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歷譜的排定

  夏商周斷代工程設置「西周金文歷譜」這一專題，意在以西周青銅器的類型學為基礎，以上述所開列的七個支點為框架，通過西周晚期66條年、月紀時詞語和日干支確定的文獻與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歷譜，以驗證西周每個王年的時代。這一專題由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久金具體負責。

  陳久金，1939年生於江蘇省金壇縣一個較為富裕的農民家庭，自小對天文頗感興趣，上小學期間，除了學習學校規定的必修課之外，他經常買些天文方面的課外讀物來學習。當他到蘇州讀高中時，學校隔壁有一座孔廟，廟裡有一塊很醒目的石刻，石刻上載有一幅神秘的天文地理分野的星象圖。就是這塊石刻，使陳久金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每有空閒必駐足此前觀望和思考。他很想弄清這幅圖的真正意義，但就當時一個中學生的知識顯然是無能為力的。而對這幅神秘的星象圖，越是不能順利加以詮釋，越使他對天文這門學科感到迷戀。漸漸地，他決定今後要走天文研究的路，以解開這幅神秘石刻的星象圖和心中積存的更多的天文星象秘密。在這種思想和志向的指引下，他於1959年順利考入南京大學天文系，自此開始了人生事業的第一步。

  1964年，大學畢業的陳久金走進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開始了職業天文學史研究的生涯。不過，生不逢時的他來到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後，椅子尚未坐熱就捲入到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中無法脫身，緊接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他這個出身不好的一介書生，自然作為「革命」的對象被打入另冊進行政治改造。就在這個大混亂、大動盪的非常時期，陳久金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才偷偷翻一翻他所摯愛的、劫後殘存的一點天文書籍和資料。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的1973年，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中國知識分子的境遇有所好轉。恰在此時，考古工作者在山東銀雀山和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分別發掘出土了西漢元光竹簡曆書和帛書《五星占》。由於這些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非相關的專家學者不能勝任，文物部門便找到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希望所里指派幾個懂天文曆法的人做一下專門研究。當時的陳久金正閒得無聊，對此事頗感興趣，便主動請求接手了這項任務。經過對元光歷譜和帛書《五星占》的研究，他先後寫出了漢初曆法的初探、再探和有關歲星紀年研究的幾篇論文。由於文中首次提供了與所有現存漢初月、日、干支文獻記載完全相合的歷譜，並且從理論上找到了推算的依據，故論文發表後引起了較大反響，被史學界廣泛引用。

  《天文圖》碑拓（南宋·黃裳繪，現存蘇州文廟）

  圖碑總高267厘米、寬116厘米，星圖外圈直徑約91.5厘米。圖分兩個部分，上半部繪星圖，有1440顆星。以北極為中心，繪有三個同心圓，分別代表北極常顯圈、南極恆隱圈和赤道，二十八條輻射線表示二十八宿距度，還有黃道、赤道和銀河等。圖的下半部為說明文字，正文共41行，連中間雙行注，共2140個字，對宋代天文知識做了簡單敘述。此圖是世界上現存星數最多的古代星圖，歐洲直到公元15世紀，著錄於星圖和星表的星數才只有1022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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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這項當初順手撿來的研究工作和產生的社會效果，使陳久金漸漸走上了中國古代曆法這門分支學科的研究道路。此後，他又陸續發表了《中國曆法成就》《曆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曆》《九道術解》等論文，從而奠定了他在這門學科中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

  當「文化大革命」的末日來臨的前夜，由於某種特殊的原因，中國科學院、國家文物局、高教部發起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研究組織——中國天文學史整研小組。這個小組制訂了許多項研究計劃，其中有一個項目是少數民族天文學史。出於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好奇和取得一個野外考察機會的心理，已被列為小組成員的陳久金爭取到了這個項目。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整研小組人員就地解散，許多研究項目也隨之宣告流產。意想不到的是，陳久金由此卻和少數民族文化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並成為他一生不懈追求的事業。

  此後的日子，陳久金與許多民族學家結合，走出書齋，不辭勞苦地跋山涉水，到雲南、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深入到民間進行採訪，到處探尋文物古蹟，向喇嘛、阿訇等宗教職業者請教，與專家合作翻譯有關文獻。他先後調查了傣族、彝族等19個民族以及古代匈奴、契丹、党項、女真等民族的天文曆法知識，陸續寫出了《彝族天文學史》《藏曆的原理與實踐》《回回天文學史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從而為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並為世界民族天文學這門新興學科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陳久金在野外考察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陳久金自走上天文學史的研究道路後，對在蘇州讀中學時，學校隔壁孔廟中那塊載有天文地理分野的石刻星圖念念不忘，並多次試圖研究和破譯其中的奧秘。但他一直沒有弄清地域為什麼會與星座相對應起來，而各地方志為什麼又千篇一律地在開頭都記載各地的天文地理分野，這塊石刻星圖便遲遲沒有成功破譯。多少年後，當他在研究中華民族史大系分類的時候，無意中發現圖騰崇拜的民族分布與四象的名稱和方位完全一致。這個偶然的發現讓陳久金茅塞頓開並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四象概念的形成來源於中國古代華夏族群的圖騰崇拜，分布於黃道帶四方的四象，實即代表位居北極中央帝星統治下崇拜龍鳥虎蛇的四個民族。於是，四象和天文分野的本義也就真相大白了。這個發現，正如陳久金自己所言，「完全得益於自己對少數民族天文曆法研究的積累和啟發」。但從另一個方面看，也正是對他幾十年來所付出的勞動與汗水的報答。

  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陳久金是以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和著名天文曆法學者雙重身份作為工程專家組成員的。他除了主持「天文年代學綜合性問題研究」這個大型課題外，還負責「西周金文歷譜」這一專題的研究。不過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陳久金並不懂得金文和銅器的分期斷代，但是，「工程」的考古學家，特別是青銅器研究專家劉雨等，將自己一生的研究心得告訴他，並將自己的智慧傾入其中，才使陳久金在較短的時間內就掌握了研究的要領。為了能排出一份較少失誤，並能為大多數學者接受的歷譜，陳久金在幾個學科的學者的幫助和鼓勵下，日夜趕工，反覆推敲，每排出一次譜系便拿到「工程」有關專家召開的討論會上探討研究，充分聽取專家們的批評意見的同時，不斷進行修改、校正。經過七次討論修改之後，在「工程」結題的前夕，就金文歷譜的修訂又專門召集了由李學勤、張長壽、朱鳳瀚、裘錫圭等多學科學者參加的討論會，對排譜中出現的爭議和特別困難的金文月相，研究出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最終根據西周金文歷譜排出了一份較系統、合理的西周王年表。

  西周金文歷譜

  續表

  續表

  續表

  對以上青銅器銘文和文獻七個支點的研究可知，在歷譜中，只有懿、孝、夷三位王的在位之年不能確定，但由於此前已經論定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厲王元年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二十二年。屬於這一階段的青銅器可排出三王年數不同的幾種方案，結合文獻記載和青銅器銘文中的人物關係，工程專家組認為以懿、孝、夷分別在位八年、六年、八年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別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

  為了驗證金文歷譜的可信度，「工程」將其王年與西周考古14C測年對照，發現兩者年代基本吻合。

  西周金文歷譜王年與考古14C測年的參照

  從上表可以看出，整個西周列王的年代自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起，一直到曾做出了著名的「烽火戲諸侯」荒唐之舉的那位幽王的覆亡，每個王的年代全部列出，整個西周的時間跨度為275年。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文獻專題組的研究，關於西周的積年，兩漢以後的文獻記載分歧很大，且多不可靠，較可靠的先秦文獻所載的西周積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間。因而，以上利用幾個學科交叉推出的275年，應是合乎文獻記載和歷史真相的。至此，夏商周斷代工程所設置的整個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已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