝??、錦衣李向榮俱環坐。頃之，旗鼓尹明以詐稟投見，揮刃斬斌卿，沉之舟側。其弟孝卿及家屬尚在，匍匐江灘。任穎眉差兵救之，令舁入名振府第。尋迎魯王至舟山，以參將府作行在。」[67]這裡列舉的只是兩種有代表性的記載，在其他史籍中具體情節常有出入。就當時形勢推斷，張名振是這一事件的主謀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在襲殺黃斌卿之後，黃部兵將一度出現混亂，張名振宣布「監國之來，代唐恢復，肅魯（虜）原部自應協力」。接著，又以監國的名義以禮祭葬黃斌卿，優養其家屬，對黃斌卿舊部加以安撫，將校一體升賞，無分彼此。這樣，終於穩定了舟山局勢，使魯監國政權有一片存身之地。查繼佐寫道：「是役也，名振實忠誠，苦欲安監國，為此密計。」[68]這一論斷比較公允。

  魯監國在舟山站住了腳，重新整頓朝政。他派出使者敦請原隆武朝吏部尚書張肯堂為大學士[69]，吳鍾巒繼續擔任禮部尚書，孫延齡為戶部尚書，朱永佑為吏部左侍郎主管文官銓選，李長祥、張煌言為兵部右侍郎，徐孚遠為國子監祭酒，任廷貴為太常寺卿，其他官職也做了安排。[70]從這時起到1651年（順治八年、魯監國六年），舟山群島成為魯監國領導下浙東抗清武裝活動的中心，牽制了東南地區大量清軍，為鄭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擴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1]　《台灣外紀》卷二。

  [2]　《思文大紀》卷八記：「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

  [3]　《閩省降員鄭芝龍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頁。

  [4]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三。

  [5]　江日升《台灣外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十五頁。他書記載文字稍有出入。順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鄭成功給其父鄭芝龍信中說：清廷所許「四府竟成畫中之餅，如演父前所得三省之故伎」。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六十八頁，鄭親王濟爾哈朗題本。

  [6]　日期據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鄭芝龍降清》條。

  [7]　華廷獻《閩海月紀》，卷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八《附閩事紀》，文字略有不同。按，據華廷獻記載，博洛脅帶鄭芝龍等「拔營起行」似在白天，與他書記載半夜有所不同。

  [8]　《明季南略》卷八《鄭芝龍降清》條。

  [9]　《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一頁有順治四年四月「閩省降員鄭芝龍題本」，說明是時尚未授職。順治五年八月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事見《清世祖實錄》卷四十。直到順治九年八月鄭芝龍給清廷的奏本自署官銜還是「廂黃旗正欽尼哈番」（即鑲黃旗精奇尼哈番），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六十三頁。謝國楨《南明史略》雲，鄭芝龍被騙到北京後清廷「只封他為同安侯，叫他住在北京」（第一四二頁）。按，清廷封鄭芝龍為同安侯在順治十年五月，目的是招撫鄭成功，上距鄭芝龍降清已過六年有餘。

  [10]　楊英《先王實錄》，陳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十二頁。

  [11]　《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

  [12]　《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施郎（後改名施琅）、黃廷和副將洪習山在順治四年十月參加進攻增城的戰役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三九頁，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清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

  [13]　魯可藻《嶺表紀年》。

  [14]　順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提督總兵官李成棟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〇一頁。

  [15]　施福曾給清廷上疏奏報「剿撫粵寇之績」，疏中自稱「總督廣東陸師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羅王（即博洛）發與佟養甲、李成棟酌用。今據自稱總督，且廣東經制久行佟養甲議定未到，應令將施福並議於經制之內，報部覆可也」。（順治五年閏四月兵部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八冊，A8—92號。）從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對自己功績、地位的評價和清廷的冷遇。

  [16]　鄭克塽撰《鄭氏附葬祖父墓誌》作「曾祖母翁」，見《鄭成功族譜三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〇〇頁。其他中國文獻也均寫作「翁氏」；日本文獻作田川氏。一種說法謂成功母是歸化日本的泉州冶匠翁笠皇從日本人田川氏領來的養女，參見《鄭成功全傳》，台灣史跡研究中心1978年版，第三十七頁。

  [17]　參見何廷瑞《日本平戶島上有關鄭成功父子之資料》，台灣淡江學院1977年版；上引《鄭成功全傳》作「誕生於日本平戶河內浦千里濱」。美國司徒琳著《南明史》英文版第一一八頁說鄭成功出生於日本平戶，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文本第一○四頁竟將鄭成功誤譯為鄭芝龍。

  [18]　見《明季稗史》正編卷二十一。

  [19]　民國九年修《鄭氏宗譜）記鄭芝龍有五個兒子，長子森下注「翁出，太學生，應襲錦衣衛副千戶」，鄭森條下沒有記載這件事，《鄭氏家譜》所記相同，均見《鄭成功族譜三種》。明代對有功官員常給以「蔭一子入國子監讀書」的獎勵，但其子弟並不一定入監為太學生。崇禎、弘光時為聚斂錢財曾經強迫富戶給子弟納銀入監，使國子監的名聲很壞。鄭成功是否真到過南京國子監就讀，尚有疑問。與此相關聯的一個問題是《延平二王遺集》相傳為鄭成功、鄭經父子的作品，集中所載鄭成功詩有三首涉及錢謙益：《春三月至虞謁牧齋師》《同孫愛（謙益之子名孫愛）世兄游劍門》《越旬日復同孫愛世兄游桃源洞》，並有錢謙益門生瞿式耜評語。但是，在錢謙益、瞿式耜著作中尚未得到證明。

  [20]　嘉慶八年《惠安縣誌》卷二十六，文苑，《張若傳》。

  [21]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

  [22]　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二記：「崇禎十五年壬午八月，鄭森赴福省鄉試。」

  [23]　李世熊《郭宮詹傳略），見《寒支二集》卷四。《石井本（鄭氏）宗族譜》記成功「年十五補弟子員，旋食餼。金陵術士見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中人也」。與李世熊所記不同。

  [24]　黃宗羲《行朝錄》卷十一《賜姓始末》。《台灣外紀》卷二作「封為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宗人府宗正」。按，該書云：「鄭鴻逵引其子肇基陛見。隆武賜姓朱。芝龍聞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隆武奇其狀，問之，對答如流。隆武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姓，兼賜名『成功』，欲令其父顧名思義也。」可見，先一日賜姓者尚有鄭鴻逵子。

  [25]　《梨洲遺著彙刊》《鄭成功傳》。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黃宗羲全集》第二冊，不收此文。

  [26]　《台灣外紀》記：1645年「十月，日本國王懼芝龍威權，認翁氏為女，妝奩甚盛，遣使送到安平，即成功生母也」。同書記次年三月鄭成功陛見隆武帝請假，頓首曰：「非成功敢輕離陛下，奈臣七歲別母，去秋接到，並未一面。忽而病危，為人子者心何安？」舊曆十月為冬季，此處以鄭成功口述為據。

  [27]　王忠孝《自狀》，《惠安王忠孝全集》卷二，轉引自陳碧笙《一六四六年鄭成功海上起兵經過》，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八期；鄧孔昭《試論鄭成功對鄭芝龍的批判與繼承》（見《鄭成功研究國際學術論文集》第四十二頁）亦引此文，「距行在僅二程」作「距行在所僅二程」，未見原書，特此附註。上引台灣出版《鄭成功全傳》附《鄭氏三世大事年表》說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延平「成功與帝相持痛哭」，次日，「帝至汀州，即為北騎所執，遂及於難。成功道中聞變，伏地大慟，暈厥久之」（見該書第四一四頁）。據王忠孝所記，日期稍誤，延平至汀州也非一日可到。

  [28]　《台灣外紀》卷二。

  [29]　鄭克塽《鄭氏附葬祖父墓誌》云：「翁曾祖母生於壬寅年八月十八日未時，卒於丙戌年十一月三十日巳時，享年四十有五。」按，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三記順治四年（1647年，丁亥）二月，清將「韓代奉貝勒世子命，統滿、漢騎步突至安平」，鄭成功母翁氏手持劍不肯去，「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劍割肚而死」，系時有誤。

  [30]　乾隆二十八年《泉州府志》卷四十《封爵·鄭克塽》。《梨洲遺著彙刊》所收託名黃宗羲作《鄭成功傳》亦載此事，除文字出入外，在所善陳輝、洪旭二人間增入張進、施琅、施顯、陳霸，顯然有誤。施琅當時投降了清軍，隨佟養甲、李成棟入粵，不可能同鄭成功「盟歃」抗清。

  [31]　按，鄭成功初起兵時仍奉隆武年號，阮氏記載稍誤。《台灣外紀》云：鄭成功於八月二十二日率部「會鴻逵師於泉之桃花山」。溜石寨為鄭成功軍攻克，以伏兵擊殺出援泉州之清參將解應龍。

  [32]　《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三三二至三三三頁；同件又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九至十一頁。

  [33]　魯監國自紹興出海後曾停泊於舟山，諸書記載基本一致，黃斌卿不願接納也是事實。但是，朱以海在舟山停留了多長時間，各種史籍記載差異較大。有的書記載魯監國舟至舟山，黃斌卿不納，即南航，似乎沒有在舟山停留過。李聿求《魯之春秋》卷一記，七月「初七日，定西將軍張名振具舟迎監國航海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下文說，八月「監國次普陀」，十月「永勝伯鄭彩帥師奉監國入閩」。查繼佐《國壽錄》卷三《黃銑傳》記：「丙戌魯事敗，王東入海，初依肅虜伯王（黃）斌卿舟山，繼為建國公鄭?（彩）迎去。」《舟山紀略》記：「王至舟山，威虜伯黃斌卿拒不納……王舟次普陀」；下文說到順治四年（1647）五月，清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清時，派使者向舟山的黃斌卿、張名振請求支援，「時王駐玉環山，名振奏請給敕印三百道」。見《明季史料叢書》。可見，黃斌卿不納是指他不讓魯監國朱以海進入舟山城，朱以海和隨從官員兵將曾在舟山群島的普陀山等地暫住。

  [34]　黃宗羲《行朝錄》卷四《魯王監國·紀年下》云：鄭彩奉魯監國至中左所（即廈門），而鄭森（即鄭成功）「以中左所為營，然亦不欲奉上，改明年為隆武三年。於是，鄭彩奉上改次長垣，以明年為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按，當時廈門為鄭彩、鄭聯兄弟駐地，黃宗羲所記不確。

  [35]　黃宗羲《海上慟哭記》。

  [36]　李聿求《魯之春秋》卷二。

  [37]　明軍收復建寧一帶地區主要根據順治四年十一月浙江福建總督張存仁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一○頁；同書第三本第二四六頁順治六年四月御史霍達揭帖所記相同外，還提及府同知沈夢鯨中箭身亡，分巡建南道顧礽、建安知縣李之琦先後「孑身逃遁」。參見康熙二十三年《福建通志》卷六十三《雜記》。查繼佐《國壽錄》卷三《王祁傳》記攻克建寧為七月初二日，稍誤。

  [38]　順治四年八月浙江福建總督張存仁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十一頁。

  [39]　黃宗羲《行朝錄》卷四《魯王監國紀年下》。

  [40]　查繼佐《魯春秋》記：丁亥（1647）十月，魯監國「晉劉中藻總制兵部尚書。不受。……中藻，字薦叔，福安人，崇禎庚辰（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國變歸。唐主立福京，擢兵科給事中，騰唐詔（指奉隆武帝命往浙東頒詔魯監國官員），魯江上文武皆從中藻表唐。閩事敗，中藻走海上，以延平不終之耗未的，奮復諸城，將待後命」。就是說，劉中藻對隆武帝遇難的消息不清楚，不願接受魯監國的官職。

  [41]　順治八年四月初七日刑部尚書韓代等題本，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八十七頁。按，此件中稱王祁為「東路賊首王公哲」。王公哲即王祁字拱哲的誤寫。查繼佐《魯春秋》記：「秋七月，僧王祁以鄖西王朱常湖起兵破建寧守之。總兵曹大鎬先登，並下壽寧、政和二縣，桂主封祁鄖國公。」下註：「王祁，字拱哲，太倉王氏奴也。乙酉不肯剃髮，去為僧。魯敗，入閩，棲建寧之大中寺。」後與鄖西王朱常湖相遇，起義於建寧。「祁以王常湖主兵，而身為國師。」「荊國（指荊國公方國安）故標曹大鎬者以兵來會，守精，北師攻圍數月輒不利去。」李聿求《魯之春秋》卷二記，順治四年二月「進王祁為鄖國公、張名振定西侯」。王祁自稱國師，鄖國公封爵為魯監國所授，查繼佐雲「桂王（永曆）封祁鄖國公」，誤。

  [42]　順治八年四月初七日刑部尚書韓代等題本，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八十七至八十八頁。按，黃宗羲《行朝錄》卷四記魯監國二年（1647）十月，「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塗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相公？』錢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為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劉中藻等攻克福寧州在1648年四月初五，黃宗羲曾在魯監國政權中任職，何至於誤於1647年十月，具體情節亦不合。

  [43]　林佳磯《閩記》，見抄本《明季稗史》第三種。

  [44]　林佳磯《閩記》，見抄本《明季稗史》第三種。

  [46]　黃宗羲《海外慟哭記》雲「三府州二十七縣」；他的另一部著作《行朝錄》卷四《魯王監國·紀年下》記載為「三府一州十七縣」。按，順治六年七月靖南將軍陳泰等題本說：「福建所屬二府一州二十九縣及漳州赤美、雲澳曾為賊攻陷。」下文又說，「官兵收復二府一州二十九縣及雲澳鎮，且進駐畢。赤美轟毀，我兵退回福安，於福州候旨。」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二頁。可證二十七縣的說法比較準確。三府一州指福州府、建寧府、興化府和福寧州，但福州府城（即省會）始終沒有攻下。

  [47]　海外散人《榕城紀聞》。

  [48]　順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閩省遍地皆賊，城野焚掠皆空」奏本，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二十頁。

  [49]　黃宗羲《行朝錄》卷四《魯王監國·紀年下》。

  [50]　查繼佐《國壽錄》卷三《黃銑傳》。

  [51]　順治五年四月閩浙總督陳錦「為詳議剿撫機宜」等事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二十二頁。

  [52]　查繼佐《國壽錄》卷三《黃銑傳》。

  [53]　任光復《航海遺聞》。

  [54]　任光復《航海遺聞》。

  [55]　查繼佐《魯春秋》。

  [56]　黃宗羲《行朝錄》。查繼佐《魯春秋》記戊子（順治五年）「五月，大學士吏部尚書錢肅樂卒。……肅樂居琅琦山，以建國彩跋扈內殘，魯事不辦，積咽不食，病劇，猝聞連江事敗，以頭觸床幾碎，遂卒」。未提及劉中藻事。

  [57]　《清世祖實錄》卷三十五、卷三十九。順治五年八月浙閩總督陳錦奏疏，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編》第十二頁。

  [58]　查繼佐《魯春秋》，下註：「時成功綢繆漳泉，不與建國彩通呼吸，於建寧之役益遠不及左右。」

  [59]　查繼佐《魯春秋》。

  [60]　順治五年四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捷報克復建寧仰慰聖懷事」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二十三頁。

  [61]　順治六年正月初三日浙江福建總督陳錦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二十七頁。

  [62]　劉中藻兵敗自殺事在文獻記載中有較大差異。順治四年十一月浙江巡按秦世禎揭帖中說：劉中藻親自率領士卒五千名守浙江慶元，清浙江當局調總兵劉世昌、馬得功等進剿，十一月初二日慶元城破，劉中藻「自縊焚死」，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十四頁。黃宗羲《海外慟哭記》云：魯監國四年（順治六年）「夏四月，虜陷福安，大學士劉中藻死之」。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五《劉中藻傳》記：「丁亥（順治四年）十月，中藻率兵攻取福寧州，守之，與周鶴芝相犄角。久之，移駐福安，鄭彩遂掠其地。北兵乘之來攻。中藻善守，所殺傷數千人。己丑（順治六年）三月，北兵乃循城十里掘濠樹柵以困之，中藻不能出戰，食盡，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而死。」查繼佐《罪惟錄》卷十二下《劉中藻傳》及《魯春秋》均雲己丑（順治六年）四月劉中藻守福寧州，城陷，飲鴆死。

  [63]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十三《黃斌卿傳》。

  [64]　《思文大紀》卷八。按，隆武帝在1646年八月遇害，可知黃斌卿殺荊本徹在此以前。鄭達《野史無文》卷十一《黃斌卿傳》記：「十月初旬，原任巡撫荊本徹攜家航海洋中，被斌卿營將沉其家人百口於海，而收其兵千人。十一月，原任戶部尚書朱常淁，舊為按臣于斌卿有隙，攜家百口浮海，被斌卿營將截殺，收其兵八百人；原任總兵賀君堯家口兵眾亦然。」所記時間有誤。

  [65]　黃宗羲《行朝錄》卷四《魯王監國·紀年下》。

  [66]　黃宗羲《行朝錄》卷七《舟山興廢》。

  [67]　任光復《航海遺聞》。

  [68]　查繼佐《罪惟錄》卷三十二《黃斌卿傳》。

  [69]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五十《張肯堂傳》載有魯監國敦請張肯堂的敕文，並說張得敕後即來舟山，任武英殿大學士；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則說張肯堂原在舟山，魯監國授予東閣大學士。

  [70]　任光復《航海遺聞》記：「晉張肯堂東閣大學士，沈宸佺閣部，吳鍾巒、李向中宮保，朱永祐吏部左侍郎掌銓政，李長祥、張煌言兵部右侍郎，徐孚遠祭酒，陳九征太常少卿，兼太常卿任廷貴、御史俞圖南往日本，楊璣欽天監丞。晉名振定西侯，王朝先平西伯、塗登華太子太保，阮進太子少傅，進侄英義將軍阮美、阮騂、阮驥俱左都督。」此外還有總兵等官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