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節 反射行為

  反射行為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人們預想的範圍。在洛策[65] 看來：「反射行為並不局限於日常生活中那些習慣性的、不重要性的事件。即便是一系列複合行為，包括犯罪行為，也可能通過反射活動的方式體現出來，例如在某個特定瞬間，對某些情感狀態的克制，針對特定妨礙的情感因素的持續累積，或者諸多變動不居的觀念的清晰性，始終處於缺位狀態。這些行為可能是自身意向的產物，並不是行為人的任何決定所致。法庭審理過程中充滿著各種陳述，這些陳述指向犯罪的實施過程，並且通常被視為除罪性理由，因為人們擔心這些陳述可能會影響裁決和可訴性的理念。單純認識到這些心理事實，可能會改變傳統的裁決結果，但影響力非常有限；這些案件之所以未能有所改變，在於沒有防止由意向向行為的自動轉變，這種轉變是有機體的自然現象，如同其他事物一樣，應當受制於意志的能力。」反射行為值得進一步研究。[66] 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證包括：眼瞼下垂、咳嗽、噴嚏、吞咽，以及所有下意識的身體行為；此外，還包括膝跳反射等情形。一旦發現其他類似的身體行為，並且經常反覆出現，也將成為下意識的行為。[67] 例如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如何辨別一個喬裝打扮的人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標準答案是：將一個小物件扔向其膝蓋位置，如果是女人，就會叉開雙腿，因為女人習慣於穿裙子，可以叉開雙腿用裙子接住物品；如果是男人，就會夾緊雙腿，因為男人穿褲子，只有夾緊雙腿才能接住物品。

  實踐中存在許多此類習慣性行為，我們很難區分哪些是反射行為，哪些是習慣行為。如果將前者視為單純的下意識行為，將後者視為持續的、有時甚至無意識的、長期性的行為，或可對兩者作出適當的區分。例如，我在工作時拿出一支雪茄，切掉菸頭，點燃之後開始吸菸，但對這些行為完全沒有意識，這種情況當然不是反射行為，只是一種習慣性行為。此類行為不屬於反射行為，只有那些在實踐中具有防衛性質的，才能被歸入反射行為之列。關於如何識別此類行為在犯罪學領域的重要性，只有個體的經驗才具有參考價值，因為一個人很難從其他人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我這裡介紹兩個相關案例。一天晚上，我途經一個人煙稀少的街道，碰到一個酒館，這時一個喝醉的人被推出來，直接撞到我的身上。就在這一瞬間，我朝著那個人的耳朵位置猛擊一肘。我隨即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當那個人嘟囔著說道：「裡面的人將我推出來，外面的人卻打我的耳朵。」我就更加自責了。假如我當時打破他的耳鼓或者將其打傷，就將成為一起刑事案件，大概不會有人認為這是「反射行為」，儘管我在當時就像現在一樣，確信我的行為就是條件反射。我當時並不知曉自己將要遭遇什麼事情，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我只是注意到，自己正在面對不友好的事物，於是就作出防衛行為，擊中了那個人的耳朵。當我聽到肘擊聲，感覺到手部的震盪，才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在我的學生時代，也曾遭遇類似的事情。我當時來到鄉村，在天亮之前外出打獵，在距離房屋一百多步正對面的位置，一個大球沿著小路滾了下來。在看不清它究竟是何物體，也來不及思考的情況下，我用隨身攜帶的登山杖用力擊中了這個球體，結果發現這原來是兩隻緊緊撕咬在一起的公貓，其中一隻還是我非常喜歡的寵物。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非常懊悔，但是我的整個行為完全是下意識進行的；由於我突然看到陌生事物朝我過來，就本能地想把它弄走。如果我當時造成了更加嚴重的損害，除非我的辯解得到認可，否則就可能需要對此承擔責任；但是，這種辯解在實踐中不可能得到認可，就連我也不認為這種辯解會得到認可。

  為了更深入地分析反射行為，我們需要考察特定的行為特徵，這些特徵自身可能並不具有典型的犯罪學意義，但卻能使得這種重要意義變得更加明晰。一種情形就是睡眠過程中存在的反射行為。我們在睡眠過程中之所以不再進行分泌，原因在於大腸中的糞便催生了直腸括約肌的反射行為，只有通過特別有力的壓力或者括約肌的有意放鬆，才能促使括約肌進入放鬆狀態。

  另外一種情形就是，即便是習慣性的反射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並未出現，尤其是面對其他極具吸引力的事物的情形。例如，當人感覺到疼痛時，反射性動作就是縮手，即便他被其他事物所吸引，未能注意到自己縮手的整個過程；但是，如果其他事物的吸引力十分強烈，以至於使他忘記了周遭的事物，那麼，外界疼痛的刺激就必須足夠強烈，以至於喚醒原本的反射行為。不過，人的注意力受到強烈吸引後，可能並未被其他事物干擾，以致習慣性反射陷入失靈。如果假定反射行為源自傳入神經的興奮反應，即感覺神經接收外界刺激，將之傳送到反射中樞，隨後將這種興奮反應轉化為身體行為（朗杜瓦[68]），那麼，我們就排除了大腦的活動。不過，這種排除僅僅涉及有意識的行為，只有當大腦始終處於有意識的工作狀態時，通過反射中樞的直接轉化才能夠成功實現，因此，在此種情形下，這種互動影響也是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不過，如果大腦通過其他強烈刺激發揮作用，就不能產生這種無意識的互動影響，反射行為也就難以實現。關於該問題，我有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性和說服力的例子。我的一個女僕拿出一個火柴盒，這個火柴盒的邊角粘貼著一張紙，她用拇指指甲沿著火柴盒的一邊撕掉了這張紙。由於火柴裝得太滿，或者撕紙的動作速度過快，火柴劇烈燃燒起來，整個火柴盒都被點燃。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女孩扔掉火柴盒的行為，既不是有意識的也不是本能性的；她被嚇得尖叫，但是仍然將火柴盒拿在手中。聽到她的喊叫，我的兒子從另一個房間衝出來，大聲向她喊「把它扔掉，扔在地上」，這時她才把燃燒的火柴盒丟在地上。在火柴盒燃燒的過程中，她一直用手拿著火柴盒，直到我兒子從一個房間跑到另一個房間。她的手被嚴重燒傷，持續治療了幾周時間。當我們問她，既然她的手被燃燒的火柴盒燒得劇痛，為何一直將火柴盒拿在手中時，她直截了當地回答：「我並沒有想到把它扔掉。」當然，她隨後補充道，當她聽到有人讓她扔掉火柴盒時，她才意識到這是最明智的選擇。這件事清晰地表明：恐懼和痛苦完全吸引了大腦的注意力，以至於當事人不僅無法有意識地作出正確選擇，甚至還無法形成無意識的反射行為。

  事實表明，脊髓的神經活動並不足以促成反射行為，因為如果它具備這種能力，即便大腦專注於其他事物，也能夠產生反射行為。考慮到脊髓神經活動不足以促成反射行為，大腦就必須在其中發揮作用。目前，這種差異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如果我們認為，大腦在條件反射時要發揮作用，就不得不評估其發揮作用的程度。因此，如果大腦活動本身值得質疑，其是否發揮作用也就成為問題。同理，如果我們認為，反射行為可以被視為犯罪的致因，就必須要特別關注其對刑罰幅度的影響。進一步講，鑑於反射行為具有司法價值，該問題值得認真研究，理由在於，極少有人聲稱：「這純粹是一個反射行為。」相反，他可能會說「我不知道這是如何發生的，」或者說「我只能這樣做」，或者他僅僅是否認整個事件，因為他實際上並不知道事情是如何發生的。無論從取證角度看，還是從有罪認定角度看，這些問題的複雜性顯而易見，鑒此，無論我們探討神經抑制中心紊亂還是主觀惡意問題[69]，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