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睿智且品德高尚，其傳記同樣精彩深刻。所羅門散發著耀眼的光輝，他是以色列王國最富庶、最遼闊時期的偉大英雄。作者們不吝筆墨地大肆描寫這位國王堆金疊玉的財富，字裡行間卻滲透著悲傷，因為以色列隨後就墜入了黑暗的深淵。當記錄者回顧這段猶太人的繁盛時期時，筆端流露出的遺憾再明顯不過。不僅如此，所羅門這個傳奇人物的性格，就如現實中的人們一樣，有矛盾之處。他很聰明，流傳於世的格言有十分之九出自他手，後來歸在他名下的箴言不計其數。即使不算這些，他也可以說是智慧的典範。然而與此同時，他也很愚蠢，至少在年老時是這樣的，因為他受到女人的蠱惑而陷入偶像崇拜[29]，將一個有缺陷的王國留給後世。他的直系繼承人的能力比不上他自己和他父親大衛的能力。

  伴隨著當時王國的衰落而出場的，是最暴躁的先知以利亞及其門徒以利沙。他們創造了奇蹟，時而像當年的摩西一樣分開約旦河水，時而像救世主彌賽亞一樣復活死者、增加寡婦的食物。但他倆都不是非常受人喜愛的角色。由於未能成功勸導人們堅守信仰，他們變得睚眥必報。對偏離正道的國王進行懲罰是可以理解的做法，但是，僅僅因為四十個孩子嘲笑以利沙就對他們進行血腥屠殺——如果這些描述不是比喻的話——真是慘無人道。希伯來的歷史學家顯然沒有試圖美化或者解釋歷史人物犯下的錯誤，即使對方是英雄或者先知。正因為如此，他們寫下的散文才會擁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們必須記錄的歷史確實是痛苦的悲劇，除了兩三位像希西家和約西亞那樣的明君，大多數君王一代不如一代。耶路撒冷陷落在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手中後，猶太人遭到囚禁和流放。以色列的黃金時代終結了。

  《歷代志》上下兩篇記錄了前面各篇中平行發生的事件，接下來的兩篇是《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敘述猶太人從巴比倫返回並且重建耶路撒冷的歷史。這兩篇本該和《以斯得拉書》——《以斯拉記》的另一種形式——放在一起閱讀，但是出於一些複雜得難以解釋的原因，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被扯斷了，《以斯得拉書》歸入次經。經歷了災難和昏君後，這些篇章讀起來相當令人振奮。尼希米和以斯拉是建造者，他們建造的都稱得上是大規模工程。尼希米重建了耶路撒冷城的實體，而以斯拉公認的功績是通過重寫失落的法律而重建了耶路撒冷城的精神。他領著五位書記官在四十天內寫完了兩百零四本書，無論這事是否屬實，都是書籍歷史上最美好的故事。

  讓我們重申一次：任何文獻在史實以及宗教意義方面的問題，都是神學家與歷史學家們的事情。我們的興趣在於廣泛意義上的文學品質。我們雖然無法將不同方面的興趣完全割離，但可以有所側重。我們當然有理由充分肯定《以斯帖記》的文學價值，它也許可以被視為早期的歷史傳奇類作品——這裡沒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對於猶太人，以及幾乎將希伯來《舊約全書》全盤接受的基督教徒來說，《以斯帖記》很神聖，因為它讚揚了一位嫁給波斯國王的猶太王后的智慧與美貌。以斯帖和養父末底改粉碎了奸臣哈曼的陰謀，使猶太人免遭毀滅。為了紀念這一功績，猶太人至今仍然慶祝普林節。這個故事無論是神聖的還是「褻瀆」（此處指的就是這個詞的本義）的，都是動人心魄的。圍繞一位漂亮、聰慧女子展開的奪命陰謀與反擊計劃，絕對是豐富多彩的傳奇素材。《以斯帖記》的敘事手法直接而簡扼，不論是出於文學藝術的需要，還是無意而為之，它確實簡扼到——用那句熟悉的話來形容——「留下了許多想像的空間」。

  《以斯帖記》有一個姐妹篇：《朱迪斯記》。在希臘文和拉丁文版本的《聖經》中，它被排在《以斯帖記》之前，但是在英語的新教《聖經》中，它歸入了次經。我們這些純粹的文學愛好者完全可以緊跟女士們的步伐，尤其是這場冒險簡單到只需要從一本書換到另一本書。但朱迪斯的冒險並不簡單，刺激而驚悚。她魅惑赫羅弗尼斯，並且趁他醉酒的時候割下其頭顱，全過程構成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雖然「小說」這種文學體裁是現代才出現的，但描述陰謀和人物的敘事散文古已有之。

  《聖經》中最具感染力的戲劇性敘事散文是《約伯記》，其中的人物與環境對抗，與邪惡、災禍對抗，並且最終因堅定不移的耐心和信任獲得救贖。那真是一場以人類、魔鬼與上帝為主角的大戲。而且，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版本之前，歷史上可能有過一個更恢宏的戲劇版本。這個早期版本是由已故的莫里斯·傑斯特羅發現或者推測出來的。聖經學者們孜孜不倦地鑽研並不在我們這本書的考量範圍內，但傑斯特羅的想法大大增加了《約伯記》的戲劇性。他認為約伯原本與撒旦、路西法或者普羅米修斯一樣，是可怕的天國叛徒，而且不論遭受多少磨難，都不肯降服。他的背叛是如此褻瀆神明、離經叛道，以至於後世的抄寫員對這個故事進行了柔化，把他的人設改寫成雖然一直經受苦難，但依然堅守信仰，最終獲得獎勵，幸福地度過晚年。

  無論這種解讀的歷史基礎如何，《約伯記》的詩歌和人文價值顯而易見。如今我們看到的故事是逐漸往傳統的幸福結局發展的：約伯獲得了財富和更多的兒女，補償他在試煉初期被奪走的孩子們。可是這種補償，不論是在人性還是戲劇性方面，都是一種軟弱無力的手段。孩子——七個兒子和三個「漂亮」的女兒——並非綿羊、駱駝、牛和驢，不是數量多就可以補償的。父母會懷念最早被奪走的那些孩子。當現有版本的這場戲劇落下帷幕時，人們會覺得它的結尾太過於追求圓滿。不過將它拆開來看，裡面的詩歌一篇接著一篇，直到最後一章，隨便翻開一頁，你幾乎都能找到一個金句。

  現在，當我們離開《約伯記》去讀《詩篇》時，應該對《聖經》中的詩歌說幾句話。會說希伯來語的人告訴我們，原文的美感是無法在另一種語言中體現出來的。他們也許說得對，因為任何嘗試過將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人都知道，詩歌如同奇異的液體，在不同形狀和質地的盛具之間傳遞時，必定會有潑灑。但我們有理由相信——許多以希伯來語為母語或者第二母語的學者也相信——繼承了英文版《聖經》的我們非常幸運，我們雖然因無法閱讀希伯來語版本的《聖經》而有所損失，但因身為以英語為母語的民族而得到許多收穫。

  

  我們只要回顧一下《聖經》流傳到我們手中的過程，就能明顯地看出我們為何會有這些收穫。《舊約全書》是用希伯來語和另一種閃語族分支——阿拉米語——寫成的。公元前的某個時期，它被翻譯成希臘語，名為「Septuagint」，源自拉丁語的數字「七十」，按照傳統理解，翻譯工作是由七十位學者完成的。它還有拉丁語版本：傑羅姆在4世紀時完成的拉丁文譯本被稱為「Vulgate」，意思是「被出版的」或者「廣泛流通的」。經過修訂後，這個譯本成為羅馬天主教教堂里的官方版本。17世紀前，《聖經》有好幾個英譯本，既有完全翻譯，又有部分翻譯，其中最重要的是16世紀時的威廉·廷代爾的譯本。廷代爾是一位傑出的學者，精通希伯來語、希臘語和拉丁語，還是著名的英語作家，寫作風格莊重而又親民。他的個性至今仍然鮮活地體現在現今英文版《聖經》的字裡行間，而《聖經》當然影響了現代所有英語作品，即使語調或者題材似乎與之相差甚遠的作品也不例外。所以，他是實至名歸的英語散文之父。

  到了17世紀初期，在詹姆斯國王的命令（或者說批准）下，官方進行了《聖經》的翻譯，群策群力，製作出一個豐富多彩、富有詩意的散文版《聖經》。當時很多虔誠的英國人都相信，主對這個項目特別眷顧。眾多來自大學和英語教堂的最優秀學者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精誠合作。他們掌握了以前所有語言、所有版本的《聖經》，因而能夠運用全部古老語言的資源。他們對希伯來語、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詞彙和韻律深有體會，因此能夠在不破壞原本結構和特點的前提下擴充英語的語言。

  時機已經成熟。英語這門語言正處於恰當的階段，為了翻譯充滿詩歌藝術和響亮預言的篇章而向前發展。因為，當時正是詩歌的偉大時代，是莎士比亞的時代。那時候的散文靈活而莊重，自由而穩固，尚未像後來的18世紀那樣受到現實主義的約束。在伊莉莎白和詹姆斯的寬鬆時期，幾乎每一位散文大師都在用聖經式英語寫作，或者反過來說，每一個《聖經》譯者都在用伊莉莎白式英語寫作。

  因此，即使希伯來語或者希臘語、拉丁語的某些美感和意境未能體現在英語版本中，我們也十分確信欽定版英語《聖經》擁有其獨一無二的優點。事實上，有好幾位同時熟悉古代版和現代版、學識淵博的批評家曾大膽地宣布：在所有版本當中，我們的《聖經》是一部文學傑作。

  讓我們再一次強調「文學」這個詞吧，因為我們並不擔心準確度問題，後來19世紀的英國、美國學者們所給出的修訂版無疑已經解決這個問題。很多並非守舊派的讀者其實更喜歡「欽定版」中的某些措辭，而不是「修訂版」。比如，「信念、希望與慈愛」是一串優美的詞語，不能簡單地用跳動的單音節詞「信念、希望與愛」代替。修訂者們說，詩篇作者想表達的不是「我要彈著琴對你唱歌」，而是「我要對你彈琴」。也許是吧，可是，詩人確實在彈著豎琴唱歌，「唱」就是要繼續歌唱下去，勝過過去與現在的所有學術權威。

  我建議，將英文版《聖經》里的所有重要篇章與法文版（甚至路德喜歡的德文版）的相應篇章進行對比。我雖然是個美國人，但提出這個建議並非出於民族主義，也不是因為自己只熟悉一種語言而導致認知受到局限。我只想提出建議，不是要爭論。

  英語天才們雖然對希伯來語天才們的精彩作品做過一些修飾或者改寫，但並沒有嚴重削弱或者錯解原版的精神。而且，正如《聖經》不止一次告訴我們的：重要的是精神，而非文字。譯者們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舊約全書》的核心詩篇《約伯記》《詩篇》《箴言書》《傳道書》《雅歌》集中了華麗的句子。它們猶如盛滿蜂蜜的蜂巢，充滿比喻，文字的旋律——不論譯文是否準確——如同精選的銀器一般美妙。

  「我的良人哪，求你快來，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雅歌》在這優美的旋律中結束。讓我們翻開下一頁，來到一長串嚴肅的先知書中的第一篇：《以賽亞書》。雖然先知書里的字句抒情，但其內容很少討人喜歡。以賽亞當然並非第一位先知。預言最早開始於摩西，隨後的先知們代代相傳，至少傳到了以利亞。而以利亞的衣缽似乎不僅傳給了以利沙，還傳給了後來以色列的每一位預言者。那是暗黑的衣缽，將陰暗與信仰奇特地交織在一起。先知們最擅長義正詞嚴地譴責人民的罪行，一邊威脅要對他們降下神罰（其實他們已經受過很多懲罰），一邊勸誡他們要信神。不論是憂鬱、厭世，還是熱情、崇拜，先知們總是充滿詩意。神賜的預言能力意味著能言善辯，而發布預言似乎要遵循某種傳統的格式，因此先知們需要在某個文學學院裡跟老師學習。有時候，這種格式明顯與現代任何一位成熟詩人的作品一樣從容、自我。舉個例子，《以賽亞書》各章開頭的那些令人難忘的句子「唉！古實河外翅膀刷刷響聲之地」「論海旁曠野的默示」「論異象谷的默示」[30]，多麼動聽啊！不論原文如何，它們都不可能是偶然之作，必定出自文學修養很高的詩人之手。

  這種特性以及很多其他特性，適用於所有先知書。但是，即使我們這本書只是一次簡略的調查，我們也必須記住，在《聖經》各個不同的篇章背後，是一個個獨立的人，他們之間或多或少都有差異，雖然他們的作品後來都經過牧師的修改，但他們的個性仍然留存。儘管在我們的英文版《聖經》中，原本各有特點的先知書全部被修整成統一的風格，但作者的個性差異並沒有被抹殺掉。

  以賽亞，最高貴的先知，既是審判官又是撫慰者。他譴責奸邪，讚頌永恆耶和華的力量以拯救耶路撒冷，並最終見到彌賽亞的異象。他性格嚴苛但又滿懷希望，形成感情上的強烈對比。《以賽亞書》的結尾猶如一段逐漸增強的交響樂般雄渾。有些學者相信，以賽亞身上的矛盾說明作者不止一人，並且用許多有效的證據證明他們的觀點。我們就讓他們爭論去吧。從藝術的角度來看，沒理由不允許才華橫溢的詩人感受並且表達多種多樣的情緒。如果說，很久以前的猶太編輯和抄寫員們是用許多原本互不相干的材料拼湊成了以賽亞，那麼，他們的技巧真是非常高超，創造了《舊約全書》當中最精緻的一件作品。

  四大先知中的第二位是耶利米，他雖然不如以賽亞那麼威嚴，但同樣熱情，也有獨特的辯才。他從猶太人遭到囚禁前（那正是猶太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開始發聲。耶路撒冷陷落後，他遭到囚禁和流放，導致他悲觀厭世。據說，他創作了《耶利米哀歌》，那濃濃的哀傷令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了「jeremiad（悲嘆）」這個詞的意思。不過，《耶利米書》中所描述的悲觀情緒，並沒有《耶利米哀歌》那麼濃重。這位先知並不是單純地怨天尤人，還起身反抗腐壞的國家，反抗在書記官的手中淪落到只剩空洞形式的宗教。那場起義中誕生了一個精彩的理念：即使國家衰亡，國家與民族所信奉的耶和華之間的聯繫斷絕，仍然有一種更加牢固的力量留存世間，那就是，神與個人之間的聯繫。這一理念成為文學上全新的發展方向，直接促成了《新約全書》的誕生。「（耶和華說）我必將你們從一城取一人，從一族取兩人。」[31]新的契約是神與信徒之間訂立的。這個理念至今仍然是千百萬人信仰的基石。而它的創始人，憂鬱的耶利米，就這樣成了先知。這位精力充沛、性格暴烈、將隱喻當作武器的男子，原來是一個最大的夢想家。緊跟在《耶利米書》後面的那篇憂鬱動人的《耶利米哀歌》，其實並非他的遺言。耶利米真正的遺言將會在保羅的《羅馬書》中再度出現。

  第三位先知以西結也是一位夢想家，喜歡異象和寓言。《以西結書》中有很多構思精巧的比喻。寓言一直是傳達宗教理念最常用的載體。以西結是寓言藝術大師，也是啟示文學的先驅。「啟示」的意思是揭示隱藏的含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約全書》的終篇《啟示錄》。在真正的詩人手中，啟示文學非常有效。以西結用一棵樹枝折斷的腐朽雪松代表埃及的墮落國王，這比宣稱法老其實始終都是由凡人假扮的做法更具悲劇色彩。一件事物被偽裝成（不是主動偽裝成）另一件事物時，反而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這是詩歌藝術的本性，是想像能力的本性。不過，以西結並沒有將所有的思想都隱藏在神秘的車輪和煙霧之後。他也可以卸下重重偽裝，像耶利米一樣用直白的語言表達鞭笞式的指責和道德訓誡。從總體上來說，他是先知中思想最複雜、見解最獨特的一位。

  四大先知中的第四位但以理，最愛冒險，也最受歡迎。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當中起名叫丹尼爾[32]的男孩數量，比所有叫耶利米、以西結、何西阿的男孩加起來的數量都要多，與叫大衛、約瑟或者塞繆爾[33]的男孩數量至少旗鼓相當。《但以理書》雖然篇幅短小，但記錄了很多故事。至於這些事情究竟是發生在猶太人被囚禁期間的一位巴比倫居民身上，還是發生在尼布甲尼撒二世化為塵土數百年後的某位作家的想像中，我們就不需要太過較真地考究了。這一篇的目的是安撫並鼓舞猶太民族，並且用非常簡單的方式達到這個目的。但以理是一位先知，能夠解讀異教法師無法解釋的夢境。憑藉這種天賦，他成為異國的朝中權臣。他被投進獅子的巢穴，身上卻沒有受到任何傷害。他的三位好友被扔進烈焰熔爐，同樣完好無損。這種誇張的情節是為了展示猶太先知的卓越能力和神的力量，說明兩者能夠將猶太民族從敵人的手中拯救出來。以西結的異象複雜難懂，但以理的異象卻像童書那麼清楚明了。他用單純、直白的方式解釋自己和國王的夢境，除了國王及其手下的職業預言家，每一個人都能看懂。但以理就像是第二個約瑟，他們兩人都憑著自己的智慧和神的愛護在異國朝廷中獲取了高位。

  接下來一直到《舊約全書》結束，是十二篇小先知書，篇幅很短，毫無趣味，因為書中大部分的說法已經在前面幾篇當中更全面、更有力地闡述過了。但是這些小先知也很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大先知的思想其實是從他們這裡學來的。我們要記住，《舊約全書》各篇並非嚴格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阿摩司和何西阿都是早期的先知，他們是開路的先鋒，是後世作者的指路明燈。阿摩司也許是最早一位直接或間接地命人將自己的話語記錄下來的先知，他最早意識到，寫下來的預言與口頭教導同樣有用。

  雖然何西阿留下的語錄不如以賽亞或耶利米的那麼豐富多樣，但是他的思想與那兩位的一樣深刻。他和耶利米一樣經歷過絕望與希望、憤怒與信任的感情衝突。這些衝突正是《舊約全書》的核心所在。把他歸入小先知的名單中，並非因為他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過，其他小先知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大多數確實不太重要。在離開他們之前，我們必須說一下其中的一篇，以四章的篇幅講述了約拿神奇而又意味深長的故事。約拿被投入大海，隨後被大魚（《聖經》沒說那是「鯨魚」）吞下，最後被吐出來，落在陸地上——這是一個家喻戶曉的神奇故事。這個故事與但以理的某些事跡一樣，以象徵性的冒險表述預言。約拿代表著被吞噬的以色列民族，因神的雅量而被送回陸地，或者說，得到了重生。所以，約拿的故事含意深遠。它和很多其他故事都表達了一個理念：不僅僅以色列，全人類都可以重獲新生。目前看來，這個理念在《聖經》中最後發展成了基督的故事：《新約全書》。

  通往《新約全書》的道路有很多條，全都足夠寬敞，能容下數不清的朝聖者。讓我們通過傳記這條康莊大道接近它吧！《新約全書》是人類真實歷史或者虛構歷史中最重要人物的傳記。在基督教國家裡，再沒有哪個故事獲得過如此廣泛的閱讀、朗誦或討論了；在宗教歷史或世俗歷史中，再沒有哪部編年史能夠影響如此多的人了。就連其他對基督教信仰持中立或者敵對態度的人，對這個故事至少也知道一些梗概，因為它已經滲入所有歐洲國家的生活與文化中了。

  耶穌的故事記錄在《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四篇福音書以及隨後補充的《使徒行傳》中，但這些內容其實只是一個梗概。全部福音書加起來的篇幅很短少，如果去掉每篇里重複的詞句就更少了。身為和平之子，傳記卻如此簡潔，與後世某些政治家、大將軍那些長篇累牘的傳記相比，真有一點兒諷刺的意味。使徒及其直系子弟也與他們的主一樣，首先是週遊四方、靠口舌啟發和勸導人們皈依的傳教士和老師，其次才是作家。就連保羅——最博學的耶穌教誨解說者——寫出的書信也像是文字版的布道辭，只是由於他當時沒空去參加集會或者探望收信人，為了布道才寫下來的。

  耶穌受難許多年後，有一種文學蓬勃發展了起來。它們當然沒有被納入《聖經》，但是從教父[34]時期開始，直到19世紀末期，不斷湧現出大量作品。後世的作家根據《新約全書》以及其他《聖經》以外的材料，試圖復原一個連貫的基督生平，減少歷史與社會背景，梳理或者解釋福音書之間的差異。法國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的《耶穌傳》是其中一次嘗試的結果，被公認為文學傑作。我只是拿它舉例子，並沒有冒昧地評估它的歷史價值的意圖，尤其是，書中的懷疑態度冒犯了許多基督教徒，因此它從純粹的文學領域落入了憤怒的紛爭之地，而我既沒有智慧又沒有意願去深究。

  面對眾多關於《聖經》的現代文學作品，我們大多數人只能粗略瀏覽罷了。毫無疑問，任何人只要有足夠的鑽研精神和耐心，就能從這類文學作品中學到很多知識。但我忍不住想起——此處絕無冒犯的意思——一位老牧師對一部嘔心瀝血而成的註解作品做過的評價：「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聖經》的光輝照耀著它。」雖然《聖經》中的記錄有殘缺，但正是這種殘缺，賦予每一位讀者用各自的夢想與猜測去填充它的權利。《聖經》中的故事雖然短小精悍，但多姿多彩、清晰明了。《聖經》當然是我們已知或者須知的所有情況的基礎。作為普通讀者，我們除非已經熟讀裡面的一字一句，不然沒有多少機會能深入學習其他源自《聖經》的文學作品。《約翰福音》的結語說：「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35]這話已經指出，能說的故事本來還有很多。至於那些是什麼故事，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而寫下來的故事，已經足夠。

  《新約全書》不僅僅是耶穌的傳記，也體現了耶穌的生命通過門徒和使徒得以延長。其中的佼佼者是保羅，他的重要性僅次於耶穌，如果沒有他的天賦，基督教徒也許永遠無法征服西方世界。從四篇福音書之後直到《啟示錄》之前的篇章，他都是主角。他是精神領袖。多虧了他的書信，我們不僅知道了他的神學理論和他對耶穌言語的闡釋，還知道了他的性格。他魅力十足，有勇氣、善言辭，有闖勁、善調停。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宗教和哲學觀點，但是你很難不佩服他的表達技巧，以及他在其他方面體現出來的膽量與精力。發生在他身上的神跡有可能是追隨者們為了突出他的形象而做的誇張的渲染。他本人除了心中的信仰，並沒有宣稱自己擁有任何力量。他一生的事跡都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很可信。舉個例子，他在亞基帕面前辯論時表現得機敏大膽，與他在書信中流露出來的性格相當吻合。在他寫給腓利門的那封簡訊中，一位應對困難時遊刃有餘、散發著魅力甚至幽默氣息的偉人形象表露無遺。我們很容易贊成亞基帕的話：「你這樣勸我，幾乎叫我作基督徒了。」[36]因為，很多聽過保羅勸導的人和追隨他的人，並不是「幾乎」，而是確實皈依了基督教。這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新約全書》以記錄聖約翰的《啟示錄》收官。這是一首神秘的詩歌，用迷人的異象和隱喻的象徵，匯成一個困惑的旋渦。很多人都想解開這個謎題，他們從詩歌角度和學術角度去解讀，付出的努力不比研究《聖經》其他任何內容少。可是不論是什麼版本的解釋，除了解釋者自己覺得滿意，其他人總覺得有所欠缺。最有趣的解讀之一來自18世紀的瑞典哲學家兼神學家伊曼紐·斯威登堡，主要針對《啟示錄》中所描寫的新耶路撒冷。啟示的細節必須永遠保持神秘，但它的主要意思——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是承諾一座新的聖城繼承或者取代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與《聖經》中的所有美好事物一樣，這座城市是為虔誠的信徒準備的，而無底坑仍舊張著大嘴等待不信神的人。火湖與在神光照耀下的金光閃閃的城市形成強烈的對比，散發著詩意與藝術的燦爛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