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科瓦爾斯基很倒霉，周三早上沒有電話要打；如果有，他肯定不會登上他的航班。給普瓦捷先生的信還等在格子裡。他取了五封信，鎖進鋼匣子裡，急忙趕回酒店。九點半的時候，羅丹中校把信和匣子都取了去。沒他的事了，他可以回房休息了。下一班是從晚上七點開始，他要在屋頂值勤。

  他在房間裡停了一下，只是為了拿那把點四五口徑的科爾特槍（羅丹從來不讓他帶槍出門）。他把槍塞進肩膀的槍套里。如果他穿著一件剪裁合體的上衣，那麼槍和槍套的突起在一百碼外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不過他的衣服做得十分蹩腳，所以儘管鼓出了一大塊，槍和槍套掛在他身上，也只是像個鼓鼓囊囊的口袋。他拿了一卷橡皮膏，與他前天買的貝雷帽一起塞進上衣。他還把過去六個月攢的里拉和法國法郎裝進口袋，然後關上門，走了。

  電梯口樓層服務台的值班保鏢抬頭看著他。

  「他們讓我去打個電話。」科瓦爾斯基說道，拇指向上指了指上面的九樓。值班警衛什麼都沒說，只是在電梯到的時候看了看他。科瓦爾斯基步入電梯，幾秒鐘後他就在街上了，戴著大號的墨鏡。

  街對面的咖啡館裡有個男人手裡拿著一份《今日周刊》。波蘭人前後張望著找計程車的時候，他把雜誌放低了一點，透過深色墨鏡打量著科瓦爾斯基。科瓦爾斯基見沒車過來，便向街角走去。拿雜誌的男人離開咖啡館的露台，走到街邊。一輛小菲亞特從一排順著人行道停放著的車中開出，停在他對面。他鑽進車，菲亞特車用步行的速度慢慢跟在科瓦爾斯基的後面。

  科瓦爾斯基在街角看到一輛正在轉悠的計程車，招手將其攔了下來。「去菲烏米奇諾。」他對司機說。

  科瓦爾斯基來到機場義大利航空公司的櫃檯前時，安全局的人悄悄地跟著他。科瓦爾斯基用現金買了票，他向櫃檯服務小姐表示，他沒有手提箱或是手提行李。他被告知，一小時零五分鐘後會廣播通知十一點十五分飛往馬賽的航班旅客登機。

  為了打發時間，這位前外籍軍團士兵信步走進機場的自助餐館。他買了杯咖啡，端到落地窗前，望著往來的飛機。雖然不知道它們是怎麼運作的，不過他喜歡機場。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飛機的引擎聲就意味著德國的梅塞施米特戰鬥機、蘇式強擊機或是美國的「空中堡壘」；後來在越南，它們意味著B-26或是「天空侵略者」的空中支援；在阿爾及利亞的山區，它們意味著法國的「神秘」戰鬥機或是「富加」教練機。但在民用機場，他喜歡看著飛機像銀色的大鳥一樣從天而降。引擎停止轟鳴，飛機降落在地面之前，就像用線掛在空中一樣。雖說他在社交方面很膽小，但他喜歡看機場無休止的喧鬧。也許，他想，如果他的生活和現在不同的話，他很可能會在機場工作。但他已經走到現在這一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思緒又轉到西爾維身上。他那棒槌一樣的眉毛緊擰起來，顯得愈發濃黑。這是不對的，他嚴肅地告訴自己，她要死了，而那些在巴黎高高在上的混蛋們卻活得好好的，這不公平。羅丹上校告訴過他那些人的事，他們是如何使法國淪落，如何出賣了軍隊，摧毀了軍團，拋棄了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人民，把他們扔給恐怖分子。羅丹上校從來都沒錯過。

  廣播通知他的航班開始登機了，他跟著大家魚貫穿過玻璃門，在炎熱似火的停機坪的白色水泥地上走了約一百碼，來到飛機前。在瞭望台上，兩名羅蘭上校的特工看著他一步步爬上舷梯進入機艙。他現在戴著黑色的貝雷帽，臉頰一側貼著橡皮膏。其中一個特工轉向同伴，疲憊地揚了揚眉毛。一看到飛往馬賽的那架噴氣式飛機起飛，兩個人便離開欄杆。穿越大廳的途中，他們在一個公用電話亭停了下來，其中一個撥了個羅馬本地號碼。他對電話那頭的人報上一個基督教徒的名字，然後慢慢地說：「他走了，乘坐的是義大利航空公司的四五一號航班。十二點十分抵達馬里尼亞訥機場。再見。」

  

  十分鐘後，這條消息就到了巴黎，又過了十分鐘，馬賽方面也知道了。

  義大利航空公司的子爵號飛越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藍色海灣，即將抵達馬里尼亞訥機場。漂亮的羅馬空姐微笑著穿過座位間的通道，檢查所有乘客的安全帶都已系好，然後在飛機後部角落裡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來，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帶。她注意到她前面座位上的乘客正目不轉睛地盯著舷窗外羅納河三角洲的一片白色荒地，就像從未見過一樣。

  這個笨重的大傢伙不會說義大利語，說的法語帶著濃重的東歐口音；黑色的貝雷帽扣在他黑色的短髮上，一身亂糟糟的黑色西服；戴著一副墨鏡，從不摘下來；一大塊橡皮膏遮了一半的臉。他的臉肯定被刮破得厲害，她想。

  飛機準時著陸，離機場大樓很近。旅客們穿過海關大廳，順序穿過玻璃門。這時，一個矮個子謝頂的男人站在檢查護照的警察旁邊，輕輕踢了踢他的腳踝。

  「大個子，戴黑色貝雷帽，貼塊橡皮膏。」說完後，他安然漫步離開，對另外一個警察傳達了同樣的信息。旅客分成兩列通過檢查窗口。窗格後面，兩個警察遙遙相對地坐著，相距十英尺。乘客從他們兩個中間次第通過。每位乘客都遞上護照和入境證。這些警官是安全警察，隸屬邊境檢查處，負責法國國內的安全，查驗入境的外國人和回國的法國人。

  當科瓦爾斯基出現時，欄杆後面穿深藍色制服的人幾乎連眼皮都沒抬。他在黃色入境證上蓋了個章，對著遞過來的身份證掃了一眼，便點點頭，揮手讓大個子繼續往前走。

  科瓦爾斯基放心了，朝海關人員走去。

  那個矮個子謝頂的男人對幾位海關人員低語了幾句，便悄無聲息地走進他們身後辦公室的玻璃門裡。一名高級海關警察叫住科瓦爾斯基。

  「先生，您的行李？」

  他指著其他旅客，他們正在陽光下行李車停放的地方，在傳送帶旁等待自己的行李。科瓦爾斯基邁步走向海關警察。

  「我沒行李。」他笨拙地說。

  海關警察揚起眉毛。

  「沒行李？喔，很好，您有什麼需要報關的物品嗎？」

  「沒有東西要報關。」科瓦爾斯基回答。

  海關的人友善地微笑著，笑容幾乎和他唱歌一般的馬賽口音一樣明朗。

  「噢，好的，過去吧，先生。」他朝計程車排隊的那個出口指了指，科瓦爾斯基點點頭，走進外面的陽光里。他不習慣亂花錢，前後看了看，發現了機場大巴，就登了上去。

  當他的身影消失之後，其他海關人員圍攏在為首的海關員周圍。

  「真不懂他們抓他做什麼。」其中一個說道。

  「他看起來脾氣不大好。」

  「那些混蛋收拾完他，他就不會那樣了。」第三個人把頭朝後面的辦公室晃了一下。

  「來吧，幹活了，」年紀稍大的一位插話道，「今天我們已經為法國盡了自己的一份力了。」

  「你是說為了偉大的夏爾吧。」他們即將散去的時候，第一個人回了一句，低聲咕噥著，「真他媽的。」

  巴士最終停在市中心的法國航空公司辦事處時，正是午餐時間。這裡的天氣比羅馬還要熱。八月的馬賽很有特點，但努力工作決不在此列。籠罩著城市的酷暑像一種病菌，它爬進人們身體的每個組織里，吮吸著人們的精力。除了拉上百葉窗，把電風扇開到最大，躺在涼爽的房間裡，其他什麼都不想做。

  即使在馬賽最繁忙擁堵的中心商業區，閃亮著大燈、擁擠不堪的車流消失後，街上也變得死氣沉沉。少數在街上的人和車看起來就像身陷於齊腰深的糖漿里一樣，緩慢挪動著。大多數司機都在公園找了個蔭涼的地方午睡去了，科瓦爾斯基花了半個小時才找到一輛計程車。

  約約給科瓦爾斯基的地址在由城區通往郊區的主幹道上。他讓司機把他放在了解放大道，剩下的路他走著過去。「聽您的。」司機沒多想，他覺得這些外國人肯定在什麼地方還有輛車，所以要自己走兩步。

  科瓦爾斯基目送著計程車掉頭駛向市區，直到看不見為止。他向一家路邊咖啡館露台上的服務員問清了紙條上的支路位置。這個街區的房子看上去都相當新，科瓦爾斯基想，約約一家的車站小吃攤一定賺了不少。他們也許已經有了固定的攤位了吧，約約的老婆多年來一直指望著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固定售貨亭。那樣的話，怎麼說都能解釋他們現在的「富有」了。小西爾維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肯定要比在碼頭區強多了。一想到女兒，想到他剛才關於她的荒唐念頭，科瓦爾斯基在公寓前的台階前停了下來。約約在電話里怎麼說的來著？一個禮拜？也許兩個禮拜？不會的。

  他跑上台階。旁邊的一面牆上有兩排信箱，他在信箱前停了下來。「格日博夫斯基，二十三號。」他找到了。房間就在二樓，他決定走上去。

  二十三號房的房門在走廊的盡頭，兩側是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的門。和其他房間一樣，門上有個門鈴，門旁有個卡槽，裡面白色的紙片上印著格日博夫斯基的名字。他按下門鈴，面前的門開了。一根棍子猛掃出來，砸向他的前額。

  棍子打破了他的頭皮，「砰」的一聲被頭骨彈起，聲音悶悶的。兩側的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房門也猛地從內拉開，裡面的人蜂擁而出。所有這一切都在不到半秒鐘之內發生。與此同時，科瓦爾斯基狂暴起來。儘管這個波蘭人在大多數方面思維遲緩，但他對一種技術卻熟稔於胸，那就是格鬥。

  在狹窄的走廊里，他的魁梧身材和力量對他沒什麼用處。由於個子高的緣故，棍子擊中他前額的時候沒能揮到最大半徑。透過頭上流下的血，他分辨出有兩個人在他面前的門裡，在他兩側還各有兩個人。他迫切地需要空間展開手腳，於是他向前衝進了二十三號房間。

  直接面對他的那個人被撞得踉踉蹌蹌地向後退去，科瓦爾斯基背後的人緊跟著進了房間，揪住他的領子和上衣。一進房間，他立刻從腋下抽出科爾特槍，轉身向後朝門口開了一槍。這時他的手腕又被另一根棍子砸到，槍口隨之向下傾斜。

  子彈打碎了一個襲擊者的膝蓋，那人尖叫一聲，倒了下去。與此同時，科瓦爾斯基手裡的槍也被打掉了，手指因為手腕上的又一次重擊而失去了知覺。一秒鐘後，他被五個人一起撲倒。格鬥持續了三分鐘。後來一位醫生估計，在最終暈倒之前，他的腦袋至少被包著皮革的木棒重擊了十二下。一隻耳朵被打掉了一部分，鼻子被打碎了，滿臉是血，像戴了一個深紅色的面具。他格鬥時大多是出於本能作出反應。有兩次他幾乎抓到了他的槍，直到後來有人飛起一腳把槍踢到臥室的另一頭去了。他最後臉朝下撲倒的時候，攻擊他的人中，只剩下三個還在用腳踢他。

  當他們搞定了這一切，這個巨大的身軀倒在地板上，毫無知覺。只有綻開的頭皮上流下的血表明他還活著。那三個倖存者站在他身後，汗如雨下，胸口不停起伏。至於其他人，被打中腿的那個蜷縮著靠在門邊的牆上，臉色煞白，他雙手摁著自己的膝蓋，滿是鮮血，他因疼痛而灰白的嘴唇間不斷罵著一長串髒話；另一個人跪在那兒，慢慢地前後晃著，雙手向下緊捂著被打穿的腹股溝；最後一個躺在離波蘭人不遠的地毯上，左太陽穴高高腫起，科瓦爾斯基全力一擊正中那裡，他直接被撂倒了。

  這組人的頭兒把科瓦爾斯基翻過來，背朝下，撥開他一隻眼的眼皮看了看，然後穿過房間走到窗前的電話旁，撥了一個本地的號碼，等待電話接通。

  他仍然喘得厲害。有人答話時，他告訴對方：

  「我們抓到他了……動武了嗎？當然，他可真玩命……他開了槍，圭里尼的一個膝蓋骨碎了；卡爾佩提的睪丸挨了一槍；維薩特暈過去了，渾身發涼……什麼？是的，那個波蘭人還活著，這不是命令嗎？不然我們能讓他打得那麼慘……嗯，他受傷了，好的。不知道，他暈過去了……喂，我們不是要盛沙拉的籃子（警用麵包車），我們要兩輛救護車。讓他們快點兒。」

  他摜掉電話，嘟囔了一句：「媽的！」屋子裡到處是家具的碎片，像被劈過的柴一樣，它們最多也只能當柴燒了。他們原以為波蘭人會倒在外面的走廊上，所以沒把家具挪到隔壁房間，結果礙手礙腳。他自己就用胸口接下了科瓦爾斯基摔過來的一把扶手椅，疼得要命。見鬼的波蘭人，他想著，總部辦公室的那幫混蛋可沒交代過這傢伙是怎樣一個人。

  十五分鐘後，兩輛雪鐵龍救護車開進這條馬路，停在公寓樓外。醫生上了樓，花了五分鐘檢查科瓦爾斯基。最後他捲起這個失去知覺的人的袖子，給他打了一針。兩個擔架員抬起波蘭人，跌跌撞撞地走進電梯。醫生轉向受傷的科西嘉人，從他旁邊牆上的大片血跡來看，他傷得很重。

  他抬起那人扶在膝蓋上的手，看了一眼，吹了聲口哨。

  「好吧，得用嗎啡，送醫院。我給你打一針安定讓你睡覺。在這兒我什麼都做不了。不過，我的孩子，你在這一行的路算是走到頭了。」

  針頭扎進去的時候，圭里尼又罵了一串。

  維薩特坐在地上，雙手抱著頭，一臉呆相。卡爾佩提現在靠著牆站直了，不斷乾嘔著。他的兩個同伴從腋下架著他，一拐一拐地從房裡到了走廊上。第二輛救護車上的擔架員把打了鎮定劑昏睡得像死人一樣的圭里尼抬走的時候，這一組人的頭兒正幫著維薩特站起來。

  來到外面走廊上，六個人的頭兒回頭最後看了一眼滿目狼藉的房間。醫生站在他旁邊。

  「真是一團糟，對吧？」醫生說。

  「當地警察會清理乾淨的，」為首的人說，「這該死的公寓是他們的。」

  說著，他關上了門。二十二號和二十四號房間的門也開著，裡面的東西都沒動。他把兩扇門都帶上了。

  「沒鄰居嗎？」醫生問道。

  「沒鄰居，」科西嘉人說，「我們把整層都包下了。」

  醫生走在前面，幫忙把仍然神情呆滯的維薩特扶到樓下等候的車裡。

  救護車快速穿越了法國。十二小時之後，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城堡似的軍營地下室里，科瓦爾斯基躺在一張簡易的小床上。和所有的牢房一樣，房間的牆刷成白色，污跡斑斑，還生了霉，到處塗著污言穢語或是各種祈禱。房間裡又熱又悶，充斥著汗臭味和尿騷味，還有牆灰吸濕後的石碳酸味。科瓦爾斯基仰面躺在一張窄小的鐵床上，床腳嵌在水泥地里。除了褐色的墊子和他頭下卷著的毯子，床上別無他物。兩條結實的皮帶綁著他的腳踝，另兩條綁在大腿和手腕上。胸口也牢牢拴著一條皮帶。他仍然不省人事，只是不規則地深呼吸著。

  他臉上的血跡都已清洗乾淨，耳朵和頭皮也縫合了；被打碎的鼻子上貼了一大塊橡皮膏。他張著嘴，呼吸時嘶嘶作響，向里望可以看到兩顆被打斷的門牙的殘根。臉上其他地方青腫得厲害。

  在濃密的黑色汗毛下面，前胸、肩膀、腹部，都能看到青淤的腫塊，那是拳打腳踢和棍棒的結果。他的右腕包著厚厚的繃帶。

  醫生做完檢查，直起身來，把聽診器放回包里。他轉過身，朝身後的人點點頭。那人敲了敲門。門開了，兩人一起走了出去。門又關上了，看守把兩根碩大的鋼閂插回原位。

  「你們用什麼打的他，特快列車嗎？」他們一起走過通道的時候，醫生問。

  「用了六個人才把他制伏。」羅蘭上校回答。

  「嗯，他們夠狠的，差點把他打死了。要不是他壯得像頭牛，他早就完了。」

  「我們也是迫不得已，」上校回答，「他打廢了我們三個人。」

  「肯定打得很慘烈。」

  「確實如此。他現在傷勢如何？」

  「用外行人的話說，右腕可能骨折——記得嗎，我沒給他做X光檢查——左耳、頭皮撕裂。有多處傷口和青腫。有些輕微的內出血，如果惡化會要了他的命，也可能自己會好起來。他天生結實，或許是練出來的。我擔心的是他的頭。腦震盪是肯定的，是輕微還是嚴重則很難說。沒有頭骨骨折的跡象，當然這並不是說你的人無能。他的頭骨硬得像象牙。不過如果不讓他靜養的話，腦震盪會惡化的。」

  「我需要問他一些問題。」上校盯著手上閃爍的菸頭說。醫生的監獄診所和通向底層的樓梯是兩個方向。兩個人停了下來。醫生看著行動分局的頭頭，有些反感。

  「這裡是監獄，」他平靜地說，「沒錯，它是用來對付那些危及國家安全的人的。但我仍然是個醫生。在這個監獄裡，無論在哪兒，我所說的都事關犯人的健康。往那邊走，那個走廊，」他把頭向後晃了一下，指向他們來的方向，「是你的地盤。那裡發生什麼都與我無關，我在那裡也沒有發言權。但我要說的是，如果你在那個人恢復之前用你的方法『問』他問題，他要麼會死，要麼會變成一個瘋子。」

  羅蘭上校聽著醫生的警告，無動於衷。

  「他需要多久才能復原？」

  醫生聳聳肩：「說不準。也許明天他就能恢復知覺，或者再過些日子。即使他甦醒過來，也不宜接受審問——從醫學角度來說，要至少兩個禮拜才能審訊。這還僅僅是在輕微腦震盪的情況下。」

  「可以用一些特別的藥。」上校輕聲說。

  「是的，有。但我不想開那種藥。你們也許能弄到那些藥，對你們來說並不困難。但絕不是從我這兒。無論如何，他現在說不出什麼對你們有任何意義的東西。那很可能只是胡言亂語。他的腦子亂成一團。他也許能清醒過來，也許不能。但即便能，也得讓他的腦子按照自己的時間清醒。引發幻覺的藥物只會製造白痴，對你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沒用。很可能要一個禮拜他才能睜開一隻眼。你還是耐心等等吧。」

  說完他轉身走回診所。

  但是醫生錯了。三天後，八月十日，科瓦爾斯基就睜開了眼。也就是在這一天，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審問。

  豺狼從布魯塞爾回來後花了三天時間為他即將到來的任務做著最後的準備。他去了汽車協會總部，口袋裡裝著亞歷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新駕照。他在那兒弄了一張同樣名字的國際駕照。

  他在一家專門賣二手旅行用品的商店裡買了一套皮質衣箱。其中一個裝著用來化裝成哥本哈根的佩爾·詹森牧師——如果需要的話——的衣服。收拾行李前，他把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衣、圓領和黑披肩上的英國生產商的標籤都拆了下來，換上了從哥本哈根買的那三件襯衣上的丹麥生產商的標籤。這些衣服再加上鞋子、襪子、內衣以及那身深灰色的輕便套裝，是為了某天裝扮成詹森牧師用的。在同一個箱子裡還裝著用來扮美國學生馬蒂·舒爾勃格的衣物——運動鞋、襪子、牛仔褲、襯衣和風衣。

  他撕開箱子的里襯，把他可能某天要扮演的兩個外國人的護照放進箱子硬蓋上的兩層皮革間。和衣服一起放進箱子的東西還有一本丹麥版有關法國天主教堂的書，兩副眼鏡（一副用來扮丹麥牧師，另一副扮美國學生），用衛生紙小心包好的兩副彩色隱形眼鏡以及染髮用品。

  他在巴黎跳蚤市場買的法國設計生產的鞋子、襪子、襯衣、褲子，黑色貝雷帽和那件長及腳踝的軍大衣放在第二個箱子裡。這個箱子的皮革夾層里他放的是偽造的名為安德烈·馬丁的法國中年人的證件。這個箱子還有空餘的地方，稍後還要裝那套裝有狙擊步槍全套部件和子彈的狹長鋼管。

  第三個箱子略小一些，裡面裝著假扮亞歷山大·杜根用的東西：鞋子、襪子、內衣、襯衣、領帶、手帕，還有三套考究的套裝。這個箱子的夾層里放了幾卷十英鎊的鈔票，一共一千英鎊，這是他從布魯塞爾回來的時候從自己的私人銀行戶頭裡取出來的。

  他把每個箱子都小心地鎖好，又把鑰匙穿在自己的鑰匙環上。那件鴿子灰的套裝已經洗淨熨平，掛在公寓的壁櫥里，胸前的口袋裡裝著他的護照、駕駛證、國際駕照和一沓一百鎊的現金。

  最後一件行李是一個精巧的手提箱，裡面放著剃鬚用具、睡衣、海綿袋和毛巾，以及他最後買來的東西——一條精織的網狀吊帶，從巴黎買的一包兩磅重的石膏，幾卷用棉絨布粗織的繃帶，半打卷狀膠布，三包棉絮和一把大剪刀（刀刃很鈍但很結實）。這個手提箱是隨身行李。根據他的經驗，在任何機場通關時，手提箱通常不會被海關官員選中要求開箱檢查。

  採購裝箱的工作均已完畢，接下來是他計劃的最後部分。他希望，化裝成詹森牧師和馬蒂·舒爾勃格，僅僅是以防萬一。除非事態惡化，亞歷山大·杜根的身份必須被放棄，否則他不想用到。安德烈·馬丁的身份是他計劃中的關鍵，他很可能不會用到另外兩個身份。如果那樣的話，任務完成後，他可以把整隻箱子丟在行李寄存處。他想，即使那時要逃脫的話，他可能也不需要這兩個身份中的任何一個了。辦完事，他再用不著安德烈·馬丁的身份和槍了，也可以丟掉。他將帶著三個衣箱和一個手提箱進入法國，而離開時估計只有一個衣箱和一個手提箱，肯定不會再多了。

  這一切做好之後，他就停下來等待兩個通知，以便決定啟程時間。一個是巴黎的電話號碼，他能通過這個電話，及時了解關於法國總統周圍安全保衛實際力量的情況。另一個是邁耶先生從蘇黎世寫來的通知單，告訴他二十五萬美元已經存進了他的銀行帳戶上。

  他一邊等著這兩封信，一邊在公寓周圍練習一瘸一拐地走路來打發時間。兩天之後他很滿意，他瘸著走路已經很逼真了，沒人能發覺他的腿腳其實根本沒有任何問題。

  八月九日上午，他等到了第一封信。信封上蓋著羅馬的郵戳，信文是：「用莫里托五九○一與你的朋友聯絡。自我介紹『我是豺狼』。回答是『我是瓦爾米』。祝你好運。」

  蘇黎世的信直到十一日上午才來。他微笑著讀起這封確認信。不管將來發生什麼，只要他能活下來，他的餘生都將很富有。如果他將要做的事能成功的話，他將更富有。他毫不懷疑他會成功。機會難得，不容錯失。

  那天早上剩下的時間他都花在了機票的電話預訂系統上，他把出發時間定在了第二天，八月十二日。

  除了桌子後面五個男人粗重而壓抑的呼吸聲，地下室里一片寂靜。桌子前面笨重的橡木椅上綁著的人發出刺耳的「咯咯」聲。地下室不知道有多大，牆上的顏色也模糊一片。整個房間只有一束光，籠罩著橡木椅和囚犯。這是一盞普通的閱讀用檯燈，但用的是大功率的燈泡，非常亮，更增加了本已過熱的地下室里的熱度。燈被夾在了桌子的左沿上，燈罩被扭轉過來，燈光直射著六英尺外的椅子。

  部分光線照在污漬的木桌上，可以看得出這兒有幾隻手或手腕，那兒只看到幾隻手指，一支香菸被人夾在手指間冉冉飄起一縷細細的藍煙。

  地下室的其餘部分都掩沒在一片黑暗之中，反襯出雪亮的燈光。五個男人坐在桌後，身體和肩膀一字排開，但犯人是看不見的。唯一能看到對方的辦法就是離開他的坐椅，走到側面，避開光線的直射才能辨別出他們的輪廓。

  但他辦不到。厚厚的帶子把他的腳踝死死綁在了椅子腿上。前後的椅子腿兒都用「L」型的鋼條固定在了地上。椅子有扶手，犯人的手腕也被厚厚的帶子捆在上面。另一條帶子圍著他的腰，還有一根捆著他毛茸茸的胸部。每根帶子都浸透了汗水。

  桌上除了那幾隻一動不動的手之外，幾乎空無一物。只有桌子的角上有一條小槽，上面鑲著一片黃銅，在一側刻有字。槽里向外伸出一個細長的手柄，這個黃銅手柄的頂端用膠木包住，可以上下或是前後移動。手柄旁邊是一個簡單的開關。桌子末端的人把右手很隨意地放在開關旁邊，手背上爬滿短短的黑毛。

  桌子下面接著兩根電線，一個接著開關，另一個接著電源，兩根電線通向電線盡頭的人腳邊的一個小變壓器。變壓器上有一根粗一些的電纜，包著黑色的膠皮，連著這組人身後的牆上的電源插座。

  在審訊的人背後，地下室遠端的角落裡，木頭桌旁坐著個人，臉衝著牆。他面前錄音機的工作顯示燈發出微弱的綠光，磁帶的捲軸並沒有動。

  除了呼吸聲，地下室里很安靜。所有人都穿著襯衣，袖子高高捲起，滿是汗水。汗臭味、金屬味、污濁的煙味、嘔吐物的味道混在一起，惡臭撲鼻。這就夠讓人難以忍受的了，但還有比它更厲害的，那就是恐懼和疼痛的折磨。

  坐在中間的人終於說話了。他的話音輕柔，很有禮貌，循循善誘。

  「聽著，我可憐的維克多。你會告訴我們的，也許不是現在，但最後你肯定會說的。我們知道，你是個勇敢的人。我們向你致敬。不過即便如此，你也支撐不了太久。何不告訴我們呢？你以為羅丹中校在這兒的話會不許你說嗎？如果他在的話，會命令你告訴我們的，他很清楚這裡的事。如果他在這裡，他自己就會說出來的，免得你受折磨。你自己也知道，他們最後總會開口的。難道不是嗎，維克多？沒人能支撐到底的。那為什麼不現在說呢，嗯？說完你就能回到床上，安心睡覺，沒人來打擾……」

  椅子裡的人抬起傷痕累累的臉，向著燈光，臉上的汗水閃閃發亮。他雙目緊閉，究竟是因為被馬賽的科西嘉人踢出來的大塊青腫，還是因為刺眼的燈光，誰也說不清。那張臉看著桌子和面前的一片黑暗，過了一會兒，他張了張嘴，剛要講話，一口東西冒了出來，從他毛茸茸的胸口滴下，落在他腿上那攤嘔吐物里。他的頭又耷拉了下來，下巴杵在胸口。與此同時，亂蓬蓬的頭髮搖來搖去算是回答了。桌子後面的聲音又開始說道：

  「維克多，聽我說，你是條硬漢子。我們都知道。我們也都看到了。你已經打破紀錄了。但即使是你也撐不下去了，但我們可以。維克多，我們能。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讓你活著，一直醒著，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過像過去那種仁慈的大赦不會再有了。現在是技術時代。有些藥物，你知道。刑訊逼供已經快結束了，對你來說這是個好消息吧。那為什麼不說呢？你看，我們都明白。我們知道那種疼痛。但這些小鉗子，它們不明白。它們就是不懂啊，維克多。它們就這樣一直幹下去。你想告訴我們嗎，維克多？他們在羅馬的酒店裡做什麼？他們等什麼呢？」

  那顆大腦袋垂在胸口，慢慢地左右搖著，仿佛閉著的兩眼在審視那兩個夾在乳頭上的小銅鉗子，先看一個，然後是另一個……或是大一些帶鋸齒的那個——夾著龜頭的兩邊。

  說話人的雙手擺在他前面的光線下，細長、白皙、飽含著平和。他又等了一會兒。其中一隻手和另一隻分開了，拇指扣向手掌，其他四指伸開，平攤在桌上。

  房子另一頭，電源開關旁邊的人把銅把手從二檔向上推到了四檔，然後把開關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間。

  放在桌面上的手收回手指，食指向空中抬起，然後指尖向下一指，這是全世界都用來表示「繼續進行」的手勢。電源開關繼續向上推著。

  通過電線連著的開關，固定在椅子裡那個男人身上的金屬小鉗子好像活了一樣，輕輕地嗡嗡響著。椅子裡的巨大身軀無聲無息地抬起，仿佛背後有隻看不見的手將之託著漂浮起來。腿和手腕向外繃緊皮帶，雖然有厚厚的墊子，皮帶也仿佛要勒穿肌肉和骨頭一樣。從醫學上來說，那雙腫脹的眼睛是看不見東西的，然而它們現在也無視醫學，向外突出，盯著上面的天花板。嘴巴吃驚地大張著。大概過了半秒鐘，肺部發出一聲魔鬼般的尖叫，繼而接連不斷地喊叫下去。

  下午四點十分，維克多崩潰了，錄音機一直轉著。

  他開始講話了，或者更像是在抽泣和尖叫的間隙中語無倫次地夢囈。坐在中間的那個人的聲音不時打斷他的嘮叨，話音平靜而清晰。

  「他們為什麼在那兒，維克多……在那個酒店裡……羅丹，蒙克雷和卡松……他們怕什麼……他們去過哪兒……他們為什麼誰都不見，維克多……告訴我們，為什麼在羅馬……在羅馬之前呢……為什麼是維也納……維克多……在維也納的哪裡……哪個酒店……他們為什麼在那兒，維克多……」

  五十分鐘後，科瓦爾斯基終於安靜了，他再次昏迷前的胡言亂語都被錄了下來。桌子後面的聲音繼續著，比之前更柔和地問了幾分鐘，直到已經清楚地表明再也沒有回應。中間的這個人給他的手下一個命令，審訊結束了。

  錄音帶被從捲軸上取下，城堡的地下室派車將其緊急送至巴黎郊區的行動分局辦公室。

  午後刺眼的陽光把巴黎的街道烤得滾燙。夕陽西下，陽光慢慢變成暗淡的金色。晚上九點，路燈亮了。正如通常的夏日夜晚，成雙成對的情侶手拉著手，沿著塞納河畔慢慢地散著步。他們仿佛在品嘗著黃昏的薄霧釀成的美酒。而愛情和青春，不論他們怎樣努力挽留，都不會保持永恆不變。水邊的咖啡館前門洞開，熱鬧起來。閒聊的、碰杯的、道賀的、嘲諷的、逗笑的、恭維的、道歉的、路過的，這一切組成了八月夏夜塞納河畔的奇蹟。甚至連那些令人生厭的遊客也和他們帶著的美元一起被原諒了。

  靠近利拉大門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里，這種愜意卻絲毫沒有穿透進來。桌邊圍著三個人。一台錄音機在桌上慢慢地轉著。他們從下午後半天一直干到晚上。一個人控制著按鍵，根據第二個人的指示不斷讓捲軸回放、倒帶，然後再回放。第二個人頭上戴著一副耳機，眉頭緊皺，專注地聽著，盡力從耳機里傳出的亂七八糟的聲音中分辨出有意義的字句。他嘴裡叼著煙，升起的藍煙燻得他眼淚汪汪的。每當他想把某一句再聽一遍時，他就向操作員做個手勢。有時一段十秒鐘的話他要聽上六次，然後才對操作員點頭示意暫停，讓其他人把剛才那句話記錄下來。

  第三個人比較年輕，滿頭金髮。他坐在一台打字機後面，等著聽音打字。從耳機里傳出的城堡地下室里問的問題既清楚又準確，很容易聽懂，可回答就不是那麼有條理了。打字員打出的稿子像一篇訪談，所有問題都另起一行，開頭冠以字母Q。回答在下一行，以字母R開頭。那些毫無聯繫，意思完全連不上的地方用了很多間隔的頓點。

  他們弄完的時候差不多已是子夜十二點。雖然開著窗，但房間裡瀰漫著藍色的煙霧，聞起來像個火藥庫。

  三個人疲憊地站起身，身體僵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舒展著緊張的肌肉。其中一人拿起電話，叫了外線，撥了個號碼。戴耳機的人把耳機摘下來，把錄音帶倒回原來的位置。打字員從機器上取下最後一頁紙，取出中間夾著的複寫紙，開始把這疊紙按順序分成若干份。上面的那份是給羅蘭上校的，第二份歸檔，第三份要另外製成縮微膠片，如果羅蘭認為合適，就分送給各部門的頭頭。

  羅蘭上校在飯店和朋友吃飯時接到的電話。和平常一樣，這個英俊的單身漢機智，殷勤，彬彬有禮，他對女士的恭維也很讓她們受用，不過她們的丈夫就不那麼享受了。服務員請他去接電話，他向大家道了個歉，便離開座位。電話在櫃檯。上校拿起電話，簡單地應了一聲「羅蘭」，然後等待電話那端的手下辨認出他的聲音。

  和以往一樣，羅蘭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台詞開始了他的對話。如果有人在旁邊聽到的話，會以為他只是接到一個通知——他正在修的車被修好了，可以在他方便的時候去取。上校向對方表示感謝，返回餐桌。五分鐘之後，他禮貌地向大家致歉，解釋說他從明天一早開始要忙一整天，現在必須保證充足的睡眠。十分鐘後，他獨自駕車穿過仍舊擁擠的城市街道，朝著安靜的巴黎近郊的利拉大門急馳而去。他到達辦公室的時候剛過凌晨一點。他脫下那身完美無瑕的黑色外套，向夜勤人員要了一杯咖啡，然後按鈴喚來助手。

  最上面的那份科瓦爾斯基的供詞和咖啡同時送到。供詞有二十六頁。他趕緊看起來，努力去抓住這個神智混亂的前外籍軍團士兵所說的要點。其中有些話引起了他的注意，讓他皺了皺眉，但他沒有停頓，一口氣看完了。

  第二遍他看得比較慢，也更為仔細，每段都看得十分專心。讀到第三遍的時候，他從記事本前面的文件盒裡拿了一支黑色的記號筆，讀得更慢了。他把一些有關的詞句用黑色的粗墨線劃掉：西爾維、血病什麼的、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約約、科瓦茨、科西嘉混蛋、外籍軍團。所有這些他都明白，但不感興趣。

  很多胡言亂語是關於西爾維的，有時說到一個叫朱莉的女人，這些對羅蘭毫無意義。把這些都劃掉之後，整個供詞不超過六頁。他試圖把這剩下的幾頁理出頭緒。在羅馬。三個頭兒在羅馬。嗯，他已經知道了。但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已經問了八次了，每次的回答都大致一樣。他們不想像二月份阿爾古那樣被綁架。那當然了，羅蘭想。難道他對科瓦爾斯基的整個行動不過是浪費時間嗎？回答那八個同樣的問題時，這個外籍軍團士兵兩次提到同一個詞，或者是咕噥了兩回。這個詞是「秘密」。做形容詞用的？他們在羅馬毫無秘密可言。或者是名詞？什麼秘密呢？

  羅蘭從頭到尾看了十遍，然後又從頭開始。「秘密軍組織」的三個人在羅馬。他們待在那兒，因為不想被綁架。他們不想被綁架，因為知道一個秘密。

  羅蘭冷笑著。他比吉布將軍更了解羅丹，此人是不會因為害怕而躲起來的。

  那他們就是知道一個秘密，是嗎？什麼秘密呢？所有的一切看來都源自維也納。「維也納」這個詞出現了三次，開始羅蘭以為那是說的在里昂南邊二十英里的維也納鎮。但那也許是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而不是法國一個省中的城鎮。

  他們在維也納開了一個會，然後他們去了羅馬，以免在秘密大白之前被綁架或受審。這個秘密一定出自維也納。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咖啡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彈殼菸灰缸里的菸蒂堆了起來。當莫爾捷大道東邊的郊外工業區開始露出一絲灰白時，羅蘭上校知道他就要找出一些端倪了。

  有些事被忽略了。如果真的被忽略了，那就永遠沒法知道了嗎？凌晨三點的時候，有個電話向他報告，科瓦爾斯基死了，再也無法向他提問了。這個秘密也許就藏在他崩潰後，錯亂言語中的某個地方。

  羅蘭抬筆記下這些沒找到位置的散碎拼圖。克萊斯特，這應該是個男人的名字。羅蘭戰時學了一點德語。科瓦爾斯基是波蘭人，他知道科瓦爾斯基對這個詞的發音是對的，抄錄員拼錯了。羅蘭把它改了過來。或者是一個人？也許是個地名？他接通總機，讓他們查維也納的電話簿，找一個叫克萊斯特的人或者地方。十分鐘後就有了回音。維也納有兩個克萊斯特的號碼，都是私人的。有兩個地方叫克萊斯特：埃爾瓦德·克萊斯特小學和布魯克納街的克萊斯特旅館。羅蘭把兩個都記了下來，但在克萊斯特旅館下面畫了道線，然後接著讀下去。

  科瓦爾斯基好幾次提到一個外國人，他看來對這個外國人感情很複雜。說起這個人的時候，他有時用bon這個詞，意思是「好」，其他時候他又稱他為「facheur」，指那種讓人討厭的人。早上五點剛過，他就派人去取磁帶和錄音機，接下來他花了一個小時聽錄音。最後他關掉錄音機，平靜而嚴厲地責罵了自己一陣，然後取出一支漂亮的鋼筆，對抄錄稿改了幾處。

  科瓦爾斯基提到那個外國人時說的不是「好」，而是「亞麻色頭髮（blond）」；而那個抄錄下來古怪的詞也不是「讓人討厭的人」，而是「死神（faucheur）」，意思是「殺手」。

  這回再將科瓦爾斯基支離破碎的意思組織起來就容易了。「豺狼」那個詞出現的地方都被羅蘭划去了。羅蘭本以為那是科瓦爾斯基詆毀跟蹤、折磨他的人的一種說法。而現在則有了新的意義。這是一個有著亞麻色頭髮的外國殺手的代號。「秘密軍組織」的三個人在羅馬躲起來，嚴加防範之前，在維也納的克萊斯特旅館和他見過面。

  羅蘭現在明白了為什麼過去的八個星期，銀行和珠寶搶劫浪潮席捲了全法國。那個亞麻色頭髮的人，不管他是誰，替「秘密軍組織」做事為的是錢。這個世界上只有一件事要那麼多錢。這個亞麻色頭髮的人肯定不是被請來解決幫派爭端的。

  早上七點，羅蘭打電話給他的通訊室，命令夜間值班員打破部門之間的慣例，給西歐處（R3）維也納的安全局辦事處發出一個「十萬火急」的命令。然後他把科瓦爾斯基的每份供詞都收攏起來，鎖進他的保險箱。最後他坐下來寫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只有一個收件人，並且標明「僅供您審閱」。

  他用標準書寫體寫的報告，其間簡要講述了他個人提議並執行的抓捕科瓦爾斯基的行動，包括這個前外籍軍團士兵被誘騙，誤信了他的一名親近之人生病住院而返回馬賽，以及行動分局的抓捕行動。報告還簡單提及了該外籍軍團士兵被分局特工審訊的錄音以及其所做的雜亂的供詞。他覺得報告還應該寫明該前外籍軍團士兵抗拒緝捕，將兩名特工打傷同時因試圖自殺而身受重傷；他被制伏時只能送入醫院，那些供詞是在醫院的病床上做出的。

  報告的其餘部分是主要內容，是關於供詞本身以及羅蘭對供詞的解釋。完成了這一部分後，他停了一下，看了看東方被朝陽鍍成金色的屋頂。羅蘭深知，不應過分渲染他經手查辦的案件，或作出言過其實的結論，他在這方面向來頗有心得。他小心地寫著最後一段：

  這份報告在撰寫的同時，為求證以期確認該陰謀的審訊還在進行中。然而，一旦這些審訊表明上述屬實，根據我個人的看法，上述情報已勾勒出一個極度危險的陰謀。恐怖分子很可能已經謀劃好要危及法國總統的生命。如果該陰謀確實存在，且該外籍刺客（只知道其代號為「豺狼」）已經企圖危及總統的生命，甚至現在正在準備付諸行動，那麼我有責任向您通報該消息。在我看來，我們正面臨一場全國性的緊急狀態。

  羅蘭上校親自打出報告的清樣，蓋上他的私人印章，將報告用信封封好，寫上地址，並蓋上情報機構最高保密級別的印記。最後，他把寫在大頁紙上的手寫報告草稿燒掉。在他辦公室一角的小間裡有一個小洗手池，他把紙灰倒進裡面沖了下去。

  做完這一切，他洗了洗手和臉。擦乾後，他望著盥洗台上方的鏡子，裡面的那張臉也回望著他。他悲傷地承認，他的英俊正在逝去。那張精瘦的臉龐年輕時曾是那麼瀟灑，對女人有著那樣成熟的吸引力。現在它看起來開始有了中年人的緊張和疲憊。他經歷了太多，為了生存，他殊死搏鬥著。在這個過程中，他對人類的獸性有了太多深刻的了解，他也認識過太多的詭計和欺騙。他會派人去送死或是去殺戮；送人去地下室尖叫或是折磨他人尖叫。這些都使這位行動分局的頭兒日趨憔悴，他看起來遠不止五十四歲。鼻翼已經有了兩條皺紋，一直延伸到嘴角，再長點兒的話就遮不住了，幾乎像個長年勞作的農民。眼睛下面似乎永遠有兩塊黑印，優雅的灰色鬢髮也開始斑白，但還沒變成銀色。

  「年底，」他對自己說，「我真的要離開這個行當了。」那副面孔一臉憔悴地望著他。是不相信還是僅僅表示順從？也許這張臉比他心裡更明白。過了那麼多年，再也脫不開身了。人過去什麼樣，餘下的日子裡也就只能維持原樣了。從抵抗運動組織到保安警察，然後是安全局，最後是行動分局。在這些年裡，究竟經歷了多少人，多少鮮血？他問著鏡中的那張臉。一切都是為了法國。可這見鬼的法國會為你考慮嗎？那張臉從鏡子裡望著他，一言不發。因為，他們倆都清楚答案是什麼。

  羅蘭上校叫了一個摩托車信使到他的辦公室里向他本人報到。他還叫了一份煎雞蛋、麵包卷、黃油和一杯咖啡，這回是一大杯加了奶的咖啡。他有點頭疼，所以還要了點阿司匹林。他把封好的信封交給信差，下達了命令。吃完煎蛋和麵包卷，他端著咖啡站在敞開的窗前。這裡朝向巴黎的一個角落。隔著綿延幾英里的屋頂，他能辨出巴黎聖母院的塔尖。透過浮於塞納河上已經燥熱起來的晨霧，他還能辨出更遠處的艾菲爾鐵塔。現在已經是八月十一日早上九點多了，這個城市又開始忙碌起來。這會兒很可能有人正在罵著那個穿著黑色皮馬甲的摩托車手吧，他肯定正把警報器拉得像嚎哭一樣，穿越車流朝第八區開去。

  羅蘭在想，年底他是否能從這個位置上安然退休，就取決於這個摩托車手屁股後面那封信里所描繪的威脅是否能夠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