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節 判斷

  阿芬那留斯講了一對英國夫婦談論天使翅膀的故事。男人認為「天使有翅膀」這件事是可疑的，而女人認為這不可能。許多女證人使我想起了這個故事，我可以用它來解釋許多事。女人說「那一定是」，但又講不出理由；當她厭煩正在談論的事情時候會說「那一定是」；在感到困惑的時候說「那一定是」；當她不理解對手提供的證據時，尤其是當她迫切希望得到某樣東西時也會這樣說。而且，人們常常希望英國女人能直截了當地說出「那一定是」，但不幸的是，她們把這種態度藏在許多話里。因此，當我們想從女性那裡學習這種「概率科學」

  時，就陷入了困境。她們常常告訴我們很多令人驚訝和重要的事，但當詢問這些東西的來源時，得到的肯定是從「聳聳肩」到「滔滔不絕」。沒有經驗的法官可能會被這種肯定的表達欺騙，認為這種肯定一定建立在某些根據上，只是證人因缺乏表達技巧而無法說出這些根據。這種情況下，法官如果要幫助這種「無助的」的證人，就會說「當然你的意思是，因為……」或者「也許因為」等，如果女證人不是傻子，她當然會說「是的」。因此，我們「顯然」得到了有根據的斷言，而這些斷言的根據實際上不過是句「那一定是」。

  在涉及分歧、區別和分析的案件中，一般很少涉及女人提出的這些沒有根據的斷言。女性能夠很好地分析和解釋數據，一個人能夠理解什麼，就能成功地證明什麼。她們的困難往往在於一些綜合工作和漸進性活動，所以在這方面她們只是提出斷言。對這一特徵的少數觀察證實了這一說法。例如，拉菲特說，在醫學檢查中，女性做不了任何需要綜合力的事情。女人對男人的判斷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觀點，因為據說她們對微小的成功比對最大的努力印象更深刻。這句話沒有不公正，也不膚淺，其指出的問題與女人綜合力上的欠缺是相互平行存在的。因為她們能夠關注特定的事情，所以就可以理解一件事上的成功，但是要不斷獲得成效以達到成功則需要兼顧很多方面以及具有更開闊的眼界，這一點是她們不能理解的。因此，隨著懷疑程度的變化，女性言論中出現了奇怪的矛盾。比如，一名婦女今天知道了一百個犯人有罪的原因，當後來得知囚犯成功地製造了一些明顯的不在場證明時，她就試圖把一切轉到另一個方向。因此，如果起訴看似成功，辯護方的女證人往往對辯護人來說反而是最危險的。

  但在這裡，女性也是有局限性的，也許是因為她們像所有弱者一樣害怕得出最終結論。正如勒魯在《人性之書》中所言：「如果把罪犯留給女性，她們會在一開始憤怒爆發時把他們全殺掉，但等到這種憤怒平息後，她們會把罪犯全部釋放。」這種殺戮說明女性容易激動、動情，而且本能的正義感要求她們立即對一些惡行進行報復；而後面的釋放說明女性害怕為最終結果做出有力推論，也就是說，她們對真正的正義一無所知。「男人尋找理由，女人用愛來判斷；女人可以愛也可以恨，但沒有愛就做不到正義，也從未學會珍惜正義。」席勒也是這麼說的，而且，我們有多少次沒聽到女人在問，被告的命運是否將取決於她提供的證據。如果我們說「是」，她們通常會在提供證據時有所保留、扭轉氣氛和扭曲結果——我們必須永遠記住這種情況。如果你想從女人那裡得到真相，你必須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更重要的是什麼時候停止。正如一句古老的諺語：「女人在不知不覺中的行為是明智的，但在做出反應的時候就像傻瓜一樣」這需要牢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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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中的女人總在走極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正如現代作家所做的那樣，把女性智力上的弱點歸結於社會條件，這也許是正確的，正因為如此，女性的未來也許在於改變她們所處的環境。但就環境而言，女性還是極端主義者。

  就像黎塞留所說，最虔誠的女人也會毫不猶豫地殺死一個後患無窮的證人。最複雜的罪行往往是女性策劃的，而且其中往往摻雜著一些完全沒有目的的犯罪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時會對一種無法解釋的罪行找到解釋，這也許同樣表明，第一個罪行是女性犯下的。就好像她有一種墮落的快樂，一旦第一次犯罪就放棄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