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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豺狼乘坐火車到達巴黎北站的時間正好是在午飯前。他叫了一輛計程車，來到坐落在通向馬德蘭廣場的蘇萊納街上一家十分舒適的小旅館。雖然這家酒店和哥本哈根的英格蘭酒店或者布魯塞爾的友誼酒店不是同一檔次，豺狼恰恰由於某些原因需要在巴黎逗留期間居住在一個比較樸素且不大為人所知的地方。一方面是因為他在巴黎待的時間會比較長；另一方面，七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者在布魯塞爾都更容易碰到在倫敦認識他又知道他真名的人。他相信在街上的時候，他習慣性戴著的包圍式墨鏡能夠掩飾他的身份，在陽光明媚的大街上戴著墨鏡也非常自然。但在酒店的門廳和走廊則可能存在風險。這種場景下，他最不願意發生的事就是被人興高采烈地喊住，一聲「哇，在這裡見到你真是太意外了」之後，那個只知道他是杜根先生的前台服務員就會聽見別人喊他的真名。

  他在巴黎期間沒做什麼引人注意的事。他過得很安分，在自己房間裡吃早餐——羊角麵包和咖啡。他在街對面的熟食店買了一罐橘子醬，然後叮囑服務員每天早上送餐的時候把他的橘子醬一起送來，代替每天早餐盤裡酒店提供的黑葡萄醬。

  他很少講話，對酒店服務人員彬彬有禮。他說話的時候總是面帶微笑，他講的法語帶著英國式的生硬口音。當酒店經理關心地問他是否對酒店服務滿意時，他總是讓他們放心，說自己感到非常舒適，並感謝他們。

  「杜根先生，」有一天，酒店的女主人對前台服務員說，「非常和藹可親，真是一位地道的紳士。」服務員也這樣認為。

  他總是外出，把時間都花在了旅遊上。他到的第一天就買了一張巴黎市區圖，然後把自己小筆記本上他最想去看的景點都標在了地圖上。他遊覽的時候很投入，所到之處都認真觀察、研究，甚至會記下某些建築的優美之處，或者是另外一些景點的歷史背景。

  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凱旋門周圍閒逛，或是坐在愛麗舍咖啡館的平台上，眺望星形廣場周圍的紀念碑和高大建築的屋頂。如果那幾天有人跟著他的話（實際上沒有人這樣做過），一定會非常驚訝，因為即便是那位聰明的奧斯曼先生[19]的建築都能吸引一位如此投入的崇拜者。當然，也不會有任何旁觀者能想到，這位安靜而優雅的英國遊客幾個小時裡一直一邊攪著他的咖啡，一邊盯著這些建築，腦子裡卻是在計算射擊的角度，從建築物樓上到凱旋門下面的長明火之間的距離，以及一個人從建築物背後的太平梯逃下，神不知鬼不覺混入人群中的可能性。

  三天後他離開了星形廣場，造訪了坐落在瓦勒里昂山的法國抵抗運動烈士紀念堂。他帶著一束鮮花在導遊的陪同下來到這裡。導遊就是一個抵抗運動的參與者，他被這位英國夥伴對抵抗運動的禮敬所感動。他帶著客人走遍了紀念堂，一路滔滔不絕地為他介紹著各種紀念物。但導遊沒有發現，這位客人的目光總是從烈士屍骨存放地的入口處挪開，卻盯著紀念堂附近的監獄高牆。這座高牆將周圍建築物的屋頂到紀念堂庭院間的所有視線都隔開了。兩個小時以後，客人禮貌地說了聲「謝謝你」，給了導遊一筆既大方又不過分的小費，便離開了。

  他還參觀了榮軍院，它的南面是榮軍大酒店，酒店旁邊是拿破崙的墓地以及象徵法國軍隊榮譽的聖殿。巨大的廣場西側的法貝爾街尤其引起了他的興趣。一天早上，他就坐在街角的咖啡館，這裡正是法貝爾街與小小的三角形聖地亞哥廣場相連的地方。格倫內爾街與法貝爾街呈九十度角。他預計，從他頭上建築物的七或八樓，也就是格倫內爾街一四六號的樓上，一個槍手應該能夠控制榮軍廣場前面的花園、庭院的進出口、大部分的廣場，以及兩三條街道。這是一個很有利的位置，但並不是理想的行刺地點。有一條礫石路從榮軍院開始一直延伸到廣場進口處，汽車最後會停放在進口的台階下面。一方面，從樓上的窗子到停車處之間的距離超過了兩百米；另一方面，一四六號樓上向下的視線會被聖地亞哥廣場濃密的菩提樹樹冠擋住一部分，而且那裡的鴿子也總是飛來飛去，不斷掉下糞便。沃邦[20]雕像的肩膀上到處都是鴿子糞，好在他從不抱怨。英國人最終覺得很失望，付完酒錢就離開了。

  他在巴黎聖母院附近轉了一天。城中島的養兔場有後樓梯、小巷和走廊，但是教堂入口到台階底下的停車處只有幾米遠，聖母院前廣場的屋頂也太遠了，而毗鄰的很小的查理曼大帝廣場的屋頂又太近，保安部隊可以很容易地在這裡布滿監視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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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後去了雷恩街的南廣場。那天是七月二十八日。這裡過去就叫雷恩廣場，後來為了紀念戴高樂執掌政權，改名為「六月十八日廣場」。豺狼的目光轉到了建築物牆上閃亮的新名牌上，凝視著它，想起了上個月他讀到的有關記載。一九四○年六月十八日，雖然當時流亡倫敦的那個高傲的人形單影隻，但他通過廣播告訴法國人民，他們輸掉了一次戰役，卻沒輸掉整個戰爭。

  廣場上的某些東西讓殺手停了下來。巨大的蒙帕納斯車站就蹲在廣場的南邊，對於巴黎的戰爭一代來說，這裡充滿了回憶。他順著柏油路慢慢觀察著。從蒙帕納斯大道傾瀉而下的車流與奧德薩大街和雷恩大街的車輛在這裡匯集，仿佛一個漩渦。他看了看四周，雷恩大街兩邊的建築很高，俯瞰著廣場，建築物臨街的一面非常狹窄。他圍著廣場慢慢繞到南邊，從欄杆中間向著車站的院子凝視了一陣。裡面一片嘈雜，汽車和計程車每日在這裡接送的人成千上萬。這裡是巴黎的大型幹線車站之一。但到了冬天這裡就一片寂靜，仿佛一艘巨大而笨重的空船，在那裡獨自品味著在凝重的霧靄里發生的一切——這裡的人，這裡的事，這裡的歷史。車站就要拆了[21]。

  豺狼轉過身，背對著柵欄，看著雷恩大街上的車流。他面對著六月十八日廣場，確信在預定的那天，法國總統一定會來這裡，那也將是他的最後一次。過去的一周他所勘察過的地方都只是可能，而這裡，他確信，那個人一定會來。蒙帕納斯車站很快就要消失了。那些見證了無數歷史的金屬柱將被熔化，製成郊區的柵欄；曾經目睹過德國戰敗，法國勝利的車站廣場將被改建成一家高檔咖啡館。但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他——那個戴著法國軍用平頂帽，有兩顆金星的人，一定會再來一次。而同時，雷恩大街西側拐角的屋頂天台與車站前廣場中心的距離大約是一百三十米。

  豺狼用老練的目光觀察著眼前的地形。雷恩大街兩頭拐角處的房子都楔入廣場，顯然都可以入選。雷恩大街的頭三幢房子也可以，不過那裡到車站前廣場的射擊角度狹小。再往裡的話，角度就太小了。同樣，東西橫貫廣場的蒙帕納斯大街的前三幢房子也是可以的。再遠的話，角度也會太小，而且距離也太遠了。除了車站大樓以外，附近再沒有什麼建築能夠控制車站前廣場了。但這裡不能用，它樓上那些俯瞰前廣場的辦公室窗戶里屆時一定都布滿了警衛。豺狼決定先勘察一下雷恩大街拐角的那三幢房子。他漫步走向東邊拐角處的一家咖啡館——安娜公爵夫人咖啡館。

  他要了一杯咖啡，目光穿過街道盯著對面的房子。他坐的露台離底下喧囂的車流只有幾英尺遠。他待了三個小時。然後去另外一頭的漢希阿爾薩斯餐廳吃午飯，在那裡觀察了東邊的情況。整個下午他就在這條街上來回逛著，在附近的街區只要看到可用的房子就向那些公寓的前門裡張望一番。

  他最後去的是蒙帕納斯大街臨街的那些樓房。但這些都是新起的寫字樓，顯得很忙碌。

  第二天他又回來了，走過臨街的房子，穿過馬路，坐在樹下人行道的長凳上，看著樓上，手裡把玩著報紙。房子有五六層高，由石磚砌成；樓頂有一圈護牆，牆後是黑瓦鋪就的斜度很陡的屋頂。屋頂是帶閣樓的，不時探出一扇窗子。閣樓曾經是僕役的居所，現在那些靠養老金度日的窮人住在這兒。屋頂，尤其是閣樓的窗子白天肯定會被監控。很可能在屋頂會有守衛，蹲在煙囪旁，用他們的野戰望遠鏡注視著對面的窗戶和樓頂。不過閣樓下面的頂層房間高度也不錯。如果有人縮在黑暗的房間裡，從街對面的窗戶是看不到的。在巴黎炎熱的夏天，一扇打開的窗戶是很自然的。

  但如果在房間裡向後縮得太深的話，向車站前廣場的射擊角度就太狹小了。出於這個原因，豺狼將雷恩大街兩邊的三幢樓都排除了。那裡的射擊角度太小。現在只剩下四幢樓可供選擇。他預期的射擊時間是下午三四點鐘前後，這時候雖然太陽已經西移，但高度仍然能讓光線越過車站的樓頂，照進街東頭的房間窗戶里。所以他最終選擇的是西邊的那兩幢。為了證實這一點，他在七月二十九號那天一直待到了下午四點，他發現西側的頂樓窗戶只斜斜地射進一縷陽光，而東邊的房間卻被照得透亮。

  次日，一個門房老太太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幾天豺狼要麼坐在咖啡館的露台上，要麼坐在人行道的長凳上。今天是第三天，他選了一個距他感興趣的樓房出口幾英尺遠的一條長凳。在他背後幾英尺遠的地方，隔著行人絡繹不絕的人行道，那個看門老婦就坐在出口處，織著東西。有一回，附近一家咖啡館的服務員走過來和她聊了幾句。他叫她貝特夫人。這個場景讓人覺得賞心悅目。天氣很溫暖，陽光照進灰暗的門洞裡幾英尺深，太陽這時仍然高高掛在南方或東南方向，越過車站的屋頂照耀著整個廣場。

  她看上去就像一位安適的祖母。這個前來勘察地形的人坐在離她二十英尺外的地方。他發現她很受歡迎。間或有人進出這幢房子時，她總是向人們打著招呼：「你好，先生。」每次人們都愉快地回應她：「你好，貝特夫人。」她性情溫和，對世界上的一切不幸事物都報有同情。下午剛過兩點，跑來一隻貓。貝特夫人立刻奔進自己在底層後面黑暗的小屋裡，幾分鐘後她出來的時候，為這隻她稱作「小貓咪」的動物拿來了一碟牛奶。

  將近四點的時候，她捲起自己織的東西，放到圍裙的寬大口袋裡，趿著拖鞋，慢慢朝麵包房走去。豺狼悄悄地從凳子上站起來，走進那幢公寓。他沒有乘電梯，而是從樓梯輕輕跑了上去。

  樓梯是繞著電梯通道盤旋向上的，在樓的後部的每個轉彎處都有一個小平台。每隔兩層，這個小平台靠樓後牆的位置有一個門，通向鋼製的太平梯。在頂層的第六個轉彎處（除了閣樓這是最高的一層），他打開門向下望了望。太平梯通向一個天井，周圍是其他樓房的後門。那些樓房構成了豺狼身後的廣場一角。在天井的遠端，有一條狹長的小巷，向北穿過天井。

  豺狼輕輕關上門，重新插上門閂，走完最後的半段樓梯就到了六樓。在走廊的盡頭有一截質量不太好的樓梯通向閣樓。走廊里有兩扇門通向朝著天井的公寓，另外兩扇通向臨街的房間。他的方向感告訴他，這些臨街的公寓都有窗戶，從這裡要麼可以俯視雷恩大街，要麼可以側視廣場，廣場再遠處就是車站前廣場。這些窗戶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觀察已久的那些。

  他現在面對著兩間公寓中的一間，門鈴邊的名牌上寫著「貝朗瑞小姐」。另外一間的名牌上寫著「夏里埃夫婦」。他聽了一會兒，兩間公寓裡都沒有聲音。他檢查了一下門鎖，兩把鎖都嵌在木頭裡，很厚很結實。鎖舌很可能是那種法國人喜歡的鋼製粗棒雙鎖型的。他知道要打開這種房門必須有鑰匙。貝特太太的小屋裡肯定有每間公寓的鑰匙。

  幾分鐘後，他像來時一樣，輕輕地跑下樓梯。他在這幢樓里待了不到五分鐘。看門人回來了。他透過她的安樂窩門上的毛玻璃看了她一眼，轉身走出拱形大門。

  他向左順著雷恩大街走過兩幢公寓樓，來到一家郵局前。他沿著郵局的牆走了進去。郵局的盡頭是一條被遮住的狹窄小巷。豺狼停下來點了一支煙，打火機點燃的瞬間他瞥了一眼，發現有條小路與這個小巷相連。從這裡，電話交換台的夜班員可以進入郵局的後門。通道的盡頭是個院子，陽光可以照得到。他從這裡可以辨出遠端陰影里他剛剛離開的那幢樓的消防通道的樓梯。殺手深吸了一口煙，繼續向前走去。他已經找到逃離的路線了。

  走到小巷的盡頭，他再次左轉上了弗吉拉爾街，然後走回它與蒙帕納斯大道的交叉口。他來到拐角處，在大街上前後張望，想叫一輛計程車。這時有個摩托車騎警衝到十字路口，突然剎住車，站在路口中間命令車輛停下來。他吹著哨子，讓所有從弗吉拉爾街開來的車和從車站開往林蔭大道的車都停下來。所有從杜洛克路開往林蔭大道的車都停在了馬路的右半邊。他剛指揮這些車停放好，杜洛克方向就傳來警笛的尖叫聲。豺狼站在拐角處，看著蒙帕納斯大道的遠方。五百碼外有列車隊從榮軍院大道快速駛入杜洛克十字路口，向他迎面開來。

  領騎的是兩個身穿黑色皮衣的摩托警，鳴著警笛，白色的頭盔在太陽下閃著光。在他們後面是能看出兩輛鯊魚鼻的DS19的雪鐵龍轎車。豺狼前面的警察筆直地站著，看都不看他，左臂筆直地指向十字路口南邊的緬因路，右臂彎向胸前，手掌向下，示意駛來的車隊優先通過。

  兩輛摩托車向右傾斜著駛入緬因路，後面跟著兩輛轎車。第一輛車上的保鏢雙眼緊盯著前方，在他和司機後面的后座上，筆直坐著一個身穿深灰色套裝的高個子。在車隊即將消失前，豺狼飛快地掃了一眼那個挺立的腦袋和絕不會弄錯的鼻子，默默地告訴這個就要離開的形象：「下一次我就是在瞄準鏡的準星里看你的臉了。」然後他找到一輛計程車，乘車返回酒店。

  在道路的更遠處，靠近杜洛克地鐵站出口的位置，有個女人剛從那裡出來。她對總統的經過也表現出非同一般的興趣。她正要穿過馬路，警察揮手示意她退回去。幾秒鐘後，車隊開出榮軍大道，穿過大鵝卵石鋪就的路面，駛入蒙帕納斯大道。她也在第一輛雪鐵龍車后座上看到了那個與眾不同的側影。她的眼睛裡閃動著仇恨，甚至在車隊過去後仍然繼續看著，直到發現警察正在上下打量她，才連忙繼續穿過馬路。

  雅克利娜·迪馬現年二十六歲，長得很漂亮。她在愛麗舍田園大街後面的一家高級美容院做美容師，所以她知道怎樣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美麗。七月三十日的晚上，她正趕著回家——那個坐落在布勒特依廣場旁邊的小公寓——為晚上的約會做準備。她知道，幾個小時之後，她就會全身赤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摟在懷裡。她得儘可能地打扮得漂亮些。

  幾年前，在她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和男人的下一次約會。她有一個很美滿的家庭，家人之間的關係相當親密。父親是一家銀行的職員，很受人尊敬；母親是一位典型的法國中產階級賢妻良母；她自己剛剛修完美容師課程；弟弟讓-克洛德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維齊奈的郊外，雖然算不上奢華，但仍然是很好的房子。

  一九五九年快到年底的時候，有天早餐時，陸軍部來了一封電報。電文里說，陸軍部極為遺憾地通知阿蘭德·迪馬先生及其夫人，他們的兒子，第一殖民傘兵部隊的列兵讓-克洛德在阿爾及利亞陣亡了。他的個人物品將儘快退還給居喪的家庭。

  有那麼一陣，雅克利娜的世界破碎了。無論是勒維齊奈家庭的安寧，還是其他女孩在美容院熱議的伊夫·蒙當[22]的魅力，或是剛從美國傳來的搖擺舞熱潮，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義。只有一件事在她腦子裡反覆敲打著，就像一盤不斷播放的磁帶，那就是她的小讓-克洛德，她親愛的、孩子一樣的弟弟，那麼脆弱而溫和的弟弟，憎恨戰爭和暴力的弟弟，只想一個人看書的弟弟，她只想去寵愛的弟弟，在阿爾及利亞一條乾涸的河谷中的戰鬥里，被打死了。她恨，是那些阿拉伯人幹的，那些令人憎惡的、骯髒的膽小鬼、傻瓜。

  這時候弗朗索瓦來了。一個冬天的星期日早上，雅克利娜的父母出去看親戚了，弗朗索瓦突然出現在這個家。那時是十二月，街面上蓋著雪，花園的小路上也結了一層冰。其他人都凍得面色煞白，愁眉苦臉，而弗朗索瓦的皮膚卻是那種曬出來的棕褐色，看起來十分健康。他詢問是否可以和雅克利娜小姐講話。她回答說：「我就是。」並且問他有什麼事。他回答說，他指揮的那個排有一名叫讓-克洛德·迪馬的列兵被打死了，他帶來了一封信。雅克利娜把他請進了屋。

  這封信是讓-克洛德死前幾個星期時寫的。他在山區搜尋一隊剛剛洗劫了一戶移民家庭的穆斯林游擊隊時，把信裝在了衣服的裡面口袋裡。他們沒有找到游擊隊，而是遭遇了一個營的訓練有素的叛軍部隊。在黎明的曙光中，這場遭遇戰進行得異常慘烈。戰鬥中，讓-克洛德肺部中了一槍。他在臨終前將這封信交給了他的排長。

  雅克利娜讀完信又哭了一會兒。信里沒有說最後一個星期的事，都是在君士坦丁軍營里的閒話家常，攻擊訓練和軍紀之類的。其他的事情她是從弗朗索瓦那知道的：敵軍從側翼包圍了他們，步步逼近。他們在叢林裡後撤了四英里，用無線電不斷呼叫空中支援。早上八點鐘轟炸機才趕到，轟炸機引擎的尖叫聲和火箭彈的轟鳴聲響成一片。他還告訴她，她弟弟是自願參加攻堅部隊的，他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漢。最後在一塊岩石的後面，他趴在一名下士的膝蓋上不斷咳嗽，血都咳出來了。他像一名真正的男子漢那樣死去。

  弗朗索瓦對她非常溫和。四年的殖民地戰爭把他打造成了一名職業軍人。作為一名男子漢，他像殖民地的岩石一樣堅硬。但他對自己手下傘兵的姐姐很和氣。她為此很喜歡他，接受了他在巴黎請她吃飯的邀請。另外，她也擔心她的父母回來會被嚇著。她不想讓他們知道讓-克洛德是怎麼死的。因為她的父母花了兩個月才好不容易從失去愛子的悲痛中漸漸恢復正常。席間她請求中尉保證對此事保持緘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卻很想了解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戰爭究竟是為了什麼，政客們在玩什麼把戲。戴高樂去年一月從總理的位置上被一股愛國的熱潮推進愛麗舍宮，他做了總統，人們相信他既可以終止戰爭，又能使法國繼續保有阿爾及利亞。她從弗朗索瓦口中第一次聽到，她父親崇拜的那個人被稱做法國的叛徒。

  在弗朗索瓦休假期間，他們一直在一起。一九六○年一月，她剛從培訓學校畢業就開始在這家美容院上班。現在她每天從美容院下班後，晚上都和弗朗索瓦在一起。她從他那裡了解了法國武裝部隊的叛亂，巴黎政府與被監禁的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艾哈邁德·本·貝拉進行的秘密談判；以及阿爾及利亞即將被移交給那群傻瓜。

  一月中旬，他返回戰場。八月，他設法在馬賽休假一周，而她則抓住點滴時間和他待在一起。她一直在等他，在她的心中，他被塑造成了品行優良、純潔、有男子氣概的法國青年的象徵。一九六○年的整個秋天和冬天，她都在等他。白天和晚上睡覺前，她都把他的照片放在床頭柜上，睡覺時則放在睡衣里貼著肚子的地方。

  一九六一年春天他最後一次休假，再次來到巴黎。他們一起在街上漫步，他穿著軍裝，而她也穿著她最漂亮的衣服。她覺得他是這個城市裡最帥、最強壯、肩膀最寬的男人。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一個女孩看到了他們倆，第二天美容院裡就都在議論雅克利娜的英俊傘兵。她那時正在休年假，不用上班，整日都和她的傘兵在一起。

  那時，弗朗索瓦聽到一些風傳的消息之後十分激動。和民族解放陣線的談判已經是公開的新聞了。他肯定，軍隊，真正的軍隊不會忍耐太久。阿爾及利亞必須留在法國的版圖裡，這對於他們兩人——被戰爭磨礪得更加堅韌的二十七歲軍官和崇拜他的二十三歲准媽媽來說，是一個堅定的信念。

  弗朗索瓦永遠不會知道他要做父親了。一九六一年三月他返回阿爾及利亞。四月二十一日，有幾支法國軍隊譁變了。第一殖民地傘兵部隊幾乎全部參加了叛軍，只有少數新兵跑出兵營，聚集在省長的辦公室里。工作人員讓他們離開。在一個星期里，在叛軍和忠於政府的部隊之間，戰鬥不時發生。五月初，在和一支忠於政府的部隊的衝突中，弗朗索瓦陣亡了。

  雅克利娜從四月起就再沒等到過弗朗索瓦的信，但她一直沒有懷疑過什麼。直到七月，她被告知了這個消息。她悄悄在巴黎郊區租了間便宜的公寓，企圖開煤氣自殺。由於房子到處漏風，她沒能成功，不過腹中的胎兒卻夭折了。八月，父母帶著她一起外出休養了一段日子。回到巴黎的時候，她看起來已經復原了。十二月，她成為「秘密軍組織」的一名活躍的地下組織成員。

  她加入組織的動機很簡單：弗朗索瓦，然後就是讓-克洛德。無論採用什麼手段，需要她付出怎樣的代價，或是把別人怎麼樣，她都要為他們報仇。除此以外，她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什麼別的心愿了。她相信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跑跑腿，捎個信，或是偶爾在她的購物袋裡放一個塞有塑料炸彈的麵包；當然也不只是在咖啡館和電影院的炸彈爆炸後，站在街角眨眼示意。一般爆炸之後都會臨時調查過路人，但她只要扇扇她的長睫毛，撅撅嘴，就會被放行了。

  在小克拉馬爾事件之後，其中一個在逃的刺客在她布勒特依的公寓裡藏了三天。那三天對她來說是她生命中的重要時刻，但他很快就走了。一個月後刺客被捕了，但他對曾在她的寓所住過隻字未提，也許他忘了吧。但為了安全起見，她的基層領導指示她幾個月內不要再為「秘密軍組織」做任何事，等形勢有所緩和再說。一九六三年一月，她又開始傳遞消息。

  生活就這樣一直繼續，直到七月，有個男人來找她，她的基層領導陪著一起來的，對此人非常尊重。他沒說自己的姓名，只是問她是否願意為組織做一項特殊的工作。當然，這件事也許有危險，而且令人噁心。她的回答是：「沒關係。」

  三天後他們坐在車裡，停在一幢公寓的附近。那人指給她看一個剛從裡面走出來的男人，並告訴她這個人是誰，是什麼職位，還告訴她該怎麼做。

  七月中旬，她便和那個男子見面了，表面上看來很偶然。那天她在一家餐館裡，坐在他旁邊的座位。她害羞地沖他微笑，請他把他桌上的鹽瓶遞給她。他和她搭訕起來，她表現得含蓄而端莊。她的反應無疑是對的。她的莊重讓他很感興趣。似乎是無意間，兩人聊了起來，那個男子主講，她順從地回應著。不到兩個禮拜，他們之間就有了曖昧關係。

  她很了解男人，能夠判斷出他們的基本喜好。她的新情人早已對放蕩妖冶的女人感到厭煩了，而她則裝出一副害羞的樣子，體貼但純潔；表面上很含蓄，可又不時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胴體總有一天不會浪費。這個誘餌很有效。對這個男人來說，徹底征服女人才是最重要的。

  七月下旬，她的基層領導告訴她，他們應儘快開始同居。問題是這個人和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孩子住在一起。七月二十九日，他們全家去了位於羅亞爾河谷的鄉間別墅，而丈夫則因為工作被留在了巴黎。他的老婆孩子剛離開幾分鐘，他就打電話到美容沙龍，堅持要雅克利娜和他當晚在他的公寓共進晚餐。

  雅克利娜·迪馬一回到房間就看了一眼表。她還有三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儘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完美無瑕，但兩個小時也足夠了。她脫了衣服沖了個澡，然後在衣櫃門背後的全身鏡前把自己擦乾，看著毛巾滑過自己毫不情願的皮膚。她把胳膊抬高，讓自己那對有著玫瑰色乳頭的乳房高聳地挺起。不過它們絲毫沒有從前當她知道它們就要被弗朗索瓦握在手中時的那種期待著的欣喜。

  她無精打采地想著即將到來的夜晚，噁心得胃裡發緊。不過她發誓，無論他想怎樣求歡，她都會順從他的。她從櫥櫃的抽屜里拿出弗朗索瓦的照片，相框中的人還是用同樣調侃的微笑看著她。以前他看著她飛奔著穿過站台去接他時，總是那樣微笑著。相片中那柔軟的棕色頭髮，挺括的淡黃色軍裝，軍裝下那健碩的胸肌——很久以前她是多麼喜歡把自己的臉靠在那裡啊，還有那鋼製的傘兵徽章——她那發燒的臉貼上去感覺是那麼涼爽。它們都在那裡——用賽璐珞紙小心地包著。她躺在床上，舉著弗朗索瓦的照片。他從上面「看」著她，就像以前他們做愛時那樣看著她。他總是多餘地問：「我的小寶貝，你要嗎？」她也總是輕輕地耳語道：「是的，你知道的……」然後就開始了。

  她閉上眼睛，她能感覺他在她身體裡，又硬又熱，猛烈地抽動，耳朵里聽著他充滿愛意的低吼，還有那最後令人窒息的「來吧，來吧……」她從沒違抗過這個命令。

  這個月的最後一天，豺狼非常忙碌。他整個早上都在跳蚤市場，從一個攤位逛到另一個攤位，手裡拎著一個廉價的手袋。他買了一頂油乎乎的貝雷帽，一雙磨損得很厲害的鞋，一條不太乾淨的褲子，還有一件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以前的軍用大衣。他本來想找件輕一些的，但軍用大衣很少有夏季用的，法國軍隊的大衣用的都是毛呢料。不過這件太長了，他穿著蓋過膝蓋好大一截——這一點很重要。

  正要走出市場的時候，他的目光忽然被一個掛滿勳章的攤位吸引了。那些徽章因為年代久遠，都十分斑駁。他買了一整套勳章，還買了一本介紹法國軍隊勳章的小冊子，裡面有很多已經褪色的照片，說的是各種勳章在哪次戰役被授予或是何種事跡才能獲得這些勳章。

  在皇后飯店悠閒地享用了午餐之後，他拐了個彎回到酒店，結清了帳單，整理好行李。他把新買的東西放進他的兩個高級旅行箱的底部；又根據那本小冊子，把買來的那套勳章排成一排，從勇氣軍功章到解放勳章，再到二戰中為自由法國而戰的五次戰役獎章。他挑出幾大著名戰役的勳章：比爾-哈凱姆、利比亞、突尼西亞、D日以及菲利普·勒克萊爾將軍的第二裝甲師勳章，將其收好。

  剩下的勳章和那本小冊子被他分別扔進了林蔭大道路燈邊的兩個廢紙簍里。酒店前台的服務員告訴他，「北極星號」特快豪華列車將於五點十五分從巴黎北站出發開往布魯塞爾。他趕上了這班車，在火車上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抵達布魯塞爾時恰好是七月的最後一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