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生終點

  1966年5月，吳晗被正式揪出來為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刀祭旗了。他幾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飽嘗難以忍受的痛苦與屈辱。當時8歲的兒子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裡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髮，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游斗，學校要斗，區里要斗，縣裡要斗，這裡要斗，那裡也要斗。」

  

  在批鬥之初，吳晗全家住在北長街原來的住處，但後來被掃地出門。紅衛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長街掃街道，並且隨時把他們夫婦揪出來侮辱。酷暑烈日下，吳晗被拖到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礫上，遭受殘酷的毒打。每次爬起來之後，都是膝蓋皮膚劃破，鮮血染紅雙腿和土地。而這時的吳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處，擦去身上的血跡，便拿起毛澤東主席簽名送他的著作來看。但他越看越覺得自己委屈，不知道自己的一片赤誠之心，為什麼會遭到如此的報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當人民解放軍舉行浩大的入城儀式時，吳晗隨同一些黨、政、軍負責人一起參加了這一隆重儀式。幾天之後，他和錢俊瑞等人受黨中央之託，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同時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由於地下黨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華大學的絕大部分師生都留在了學校。新中國成立後，吳晗曾經對一起搞民主運動的地下黨人說過：「你們如果工作做好了，還是可以把胡適留下來的。」實際上，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吳晗在上海和北平都親自試圖爭取把在學術上曾給過自己很大影響的胡適留下來，但都沒有成功。1946年，吳晗親自到北大去見胡適，結果是話不投機，恩師與高徒只談了兩句就僵持起來。後來胡適對別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而吳晗卻認為胡適走錯了路。

  1949年11月，吳晗應邀到蘇聯參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紀念活動，途中聽到了自己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的消息。他曾多次設想新中國成立後，仍舊從事明史研究工作，從來沒有從政做官的打算和準備。當他聽到廣播後，曾打電報給周總理，申明自己的想法。回國後，周總理親自找他談了一整夜，才使他接受了這一工作。此後，他以極大的熱情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1949年1月14日，吳晗就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要求加入共產黨。毛澤東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在覆信中談到「惟實行時機尚值得研究，詳情請恩來同志面告」。此後的幾年中，吳晗又多次真誠而懇切地向市委提出入黨要求，但一直沒有被批准。1954年，吳晗在給彭真的一封長信中，表達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迫切心情：

  過去幾年，我沒有偷懶，相反是忙亂。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參加了許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從來不知道哪些是做對了的，哪些是做錯了的。也沒有人告訴我做對的總結下去，再深入搞。做錯了，為什麼錯，如何改正。

  因為我不能參加黨，黨對我是客氣的，優容的。

  我沒有放棄要求參加黨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來爭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總有一天會達到的。目的沒有什麼，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吳晗談話，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吳晗以他對工作的熱情和對黨組織的忠誠，終於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心愿。唯此，他的遭遇也就顯得更加悲壯。

  吳晗經受了長期野蠻的毒打和折磨後，終於躺倒了。在這殘酷的困境中，他思緒萬千，想到他的學生時代，想到周恩來的教導，想到毛澤東主席的英明。他覺得當前發生的一切，都和毛澤東以前的教導不相符。那麼毛澤東為什麼不出來制止這些過火的行動呢？這個問號像一個謎團，久久困惑著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解開。

  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黨校的一個角落裡相遇。四目相對，兩位文化大師熱淚盈眶。當他們談到定陵的發掘一事時，吳晗以極度的悲傷說：「文獻記載：罌粟在明朝中葉就已傳入中國，作為藥用，我總在懷疑萬曆生前抽過大煙，可惜這方面的證據不足。本來萬曆的骨頭可以拿來化驗一下好證實真偽，然而一把火，就什麼也別想了。」

  夏鼐表情複雜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作銘，在定陵發掘這件事上，到現在我才明白，當初我們的論爭，你和老鄭是對的。你比我看得更遠……」吳晗說著，淚珠又落了下來。

  就在吳晗入獄的第二個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勞改隊」，實行「群眾專政」。

  吳晗和妻子袁震幾十年同甘共苦，很為熟知他們的人所稱道。袁震長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的家庭生活比較安定，袁震的身體也慢慢地好了起來。這時，夫妻倆都想有個孩子。康克清得知他們的心事後，建議他們從孤兒院領個孩子撫養。吳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議，從孤兒院借來幾張孩子的照片，並看中了小彥。這個小姑娘長得很機靈，很討人喜歡。吳晗親自到孤兒院把她抱回來。不久，又從孤兒院抱回一個男孩，取名吳彰。從此他們的家庭增添了新的成員和歡樂。

  吳小彥與弟弟吳彰合影

  在全國一片聲討「三家村」的喧囂聲中，這個溫暖的家庭被破壞了。吳彰在《倖存者的回憶》中寫道：「深夜裡的猛烈砸門聲常常把人嚇醒，我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裡貼滿了『該死』『砸爛』的大標語。外國友人送給爸爸的禮品當作『四舊』被砸爛了，電視機也不能倖免。就連爸爸珍存著的姐姐從3歲起畫的圖畫，都在斥罵聲里付之一炬……」

  進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慘的事向這個家庭不斷襲來。3月17日，袁震被允許從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同院的萬里聽說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來了一碗紅豆稀粥。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她的「最後的晚餐」。備受折磨、身體已垮的袁震，當天夜裡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氣，全身抽搐。小彥和吳彰立即把母親送到北京某醫院，但由於她是吳晗的家屬，同時又是「右派」，醫院把她視作敵人，沒有進行搶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難的袁震撇下了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與世長辭了。直到小彥去太平間為她更衣時，袁震的雙眼還半睜半閉，面頰上殘留著幾滴清淚。她死不瞑目。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死後，吳晗和孩子的命運將會怎樣。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叫小彥和吳彰去看他們的爸爸。姐弟倆異常興奮。他們將近一年未見爸爸的面了，以為這次是造反派大發善心，讓他們探監。但當他們出門時，一股陰風撲面而來，來接的汽車竟是醫院的牌子。姐弟倆預感到這是不祥之兆。果然，來人對他們冷冷地說：「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聲霹靂。小彥癱坐在地上，號啕大哭。她雙手抱住來人的腿追問：「我爸爸怎麼不想看看我們呀？」

  來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見你們，我們不知道你們住在哪兒。」姐弟倆哭聲更高，小彥昏倒在地。在場的醫生抱起她，眼裡流出同情的淚水。

  這時，車後走過一個人，對姐弟倆大聲訓斥道：「你爸爸是個壞人，如果不和他劃清界限，沒有你們的好處……這件事不許告訴任何人，否則饒不了你們！」

  汽車遠去，吳晗的屍體被帶走，只有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留在了姐弟倆手中。從此，一雙悲痛欲絕的少年相依為命，苦度人生。

  1975年，小彥被捕入獄。被抓走那天，她剛動過闌尾炎手術，身上還有醫生當日開具的證明。她腳戴鐐銬，闌尾疼痛就給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靈」，門牙被打掉了，額頭上打開了口子……農曆八月十五之夜，小彥在牢房裡想起了全家一起度過的最後那個中秋節，此時彼時，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種滋味交雜纏繞。她毅然用死向當權者們提出了抗議，但未能如願，她剛被搶救過來，就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來之前的黑暗中，22歲的小彥死在了獄中。就在這位可憐的姑娘死去半個月後，「四人幫」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國歷史開始改寫。吳晗以真摯的熱忱，讓海瑞這具政治殭屍再度復活，結果反使自己和兩位親人相繼喪命。富有戲劇性的是，海瑞和吳晗，儘管相隔三個多世紀，但無論是人生遭遇、政治主張、道德觀念，還是個人生活，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海瑞生前崇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三百年後的吳晗，同樣也把它當作生活信條。只是吳晗似乎遠不如海瑞幸運，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結局，還不至於悲慘到如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