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潛規則與正式規則切換的秘密

  ——說官話的利害計算

  說官話，還是不說官話，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選擇問題。我看過清朝人筆下的幾個對話，都出現了話語體系抉擇的場面，其中還有迫使說官話者改口的場景。細品當事人的應對和選擇，頗有一番能夠以利害計算出來的道理。

  1853年9月4日，小刀會在上海造反，擒獲上海道吳健彰，與上海一灣之隔的寧波頓時緊張起來。小刀會本是洪門天地會的一支，活躍於寧波上海一帶，寧波人加上海人與廣東幫和福建幫並列為小刀會三大幫之一。如今上海的吳道台被小刀會擒了，生死難測，寧波知府心裡該如何想？

  寧波知府段光清46感覺到了治下的造反騷動，他立即組建民間聯防體系，安排聯防隊巡夜。具體辦法是：各戶輪流出成年男子值班，每五天一輪。巡夜也不完全白巡，段光清勸諭商人捐獻糧食，給巡夜的聯防隊員們熬粥當夜宵。當然，事出緊急，這些措施只能算臨時性的土政策，合法手續多少是有一點問題的。

  在落實土政策的過程中，一個地保找段光清告狀，說城西有個開小鋪的營兵，派不動，就是不肯去巡夜。營兵是清朝正規軍綠營的兵，在八旗腐爛透頂的情況下，綠營已經成為主力部隊，並不歸地方行政系統管轄，地保派不動營兵並不足怪。不過左鄰右舍攀比起來，追問這個開小鋪的憑什麼白白讓大家保衛他，公平何在，確實也夠讓地保為難的。

  

  這時段光清出面了。他來到營兵家，問他為什麼不去。下邊是段光清記錄的二人對話。[46]

  營兵跪對余曰：「營兵每夜要跟本官巡夜，不能再派巡丁。」

  余笑曰：「爾不必對我說官話。若營中果每夜出巡，何需百姓巡夜？今我勸百姓巡夜，原欲其互相保衛耳，百姓不言苦，營兵反畏勞乎？

  「且爾既吃糧當兵，日中則當操練，夜則緝賊，是爾營兵事也。何以來城西開店？我帶爾去見營官，問爾真是營兵否？」

  營兵無語，惟叩頭承允出丁巡夜。

  這可真有意思。一個當兵的堅持要說官話，一個大官卻威脅他，不許他說官話，這「官話」到底是什麼東西？

  在這裡，官話表述的是一套有關軍隊的性質任務之類的正統說法，據說這支軍隊的士兵每日白天操練，夜晚隨軍官巡邏，辛苦得很。一旦進入這套說法，就進了一套地方官插不上手的規則體系，人家生命的每一時刻都按照規定為國為民奉獻出來了，當然沒時間參加民間巡夜。這套官話冠冕堂皇，地保大概就是被這套話噎住了。

  段知府拒絕進入這套系統，他說了另外一套話。準確點說，段知府拒絕了「北京話」，代之以「寧波話」。寧波話表述了土政策，一旦進入這套規矩，營兵就不能不參加巡夜，否則就不公道。試問：平民百姓憑什麼干那些本該由軍人幹的事？那些職業軍人每個月拿四兩銀子的餉，折合一天二三十斤大米，而平民熬夜巡邏，才給一碗粥喝。拿二三十斤大米的職業軍人躺在家裡睡覺，喝一碗粥的平民倒要去保衛他——那套「北京話」維護的現實未免也太不像話了。

  總之，話語之爭，其實是規則體系的選擇之爭。而規則之爭，說到底又是利益之爭。

  我們繼續拆解這個故事，看看決定勝負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在繼續拆解之前，我想先嘲笑那位營兵兩句。這位老兄可真夠傻的，還算職業軍人呢，難怪清朝綠營那麼不中用。孫子兵法云：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孫子兵法又云：多算勝，少算不勝。難道這樣的仗也可以打麼？對那位營兵來說，輸贏無非是熬幾十天夜的問題，而對段知府，輸贏卻關係到聯防體系的建立和穩定，關係到維護這種穩定所必需的權威，而這些又關係到段知府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且不說雙方的地位如何懸殊，單算戰鬥意志，算奮戰到底的決心，營兵已經算不贏了。

  我猜，營兵從一開始就沒有算過，別看他是開小鋪的，眼光只夠看一步棋。他以為地保根本就請不動知府，只要把地保噎回去就算勝利了。沒想到地保也是奉領導指示行事，巴不得把困難推給領導，知府也不得不出來為地保撐腰。此時，驕兵恐怕就要陣腳大亂。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他早已想過了，並且準備頑抗到底。老子又不是你的子民，你管得著麼？老子不巡夜犯哪家的法啦？

  不參加巡夜地方官也管不了，這是營兵一步到位的如意算盤。段知府卻比營兵算得深遠，他一下子算出了三步棋，並且把這三步棋擺給營兵看。

  段知府說，你按我的規則玩，雖然難免熬夜，對你也是有利的，保護大家的安全自然要大家出力。這是第一步的利害計算。

  如果你非要礙我的事，非要按你的規則玩，一毛不拔，我只好陪你玩到底。你以為按你的規則玩我就贏不了你麼？用不用我帶你去找你們領導去？我不僅要讓你的如意算盤落空，還要讓你損失慘重，雞飛蛋打，連老本都賠進去。這是第二步的利害威脅。

  如果真走出了第二步，真鬧到官場上去，發生條條塊塊之間的利益之爭，知府真能在那些驕兵悍將手中占到便宜嗎？萬一綠營的軍官害怕為小兵的過失承擔責任，要為他做主，聯手抵抗知府呢？這就是知府要考慮的第三步棋。段知府考慮到了，而且亮出了招數。

  段知府說，在和你們領導下棋的時候，我會問他一句，你這個城西開小鋪的是不是真營兵？這是一個暗示出順杆爬對策的提問，其潛台詞是：你們軍隊系統的領導無須為管理不嚴承擔責任，我也無意追究這種責任。你可以說這營兵是冒牌的，可以把責任完全推到這個小癟三身上。試想，軍官們要害一個小兵有什麼難的？又不是自己的兒子，砍下他那顆給領導惹麻煩的腦袋還可以吃空額呢，每月四兩銀子。

  按說，算到這第三步已經可以分勝負了，營兵慘敗，知府完勝。不過，萬一軍隊的大老粗們在政治上不夠成熟，或者，萬一那開小鋪的就是某軍官的兒子，軍官們不肯以順杆爬的方式了斷此事，我們可以發現，知府的那番話里還埋伏了第四步棋。假如軍官們真要與知府叫勁，那麼，寧波駐軍就可能在整體上受到追究，因為他們沒有承擔起自己的守土職責，需要寧波百姓替他們巡夜。在這方面軍官們必定心虛。這種心虛，也保證了不會有任何軍官與段知府叫勁，除非他們在整體上傻到了根本就不配當官的程度。

  段知府的威脅是可信的。他若不肯對付這點麻煩，治一治不聽使喚的人，地保就有理由不好好幹活，寧波就可能淪陷，知府的損失就太大了。承受一點小麻煩，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並不是段知府的肚量小。況且，連一個小兵都治不了，知府的面子又往哪裡擺？小民的面子都值錢，知府面子的價值就更不要說了。

  總之，段知府算路深遠，且步步都是勝算，步步都是「打將」式的命令手——不想輸棋，就要在段知府指定的位置落子。只要對局者不是瘋子，知道趨利避害，知道丟卒保車，乖乖就範便是惟一的選擇。實際上，進入何種規則體系的決定因素，正是對不同規則背後的利害得失的計算。計算並比較不同規則體系帶來的成本風險和收益，便是過招的實質。而展示影響這種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便是段知府採用的威懾策略。

  往極端處說一句：規則選擇者最大的損失，莫過於自身的死亡。暴力可以製造死亡，因此，暴力最強者擁有規則選擇權或決定權。這就是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

  我們的營兵雖然棋藝不高，人還是明白的。在整個故事中，營兵只說過兩句話，第一句表明他堅持原來的立場，要按照官話表述的規則玩。第二句表示認輸，按照段知府指定的規則玩。這兩句話都是合理的，都是合乎他本人利益的最佳選擇。第一句話，是只能看到一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選擇，第二句話，是看明白了三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選擇。既然雙方都在知府制訂的規則中得到了自己的最佳選擇，說通了「寧波話」，放棄了北京話，這局棋也就玩妥帖了。

  我有點不好意思的感覺。段知府不過寥寥幾句話，為了分析清楚這幾句話背後的利害關係，講明白不同選擇的不同後果，解釋一遍放棄官話及其所代表的正式規則的決策過程，我居然羅嗦了這麼長時間。我應該閉嘴了。可是，史學特別不喜歡孤證，為了向史學的模範靠攏，我不得不繼續羅嗦下去，再抄兩段話，然後再解釋幾句。

  劉鶚（1857-1909）也是當過知府的人，他在《老殘遊記》第四回講了一個尼姑廟變妓院的故事，也牽涉到官話問題，原文如下。

  老師父說：「我們廟裡的規矩可與窯子裡不同。窯子裡妓女到了十五六歲，就要逼令他改裝，以後好做生意。廟裡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傳下來：年輕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應酬客人，其中便有難於嚴禁之處，恐怕傷犯客人面子。前幾十年還是暗的，漸漸的近來，就有點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還是個半暗的事。您只可同華雲（引者註：廟裡的一位漂亮尼姑）商量著辦，倘若自己願意，我們斷不過問的。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說，在先也是本廟裡傳下來的規矩，因為這比丘尼本應該是童貞女的事，不應該沾染紅塵；在別的廟裡犯了這事，就應逐出廟去，不再收留，惟我們這廟不能打這個官話欺人。可是也有一點分別：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廟裡供給，別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別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塵事，他就算犯規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項，俱得自己出錢制買，並且每月還須津貼廟裡的用項。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須攤在他們幾個染塵人的身上。因為廟裡本沒有香火田，又沒有緣簿，但凡人家寫緣簿的，自然都寫在那清修的廟裡去，誰肯寫在這半清不渾的廟裡呢？您還不知道嗎？況且初次染塵，必須大大的寫筆功德錢，這錢誰也不能得，收在公帳上應用。」

  這裡的老師父主動聲明不講官話，因為官話代表了正式規則，而正式規則是不能給當事的雙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說明的潛規則卻能在交易中為雙方創造福利。

  這裡的「官話」與上一個故事稍有不同。在我的閱讀範圍里，「官話」這個詞最早出現於明末的《二刻拍案驚奇》，其涵義近似如今的「普通話」。以「官話」比喻官方的正式規則，這種用法初見於段光清寫的《鏡湖自撰年譜》。到清末《老殘遊記》的寫作時代（1903年——1906年），這種比喻又擴展出泛指各種正式規則的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規則也收在其中了。不過這麼說有點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嚴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領導也有官授的品級，也用官授的大印，如同我們熟悉的處級道士、局級和尚一樣。即使當群眾級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報批備案，官府收了錢，發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當上了。這樣說來，宗教界的正式規則早已染上官場規則的色彩，並不是後來擴展進去的。

  還有一點提請讀者注意：老師父的實話透徹地分析了正式規則向潛規則轉化的成本和收益。如此一轉，廟就成了半清不渾的廟，虔誠的信徒不願意在此施捨了，正式規則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減少。這就是損失。為了補償損失，想在潛規則中獲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寫一筆功德錢。倘若這筆錢給得少，不足以補償轉入潛規則的損失，誰肯放棄正式規則和官話呢？如果給得不少，那麼，在這種轉變中，當事雙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損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譽。當然這是整體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廟和本人先賺了才是要緊。

  以上兩個故事都是不講官話的，也有堅持講官話的故事。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八十回，講到一個在河道上把關收稅的小官，揪住四川學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長）販賣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話，無論怎麼求情行賄都不改口的故事。這位小官倒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學政過去害過他，他想報一箭之仇，所謂「官報私仇」。在那個故事裡，小官堅持說官話，同樣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規則體系，難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時也解救了七十餘位姑娘。自然也有反過來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氣不那麼大，收一筆銀子就改了口，他和學政就可以在潛規則中雙贏，倒霉的則是那七十餘位姑娘。

  官話通常比較好聽，因為它所代表的正式規範考慮到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問題在於，水並不總能以洪水的形態出現，那是非常時期暴民造反的形態。當水被裝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裡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載舟覆舟的力量。這時候，官話不過是說說而已，當真去做便是自找虧吃，而多數人是不會自找虧吃的。於是，官話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個貶義詞，說官話者的形象難免受損。可是官場風波險惡，說官話不會讓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損也要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