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農民運動

  我認定革命主力的三個群眾，是工人、農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運動說過了，現在說農民運動。

  中國的經濟基礎，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農業，那麼，中國農民應該至少要占全國人三分之二，不須統計，我們可毫不猶豫的斷定了。這樣一個占全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在革命運動中不是一個不可輕侮的偉大勢力嗎？是我們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視的嗎？

  固然農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進；農民的住處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論上講，農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們如從實際上看，中國農民在這樣軍閥征徭，外資榨取，兵匪擾亂，天災流行，痞紳魚肉種種惡劣環境的當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離，何時何地不是逼迫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們敢於斷定中國農民有革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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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國的革命，列寧等得農民的幫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瑪爾等得農民的幫助不小。這些為我們眼面前的事實，都可以證明我們的相信和斷定沒有絲毫的錯誤。

  就是中國向來帶兵的，都願意招募鄉間的農民為兵。他們以為只有農民的心地純潔，性質誠摯，耐勞不偷懶，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無業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國藩從練鄉團到平洪楊止，和他同輩幕僚說起，必殷殷以募農為兵可靠為囑。現在高明一點的軍閥，如馮玉祥等，亦頗知此義，極其重視這一點。他們這利用農民為他們掙扎高官厚祿的工具，固然是慘無人道，違背公理，但是農民潛藏革命性和有種種特長，已是給他們證明無餘了。我們為什麼讓農民給軍閥召募去當炮灰？為什麼不喚醒農民為國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奮鬥？即此一端，可證我們要做農民運動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況且中國農民年來因為上文所述的種種環境的逼迫，發生了不少的抗稅罷租的運動。如前年浙江蕭山的農民，去年江西萍鄉的農民，和最近江西馬家村的農民，青島鹽田的農民，廣東海豐的農民，湖南衡山的農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們潛在的革命性傾泄出來」。他們不僅是敢於反抗，並且進一步而有農會的成立，把散漫的群眾都集中在一個組織與指揮之下。這樣的知能與勇氣，恐怕進步的工人也不能「專美」

  罷。這些事實，都是在全國報紙上記載得明明白白，當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來的。

  由此可證明中國農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覺時期了，如果青年們像俄國「沙」時代的知識階級一樣，高呼「到民間去」，為之教育，為之組織，恐怕將來農民運動，比現在完全由農民自動的奮鬥，還要來得「有聲有色」些罷。

  有人說，「中國農民不能和俄國農民相提並論，因為俄國有大地主，實行農奴制度，後來政府雖下令把農民解放了，實際上不過由大地主的鎖鏈中，改套在政府的鎖鏈里，仍然是得不到麵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罷工，農民便全國風動附和著，燒殺地主，搗亂官廨，無處不騷亂暴動了。若中國則不然，想要農民和俄國農民一樣的憤激和奮鬥，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農民能革命是很難的」。是的，此話不差，但是我要問為什麼土耳其亦無農奴制度，卻全國都跟著國民黨首領基瑪爾起來革命，把希臘軍隊驅渡君士但丁海峽，把英、法勢力排出本國領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復成整個兒民族獨立的國家？所以農民運動對於革命的結果，其方式雖各國有不同，然而農民群眾其有裨於革命事業之成功則一。

  況乎中國雖無農奴制度，然而農民所受經濟上政治上的痛苦，即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經夠受了，並不比俄土農民所受苦痛的分量還輕呢。

  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間去」是我們唯一的使命呵！

  至於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應取的方針，我下次再和諸君一談罷。

  （原載《中國青年》第十一期，1923年12月29日，署名中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