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引清軍入關的真相如何？

  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擊敗李自成，可以說是明亡清興中的轉折性大事件。如果沒有這一事件，李自成未必不能在山海關擋住清軍，之後中國歷史的走向可能完全不同。那麼，吳三桂究竟為什麼要引清兵入關呢？難道真是如一些文藝作品裡所說，是為了陳圓圓，「衝冠一怒為紅顏」嗎？

  很多人都知道，在崇禎時期，吳三桂是遼東總兵。但明末的遼東地區其實有諸多總兵，吳三桂只是其中一員，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他已經是僅剩的，同時也是官階最高的總兵。總兵之職，只有統兵權而無調兵權，因為遼東總兵只是個地區總兵，地區總兵的上司既有正二品的巡撫，也有一品的總督。所以，在被封為平西伯之前，吳三桂有兩個有調兵權的上司，分別是薊遼總督兼兵部尚書王永吉和遼東巡撫兼都察院右僉都御使黎玉田。

  崇禎十七年三月四日，崇禎帝下詔升吳三桂為平西伯，唐通為定西伯，左良玉為寧南伯，黃得功為靖南伯，並命令他們儘快進京勤王。其中唐通的軍隊投降了李自成，左良玉與黃得功等關內軍隊在之前的作戰失利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與大順軍交戰，在大順軍攻占北京城之後，也沒有前去救援。到了三月六日，崇禎帝接到奏報稱太原、寧武關、雁門關等地都被攻破，山西已經「淪陷」。此時，崇禎帝才明白，再不調關外軍隊勤王，北京城就保不住了，於是當天下詔：王永吉總督關外軍隊與吳三桂一起棄守寧遠，遷徙邊民，進京勤王。

  二十日，王永吉率領的遼東軍先頭部隊來到了離北京城還有數百里之遙的豐潤縣。而就在一天前，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已經攻陷了北京城。二十三日，王永吉在薊鎮盤山聽到北京的劇變後，開始返回。二十四日，已經抵達永平的吳三桂也得到了北京城淪陷的消息，於是一面派人回京打探詳細情況，一面繼續前行接應王永吉的部隊。二十九日，吳三桂的家將傅海山冒死從北京城逃出趕到了玉田，向吳三桂回報了北京城中發生的一切。至此吳三桂和王永吉終於確信了崇禎皇帝已經殉國，百官紛紛投靠李自成，而且大順軍還在北京城內拷掠追贓，就連吳三桂之父吳襄也遭到了拷打，吳家也被搶走五千兩白銀。這讓吳三桂大為震怒，於是他當場發誓：「君父之仇，必以死報。」

  

  四月初一，黎玉田收到消息稱清軍進駐了已被放棄的寧遠，且有南下的跡象，於是他派人通知了王永吉與吳三桂。王永吉和吳三桂在初五早上一抵達山海關，就與黎玉田、高第等人商議今後的去向，下午商議結束以後，王永吉決定聯絡史可法，讓其北上和遼東軍一起收復北京。就在當晚，李自成的招降使者唐通與左懋泰、張若麒也趕到了山海關。

  面對李自成突如其來的招降，眾人又商議了一番，決定拒降，要做「忠臣」，所以王永吉按原計劃南下聯絡史可法，等其北上後，吳三桂再率遼東軍西進，一起夾擊李自成，從而收復北京。為了拖延時間，他又派黎玉田為使者前去北京假意與李自成談判，要其保證不侵犯此時山海關眾人的利益。只是王永吉與吳三桂沒料到的是，黎玉田居然在北京城裡投降了李自成。

  黎玉田為什麼會投降呢？這是因為，遼東地區官位最大的原本是薊遼總督王永吉，其次是遼東巡撫黎玉田，最後才是遼東總兵吳三桂。但是，去年九月最後一次寧遠大捷後，原本只是寧遠總兵的吳三桂不僅升任遼東總兵，更是把遼東軍變成了「吳府兵」，只是在名義上還須受兩位文官的節制。吳三桂一介武人居然一躍超過了兩位文官，成了遼東的「老大」，王永吉和黎玉田反倒成了吳三桂的「幕僚」，而「幕僚」按照官位來說，王永吉是首席，黎玉田只是次席。黎玉田對於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心懷不滿。

  李自成的招降使團來了以後，與吳三桂同為伯爵又是舊識的唐通，不僅給吳三桂送去了四萬兩白銀，還帶去了家信，山東籍的張若麒和左懋泰也與曾是山東巡撫的王永吉是舊識，唯有黎玉田遭到忽視。而黎玉田在前往北京城談判時也意識到，一旦日後李自成知道自己此番是假談判，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條。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身為陝西人的黎玉田借著去北京城談判的機會投降了大順，並給李自成帶去了眾多情報，最終也間接促使了李自成發兵山海關。

  再說吳三桂與王永吉兩人為什麼會拒降。如前文所說，他們被北京城中發生的「追贓」事件激怒了，而且，如若投降李自成，還會觸怒山海關的當地官紳。要知道自明王朝開朝以來，山海關當地就囤積了大量的物資。如果遼東軍此時投降大順軍，就等於把這些物資白白送給了大順軍，這是山海關的官紳包括吳三桂本人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這就意味著會徹底激怒李自成。大順軍從陝西一路攻到北京城，大半個北方都抵擋不住，如果李自成真率大軍前來，區區一座山海關能在南方的援軍趕到前擋住大順軍嗎？

  因此，就在這一天，原屬遼東軍監紀同知的童達行向吳三桂提出了向清軍借兵為崇禎復仇的獻議，但是此事畢竟事關重大，借兵剿賊如果成功，吳三桂可以成為明代的申包胥、郭子儀，但是萬一成了石敬瑭，這個責任誰來負？

  說到底，此時身懷崇禎詔書的吳三桂在三月十九日以後就在事實上成了明王朝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但他只是個名義上的「平西伯」，缺乏政治經驗的他對這等大事根本茫然無知，必然只能諮詢他的「幕僚長」王永吉。而政客出身的王永吉則一邊與眾人商討，一邊等待消息。在五天之內，王永吉不斷接到北京城內官紳被「追贓」和清軍將要舉兵南下的消息。原本還只是想南北夾擊李自成的吳三桂與王永吉，在四月十日得到清軍南下的確切消息後，終於同意了童達行的獻議，在四月十一日以吳三桂的名義向大清發出了一份「請兵書」，希望清軍可以繞道長城西面三路夾擊李自成。同時，在北京以東至山海關一線發布昭文，內容大致為：「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試看赤縣之歸心，仍是朱家之正統。」

  王永吉在其中耍了個心眼，他只以吳三桂的名義提出「請兵」。如果事情成功，那身為幕僚長的王永吉說不定也能封個伯甚至更高的爵位，從而能成為申包胥與郭子儀；但若事情失敗，那成為石敬瑭的也只是吳三桂。換句話說，有功就是他王永吉的，有罪就是吳三桂的，此舉也能看出王永吉的確是個官場好手。更可恨的是，直到四月十七日，得知多爾袞改變了進兵路線以後，王永吉才以見史可法的名義去南方尋求援軍，而事實上，他是將所有的爛攤子留給了吳三桂。就這樣，吳三桂可以說是稀里糊塗地被賦予改寫歷史的機會，在即將到來的決戰中變成了大順軍與清軍舉足輕重的砝碼，也成了引清兵入關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