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官吏的利害計算

  算完了白員再算官吏。純粹從官僚個人的眼前利益考慮，削減白員有害，增添白員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駕崩，嘉靖皇帝即位。當時的文官首領楊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極詔書，痛裁白員14.87萬人，減漕糧153.2萬石。這些白員不在錦衣衛就在內監，而且來頭不小。有的人原來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認的乾兒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遷的「傳升」或「乞升」。可以想像，為了謀求這些美差，那十四萬人花費了多少財產和心血。詔書公布後，中外稱頌，都說新天子是聖人。

  在這場運動中，新皇上撈到了聖人的聲譽，老百姓減輕了153萬石漕糧的負擔，楊廷和卻遇到了生命危險。

  《明史》說，裁員之後，「失職之徒」對楊廷和恨之入骨，楊廷和上朝時，有人藏著白刃在轎旁窺伺機會。皇上聽說後，詔派百名禁卒護衛楊廷和出入。

  據《萬曆野獲篇·大臣用禁卒》記載，明朝只有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用過禁軍。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書（近似國防部長），他痛恨軍官冒濫，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結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門，又搜羅了他的過失，飛書射入皇宮。於是皇帝賜給馬文升錦衣衛士十二人。由此看來，裁員不僅有喪命危險，還有掉烏紗帽的危險。怨恨者搜羅裁員者的過失，寫匿名信告狀，這是常見的官場手段，而在官場混過十幾年的人，有幾個乾淨得可以經住這種挑剔？這挑剔相當於一道限制裁員資格的高門檻，偌大的官僚集團未必能挑出幾個夠資格的人。

  過去大臣裁員難，如今小官裁員也同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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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講了一個鎮黨委書記清退臨時工失敗的故事，大標題是《懲治腐敗裁減官員實施新政 董陽變法遭遇強敵慘敗河口》。董陽43歲，調至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當書記11個月，清退了48名臨時工。這關係到臨時工的飯碗，也關係到把臨時工塞進來的人物的臉面。結果本鎮幹部18人聯名上書，要求將他調走，上級果然就將他調到區科技局當局長，手下有一個兵，享一份閒差。調走董陽的理由是：他是好幹部，但不是好書記。

  為什麼古往今來總是這麼難呢？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中引述了白員的一段話，其中大有深意。超編數倍的容城財政所在上級的壓力下準備裁員，被裁的人放出話來：「進容城財政所都是花了錢的，少於三五萬進不來。現在要我們走？沒門！」[168]

  我覺得這話很在理。三五萬不是小數，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資，指望將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資，你說兩句話就不算了？這不是沒收土地搞土改嗎？非要沒收，你就要準備鬧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別指望某個階級會束手就擒，平白讓你消滅掉。提高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看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馬文升和楊廷和二位前輩動用軍隊的境遇，也比較容易理解如今董陽和李昌平們的下場。在李昌平筆下，裁減容城財政所白員的努力最後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陸續回來了，真正被擠走的是他自己。

  後退一步天地寬。接納白員其實是很合算的。幹部的工資由國家規定，干多干少都一樣。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減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幫手。更何況，白員的那三五萬元的投資也是一筆可觀的外快，這是對民脂民膏搜刮權的發包費，一次性預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談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沒有考慮上級和皇帝的要求，也沒有考慮法律和條例的規定。假如官吏們執法對自己有利，這個法律就不難貫徹。反之，如果執法對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還得不到上級的獎賞，那麼，皇上下達給官員的命令就近似一紙空文。清朝人劉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壞，就把高官不肯真正執法限制白員說成首要原因。他說：四川吏治之壞，並不是因為官員們有多麼邪惡，關鍵是官員太多。為什麼多呢？因為違例。敢違例嗎？大官容忍這麼做。大官中沒有一人認真辦事，明知其違例也不肯處理。[169]

  為了不執行或少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時又不受到上邊的怪罪，官員們發展出一套偽裝術，一套以虛文應付法令的策略。《五雜俎·事部二》這樣介紹這套通行策略：

  上官剛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這是通行的套路。大體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騙官員，官員假裝振刷欺騙百姓。說什麼禁止參謁、禁止饋送、禁止通關節、禁止私下攻訐、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華、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這套久經考驗的偽裝術，來自法令方面的風險也可以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