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懋學出招

  余懋學是江西婺源人，脾氣臭得一塌糊塗。只要遇見不平事，馬上擼胳膊挽袖子就要上陣，嘴上也沒有道德，所以獲取了「快人快語」的名氣。

  張居正促成俺答汗封貢的1568年，余懋學中進士，在地方擔任官職幾年，把當地的官員全部得罪。在無數人的圍攻下，余懋學被貶到南京戶科做言官。

  張進事件發生時，余懋學沒有動靜，大概是多年來快人快語的行為給他帶來了很多不便，所以他長了記性。可張進事件不了了之後，他耐不住衝動，終於秉性復興，把一肚子不忿咆哮到紙上，傳送中央政府。

  余懋學攻擊的不是張居正本人，而是考成法。他說，實行考成法後的確很有成效，大小臣工，精神奉職。可是，為政太嚴，法規太密，會讓官民動輒得罪，謹小慎微，喪失生氣。所以他以為，考成法固然提高了行政效率，卻傷害了國家的「元氣」。權衡之下，應該廢除考成法，而用他的方法代替考成法。這種方法就是：要求官吏百姓守大節就是了，不必計較他們的微小過失。他認為，政令應該是忠厚的，不該如考成法那樣嚴苛急躁。

  余懋學的主張是古典儒家「寬簡」主張，乍一看，好像還有陽明學的思想。它把希望寄托在官吏百姓的道德修養上，自動自發地去致良知，遵守法令。這樣一來，外在的嚴密法規就成了擺設。可問題就在這裡，沒有人願意自動自發去致良知。官員們違法亂紀，推諉塞責已成常態，僅僅靠道德說服教育無濟於事，必須要有嚴格的督促和檢查，否則，整個國家就會毀在這群王八蛋手裡。

  張居正也承認致良知的重要性，可在致良知之外，必須要有外在的約束。王陽明也是承認這點的，所以他才苦口婆心叮囑弟子們，要嚴格遵守法律，因為那些法律都是在大多數人認可的前提下被制定出來的，制定這些法律的人本身就在致良知。

  張居正看到這裡，心裡失笑道：「這是愚蠢書生之見。」

  再接著往下看，他就笑不出來了。余懋學說：「當今天下，有太多人諂媚張居正和馮保。無論是邊防有了勝仗，還是完成了國家工程，論功行賞時，六部長官總是把張居正、馮保列在首位，讚頌他們指揮有方，為他們請求獎賞。」

  余懋學認為，內閣、司禮監作為內外最高機構自有貢獻，應該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但不能把所有功勞都往這兩個部門的領導人腦袋上扣，弄不好會讓他們得頸椎病。況且，長此以往，受吹捧者一旦習慣了阿諛奉承之詞，就會驕傲起來，再也聽不得逆耳之言。有識之士看不慣這種肉麻，會鄙視受吹捧者，那受吹捧者的威信終究會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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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居正震怒，因為余懋學說的是事實，這幾年來，他的確收穫了無數的諂媚。他其實另有想法：集權於內閣，就要把內閣打造成不可侵犯的聖地，他是聖地的主人，必要收穫權威和鮮花，這沒有什麼。

  余懋學的結局可想而知：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余懋學掀起的風浪不大，更大的風浪在後面，這就是劉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