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的歷程

  20世紀50年代初，當利比教授創建的14C測年方法取得成功並震驚了整個西方考古學界和地質學界之時，處於世界東方的中國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仍是一片空白。1955年，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具有盟主地位的蘇聯老大哥出於多方面的考慮，於同年1月由蘇聯部長會議通過，決定幫助中國和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問題，並發表了公開聲明。這個聲明的發表，自然引起了中國各界的高度重視，許多報紙、雜誌都紛紛撰文介紹和宣傳放射性同位素在工業、醫學、生物學和其他學科上的應用。但是，對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學上的應用，卻少有媒體報導和介紹。面對這種情況，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具有國際一流學術地位的考古學家夏鼐高瞻遠矚，敏銳而快捷地首次將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學上的應用向學術界做了介紹。其發表在《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標題為《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學上的應用——放射性碳素或碳14的斷定年代法》的文章，以精練的科學思維，深入淺出地將放射性同位素特別是14C測年技術在考古學上的應用和成就介紹出來。自此，中國考古學界對這項最新科技才有了認識和了解。與此同時，根據國際國內的科學發展趨勢，夏鼐開始醞釀在中國建立14C實驗室。經過一番政治波折之後，1959年在夏鼐的具體策劃和領導下，從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選調了年輕的物理學家仇士華、蔡蓮珍夫婦到考古所進行中國第一個14C實驗室的正式籌建工作。

  仇士華，1932年生於江蘇如皋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1951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學習物理是仇士華少年時代的愛好和願望，有幸進入浙大之後，他被選為系學生會主席、班長。不到半年，又加入了共青團。已步入青年時代的他，對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充滿了信心和希望，對自己未來的事業更是抱有無限的憧憬。一年之後，隨著國家高校院系調整，浙江大學變成了工學院，上海復旦大學成為文理綜合性大學，仇士華隨浙大物理系遷往上海，成為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的一名學生。1955年畢業後，他與他的同班女同學蔡蓮珍一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當時的中科院物理所，實際上是隱蔽的核物理研究所，是不可對外宣傳的機密單位，所長由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擔任。對仇士華和蔡蓮珍而言，能夠進這樣一個屬於國家政府極其重視又嚴格保密的單位，是組織上經過三番五次審查才拍板決定的，這個決定除要求學生本人品學兼優外，更重要的還要在政治上高度合格。或許正是由於這些看起來十分苛刻的條件，才讓已步入科學殿堂大門的仇士華、蔡蓮珍從心底深處生發出一種自豪感和光榮感，並對未來的事業抱有莫大的希望。此時的他們春風得意，躊躇滿志，決心為新生的共和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才華。

  當仇士華、蔡蓮珍進物理所不到兩年，滿腔的報國熱情正在升溫之時，全國性的反右整風運動開始了。像那個時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仇士華憑著一顆真誠率直和天真的心向運動的組織者提出了幾條意見。這幾條意見的提出，令運動組織者大為光火，立即決定將他劃成「右派」。這個結果讓仇士華始料不及，也讓許多同事頗不服氣。此時，有幾位不知「運動」之厲害，仍然抱有天真幻想的青年知識分子出面為仇士華鳴冤叫屈。但很快，擁護仇說的幾位知識分子也被打成「右派」。當時已經和仇士華結婚的蔡蓮珍也同樣地被劃成了「右派」。不久，仇士華、蔡蓮珍夫婦隨物理所部分人員下放到河北省替皇縣農村生產隊勞動改造。仇士華本來就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一介書生，對體力勞動當然輕車熟路，什麼打坯、起圈、套犁、翻地、看水、推車、插秧、收割，樣樣都幹得不錯。當地老鄉們看了，不僅不歧視這對「右派」夫婦，反而給以各方面的照顧和保護。在一個黑白不分的混亂年代，能得到當地農民老鄉的照顧和同情，這使仇士華、蔡蓮珍在精神上感到極大的安慰。

  正當仇士華、蔡蓮珍在農村勞動改造時，中科院考古所關於建立14C實驗室的計劃已經醞釀成熟並得到了院領導人的批准。因考古研究所沒有合適的人選擔當此任，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夏鼐便向物理所求援，經中科院物理所放射化學研究室主任楊承宗的推薦，夏鼐決定商調仇士華、蔡蓮珍到考古所從事14C實驗室的籌建工作。1958年，由於國家政府準備發射衛星，許多技術上的事需要解決，在人手缺乏的情況下，經有關方面批准，原物理所的仇士華、蔡蓮珍和其他科學家於同年11月被從河北農村召回北京，從事衛星發射過程中部分科研儀器的製造。回所工作兩個月後的1959年1月，經考古所和物理所正式協商、中科院組織部門批准，仇士華、蔡蓮珍分別戴著「右派」帽子，離開了令他們充滿了希望與憂傷的物理所，來到考古所開始了新的人生之路。

  面對新的工作環境和即將重新開始的新事業，仇士華、蔡蓮珍興奮不已。但令他們感到有些沮喪的是，夏鼐明確表示，籌建國內第一個14C實驗室，大家都沒有經驗，只能邊學邊干，獨立完成。需要錢可以由所里給，但需要的一切機械儀器都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面對可以想像的困難和挑戰，仇士華、蔡蓮珍自知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來了就不能退縮，面前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靜下心來，想盡一切辦法將這個在中國科技考古史上具有非凡意義的14C實驗室建成並投入工作實踐中去。

  

  在夏鼐的領導下，仇士華、蔡蓮珍先找來14C測年技術的創始人利比所創作的經典著作《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一書學習研究，待真正弄清了其原理和測試方法之後，再根據大量參考資料開始進行機械設備的組裝工作。由於所需儀器特殊，在國內無法買到，靠國外進口在當時的情況下又不可能實現，他們只有從零開始，自己動手設計、加工、組裝。仇士華、蔡蓮珍憑藉所學知識和在物理所工作的實踐經驗，先是研製了探測器，再利用無線電元件裝配測量儀器，其他的小型電器元件，如變壓器、玻璃管等，能買的買，能造的造，為節省經費，所需鐵皮則跑到廢品回收站挑選。經過4年的艱苦努力，仇士華、蔡蓮珍於1962年完成了全部設備的配裝工作，後經過近3年的調試和改進，歷經磨難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14C測年實驗室終於在1965年正式誕生了。

  仇士華在田野採集14C測年樣品

  14C測年實驗室建成後，立即投入考古學的應用之中。為檢驗14C測年的實際效果，仇士華將田野考古學家拿來的4種樣品進行盲檢（事先不告訴出土地點和推測年代），測試結果分別為商代早期、戰國早期與晚期、漢代4個時間段，具體年代基本與考古學家的估計相同。有了這次小小的成功，仇士華、蔡蓮珍信心倍增，接著又將不同的考古學家拿來的十種樣品進行盲檢。由於測試一個樣品需要連續48個小時的時間，仇士華夫妻兩人便日夜倒班堅守在實驗室謹慎地操作，當10種樣品全部測完時，蔡蓮珍的雙腿已紅腫得難以走路了。儘管如此，夫妻兩人還是精神振奮，欣喜異常。因為測定結果除一兩種外，其他幾種依然與考古學家所估計的年代相接近。這14種樣品的成功測定，標誌著中國14C測年技術在未來的考古學、地質學研究領域可以大顯身手，發揮自己獨特的威力和作用了。這個結果讓夏鼐等考古學界領導和前輩感到由衷的高興，同時也讓仇士華、蔡蓮珍兩位科學家為之深深地感動——因為這畢竟是他們付出了7年的青春和汗水才迎來的成果。

  正當考古所領導和仇士華等決定在此成果的基礎上乘勝前進，測定更多的樣品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無論是作為考古所領導人的夏鼐，還是作為普通知識分子的仇士華、蔡蓮珍都被造反派打翻在地，並關進了牛棚，14C測年計劃自然也跟著流產。1970年，夏鼐、仇士華夫婦連同考古所大多數科學家被趕出牛棚，發配到河南信陽地區息縣一個農村進行勞動改造，之後又發配到明港一個軍營集中起來，相互揭批「五一六」反黨集團。在這座軍營里，剛剛擺脫了肉體折磨的知識分子又遭遇了更為殘酷的精神折磨。1971年，隨著形勢的好轉，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打報告給周恩來總理，請求將中國出土文物出國展覽和重新恢復在「文化大革命」早期被停刊的《考古學報》等三種學術雜誌，周總理很快做了批准。為了讓出土文物在國外展覽中獲得成功，也為了早日將下放農村和軍營的科學界眾多的知識分子從嚴酷的困境中解放出來，郭沫若以工作為由想了許多辦法，使一批又一批的「臭老九」擺脫了厄運，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在仇士華等14C測年科學家回京的問題上，郭沫若以「出國參展文物沒有具體年代」為由，請求調回所有14C測年實驗室的人員，以便儘快測定出年代。這個請求得到周總理的批准，仇士華、蔡蓮珍等人於1971年8月離開河南軍營返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開始檢修安裝早已被造反派損壞的儀器，並投入緊張的14C測年工作之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仇士華、蔡蓮珍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再之後，考古所14C測年實驗室在仇士華的領導下，碩果纍纍，捷報頻傳，幾千個考古、地質年代數據被相繼測出。如舊石器晚期文化問題，從前對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的年代說法不一，大多數學者估計「距今約有十萬年左右」，但經過14C測年，發現只有一萬九千年左右，這個巨大差距是古人類學家們在當時無論如何也認識不到的。正是這些令人矚目的成果，使中國不同地區的各種新石器文化建立起一個時間關係的框架，同時也使中國的新石器考古學因為有了確切的年代序列而進入一個新的研究時期。

  常規14C技術測定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序列與年代（引自安志敏《碳-14斷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

  除此之外，考古所14C測年實驗室對仰韶、龍山、夏商周以及之後的各代歷史遺址中的含碳標本進行了大量的測定，並建立起一個較詳細的歷史年代框架。在長期學術準備的基礎上，仇士華於1995年發表了《解決夏商周年代的一線希望》的論文，這篇文章就如何利用14C測年技術，結合其他的科學研究，對解決中國歷史上最令人迷茫的夏商周三代紀年的年代推算問題，大膽提出了所具備的條件和成功的希望所在。一年之後，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