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千年夢尋

  西漢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關東大地一場暴雨剛過，河東郡汾陰縣脽上后土祠巫錦，忽然發現祠堂旁原有的一條小路上有個地方呈鉤狀陷了下去。出於好奇，錦拿了一把鋤頭照下陷的地方挖掘起來，想不到那鋤頭一落入泥坑，便砰然發出金屬撞擊的聲響。錦先是一驚，繼而想到莫非這地下有什麼秘藏的寶貝？想到此處，一股熱血湧入頭頂，索性甩開膀子挖了下去。只一會兒工夫，坑中露出了一件長方形的金屬鑄造物。「果然有寶貝。」錦驚喜交加，更加起勁地挖掘起來。隨著泥坑的不斷加深擴大，整個鑄造物的原形全面暴露——這是一件看上去極其古老的青銅大鼎，此鼎碩大異常，器腹如城牆般雄壯，整個造型厚重典雅、威嚴肅穆，周身透出咄咄逼人的恢宏氣勢。見到此器，錦在一陣狂喜之後，又驀地意識到此事非同小可，必須立即報告官府，否則，說不定會引來什麼意想不到的橫禍。

  當地官吏聞訊，覺得此事頗為新奇，便跟著錦前來現場察看，果然看見一碩大青銅鼎靜臥於泥坑之中。這地方官吏從未見過有如此精美、龐大的青銅鼎，隱約感到了什麼，便決定派人飛馬馳報河東郡太守。河東太守聞聽此報，先是大驚，接著半信半疑地親自帶人前來觀察。這河東太守本是儒生出身，對古物頗有鑽研，一見大鼎便兩眼放光，驚嘆不已。待反覆驗看之後，他的嘴角露出了一絲外人難以察覺的微笑。

  河東太守心中明白，鼎作為祭祀等用的禮器，在商周時期常被奴隸主貴族用來「別上下，明貴賤」，鼎是一種按照大小輕重來劃分統治者權力、身份、等級的標誌性器物，傳言得重鼎者得天下，故才有了「問鼎中原」等成語。五年前，不可一世的漢武帝於汾水河畔得一大鼎，認為是天降吉兆，將鼎迎於長安後，接連擺宴慶賀五日，並大赦天下，不久又將年號改為元鼎，以示對這次得鼎事件的紀念。那得鼎、迎鼎和送鼎甚至是以鼎為由頭在皇帝面前拍馬溜須者，自然是升官發財，各有所得，朝廷內外皆大歡喜。有了這個先例，河東太守不敢怠慢，除命當地官吏對此鼎嚴加看護外，立即回府寫就奏章呈報漢武帝。漢武帝聞聽汾陰又出一重鼎，龍心大悅，認為蒼天又一次授意，福星高照，在證實確切無誤後，便立即下詔，將鼎掘出，由河東太守親自護送到京都長安設祠供奉。

  當鼎進入長安後，朝中群臣公卿認為又一次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來了，便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極盡吹捧奉迎之能事，將此鼎譽為曠世珍寶、天下罕見之神品。更有阿諛奉承之徒如齊人公孫卿等，覺得只是一味吹捧尚不足以引起皇帝的重視，便引經據典，較其他人更勝一籌地趁機進言道：「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而後又借一個叫申功的古人之口奉迎道：「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

  齊人公孫卿等一番雲遮霧罩的吹捧和花言巧語的諂媚，搞得漢武帝激情噴涌，熱血沸騰，既然得寶鼎預示著興旺發達，又可同上古時代的黃帝一樣上泰山封禪，而上泰山封禪又可以得道成仙，這樣的好事怎能錯過。於是，漢武帝下令群臣公卿迅速制訂封禪的禮儀，以備登泰山之用。

  

  封禪之事，不過是傳說中遠古時代的一種禮儀，這種禮儀到底是什麼樣子，到春秋時期的孔子已說不清楚。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因夢想得道成仙，曾到泰山封禪，據說因不明禮儀，結果到泰山後遭到暴風雨的襲擊，給後人留下了笑柄。而自秦始皇至漢武帝又過了八十餘年，這封禪的禮儀就更難以弄清了。但既然皇帝一心想要封禪成仙，齊人公孫卿等當然不能失去這個難得的討好機會，很快按照古代傳說和自己的想像創製了一套封禪禮儀和禮器。當漢武帝將這套禮儀、禮器出示給太史令司馬談、祠官寬舒等人觀看並徵求意見時，司馬談等群儒卻依據《尚書》《周官》《王制》等古籍留下的線索，固執地認為齊人公孫卿等搞的那一套與古代不同，純屬胡鬧，根本不能啟用。當漢武帝問搞個啥樣子才能合乎古禮並不算胡鬧時，群儒們又言人人殊，難以做出一致的結論。齊人公孫卿等眼看好事行將流產，便攻擊司馬談等群儒只知拘泥經典，不知因時制宜，於是朝堂之上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禮儀之爭。就在群儒與公孫卿之間吵吵嚷嚷、相互指責又各不相讓之時，焦躁難耐的漢武帝一氣之下，索性拋開公孫卿與司馬談兩派，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與侍中奉車子侯等人去泰山搞起了轟轟烈烈的封禪大典。

  群儒公卿一看皇帝不辭而別，頓時目瞪口呆。這封禪大典乃是百年不遇的隆興之事，能隨天子登封泰山，該是一件多麼難得和榮耀的事情。但皇帝無情地拋下了他們，獨自與侍中奉車子侯之流去了泰山，這對群儒公卿該是怎樣的打擊！就當時執掌天官事的太史令司馬談而言，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和職責隨天子登泰山並記下這漢朝開國以來最隆盛的大事，與其說是一種遺憾，不如說是一種羞辱。他無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心靈打擊，自此一病不起。

  就在司馬談滯留於河、洛之間忍受著官宦生涯失意的煎熬和病痛的折磨之際，他年輕的兒子司馬遷恰從奉使出征的西南前線風風火火地歸來。司馬遷的突然出現，如同暗夜中燃起的火苗，使正處於孤獨、憤懣、羞愧、哀婉、絕望中的司馬談在感到欣慰的同時，又燃起了生命與靈魂之旅繼續行進的希望之火。司馬談躺在病榻上，在撒手人寰前的最後一刻，流著悲傷的淚水，拉著兒子的手做了如下淒婉蒼涼又充滿期望的告別：

  「我們家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虞夏的時候就擔任天官一職，曾立下功業揚名於當時，其後就衰落了。這祖宗的事業莫非就要斷送在我的手上嗎？……當今天子上接虞夏商周以來的正統，在泰山封禪，而我雖身為太史卻不能跟隨前往，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以後，你一定要繼任為太史。擔任太史職位，不要忘記我想做而尚未做成的修史志願。男兒的孝道小則忠事雙親，再者忠事國君，而最大的孝道則是修誠立身，揚名於後世，光耀祖宗。天下人稱頌周公，是因為周公撰述歌頌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文章，宣揚周朝的教化，使西周自后稷以來的文化傳統昭示天下。可是周厲王、周幽王以後，王道缺失，禮樂崩壞，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至今仍是學者的典範。自孔子死後至今近四百年，這期間諸侯紛爭，史書缺失。當今漢朝鼎盛，天下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不可勝數，我身為太史卻沒有記載論述，荒廢天下史文，每念及此，寢食難安，死不瞑目呵！你要牢記我的話，完成我的未竟事業。」

  司馬遷像

  聽罷父親的遺言，司馬遷淚流滿面，他俯下身，恭敬而虔誠地回答道：「孩兒雖然笨拙，一定不辜負您的期望，完成您老人家的未竟事業，不敢有半點缺失。」司馬談的遭遇以及臨終遺囑，令年輕的司馬遷刻骨難忘並由此產生了繼承祖業的恆心大願。就在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的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業出任太史令一職。自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參與修訂曆法後，又將主要精力投入著述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到了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春，司馬遷為李陵敗於匈奴之事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以「誣罔」主上的罪名判處死刑。面對從天而降的大禍，司馬遷以接受腐刑為條件保全了性命。儘管遭此奇恥大辱，但繼續完成父親未竟事業的恆心沒有改變。之後，司馬遷將自己的全部才學、卓識和文化良知傾注筆端，終於寫出了飽含血淚的不朽之作《史記》。這部被後人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千秋名著，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主旨，以四項史源取材，五種體裁編纂，記載了中國自黃帝以來直到漢武帝時期三千年的歷史文化和民族風情，為後世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豐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1]

  司馬遷《史記》封面

  《史記》開創了中國史學一個嶄新的時代，堪稱中國史學史上一座無法逾越的豐碑。就在司馬遷本人以學識的廣博和人格的光輝而獲得了「史聖」的稱譽流芳百世的同時，他也為後人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

  《史記》書影

  儘管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並「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2]，但中國歷史自東周起，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文獻、典籍散失、毀壞嚴重。秦始皇統一六國，又坑殺儒生，焚燒詩書，釀成了空前的文化劫難。原本許多上古之人的傳說和上古之事到孔子的時代已模糊不清，從孔子到司馬遷時代，歷史的河流又流淌了將近四百年，遠古之事自然就更難以考證確鑿。在這種「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的學術困境中，司馬遷憑著史家的良知，在其所著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將中國有史以來的確切紀年定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只記人和事，而具體的年代就只有大略推論了。

  陝西韓城司馬遷祠，大門上方「史筆昭世」的匾牌格外醒目

  毫無疑問，歷史之所以被稱為歷史，是因為其記錄了發生於時間和空間之中的人類的活動。可以想像的是，司馬遷在考證自黃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體歷史年代時，一定是竭盡心力，百般窮究，反覆推研，設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實。但由於條件所囿，最終未能將中國遠古文明的鏈條清晰而確鑿地連接起來。這讓後人在對太史公求真務實的精神產生敬仰之時，也摻雜著些許遺憾——這是司馬遷的不幸，也是中國遠古文明史的不幸。

  這雙重的不幸，在歷史長河的流動中，漸漸鬱結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華夏子孫的心中膨脹。它壓迫人們的血肉，牽動民族的神經，使後人為三代年代學的勘定，不惜疲精勞神，費盡心思。司馬遷之後的兩千多年來，無數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如班固、劉歆、皇甫謐、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啓超、章鴻釗、劉朝陽、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張鈺哲等鴻儒賢哲，從古代流傳下來和不斷發現的文獻、甲骨文、金文、天文記錄中尋找蛛絲馬跡，對東周之前的史實做了無數論證與推斷，但由於歷史本身的紛繁複雜以及研究條件所限，總是難以如願，司馬遷當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歷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來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確切紀年問題，便成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當人類在20世紀苦難與悲涼、光榮與夢想交織的河流中緩緩蹚過，中華民族子孫在21世紀的曙光中開始偉大的民族復興之時，2000年11月，新華通訊社向世界播發了這樣一條消息：

  《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我國歷史紀年向前延伸一千兩百多年

  新華社北京11月9日訊 自司馬遷作《史記》以來的兩千年間一直困擾中華文明史的一個千古謎團，終於在現代科學研究面前有了較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國的歷史紀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一千兩百多年，使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學標尺。

  中華文明是舉世公認的具有獨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一直綿延流傳的文明。遺憾的是我國傳世文獻上記載的古代確切年代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這之前的歷史紀年都湮沒在千古塵煙之中，成為中國歷史以及世界歷史上的重大缺憾。

  而世紀之交得以完成的這份《夏商周年表》，為填補我國古代紀年中的空白作出了巨大而堅實的努力。它為我國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建立起了一千兩百多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根據這份年表，我國的夏代始年約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約為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殷約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為公元前1046年。年表還排出了西周10王具體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後期從盤庚到帝辛（紂）的12王大致在位年。這些夏商周年代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不僅解決了我國歷史紀年中長期未定的疑難問題，更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揭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發展脈絡，給後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編年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說，1996年5月啟動的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勇敢地向千百年來的歷史難題發起了衝擊。五年來，這一工程集中了我國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學科門類的兩百多名老中青專家學者，並依照系統工程的要求，分別設立了9個課題44個專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以不同方法、不同方式對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問題進行了全面和全新的研究、考證。與以往千餘年傳統年代學研究所不同的是，這一工程採取了多學科聯合攻關、交叉研究的方法，力求使每一個結論都得到多線索、多角度的支持。

  隨著這條消息的播發，全世界的目光在驟然投向東方地平線上這座輝煌的文明大廈之時，也以複雜的情感，熱切地追索著中國科學界在探尋這座文明大廈的過程中所走過的艱辛而悠長的路。

  注釋：

  [1]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2]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