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要留清白在人間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石灰吟》

  一首以物喻人的《石灰吟》抒發了一代忠臣的一生所求，這首詩作于于謙十六歲時。當時的于謙因為從小耳濡目染岳飛的英雄事跡，所以也立志要做一個無愧於家國之人。巧合的是，于謙幾乎重走了一遍他偶像的路，于謙和岳飛兩人同封少保，同樣因為抵禦外敵入侵而名揚四海，同樣因為忠誠而獲罪，最後都是因此而死。

  我們每每讀到這兩位民族英雄的事跡，都會感慨一句「忠臣不得好報」，他們因為自身忠誠而身居高位，為國為民做出了卓越貢獻，也因為忠誠最後都沒有得到善果，在他們本應施展才華的最好年華時，離開了我們。

  對于于謙的一生，我們隨便找一找就能獲得非常翔實的資料。單從史書的記載去看一個歷史人物未免過於無趣，所以今天準備和大家從于謙的文學作品以及一部明朝的小說《于少保萃忠全傳》，結合于謙的生平來聊聊這位民族英雄。

  文天祥轉世

  我們普通人出生，都是母親十月懷胎，一朝呱呱墜地。作為民族英雄形象出現的于謙，在以他為主角的小說中，自然是要異於常人，進行一些藝術加工的。這些加工不僅是作者的想法，同樣也是那個時代的百姓對于謙的幻想。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部明朝萬曆年間的小說《于少保萃忠全傳》中，看到當時民間對于謙的一個想像。

  據說于謙是文天祥的轉世。民族英雄文天祥死後成了神，一直受到中華兒女的敬仰，而于謙的祖父就是這許許多多的人中的一個。于謙的祖父不僅是在心裡崇敬文天祥，更是把文天祥供奉起來。也因為這一層關係，在于謙的母親身懷六甲時，文天祥託夢給于謙的父親，說他願意作為於家的子嗣。於父夢到自己父親的偶像，哪還有不答應的，在夢裡便答應了下來，之後于謙便出生了。

  在這部小說中，不僅是開頭的描述，在文章的回目中也能看出作者的寓意，作者的這種想法，其實也是百姓的想法。小說中的于謙就是應百姓的願望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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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僅和于謙生前的行為相關，也是百姓對萬曆年間社會問題申訴無門的一種願景。

  小說中把文天祥塑造成了死後成神的形象，然後由神降生為于謙，這其實就是把于謙當成當朝的文天祥，是當朝百姓對于謙最真實也是最客觀的綜合評價。

  如此人物是如何長成的呢？

  民族英雄的早年

  于謙祖上世代官宦，據于謙之子于冕《先肅憨公行狀》及于謙同僚王直《侍郎於公墓表》記載，于謙祖上從八世祖開始，直到四世祖於夔，均在今山西、河南等地做官，五世祖於伯儀和四世祖於夔分別被追封為河南郡侯、河南郡公。曾祖父於九思曾拜杭州路總管，但到了父親於仁之時，「幼孤貧流落」，隱德不仕，於是作為長子的于謙，便承擔起了重振門楣的重任。

  只是這些書並不是以寫史見長，許多事情也是作者道聽途說，所以事實到底是不是如此，誰也不知道。但我們能從這些書中看到，于謙在整個中國都是有足夠高的人生境界。許多年後，于謙在《憶老婢》的詩中，也寫到了自己少時求學的經歷。而後在十五歲時考取了錢塘縣儒學生源，進入吳山三茅觀潛心學習，開始接受正規的儒學教育。

  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于謙還擁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特別是他從小就以古代的仁人志士作為學習的榜樣。于謙特別崇拜「宋末三傑」之一的文天祥，甚至將文天祥的畫像懸掛於房內。在其同僚葉盛的《水東日記》中就有相關記載，說是郎中張遂有一幅文天祥的畫像，後來將這幅畫送給了于謙，聽說于謙數十年如一日地將這幅畫像掛在屋內。可以說，于謙之所以如此珍視這幅畫像，其實客觀地反映了他是以文天祥作為自己的目標去努力的。

  另外像諸葛孔明這種被後世文臣所敬仰稱頌的忠貞名臣，也同樣是于謙欣賞和羨慕的對象。對于于謙一生的評價也可以稱得上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于謙自己寫過的一篇《過南陽挽孔明》中，于謙就曾表達了自己對諸葛亮的高度評價。甚至可以說，明代整朝對諸葛亮的評價都非常高，于謙受此影響，也成了萬千迷弟中的一人。

  于謙在多年儒學的教育和這些優秀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浸潤下，形成了高尚的人格和品質，成了儒家經世致用學說的貫徹者，隱含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積極入世的意識。他做官三十餘年，從監察御史到地方大員，直至成為朝廷支柱，一直夙興夜寐，忠於職守，對百姓具有寬厚愛民的仁心。

  鞠躬盡瘁

  于謙的政途開始於宣德初年的監察御史一職，因在位時言談舉止皆為上上品，時任都御史的顧佐對于謙欽佩不已。在朱高煦謀反時（史稱「高煦之亂」），于謙跟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樂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後，宣宗命于謙數落朱高煦的所有罪狀，事後得到了宣宗的獎賞。

  于謙因為在「高煦之亂」中的優異表現，被任命為河南、山西巡撫。在任時他為官清廉，秉直不阿，對當地的水災、旱災皆據實上報。于謙的清官形象在小說《于少保萃忠全傳》中被有意地誇張進行了許多藝術化的處理。這些藝術上的處理方式，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于謙出任地方官時政績卓著，在百姓心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于謙仕途真正的開始正是在出任地方官時，因為同時期的各級官員都以國家利益為先，以百姓社稷為先，才有了後世對這段時期「仁宣之治」的評價。

  正統年間，他曾上疏談論關於地方貧困戶發放糧食補助的問題，英宗朱祁鎮採納了他的建議。在地方上水災治理方面，于謙也是出力甚多，對於河南靠近黃河附近的堤壩決口問題，提出了實用的解決方式。正統初年，以「三楊」為首的官員對于謙非常器重，對于謙上報的奏章，當天就能批覆許可。可于謙「兩袖清風」的做派與當時的官場格格不入，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因為朝中有「三楊」的照拂，再加上于謙的政績斐然，當時朝中並沒有人會公然與于謙對立。

  可「三楊」陸續離開後，內閹王振開始干政，朝中沒有能與之抗衡的朝臣。王振對朝臣實行了高壓政策，以一點小事為由頭就能將朝廷大員下獄。于謙原本就是剛正不阿的性子，一直以來不願自甘墮落，得罪了許多阿諛奉承、貪賂行賄之輩。得罪了這些人，無論于謙有沒有過錯，都不可避免地會被安上「莫須有」的罪責，于謙便因此下了獄。但王振察覺到這次事件實在出師無名，牽強附會，便很快將于謙放了出來，但總不能直接官復原職，所以將于謙貶為了大理寺少卿。

  可這一決定惹得當時許多官員不滿，甚至傳到地方，地方百姓也不願意他們的「青天大老爺」受此不白之冤，便有許多官員得知此事後上疏諫言，希望能讓于謙官復原職。甚至明朝朱氏宗親中也有許多人持有這種想法。在巨大的壓力下，于謙還是官復原職，再任巡撫。

  北京保衛戰

  于謙一生最高光的時刻，也是成就其身後名的時刻，便是「土木堡之變」後的北京保衛戰。

  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因為邊防吃緊而調入京師的于謙，出任兵部侍郎。這時距離土木堡之變不過一年的時間，邊關將士多年未得訓練，軍餉又發不出來，在蒙古瓦剌的鐵騎下，明朝軍隊一觸即潰，完全不是蒙古鐵騎的對手。

  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王振的一意孤行下，發生了土木堡之變，皇帝朱祁鎮被俘。當時京師的留守官員大為震驚，一時間竟無任何辦法。負責監國的朱祁鈺召集群臣商量對策，一種觀點是放棄北京南遷。畢竟當時的明朝在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官員體系，所以贊同這種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並且這些官員都或多或少知道明軍如此不堪一擊的緣由，所以也不認為死守北京能有好下場。在他們心中，國家的利益始終不如國之根本重要。可當時參與決議的于謙認為那些持「南遷」想法的官員都應該被斬首，他舉出宋朝南遷國家國力江河日下的例子進行反對。朱祁鈺聽後，採納了于謙的意見。

  可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再有雄心壯志，再想力拒蒙古鐵騎，沒有兵將如何能敵？當時明朝北京的精銳部隊都被英宗帶往了前線，隨著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精銳部隊十去其九，京師中剩下的這點兵力哪裡是蒙古鐵騎的對手？再加上皇帝都被抓了，將士們的士氣也是跌到了谷底，就算有最精良的兵器戰甲，未戰先怯，哪裡還能上陣殺敵？

  于謙的策略則是「搬救兵」，他請求朱祁鈺發檄文給附近的順天府、應天府，還有河南、山東、南直隸，請求當地組織力量支援京師，于謙甚至請求將運糧軍也納入北京保衛之中。朱祁鈺沒有更好的辦法，便同意了于謙的策略，並且為了方便于謙統籌全局，當即就將于謙升為兵部尚書。

  這邊在緊急調兵時，另一邊發起了對王振黨羽的清洗。這不僅是官員間借勢打壓異己，同樣也是樹立個人威望的時刻，所以有很多官員都站了出來，聲討王振及其黨羽。時任錦衣衛指揮使的馬順是當年王振一手提拔的官員，在這種時候，見群臣都在對自己這些人進行聲討，便站出來叱責百官。那種國家存亡的危難關頭，個人情緒很容易就被激發起來，戶科給事中王竑帶頭沖了上去，眾人將馬順及毛貴、王長三人活活打死在朝堂。朱祁鈺嚇得面如土色，生怕這些暴怒的朝臣一個沒控制住，就對自己動手。這時又是于謙站了出來，大聲勸阻各位同僚，現在正是國家危難之際，也是需要用人之際，馬順三人是罪無可恕，理當受死，但就不要再牽連更多了。百官在于謙的安撫下，便停手沒再有什麼過激舉動。

  「國不可一日無君」，在朱祁鎮被俘的消息傳來後，對於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皇帝由誰來做。而兵部尚書于謙，作為當時的實權派人物（北京僅剩不多的軍隊基本上全歸于謙統領了），他屬意誰至關重要。于謙對當時的兩個候選人做了一下比較，一個是監國的朱祁鈺，另一個就是朱祁鎮之子後改名為朱見深的朱見浚。這兩人各有優劣，先說朱見浚，他是明朝正牌皇帝朱祁鎮的兒子，而且是朱祁鎮唯一的兒子。根據明朝皇位傳承的祖制，朱見浚登基本不應該有問題，但朱見浚最大的劣勢就是實在太小了，才兩歲多，即使強行冊立也不過是一個傀儡；再說朱祁鈺，他是皇帝的親弟弟，先帝朱瞻基僅有的兩個兒子之一，此時他已經成年，最重要的是他已經監國了一段時間，處理政務的能力還不錯。所以于謙思索再三還是覺得這種情況下，國有長君是社稷之福。

  于謙想得很好，但朱祁鈺這邊卻出么蛾子了，朱祁鈺不想當皇帝，不是裝的，是真心的。在朱祁鈺看來這時候做皇帝就是往火坑裡跳。首先，瓦剌大軍壓境，北京保衛戰結果如何還很難說，一旦城破，自己這個皇帝的下場必然很慘；其次，如果運氣好打贏了，那麼朱祁鎮回來，皇位還得還回去（注意這個時候的朱祁鈺還沒有品嘗到皇權的滋味），到時候皇兄能容得下自己這個做過皇帝的皇弟嗎；最後，孫太后當時已經搶先冊立朱見浚為太子，也就是說即使自己當了皇帝，皇位最後還得還給朱祁鎮一系，自己只是給朱祁鎮打工的。所以無論怎麼考慮，在朱祁鈺看來這時候當皇帝都是一個賠本買賣。

  對於朱祁鈺的這個想法，于謙是十分明白的，但所謂形勢逼人，已經不是朱祁鈺個人想法所能左右的了。因而于謙多次聯合上書，曉以大義告訴朱祁鈺以及不願意朱祁鈺登基的孫太后，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朱祁鈺是唯一合適的人選。最後于謙更是在朝會之上發出那句振聾發聵之音，他大聲告訴朱祁鈺以及眾大臣，「現在已經到了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舉國上下都應當以國家大義為先，哪裡還能有個人的小九九，國家要是都亡了，大家如何有面目下去見列祖列宗」。正是這臨門一腳，踢醒了所有人，朱祁鈺在半推半就之下答應登基，為景泰帝。

  隨著蒙古的步步緊逼，如何防守就成了當時的最大問題。已經再次晉升為提督的于謙命各路將領統率十二萬兵馬分守北京九個城門，他自己則和石亨，帶著副總兵守在正對蒙古大軍的德勝門。如此奮勇當先的膽魄，鼓舞了三軍士氣，之後下達軍法，規定「臨陣將領不顧部隊先行退卻的，斬將領；軍士不顧將領先退卻的，後隊斬前隊」。又在紀律上斷絕了將士臨陣脫逃的想法。

  民心所向

  這次保衛戰最終以蒙古撤出關外而獲得勝利。于謙作為這次保衛戰中最大的功臣，被加封為「少保」，官至從一品，能協助皇帝處理國事政務。于謙雖然想拒絕，但朱祁鈺並沒有應允。

  在之後迎回朱祁鎮時，景泰帝內心其實是不願意的，于謙勸景帝，不要擔心，既然你已經坐上了這個位置，那就不會再發生什麼了，迎接朱祁鎮只是為了道義。朱祁鈺只能點頭稱是，同意了迎接朱祁鎮回朝的想法。這段話是史書記載，史書是後世所寫，至於是不是為了給之後于謙身死找一個藉口，那就不知道了。畢竟從後來的事情來看，朱祁鈺登上皇帝寶座後，坐得越來越有滋味，即使在朱祁鎮回來後，貪戀皇權的朱祁鈺依然不願還位於朱祁鎮，甚至將其囚禁起來，後來還廢去了朱見浚的太子之位，皇位似乎再也跟朱祁鎮一系無關了。對於這件事，當朝的大臣都迫於壓力，同意了朱祁鈺的決定。于謙一向秉公辦事，朱祁鈺曾經為了換太子賄賂過大臣，但不包括于謙，可見朱祁鈺也知道于謙是不可以收買的。但于謙也沒有反對這件事，因為朱祁鈺根基已穩，如果在這件事上堅持下去，以于謙當時的地位，或許能夠產生影響，但無疑會使好不容易安穩下來的明朝重新動盪。另外朱祁鎮本人與于謙也沒什麼交情，朱祁鈺治國能力不錯，又懂得重用于謙，多方考慮下于謙也犯不上為朱祁鎮出頭，於是迫於壓力，在這場「皇位保衛戰」中，于謙做出了利於自己的選擇。

  可是這件事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後來朱見濟過早夭折，一批官員便勸朱祁鈺恢復朱見浚的太子之名。有人支持，必然就有人反對，可于謙在這種大是大非面前卻猶豫了，他既沒有支持，也沒有表示反對。如此搖擺的心態，也為之後被政敵攻擊他留下了口實。皇位的誘惑不僅是對景泰帝，對朱祁鎮也是如此。曾經風光無限，現在只是名義上的「太上皇」，兩相對照，朱祁鎮根本不願面對這種局面。朱祁鎮的復辟也就成了必然。

  我們說過很多次，歷史不容假設，朱祁鎮並沒有等到朱祁鈺的死亡，就在石亨和曹吉祥等人的簇擁下發動了「奪門之變」。朱祁鎮重登帝位後，賞功罰過，石亨和曹吉祥等人誣陷于謙，稱他要另立太子，圖謀不軌，于謙的名字就這樣被擺在了英宗的面前。

  朱祁鎮畢竟還算清醒，他知道于謙於社稷是有大功的，因此朱祁鎮一時很是猶豫，遲遲不能下定決心。最終在徐有貞的建議下，朱祁鎮接受了如果不處死于謙，不清算擁立朱祁鈺登基的主要官員，自己的復辟則名不正言不順的觀點，才痛下決心同意處死于謙。

  給于謙定的罪和岳飛的「莫須有」很像，只以「意欲」二字便定了罪，判了凌遲。于謙死後，他的妻子被流放，兒子于冕被發配至山西龍門。于謙被殺，天下人都認為是冤案，都督同知陳逵為于謙收斂遺骸，第二年安葬於杭州。朱祁鎮的母親孫太后聽說後，也是悼念數日。

  在小說《于少保萃忠全傳》中，于謙和王文受刑時高喊出「以莫須有效奸賊秦檜之故套，誣陷某等於死。天乎昭鑒！」在史書中對於這件事，也是以類似的口吻「死之日，天日如驟變，陰霾四塞，天下並冤之。」來表述百姓對于謙屈死表示的不滿。朱祁鎮造成的後果，自己不願更改，于謙的平反便落到了他的繼任者朱見深（朱見浚後來改名）的身上。隨著陸續有官員上疏，于謙案在成化年間得到了昭雪。于謙的兒子于冕、於康獲釋回到了老家，恢復了于謙生前的官職，故宅也得御筆親題「忠節祠」。

  弘治年間，追贈于謙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誥祠額，諡號「肅愍」，並為于謙雕塑銅像，春秋兩祭。

  嘉靖年間，又將于謙配享功臣廟，與開國功臣劉基等一起祭奠。

  萬曆年間，認為「肅愍」不能彰顯于謙的忠貞功德，改諡號為「忠肅」，子孫世襲。

  後世對于謙多為讚譽，稱頌他的清廉，正直。于謙的品格確實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但他身死的遭遇也同樣值得我們所有人思考。雖然在憲宗即位後便為于謙沉冤昭雪，但無論是誰，都會為于謙的下場感到不值和惋惜。

  于謙的能力毋庸置疑，臨機應變的反應也是當世罕見，能在國家危亡之際頂住層層壓力，穩住百官，調兵遣將，嚴肅紀律，整頓軍防，種種表現都能說明于謙是一個忠臣，還是一個能媲美文天祥、岳飛這樣有能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大忠臣。

  但他對於自己的遭遇實在是認識不足。

  這可能嗎？

  其實，于謙的能力和他的政治嗅覺，不至於讓他完全沒發覺身死前政敵對他的敵視，但如果于謙真的提前出手，率兵鎮壓徐有貞等人的政變，然後呢？朱祁鈺的身體註定無論有沒有朱祁鎮復辟，他都活不長了，等他一死，大明的皇位怎麼辦？朱祁鎮復辟，復立朱見浚，還是迎立外地藩王，甚至于謙成為把控大明的權臣，無論是哪種選擇，都會導致一場新的腥風血雨。後世更傾向於認為于謙在最後是捨生取義，為了國家的平穩，擔下責任，以一己之軀，成明朝太平。

  如果站在這個立場去看于謙，則只剩下敬佩。

  可于謙的很多決定又並非一意謀國，在最後立儲的問題上，他選擇了妥協，選擇了保護自己的性命，選擇了眼前的安穩。

  如果站在這個角度看，于謙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一個和我們一樣，會搖擺、會糾結的一個人。

  于謙的功勞是極大的，他本人則是極偉大的，「切扶大廈之將傾」這種前朝文天祥都沒能做到的事情，他不僅做到了，還做到了盡善盡美，這種能力和取得的功績，是之後那些瑕疵所不能掩蓋的。

  于謙死了，朱祁鈺也死了，該死的不該死的都已經死了。重新登上皇位的朱祁鎮會何去何從，這一次他還是會像以前那樣昏庸嗎？那些苦難是否成就了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