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說破真身

  我不厭其煩地敘述這些陳年舊事，因為這些故事從不同方面體現出過客權利的真實邊界。過客的權益不僅可以直接表現為他們的要求和勒索，間接地表現為同級或同事的討好競爭，還可以表現為上級機關的財政提取，表現為兄弟單位的協助申請，表現為部下挨打犯難，甚至可以表現為關於儒家經典的哲學爭論。

  在這些一對一的具體關係中，任何一點不合作，任何一點冷淡和逃避，任何一點冒犯，都可能得罪某個權勢者，都可能招致記恨和報復。反過來，讓人喜出望外的恭敬和供應，則可能帶來更好的官運。這才是真正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縣官與農民之間就不存在如此密切而多方位的報應關係。

  於是，形格勢禁之中，縣官的真實身份也勢必改變，成為他本來不應該是的東西。那麼縣官不是縣官又是什麼呢？海瑞的結論是：「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招待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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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生怕遭人輕視，繞了半天不肯直說的那句大實話。

  自從秦朝普設郡縣，誰不知道縣官是什麼？所謂親民官，父母官，縣太爺，縣領導等等，可是，又有誰扎紮實實地說過一句「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海瑞的這句話說破真身，因而推翻了一個常識，截斷了一種思維定勢：連縣官這種恆定的身份，都會依據利害關係網中的真實位置改變涵義，我們還能不假思索地接受什麼？在我聽來，這句話猶如洪鐘大呂，振聾發聵。

  海瑞這句話並不是一句突兀的感慨，而是對制度變遷所伴隨的身份變遷的完整描述。在繼續闡發先賢的發現之前，特將海瑞《督撫條約》中的這段原文恭錄如下：

  「州縣理民事，驛遞管過客，祖宗制也。阿諛作俑，流弊至今，縣官真做了一個驛丞，知府之身亦當驛丞之半，殊失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