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弘光政權的瓦解

  第一節　南渡三案——大悲、偽太子、「童妃」

  朱由崧既以親藩得繼大統，對於最具帝位繼承人資格的崇禎三子自然唯恐其不死。早在甲申七月間就僅僅依據一個卑微小官（未到任之陽春縣典史顧元齡）的傳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經遇害。[1]弘光元年（1645）二月正式下詔「諡皇太子慈烺曰獻愍，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2]，藉以掩人耳目，杜絕民望。實際上，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禎帝三個兒子的下落。儘管在1644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號稱「朱三太子」的案件層見迭起，但唯一可以相信的是定王朱慈煥長期隱姓埋名，充當私塾教師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東汶上縣被清政府捕獲，全家處斬[3]。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挫敗了某些東林—復社人士擁立潞王朱常淓的計劃。圍繞帝位的鉤心斗角，並沒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國一年之內，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偽太子、「童妃」三大案。這三個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卻都貫串著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政治背景。

  一、大悲案。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個和尚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親王，從兵亂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員審訊他的來歷，大悲起初信口開河說崇禎時封他為齊王，他沒有接受，又改封吳王。聲稱「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見他語無倫次，形跡可疑，嚴加刑訊，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蘇州為僧，確實是個騙子。經過九卿科道會審後，將大悲處斬。[4]

  二、假太子案。1644年十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僕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份，少年自稱是皇太子。抵南京後，高夢箕難辨真假，急忙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這少年經常招搖於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這個少年從浙江金華到了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5]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大學士王鐸曾經擔任東宮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他在奏疏中說：

  臣一見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豈其然乎？」臣同舊禮部尚書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例當考滿升蔭，為妒者沮之。尚記先帝東宮大目方顙，高聲寬頤，厚背首昂，行步莊，立度肅。今臣立於面前曰：「汝識我不？」應曰：「不也。」曾謂三年侍班幾之離者二尺有咫而不識臣為誰耶？臣已確知其偽矣。臣又問：「講書在何殿？」曰：「文華。」豈知其在端敬殿也。又問：「几上位置何物？」臣暗記其有講讀數目十個算子，乃竟懵懵罔知也。臣大怒……即昌言告諸臣曰：「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確確可憾……」大咤曰錦衣衛命左右即縛之。無幾何，此子乃垂涕長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贗質，不過為人所玩弄，徒以此恐喝於諸侯耳。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陽人，父純，母徐氏，有引小人者陰以誑誘。」[6]

  王鐸會同群臣審視後的奏疏是相當可信的。我們不應忽視，弘光立國之時許多官員曾經在崇禎朝廷上任職，見過太子朱慈烺的並不止他一個。如曾經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他們看了偽太子之後都不認識[7]；弘光帝「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認。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於是群疑稍解」[8]。時任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的黃道周記載：「王之明者，頑童，故駙馬都尉王昺之侄孫，途窮附高鴻臚之仆穆虎者欲南趨苟活，而穆虎居為利，遂謂子輿復出也。廷詰之日，諸講官侍從諗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輒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9]從現存史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員都知道北來「太子」純屬假冒，沒有人提出過異議。問題是這件事直接牽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於是圍繞著「太子」的真偽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將中掀起了一片喧譁。弘光朝廷越說是假，遠近越疑其真。這事一直鬧到清軍占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10]

  三、「童妃案」。這個案件的大致情況是：1641年（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殺，世子朱由崧僥倖逃出。經過長期顛沛流離之後，忽然時來運轉被擁戴為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朱由崧）的繼妃，亂離中與朱由崧失散。越其傑和廣昌伯劉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報，一面派人護送來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認，宣布童氏為假冒。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詔獄由錦衣衛審訊。童氏自述「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齧臂為記，今在寧家莊」[11]。朱由崧批駁道：「朕前後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諡。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12]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按明朝典制，親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員行冊封禮。《明熹宗實錄》載，天啟二年十月傳制遣「工科給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齡封福府德昌王由崧並妃黃氏」[13]。童氏稱入宮邸時朱由崧有東、西二宮已屬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麼「曹內監」為她舉行冊封禮。朱由崧沒有兒子，「玉哥」「金哥」之說也是空穴來風。一些史籍記載，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員紛紛拜謁，她舉止輕浮，毫無大家風範，「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14]。童氏一案與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肯定她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禎十四年河南巡撫高名衡題本內明白說過「世子繼妃李氏」於洛陽城破之時投繯自盡），後來某些野史又說她是誤認（如說她原為周王宮妾，或說是邵陵王宮人），也有揣測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時曾與之同居，但這些說法同童氏自己編造的經歷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無論童氏是冒充，是誤認，還是與朱由崧有過一段舊情，都不應成為南明政局的焦點。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囂一時，實際上是某些東林—復社黨人在幕後掀風作浪。歷史上無賴之徒冒充頭面人物屢見不鮮，即以南明來說，永曆初也出現了假弘光帝（一個和尚）騙得許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沒有像弘光一朝這樣鬧得烏煙瘴氣。究其根源，正在於東林—復社中的一些骨幹分子視「門戶」「聲氣」重於國家、社稷，他們愛走極端，甚至唯恐天下不亂。在這些人看來，福藩繼統等於萬曆以來自己在黨爭中最大的失敗，因此一遇風吹草動，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罷休。人們常常受舊史籍影響，以為東林—復社人士大體上都是骨鯁正直之人，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團體，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於明末東林—復社名滿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勢力，許多熱衷名利的人也混跡其間，變成一個大雜燴。東林—復社人士的「別正邪、分賢佞」實際上是自封「正人」「君子」，為獨攬朝政造輿論。由於他們當中的骨幹分子為奪取權力往往採取陰謀手段，難以弄清詳細情況，但對弘光帝進行人身攻擊，借「三案」大肆發揮的都是自命為東林—復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浙東史派的創始人黃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撰寫的《弘光實錄鈔》以「國史」自居，對弘光迎立做了如下的描寫：

  請記住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北都之變，諸王皆南徙避亂。時留都諸臣議所立者。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賊中，以序則在神宗之後，而瑞、桂、惠地遠，福王則七不可（原註：謂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惟潞王諱常淓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是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武德道雷演祚。未定，而逆案阮大鋮久住南都，線索在手，遂走誠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欲使事出於己而後可以為功。乃使其私人楊文驄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文聰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數人，或曰：「福王也。」楊文驄見之，啟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錢買酒食共飲。而風色正順，遂開船。兩晝夜而達儀真。可法猶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鎮奉駕至矣。士英以七不可之書用鳳督印印之成案，於是可法事事受制於士英矣。[15]

  黃宗羲的這段記載許多地方不符合事實，比如派楊文驄攜帶空頭箋不問是哪位藩王迎來南京，擁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簡直是一派胡言。史可法在迎立問題上受了馬士英的欺騙確有其事，但說馬士英「用鳳督印印之成案」卻毫無意義，因為史可法的信如果是偽造的，蓋上鳳陽總督印也不起作用；史可法「七不可立」的信件落在馬士英手裡，不蓋鳳督印仍是個重大把柄。黃宗羲這段「高論」中關鍵是「或曰：福王也」。採取這種史筆實際意味著弘光帝是未經「驗明」的朱由崧「正身」。關於弘光太后，黃宗羲也恣意詆毀道：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間。太后張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年與帝相等，遭賊失散，流轉郭家寨常守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後士英挾之至浙，不知所終。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后之故也」。[16]他的弟子萬斯同深得老師真傳，昌言無忌地寫道：

  河南府（即洛陽）破時，福王為賊所啖，諸子未有存者。府中數宦侍逃至懷慶，無所得食。其中有福府伴讀李某者貌頗似福王次子通城王。乃相與謀曰：「諸王子不接外臣，誰能諦知？事在吾輩耳，何憂無食。」乃以通城避難聞於縣，遂達上（指崇禎帝）前。上深念叔父荼毒，世子已死，即以李襲福王爵。馬士英因立以為帝。其後太后至，弘光趨迎，屏人密語者久之，遂為母子。弘光在位且一年，不立後，與太后寢處如夫婦，初非蒸繼母也。童妃固通城王之元配，弘光固不令入宮，恐敗事也。[17]

  黃宗羲的好友林時對撰《南都三大疑案》說：

  洛陽既陷，福王常洵被闖賊所臨，宮眷逃竄。世子由崧得一護衛軍牽率過河，寓太康伯張皇親第，人無識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陳潛夫送至鳳督馬士英處，遂同四鎮擁立為弘光帝。登極後，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鳳輿至內殿下輿，帝掖後至殿隅，密語移時，群臣拱立以俟，秘弗聞。半晌始下拜慟哭，人皆疑揣。喬大理聖任先生在班行目擊者，曾面語余。或云：帝實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審理貌類，因冒認。語時戒勿泄，同享富貴。又云：入宮後，與帝同臥起。事真偽不可知，第來時既不迎，逾頃始拜哭。而出奔時又不同行，自往蕪湖就靖國，太后偕馬士英至浙，則事屬可駭。一疑案也。[18]

  再看另一復社人士錢秉鐙的說法：

  初，福世子沒，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撫鳳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雲有負博者，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耶？非德昌耶！但據王印所在以為世子耳。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徼援立之功。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諸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

  結論是：「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19]錢秉鐙的好友金堡也記載道：

  予聞弘光偽福邸也。福邸已被難，其妃有弟與一內侍偕走，詐稱福邸。既登極，內侍懼福不敢言。童妃至，偽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東林之局，遂使東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20]

  把上引黃宗羲、林時對、錢秉鐙、金堡的敘述聯繫到一起，分明看出這種流言蜚語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為突破口，徹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個異姓子弟的冒牌貨。言外之意，馬士英等「奸雄」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著潞王朱常淓這樣的正宗「賢王」不立，卻拉來一個身份不明的人擁上皇帝寶座，無怪乎要亡國滅祀了。

  鑑於黃宗羲創立的浙東史派對後世影響很大，而且他和門戶好友在當時興風作浪對弘光朝廷的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有必要揭穿他們散布的種種謊言。

  朱由崧確實是個昏庸荒淫的君主，但他的身份無可懷疑。老福王朱常洵的正妃鄒氏從未生子，朱由崧是側室所生庶長子。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二月，他十歲時封為德昌王[21]，後來因福藩無嫡子，被立為福世子[22]。1641年（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殺，朱由崧和嫡母鄒氏乘亂逃出，暫居於黃河以北的孟縣。同年河南巡撫高名衡向朝廷報告：「世子亦尚無子女，流離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誠可悲矣。」下文又詳細報告了從洛陽逃出的福府官員侍從共二百零九名，其中包括右長史、承奉副、典寶、典膳、黃服、隨侍司執事、書堂官、內執事，此外還有「王親」鄒存義（福王妃鄒氏之弟）等五人。[23]有這樣一大批王府官員和王親跟隨，要說朱由崧是個假冒的福王世子簡直是奇談怪論。何況崇禎十四年時福藩一敗塗地，生活無著，到處乞憐，誰也不會預測到他後來會入繼大統。崇禎帝對親叔的遇難深表關切，據弘光時吏部尚書（崇禎朝任刑部尚書）徐石麒的奏疏說：「福王殉難，先帝尚遣一勛臣、一黃門、二內侍驗審含殮。」[24]二月，命駙馬都尉冉興讓、司禮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標攜銀赴河南慰問福世子[25]。九月，「命福世子由崧還河南（指洛陽）」[26]。1643年（崇禎十六年）朱由崧襲封福王；洛陽再陷後，朱由崧逃到衛輝府[27]，因窮困潦倒曾經向潞王朱常淓借銀，後來又一道南逃淮安。這些材料都證明從洛陽被義軍攻破到崇禎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員從來沒有懷疑過朱由崧的福王世子身份。上文已經說過朱常淓是朱由崧競爭帝位的主要對手，如果朱由崧來歷不明，朱常淓絕不可能緘默不語。弘光初立之時，蘇松巡按祁彪佳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記載：「潞王承奉李君來晤，言今上（指朱由崧）遇難，潞藩周旋諸事。」[28]這就證明當朱由崧落難時，潞王深知其身份，曾經在生活上給以接濟。朱常淓通過他身邊的承奉大談當年舊事，意在表明自己不僅無意同血統更近的福藩爭奪帝位，還以過去有恩於「今上」希望得到應有的照顧。何況，弘光即位後封嫡母鄒太后的弟弟「鄒存義為大興伯，並予世襲」[29]，封原配黃氏兄弟黃九鼎為雒中伯、黃金鼎官都督同知[30]，這些「懿親」不可能不認識朱由崧。全祖望等人硬說朱由崧不准童氏入宮是怕暴露自己假冒的真相，在情理上根本講不通。

  黃宗羲等人最大的誣罔表現在對弘光皇太后鄒氏的造謠生非。從河南迎接到南京來的太后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原配鄒氏。鄒氏是明神宗在萬曆三十一年為朱常洵選的王妃[31]，按當時慣例，選後、妃的年齡都在十四五歲，鄒氏生年約在萬曆十七年（1589）左右，到1644年大概是五十五歲。甲申（1644）八月，大學士高弘圖奉命往廣陵驛迎接，隨行的幕客談遷記載：「恪恭仁壽皇太后鄒氏，福恭王之元妃也，於上為嫡母。」下面又引太后弟鄒存義敘述鄒氏輾轉流離的經過相當詳細。鄒太后到達南京時，弘光上迎箋中說「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閔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轄」[32]，足證鄒氏到南京時已是一位老嫗。時任工科都給事中的李清記，甲申八月辛未日，「皇太后至南京……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門內，各泣下」[33]。當時迎接太后的場面相當大，文武百官朝見的很多。後來弘光帝與鄒太后由南京出逃時本是一路，途經溧水遭亂兵阻截才各奔東西（詳情見下文）。鄒太后到達杭州後朝見過她的大臣也不少，只是又出現另一種謠言說鄒太后是馬士英的母親冒充的，這種謠言不值一駁，卻證明太后春秋已高。黃宗羲、林時對等人對弘光母子極盡誣衊之能事，絕不僅是「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而是在南明政權肇建伊始之時反對福藩繼統的一股暗流不擇手段展開的政治鬥爭。

  清人戴名世對這段公案做了以下論斷：「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於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至謂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為真後，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34]楊鳳苞也說：「及謂福王亦偽，乃出東林、復社愛憎之口」，「蓋阮大鋮欲盡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向後諸君子追憾其事，並恨王之任大鋮也。造言污衊之不已，復奮斷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詞爾。」[35]楊氏的基本論斷是正確的，但他認為這類謠諑蜂起乃「諸君子追憾其事」，恐怕未必。因為抓住偽太子、「童妃」案大鬧是在弘光在位時期，弘光朝廷的內部紛爭嚴重影響了自身穩定，無暇北顧，特別是一些東林—復社人士依附地處南京上游的世鎮武昌的軍閥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馬士英、阮大鋮明白要扼制住擁立潞藩的暗流，必須援引江北四鎮兵力做後盾。從這個意義上說，弘光朝廷遲遲未能北上進取，同東林—復社黨人的興風作浪有密切的關係。楊鳳苞還說：「明末南都之亡，亡於左良玉之內犯。」[36]左良玉的興兵東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順軍作戰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側」的旗幟卻同某些東林—復社黨人所造輿論一脈相承。

  上面批駁了黃宗羲、林時對、錢秉鐙等人的荒誕，並不是僅限於探討史料的真實性，更無意於鑽究宮闈秘事，而是說這三人的記載透露了弘光朝廷上黨爭的激烈情況。真正的策劃者未必是他們，因為弘光一朝黨爭鬧得勢同水火，而黃宗羲等人在當時朝廷上並沒有地位，掀不起那麼大的風浪。直至社稷傾覆，江山變色，東林—復社黨人仍把責任全歸之於弘光昏庸、馬阮亂政，自我標榜為正人君子，實際上他們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製造傾軋的能手，對弘光朝廷的覆亡負有直接責任。

  第二節　睢州之變和史可法南竄

  弘光朝廷的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是「聯虜平寇」方針的主要倡導者和執行者。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虜通好」的如意算盤遭到清方斷然拒絕，正使左懋第、副使馬紹愉被拘留，陳洪範回到南京，除了掩蓋自己暗中降清的種種無恥行徑以外，也報告了北使的失敗。史可法在奏疏中說：「向所望者，和議獲成，我因合敵之力以圖賊，而遂其復仇雪恥之舉。今使旋而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37]似乎他在考慮同清軍作戰了。然而，史可法的真實意圖仍然是儘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見，繼續一廂情願地謀求與清軍配合鎮壓大順農民軍。

  1645—1646年清軍南征圖

  1645年（弘光元年、順治二年）初，史可法親自安排了高傑率軍北上，這是弘光朝廷唯一一次向黃河流域推進的軍事行動。只是進軍的目的不是針對清廷，而是想在撲滅「流寇」中充當清軍的盟友。正月初九日，他奏稱：「陳潛夫（河南巡按）所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覃懷，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來，刻日可至。據此，李際遇降附確然矣。況攻邳之日，未返濟寧，豈一刻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38]可見，史可法的部署是明軍北上至開封地區後即向西面滎陽、洛陽一帶推進。高傑出師時，也曾給駐守黃河北岸的清肅親王豪格寫信，信中說：「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齎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成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讎為亟。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剿闖，以成貴國恤鄰之名。且逆成凶悖，貴國所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39]高傑信中一再表達的「會師剿闖」顯然體現了史可法的意圖，以「分道入秦」夾攻大順軍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並非如清方指責的那樣「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談里給自己增添一點籌碼。可是，清廷征服全國的方針已經確定，根本不願考慮聯合南明的問題了。豪格在回信中乘機再次招降，而對「合兵剿闖」則不予理會，全信如下：「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欽差官遠來，知有投誠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復。」[40]

  1645年（弘光元年）正月初十日，高傑同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帶領軍隊來到睢州。鎮守該地的明河南總兵許定國已經秘密同清方勾結，並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兒子許爾安、許爾吉送往黃河北岸清軍營中充當人質。[41]高傑大軍進抵睢州使許定國惶恐不安，進退失據。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敵不過高傑，請求豪格出兵支援又遭到拒絕，只有橫下心來鋌而走險。他一面出城拜見高傑，謬為恭敬；一面暗中策劃對付辦法。高傑已經知道了許定國把兒子送入清營的消息，為防止他率領部下把睢州地區獻給清朝，想憑藉自己的優勢兵力脅迫許定國及其部眾隨軍西征。十二日，許定國在睢州城裡大擺筵席，名義上是為高傑、越其傑、陳潛夫接風洗塵。越其傑勸告高傑不要輕易進入睢州城，以防變生意外。高傑一介武夫，自以為兵多勢重，許定國絕不敢輕舉妄動，只帶了三百名親兵進城赴宴，越其傑、陳潛夫陪同前往。許定國事先埋伏下軍隊，用妓女勸酒，把高傑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發，把高傑和隨行兵卒全部殺害，越其傑、陳潛夫驚慌失措，逃出睢州。[42]第二天，高傑部眾得知主將遇害，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對軍民大肆屠殺，進行報復；許定國率部過河投降清朝。[43]

  高傑死後，軍中無主，部下兵馬亂成一團。黃得功等又想乘機瓜分高傑部的兵馬和地盤，雙方劍拔弩張。「時人為之語曰：誰喚番山鷂子來（高傑在農民軍中綽號翻山鷂），闖仔不和諧（黃得功號黃闖子）。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原註：邢夫人也），虧殺老媒婆（原註：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睬。」[44]史可法出兵配合清軍「討賊」的計劃全盤落空了，他十分傷心，親自趕往高軍營中做善後工作，立高傑子為興平世子，外甥李本深為提督，胡茂禎為閣標大廳（中軍），李成棟為徐州總兵。高傑妻邢氏擔心兒子幼小，不能壓眾，她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這本來是史可法增進同高部將士感情的一個機會，然而史可法卻因為高部是「流賊」出身，堅決拒絕，命高傑子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為義父。[45]由此可見史可法政治偏見之深和不通權變。

  二月間，史可法從徐州回到白洋口（今江蘇省宿遷市境洋河）。當時正值清軍主力在阿濟格、多鐸帶領下追擊大順軍，聚集於陝西，河北、山東、河南一帶的清軍並不多。例如，1645年正月奉命駐守山東的肅親王豪格在奏疏中報告許定國送兒子為人質後請他派兵渡河「衛其眷屬，臣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高傑統兵進抵睢州城外，許定國擔心脫不了身，派人請求豪格火速來援；豪格仍以「未經奉旨，不敢擅往」為由，拒不發兵。[46]清廷和豪格在這段時間裡表現出罕有的持重，證明阿濟格、多鐸兩軍西進後，清方在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東部兵力非常單薄。何況，清政府在畿輔、山西、河南、山東的統治尚未穩固，不僅曹州滿家洞等地的農民抗清活動如火如荼，士大夫中心向明朝的也大有人在。睢州之變，高傑作為一軍主帥遭暗算，他的部下實力並沒有多大損失。史可法本來應該趁高傑部將因許定國誘殺主帥投降清朝的敵愾之心，改弦易轍，做出針對清方的戰略部署，至少也應利用許定國逃往黃河以北，清軍無力南下的時機，穩定河南局勢。可是，他在高傑遇害後卻失魂喪魄，倉皇南逃。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當時正在史可法幕中，勸他「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47]，「一以退保揚州為上策」，即所謂：「左右有言使公懼，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48]這就是被許多人盛譽為「抗清英雄」的史可法的本來面目。

  第三節　左良玉率兵東下

  左良玉是崇禎朝崛起的軍閥之一。他自崇禎十二年（1639）瑪瑙山戰役之後長期擁兵自重，蹂躪地方，朝廷無可奈何，一味姑息牽就。弘光登極的時候，他坐鎮武昌，位處南京上流，扼據戰略要地，部下實力又比較強大。朱由崧登極詔書頒發到武昌時，他開初不願承認，在湖廣巡撫何騰蛟、巡按黃澍等人的勸說下，才同意開讀，表示擁戴。然而，他此時的跋扈自雄卻比在崇禎時期更加明顯了。由於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馬士英會同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四鎮擁立的，左良玉沒有參與，算不上定策功臣。陳子龍記載，「上之立也，不與推戴，心常怏怏。既專制荊楚，益桀驁」[49]。朝廷對馬士英的信賴，視四鎮如驕子，都引起了他的反感。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本是個齷齪小人，在左良玉同弘光朝廷之間猜忌日深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居中調停，反而以左良玉的兵力為後盾，企圖在弘光朝廷中提高自己的地位。甲申六月十八日，黃澍在弘光朝廷上痛斥馬士英，不過是有恃無恐地借題發揮而已。[50]

  到1645年三月，李自成部在清阿濟格軍的追擊下經陝西商洛、河南西部鄧州一帶進入湖北襄陽地區時，左良玉不敢同大順軍主力作戰，又故技重演，率部順江東竄。當時南京正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鬧得滿城風雨，馬士英、阮大鋮的掌權又在官紳中引起強烈不滿，這就給左良玉提供了避戰東下的藉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偽稱奉先帝太子密諭前往南京救護，以討伐馬士英為名，全軍乘船順江東下。[51]臨行之時，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這件事在吳晉錫《半生自記》中記載如下：

  初，黃直指（直指即御史，黃澍時為湖廣巡按御史）自觸士英深忌，鬱郁久泊道河，適傳假太子至南，直指陰乘小輿夜見寧南，謂拔營往南中可圖大事。寧南夙有此志，以兩台調和之故未發，一聞直指言，從之。欲劫撫軍（指巡撫何騰蛟）以行，以撫軍素愛民，非盡殺省中之民不可。寧南傳令無少長戮之。楚民以撫軍仁愛，爭匿都院中，撫軍坐於門，向內坐，聽百姓入。余役以投文至，撫軍命之隨；寧南見百姓以都院為藏身地，復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撫軍即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為所得。寧南脅撫軍行，余役乃奔。寧南欲與撫軍同舟，撫軍曰：另與小舟為便。寧南遣四副將守之，置撫軍舟於後。黎明，各船俱發。撫軍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中，守者懼誅，赴江死。撫軍順流二十里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則關帝祠前也。未幾，家人持印來，亦會於此。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繼咸到舟中相見。[52]左良玉從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諭，「設壇刑牲，與諸將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義，一時欣然附和」，逼勒袁繼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側，救太子」。袁繼咸認為「皇太子」真偽未定，密諭「不知何人傳來」，正言厲色道「先帝之舊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負」，並且向諸將下拜，請求他們「愛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謀陷太子，臣下所為，與今上無干。若愛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過慮？」隨即拿出「誓文、檄文」給袁繼咸看了一遍。袁繼咸回城後，命部將堅守九江，不准左兵進城。不料部將張世勛已經同左部將領私下勾結，夜間縱火焚燒全城，頓時大亂起來，袁部諸將不能存身，劈門而出，同左軍合營；左良玉部兵乘勢入城殺擄淫掠。袁繼咸於絕望當中準備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將張應元把他擄入舟中，袁繼咸一再投水自盡，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達自己並沒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繼咸一道東下「調護兵將」；監軍李猶龍也再三勸說徒死無益，不如見機行事。袁繼咸無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諸將約定嚴禁燒殺搶掠。[53]正當左軍由九江準備東下時，四月初四日左良玉「以久病之軀，慟潯變之慘，一時殞命」[54]，距九江之變只有三天。關於左良玉的統兵東下直到病死九江舟中，南明人士記載常有恕詞。如李清記：「繼咸正冠裳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曰：『隱忍之，至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為然，出城面責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55]談遷記：「左良玉兵至九江。袁繼咸過見於舟中，俄見岸上火起，報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良玉浩嘆曰：『此我兵耳，我負袁臨侯也。』嘔血數升，病遂革。」[56]從當時實際情況來看，左良玉早已成為一個擁兵割據的軍閥，勇於虐民，怯於大戰。他的統兵東下主要是避免同李自成率領南下的大順軍作戰，假借偽太子「密詔」赴南京「救駕」顯然是一派謊言，離開武昌時就大肆屠戮，對弘光朝廷任命的巡撫、總督等方面大員任意拘留，心目中既無朝廷，也無百姓。其直接後果是導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

  左良玉死後，部下諸將推其子左夢庚為留後，把袁繼咸拘禁在船中，繼續引兵東下，先後占領彭澤、東流、建德、安慶，兵鋒直抵太平府。[57]

  弘光朝廷接到上游督、撫、鎮臣關於左良玉叛變率師東下的報告，大為恐慌，馬士英決定由兵部尚書阮大鋮會同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以及池口總兵方國安等人組織堵剿。黃得功的軍隊被調到長江以南的太平府（府治在當塗，轄蕪湖、繁昌等縣），劉良佐軍部署於對岸江北。在清軍南侵，左良玉又順江內犯的形勢下，弘光帝曾經召對群臣，商討對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說：「左良玉稍緩，北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穎、壽。」弘光帝也認為江北兵馬不宜調離汛地太多，回答道：「劉良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馬士英唯恐左兵至京，自己身家性命難保，氣急敗壞地指著姚思孝等人大罵：「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北，無死逆。」[58]馬士英明知這時清軍重兵已經進入江蘇北部，卻慫恿弘光帝手詔命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抽調兵馬過江拱衛南京[59]。史可法於四月初二日領兵過江，行至草鞋峽時得到報告黃得功等部已擊敗左兵。史可法請求入朝召對，面見弘光帝說明對社稷的主要威脅來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贊成從江北抽調大批主力去對付左軍。馬士英卻擔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後自己的首輔將保不住，加上清軍南下的消息日益緊迫，又建議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詔書後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60]。

  南京城中的情況也頗為微妙。在左部叛軍進逼池州，清兵大舉南下的危急關頭，弘光帝發出了「上游急，則赴上游；敵急，則禦敵」的旨意[61]，完全處於被動局面。馬士英、阮大鋮也明白無論集中兵力對付任何一方，南京都有陷落的危險。因此，他們暗中已做了擁兵出逃的準備，馬士英事先任命其次子馬鑾為京營總兵，以貴州兵為主掌握了一部分親信部隊；兵部尚書阮大鋮也「晝夜以兵環衛其私室，控弦被鎧，廂房書室中暗為衷甲」[62]。四月十四日，弘光帝召見大臣時，武英殿大學士王鐸竟然認為馬、阮組織抵禦左兵不力，請求讓他自己「領兵視師上江以遏左兵重敵」。由於「士英不肯謝此兵柄，遲之又二日矣」，王鐸急不可耐，又在十六日上疏說：「臣察得金山一帶西至龍潭，兵不滿七百，樞臣飾以為數十萬，此何時尚以此固寵誑君歟？」接著說：「時不能持久，使左之眾兵得乘勝順流而下，吾無類矣。今皇上以本兵（兵部尚書）印纛授臣，臣勉竭死力西上，以當其勢，以報朝廷。」[63]然而，一貫擁兵自重的馬士英和自詡知兵的阮大鋮豈肯把兵權拱手讓人？王鐸的自告奮勇也就不了了之。

  到1645年五月，清軍多鐸部占領南京、蕪湖等地，阿濟格部擊敗大順軍，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縣。左夢庚部下有總兵十員、兵卒數萬，既不敢迎擊西來的阿濟格軍，又不敢東下與多鐸部交鋒，甚至不願南下江西暫時避開清軍主力，竟於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東流的長江中率領部下兵馬向清軍阿濟格部投降[64]。同左夢庚一道降清的有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明朝江督袁繼咸在左夢庚武力裹脅下變成清方俘虜。他在五月二十日絕筆中寫道：「臣不即死江州，原欲從中挽救，以紓京師之急，幸已還師（指左軍西退），更欲再為聯結，以收桑榆之效。不意□（虜）追闖至潯，諸鎮甘負國恩，遣使投降，京師之危若累卵矣。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義，惟有矢文山之節，以一死報二祖列宗，且不敢負所學也。」[65]六月初三日，袁繼咸被脅迫往見清英親王阿濟格，長揖不拜，阿濟格極力勸他降清，「仍做九江總督」，遭到斷然拒絕，最後被押解到北京英勇就義。[66]

  第四節　揚州失守

  清軍擊敗大順軍，占領陝西以後，攝政王多爾袞不失時機地著手部署主力南下。他任命了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67]等西北地方軍政官員從事善後事宜，把主要兵力集中於收取江南，統一全國的大業。弘光朝廷「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終於實現了，然而，朱由崧、馬士英、史可法既然怕引火燒身，在清軍主力西進時幸災樂禍，不敢派重兵北上山東、河南，這時，他們就只能自食苦果了。

  摧毀南明弘光朝廷的清軍實際上是三路齊頭並進。多鐸部由陝西出潼關，經洛陽東進至商丘，然後向南直趨泗州、揚州，進攻南京，得手後分兵攻取太平府（今安徽省當塗縣）、蕪湖，其主要對手是高傑部、劉良佐部、黃得功部明軍，是為中路。英親王阿濟格部尾隨李自成部大順軍由陝西商洛、河南鄧州，入湖北襄陽、荊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帶，除擊潰李自成帶領的大順軍外，乘勢解決左良玉部明軍，同多鐸部在今安徽省境內會師，是為西路。另一部清軍由原駐山東的固山額真准塔率領，南下徐州，沿運河水陸並進，收取宿遷、淮安、興化、通州（今江蘇省南通市）、如皋以及長江以北濱海地區，這支清軍攻擊的目標主要是劉澤清部明軍，是為東路。應當說，清廷動用的兵力是相當雄厚的。三月間，多鐸奏報：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馬抵達河南，「招降流賊鎮守河南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日率師南征」[68]。同月二十五日又報：「三月初七日，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兵部尚書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侍郎尼堪等統外藩蒙古兵由南陽路，三路兵同趨歸德。」[69]四月初五日，多鐸統大軍從歸德府南下，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三日清軍至泗州，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遂在這天晚上渡過淮河。

  在左良玉部東下、清軍南侵的緊急情況下，史可法驚慌失措，胸中漫無主見。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70]。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71]。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72]。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裡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日參加攻取揚州[73]。揚州城裡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以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岐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岐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對於史可法的誓死不降，應當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氣節。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做了過分的渲染。縱觀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份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即以揚州戰役而言，史可法也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77]，給清軍重大殺傷，也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78]。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79]。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順治十年（1653）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冢，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80]於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總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潔勤慎，二是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至於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並不值得過分誇張。明清易代之際激於義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為巨星，無非是因為他官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軍國重務上的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於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清軍占領揚州以後，多鐸以不聽招降為由，下令屠城。他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的令旨中說：「昨大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嬰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於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為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鑑。」[81]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倖免於難者以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城中積屍如亂麻」[82]。王秀楚依據親身經歷寫了一本《揚州十日記》對清軍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揚州的暴行做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如二十七日，「殺聲遍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屍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83]。

  史可法犧牲了，在南明士紳中仍被視為抗清復明的英雄備受敬仰。洪承疇被清廷派到南京任招撫江南大學士時，有人在烏龍潭寫了一副對聯：「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84]1648年（順治五年）正月下旬在巢縣、無為州還發生了假借史可法名義起兵抗清的事。宣城人朱國材曾任史可法記室，清軍南下後他躲在巢縣某周姓人的家裡，「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閣部也，苦身勞形，志存恢復。今約會兵數萬，刻日齊集，大事可圖也。但機事貴密，不可輕泄。』」有鹽城起義失敗的厲豫避難巢縣，同朱國材結盟，以史可法的名義號召士民，正月二十五日集眾一千多人乘夜攻破巢縣，二十九日又攻克無為州。幾天以後，清援軍趕到，「獲賊首朱國材、厲豫，從賊者盡殲滅，仍誤殺良民無數」[85]。當朱國材冒充史可法號召反清復明之時，巢縣生員祖謙培、無為州生員沈士簡等十餘人都「頭巾藍衫」前往謁見，共圖義舉，後來遭到清政府的無情鎮壓。[86]這個「偽史閣部案」說明史可法在南明紳民中享有很高的聲望。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幾乎毫無鬥志，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高傑部官軍在其子興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總兵李成棟等帶領下先後降清；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東平侯劉澤清在清軍南下時，「將原管淮陽十四州縣土地、人民、兵馬、錢糧留交總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東總督王永吉、總漕都御史田仰等帶著一批文武官員乘船逃往海上。這時南京已經陷落，清固山額真准塔統偏師由山東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領徐州，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遷、睢寧、沭陽、桃源、清河等縣，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撫趙福星派人持書信往海上招降劉澤清等人。劉澤清即在閏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87]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88]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何況還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的叛變投降。弘光五大藩鎮這樣望風而降，並不是兵將不堪一戰，而是他們憑藉「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集團，有挾制朝廷之心，無忠貞報國之志。他們所關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後來展開的歷史場面表明這五藩下的總兵李成棟、李本深、金聲桓、李國英、田雄、馬得功、徐勇等人都擁有相當的戰鬥力，他們為清廷征戰時往往發揮出超越滿軍的作用。李成棟、金聲桓等舉兵反清時，滿洲貴族也視之為畏敵。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這個歷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第五節　弘光帝出逃和清軍占領南京

  揚州失守，史可法殉難的消息傳到南京，弘光朝廷頓時陷入一片驚慌失措之中，朱由崧等人開初還對長江天險寄予希望。五月初五日，清軍進抵長江北岸，初九日多鐸命梅勒章京李率泰帶領南明降將張天祿、楊承祖等部於黎明時分在瓜洲以西十五里處乘船渡江，在金山擊敗明防江水師鄭鴻逵軍，隨即登上南岸，占領鎮江，後續滿、漢官兵先後渡江。[89]初十日，弘光帝僅同馬士英和少數宦官商議後，連朝廷其他公卿大臣也不告知，更不做任何部署，就在凌晨離城出逃。[90]

  天亮以後，南京城內的官紳軍民聽說皇帝和首席大學士已經逃走，立即亂成一團。一些百姓擁入獄中，把自稱「崇禎太子」的少年請出來登武英殿即位，年號仍稱崇禎十八年。然而，以南京守備勛臣忻城伯趙之龍為首的勛戚大臣卻決定降清，派人前往清營接洽。據當時在城中的兵科右給事中吳適記載，十四日午後清軍先鋒數十騎直抵洪武門外，忻城伯趙之龍、保國公朱國弼齎降表由城牆上縋下往清營接洽投降事宜。十五日，多鐸率清軍主力進至南京城外，趙之龍、朱國弼同魏國公徐久爵，隆平侯張拱日，大學士王鐸、蔡奕琛，禮部尚書錢謙益，左都御史李沾等三十餘名高官顯貴大開城門，出迎於郊。[91]清兵進城搜索警戒後，十七日多鐸才進入南京，隨即把南京城中東、北兩區漢族居民盡行驅出，供清軍居住。[92]

  上文已經指出，按明朝永樂以後的兩京制度，在南京掌握實權的三個人是南京兵部尚書、守備南京勛臣、鎮守南京太監；其他勛臣和六部、都察院大臣不過虛有其名。魏國公雖然是開國第一功臣徐達的後代，只是在各種典禮時排班居首，擺擺樣子罷了。決策降清的正是守備南京勛臣趙之龍，他在弘光出逃後，立即派兵驅散擁立偽太子的百姓，同時大張告示宣布向清軍獻城。張怡記載，崇禎末年「陪京缺守備勛臣，部推忻城伯趙之龍。陛辭日，上賜坐、賜茶，東宮、二王侍。上曰：『留都根本重地，朕已簡用二人，一為司禮太監韓贊周，此人忠誠勤慎，足當守備之任；一為兵部尚書史可法，朕未識面，然人爭言其材，朕亦詗得之。今得卿而三，朕無憂矣。然贊周掃除長耳，可法起家孤寒。若卿與國休戚，較二臣更異，知必盡心，副朕委任也。』其後可法、贊周皆竭忠死事，而賣盧龍一道者，即與國休戚者也，傷哉！」[93]明朝的勛臣主要是開國與靖難功臣的後裔，這些嬌生慣養的貴族子弟只知託庇祖宗餘蔭，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一旦國難當頭，除個別稍有志節者以外，大抵是身家之念重於國家，賣降恐後勢在必然。崇禎帝固然看錯了人，但即便另派一名勛臣守備南京也不大可能出現什麼奇蹟。韓贊周在清軍進入南京後自殺，但他的情況同趙之龍不同。弘光既立，他的地位就被深受朱由崧寵信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盧九德取代。盧九德則投降了清朝，順治三年底他仍想按明朝舊例督理蘇杭織造為清廷統治者效犬馬之勞。不料碰了一鼻子灰，清廷諭旨說：「盧九德不當列名疏內，況秉筆太監本朝無此職銜，著削正嚴飭。」[94]

  南京作為朱元璋開國之地、明朝兩京之一，自從大順軍攻克北京以後，有的人把它看成復興的中心，有的人則把它視作苟且偷安之所，僅僅一年就這樣糊裡糊塗地淪陷了。周在浚作《台城晚眺》一詞云：「縱步且閒遊，禾黍離離滿目秋。玄武湖中風浪起，嗖嗖，虎踞龍盤一夕休。江水不知愁，猶自滔滔日夜流。更有無情天畔月，悠悠，曾照降幡出石頭。」[95]江山依舊，人物全非，寄託了幾分悲憤、無限哀思。

  從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到次年清軍占領南京，明朝的文官武將絕大多數好像蓬草一樣隨風而轉。大抵而言，風雲氣少，兒女情多。這同明後期吏治的腐敗有密切關係。然而，當歷史處於大轉折時期各種人物的表現往往顯得千差萬別，很難準確地納入一定的模式。張怡記載，「清兵入城，百官爭投職名求用，前定北來諸臣之罪喙長三尺者，至是膝軟於綿，面厚於鐵，不自覺矣」[96]。張怡身經兩京之變，都未出仕「新」朝，發表一通誅心之論自在情理之中。但是，正如我們不能把大順軍占領北京後投降的明朝官員貶之為「從賊」或贊之為「參加農民革命」一樣，降清的官員也不能一概而論。錢謙益就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弘光朝兵科右給事中吳適記載，他在五月十三日「晚晤少司馬梁眉吾（雲構），知文武大臣已修降表赴大清軍矣。十四日大雨，訪宗伯錢謙益，不晤，但令人傳語：『宜速往浙中擇主擁戴，以圖興復。』余笑謝之」[97]。這說明他列名降清時，仍寄希望於興復明朝。降清後他除了向多鐸獻上禮物，還親自寫信勸江南士紳歸附清朝：「錢謙益首樹降旗，素與受茲（中書舍人王介福字）善，謂之曰：婁東汝故土，當疾馳歸，以戶籍獻，大官可得矣。」[98]祁彪佳在日記中也寫道：「六月初五日，抄錢牧齋手書數通，稱北兵為三代之師，諄諄勸邑中歸順。」同月十一日項下，他又記了這樣一條：「先是，錢牧齋有密啟上潞藩。」[99]意在擁戴朱常淓。兩三個月後，他給臭名昭彰的馮銓（時任清內院首席大學士）[100]寫信，「言安輯江南事宜，內有招撫阮大鋮之語」。清廷對這封信頗為重視，交給即將出任招撫江南總督軍務的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抄錄一份。[101]這就是後來清方錄用阮大鋮的緣由。南明一些史籍（如錢秉鐙《所知錄》等）都說阮大鋮降清是馮銓薦引，卻不知道居中引線搭橋的卻是這位東林巨子。錢謙益降清後被挾持北上，清廷授予其禮部侍郎的官職，一年後告病回籍。這以後長期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屢冒殺身之禍。歸莊在《祭錢牧齋先生文》中寫道：「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談?從容，剖腸如雪，吐氣成虹。感時追往，忽復淚下淋浪，發豎鬔鬆。窺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蓋，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齎志以終。」[102]這段話是比較公正的。關於錢謙益晚年致力於復明活動下文還將提到，當然不可能全面敘述。

  第六節　弘光帝被俘

  五月初十日夜間，朱由崧同馬士英等逃出南京後，原來的意圖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經溧水縣時遭到當地土兵的攔截搶掠，混亂之中，馬士英的兒子馬鑾[103]帶領勇衛營兵擁簇著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當塗），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閉門不納，又轉入蕪湖投靠靖國公黃得功[104]；馬士英則以隨身兵力護衛皇太后鄒氏輾轉赴杭。鑑於各種野史對弘光和鄒太后失散情況多有訛誤，這裡引用黃道周的兩段記載以昭信史。

  黃道周在奏疏中說：「恭聞皇太后陛下自五月十一日與聖駕分離，南渡溧水，過獨松關，遂涉餘杭，東至臨安。」[105]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寫道：「實五月十有一日上與慈禧宮（鄒太后）同出都門，馬輔以其母與聖母同為乘輿，渡溧水，為土兵所掠。馬輔之子統家兵八千人遽擁上西行。馬家父子知之，上與慈禧宮邈然不知也。抵杭之日，諸士民從馬輔求聖駕，馬輔但云：『聖駕親征，早晚奏捷，何皇皇為？』熊給事雨殷就坐中責馬輔：『親征重事，何首輔不知，而專屬之乃子？』俛首無以應也。」[106]可見馬士英是同弘光帝、鄒太后一道逃出南京，行至溧水後才東西分竄。某些史籍記初十日晚上朱由崧在太監盧九德的唆使下秘密出逃，馬士英、阮大鋮第二天早晨才得知皇帝跑了，匆忙收拾細軟逃離南京，是一種訛傳。[107]

  黃得功在擊敗東犯的左夢庚軍後領兵屯駐於蕪湖，對京城的變故一無所知，皇帝的突然駕到使他大吃一驚。問明緣由後，他不勝感慨地說：「陛下死守京城，以片紙召臣，臣猶可率士卒以得一當。奈何聽奸人之言，輕棄社稷乎！今進退無據，臣營單薄，其何以處陛下？」[108]儘管他已經意識到朱由崧張皇失措，無可救藥，仍然決定效忠到底，把這位昏聵的皇帝迎接進自己的軍營。據說，弘光在蕪湖曾下詔「鄭彩、黃蜚、方國安、杜弘域、卜從善皆晉伯爵，大鋮、大典拜左、右相，共統師扈上迴鑾，復為守御（南京）計。然已無及矣」[109]。

  清軍統帥多鐸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會放過。進南京後即命剛剛投降的劉良佐率領部卒充當嚮導，派多羅貝勒尼堪，護軍統領圖賴，固山額真阿山，固山貝子吞齊（後文屯齊）、和托等領兵經太平追至蕪湖。[110]在劉良佐現身說法的招誘下，加上滿洲重兵壓境，黃得功部下將領田雄、馬得功決定降清。黃得功不知軍心已變，把劉良佐派來招降的使者處斬，引兵出戰。叛軍趁黃得功不備，暗中猝發一箭，射中得功喉部。黃得功自刎而死。[111]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獻給清方。有一種記載描寫了當時的場面：「田雄負弘光皇帝於背，馬吆喚（馬得功的外號）執弘光二足。弘光慟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齧田雄項肉，流血漬衣。」[112]

  至於朱由崧被俘的時間，據顧景星記黃得功事云：「大清王師奄至，公中流矢，仰天自剄，五月二十八日未時也。」[113]如果記載無誤，弘光當在同日被俘。但是，《明季南略》卷四《劉良佐挾弘光回南京》條卻說：「二十四日乙巳，劉良佐以弘光到，暫停天界寺。」同書《弘光拜豫王》條內又記：「五月二十五日丙午，……弘光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清世祖實錄》卷十七僅依據奏報記「縛福王及其妃來獻」，沒有具體月日，也未提及太后，事實上鄒太后當時在杭州，《明季南略》所記肯定有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