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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老師初到西河鎮時，逢人就說，我是來報恩的。

  他同爺爺說這話時，爺爺問，你來報什麼恩？

  趙老師說，替我父親報恩。

  父親在一旁馬上接口說，你是個大孝子，我們西河鎮沒有孝子，正缺呢！

  爺爺說，別在生人面前瞎說。

  父親說，是你說西河鎮幾十年無孝子，要我一定當個孝子的。

  

  爺爺踢了父親一腳。正好踢在父親的腳趾上。那幾隻在搬石塊壘牆抵禦馬尾狼時砸傷的腳趾，一直沒有全好，當即流出一股膿血。

  趙老師說，虎毒不食子，你怎麼能對孩子這樣下死力踢。

  趙老師的妻子蹲在地上用一條小手絹將父親的腳趾包起來。

  後來，在我能聽懂大人們的話時，我至少有三次在半夜被父親母親的動作弄醒時，聽到父親對母親說，趙老師妻子的手在他腳上觸摸時的感覺，比他現在摸著母親的乳房的感覺還要奇妙。

  爺爺當時幾次想開口攆開那個替父親包裹傷口的女人，又總是無法開口。

  我是來替父報恩的這句話，趙老師一生中說過三遍。

  第二遍是在國民黨軍隊全面潰退後，土改將要開始之際，趙老師的妻子要他隨她一起離開西河鎮。趙老師說他要替父報恩不能走，任憑妻子哭得像個淚人兒，他也不動心。

  第三次則是女兒習文無力進縣城讀書時，習文要他找胡校長疏通一下，挪個窩，換個環境。趙老師說，父令在身不敢有違，人死後，魂也得守在這個地方。

  趙老師的父親要趙老師來報什麼恩，趙老師至死也沒有說出來。趙老師說，是他父親沒有來得及說。他父親原準備在他將學校建起來後再告訴他。他們原打算第二年就可以讓學校開學，到時候搞一個大慶典，他父親要從南京趕來參加。可由於局勢混亂，學校到一九四九年初才建起來。這時，趙老師的父親在解放軍攻陷南京之際，不知被哪一方的炮彈炸死了。

  爺爺在他真正過八十歲生日那天，由於沒有酒肉，話便特別多。他說，自己這一生還從未見過像趙長子這樣的人，為了一句話，甚至是沒有弄明白的話，而終生死守，這樣信守諾言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真君子，一種是真傻瓜。我問趙老師是哪一種，爺爺說他想了一生也沒想透，他若是真君子，那西河鎮不就全是小人？他若是真傻瓜，那西河鎮不就滿街都是諸葛亮，那還用得他教書識字嗎？

  這一切都可以不管，因為，除了爺爺以外，我從未聽見別人提起過趙老師來西河鎮報恩這件事。總而言之，西河鎮的人，只記得那次趙老師帶來數不清的銀錢。

  趙老師是坐火輪到蘭溪起岸，再沿浠水河、白蓮河和西河來到西河鎮的。這一點有一九六六年，五駝子和金福兒造反時，從趙老師屋裡抄出來的船票作證。

  趙老師的錢是從南京寄來的，這一點不要任何物證，爺爺就是活證明。那時，爺爺常背著那杆土銃，到縣裡幫趙老師取錢。每次都要請兩個挑夫，輪流挑大洋，一口氣不歇地往回趕。那幾年，路上的搶匪很多。頭一回取錢趙老師就相中了爺爺，他把請挑夫的事都託付給爺爺。趙老師的妻子對爺爺說，他們一眼就看出爺爺是西河鎮最能幹最聰明的男人。

  那女人說，她在西河鎮挨家挨戶轉了幾圈，也覺得信得過的只有爺爺。

  在後來的四十幾年中，爺爺許多次對父親和我說，他那時被這女人的幾句話說得血直往頭上涌，拼命想做個男人樣子給她看，不然在差不多十幾次的取錢過程中，他只要做一次手腳，裝作被搶匪搶了，藏下那擔大洋，什麼時候拿出來都立即成了富翁。

  爺爺每次告別趙老師和他妻子後，揣上銀票，就去找兩個老實巴交的人做挑夫，上面的貨都是搶匪看不上眼的瓷器或陶器，大洋就放在那些貨物的底下。搶匪也都是極精的人物，只要有主人跟著，挑的貨越賤，他們就越搶，因為賤貨裡面往往都是貴重東西。爺爺跟著挑夫一點也不像貨主，搶匪也就真的以為他們是做小生意的，便懶得打起唿哨衝出來劫路。

  所以，爺爺總是對父親和我說，如果你們認為趙長子是個書呆子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爺爺辛辛苦苦跑一個來回，就只想換得趙老師的妻子對他一笑，並用吳越軟語說，謝謝你，你吃苦了。然後從旗袍裡面摳出一個小包，打開來，取出兩枚帶體溫體香的大洋賞給爺爺。爺爺對這兩塊大洋愛不釋手，聞了又聞，看了又看。越是這樣越保存不住，渴望時，他只好去找別的女人，而這兩塊大洋，十有八九當時就落在女人的床上。偶爾有一兩回例外，但也在爺爺手上絕擱不到第三天。

  用這許多的大洋，趙老師終於在西河鎮蓋起一座漂亮的洋學堂，還買了許多田地，請了三十幾個長工來種糧，再用賣糧的錢雇教書先生。在土改開始之前的兩年裡，西河鎮的孩子上學，只需要在報名時到學校禮堂的趙家祖宗牌前，磕三個頭，燒幾根香，再歌頌幾句就可以，其餘一應開銷全由學校包了。

  七歲那年，我啟蒙上小學時，在報到處碰見趙老師。

  父親拉著我的手對趙老師說，那年我在你手上啟蒙時和學文一般大，你給我發了一塊大洋作賀禮，還發了一套校服。

  趙老師說，校服是現在的叫法，那時叫學生服。

  父親說，可現在什麼都得自己掏錢，還是你那時好！

  趙老師說，不不，我那是精神壓迫，是殺西河鎮的威風。

  父親說，你的地主帽子早摘了，還怕什麼呀！

  關於父親對趙老師一直抱有好感一事，我始終認為與父親童年的經歷有關。趙老師的學校開學時，縣長都來了。因為是洋學堂，鎮內鎮外不少有頭有臉的人家，都想讓自己的子弟成為此地的第一個洋學生。然而，趙老師卻將這份榮耀給了父親。父親是這所學校登記在冊的第一個學生。那一屆學生的名字至今還刻在學校禮堂內的花崗石板上，父親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按趙老師最初的設想，往後每一屆學生的名字都要刻在四周牆壁上嵌好了的石板上。而實際上，只刻了兩屆。趙老師土改時被劃成地主，學校被鎮裡收去後，他的一切設想都變得連臭屁也不值。到後來五駝子和金福兒造反時，大家都怕挨批判受牽連，一些人用錘子將石板上自己的名字砸掉了。只有父親和少數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中餓死的人的名字保留了下來。

  父親啟蒙那天，趙老師的妻子親自給他洗臉梳頭，然後換上學生服。使站在一旁的爺爺對他生出妒忌來，並藉口父親不懂禮貌，上去在父親的臉上揪了一把。

  縣長親自給父親發了文具和課本，又和父親一道將一朵大紅花獻給趙老師，並在隨後的講演中，代表全鎮人感謝趙老師為西河鎮子孫萬代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

  父親童年的講演，兩年以後就開始成為西河鎮人心中的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