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文強對鄭佑之先烈的回憶

  （根據文強發表在1986年2期《宜賓黨史資料》的回憶文章整理）

  [文強簡介]

  文強，湖南長沙人，1907年生，18歲時加入共青團，後轉為共產黨員。1929年從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畢業後，被黨組織派到由李家俊領導的川東農民革命軍，曾任萬源縣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黨代表兼縣行動委員會書記。

  四川省委從重慶搬遷成都時，在重慶設立「川東特委」，文強擔任書記。周敦琬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鄭佑之任組織部部長。不久，文強又被任命為四川省委常委、代理軍委書記。

  

  1931年，文強被捕入獄，由鄭佑之策劃組織，成功營救出獄，到成都後同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鬧翻」了，憤然離開四川去上海找組織，沒料到又遭到上海的「拒絕」……

  文強被「開除出黨」後再次加入國民黨。後來，文強逐漸成了「軍統」中的——顯赫人物、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最後淪為——戰犯，經歷了26年的牢獄改造。

  文強被新中國「特赦」後，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他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後，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積極奔走呼籲，做出了較大的貢獻。

  在中國現代史上，文強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曾在共產黨、國民黨都分別擔任過高官要職。毛澤東是他的表哥，周恩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領導人，林彪曾是他的同學和部下；邵力子是他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程潛對他有救命之恩，戴笠視他為心腹骨幹，蔣介石「欽點」他為中將，杜聿明點名要他做參謀長……他在中國現代史的大風大浪中度過了傳奇一生。98歲高齡去世。

  （一）我對鄭佑之總的印象

  鄭佑之先烈，是我生平最尊敬難忘的革命友人之一。當然，我是有愧於說他是革命的戰友，但我沒齒難忘的是他以同志式的階級友愛、無私，冒萬難萬險救過我的生命！我應該稱他為救命恩人。

  最近宜賓縣委來了兩位青年同志訪問我，與我談到鄭佑之先烈和我接觸過的事跡。幾乎談了三個多小時。談完之後，要求我寫一篇書面的回憶。我感到這是義不容辭的任務，也是面對「救命恩人」必當要寫的。所以此文要寫的，也就是與兩位面談過的，茲分作以下內容寫出作為參考。

  鄭佑之稱得上是共產黨員中用馬列主義精髓鑄造出來的英雄人物，也是無產階級隊伍中突出的富有才華的領導者。他的突出而又特殊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赤膽忠心對待黨組織的堅定信念，一生無私無畏，從來也不考慮個人的得失，艱苦奮鬥，抱定的是革命樂觀主義到底。

  第二，他對中國革命，認定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大任務是要切實地領導農民革命。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統治遺毒，是牢牢地綁住了占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手腳，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只有共產黨領導他們起來革命才能掃清，才能翻身。他曾多次向我說過，「中國革命如果離開了農民革命的偉力，是一無所成的。」他的話是體現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神。

  第三，他是徹底改造好了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平易近人，能團結人，能團結大量小學教員這個階層的優秀青壯年，引進入團入黨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鬥士。他的威望特高，在四川黨群組織中，具有不可磨滅的政治影響和思想影響。

  （二）我與他第一次的接觸

  一九二七年前後，是中國革命的低潮時期。我參加過南昌「八一」起義後來到川西作軍運工作中的地下活動者。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前後，「川西特委」派我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第七混成族第二團（即鄺繼勛團）作支部書記時經廖宗澤（廖是當年在「川西特委」軍委作地下活動的黨員）的介紹，他引薦鄭佑之與我在他的家裡爵板街某號見面，他指鄭對我說，「這位大鬍子是有名的『馬克思』，是著名農運專家，是四川黨內著名的同志，因慕您的名，特別是對南昌八一起義為何失敗這個問題，有所請教於您，希望您談談。」我們三人便決定一同到支磯石公園去喝茶，且飲且談地談了大半天，從上午九時，談到午後三時，只是午餐時到附近一家小館子吃豆花飯之後，又回坐原處喝茶續談。三人談得很痛快，我由南昌起義的經過談起，一直談到最後在海陸豐的失敗為止。

  鄭佑之聽完之後，便提出了失敗的原因何在？我略思而談到失敗原因，是由於匆促成軍，孤軍深入……其他還有什麼原因，不曾總結過。鄭對我的答覆似乎感到有失望的神情，他爽快地指出，這麼抽象的說明，並沒有解決問題。於是他插入又說，我聽完你所說的起義經過中，怎麼沒有談到農民運動的配合難道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地區的農民運動都全沒有做開嗎？……

  我被這麼一問，才感到他提醒了我，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他提出的問題上。我才肯定地說，根本原因就是沒有農民革命組織和力量來配合。在江西、福建的沿途是如此，最後到達號稱彭湃故鄉的海陸豐也是如此。

  我們三人便將話題轉到了如何發動農民起來革命並配合軍事行動的問題，各抒所見，展開了一場研討。佑之更是打開了話匣子，從理論到實際，有一整套的經驗。他對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以及四川的軍、團、匪交相蹂躪壓榨老百姓的苦況，言之至詳。他說現在是民國十七年，許多地方征糧已徵到了民國七十年，山高皇帝遠，猴子稱霸王，等於一座九層寶塔壓老百姓在塔底下，又怎能活命呢！

  鄭佑之深刻的分析到所謂老百姓之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農民。他認為農民起來革命與不革命的問題，才是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至今猶記他精闢的論斷，是我生平聞所未聞的農運知識。他頗有深思的語言，簡明有力，金石為聲，兩眼炯炯有光，神情肅穆，儼然泰山一座。他與我這次的見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使人難忘，也是終身使人難忘的。

  （三）第二次的接觸是在合川的旅社

  一九二九年夏，正是酷暑久旱的天氣，由於鄺繼肋領導的第七混成旅，迫不及待的在蓬溪、射洪起義，曇花一現，很快就失敗了。我由於奉省委命到萬縣去執行一項特殊使命的關係，才沒有趕上這次起義的行動。當我輾轉經忠縣、涪陵、豐都、長壽等回到重慶時、才知道鄺部起義軍不戰而散，領導層的脆弱無能，軍事路線的盲動冒險，造成了孤軍奮鬥的失敗，是多麼令人惋惜的事。

  由於我的回渝，省委即令我星夜兼程到合川、武勝、安岳、岳池、某縣、達縣等地一行，目的在收容失敗星散的部隊，當我經過合川時，一宿即沿規定路線，與各地方黨組織取得了聯繫，經過往返半月的奔波，才知道部隊星散，不知去向。我不但沒有收容到部隊，見到的幹部也不過三五人。

  當我失望地回到合川一處小旅社落店，不料在晚餐時遇到了鄭佑之同志，他樸實的裝束在暗淡的燈光下，假如不是他先握著我的手而自道是「鬍子」的話，我是沒有發現他的。這就是我與他第二次不期的相晤。

  我倆在晚餐暫時沒有多談話，鄭佑之告知我是來合川視察。我也自說是奉命到各地去跑了一趟，目的是收容鄺部等情。於是兩人由各自分住一室而合住一室，這樣便在合川同餐共寢，談天說地過了三天，我與他很談得來，在所謂談天說地中，最多的還是談到他精心研究中的農運問題。

  佑之對我很感喟地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們連秀才也不如，曇花一現呀！兩年前八一起義失敗了，廣州起義也失敗了。這一次鄺部起義又是失敗了，如此失敗下去，還有多少本錢呢？！……他要我好好地總結失敗的經驗，使全黨都能接受失敗的經驗，然後才能使革命起義走上不斷的勝利。他這時並不是失敗主義的悲觀，而是具有愈挫愈堅的勝利信心，誰聽了他的話，都應該感動而惕厲起來。

  這一次我們相處三天，在一起同餐共寢的生活中，我與他之間，建立起一種非常深厚即純潔的革命友誼。他的年歲將比我要大九歲，論社會閱歷和人情世故，都比我深刻得多，因而對他的一言一動，都是令我莫名的尊敬的。

  我對佑之壯烈犧牲的情況，一直到相隔三十年之後，才從四川黨內寄給我的有關革命史科中得知，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一大損失，令我悼念不已！猶記當年，我知道他的聲名早為四川地方軍閥所注意，隨時都在追捕，得之而後快。然而他從來不考慮個人的安危的問題，他卻對別人百倍於人，例如能多次叮囑過我多多保重身體，惦念著我是兩次入川的外省人。目標大，防不勝防要特別小心等語。言猶在耳，是不堪回憶的！

  我與他在合川的三日生活中，發現他在生活上有一種驚人儉樸和刻苦的精沖，也就是同餐共寢的一個傍晚，我倆正談話談得高興時，才感到有些飢腸轆轆一看鐘八時有過。我向他建議由我做東，去吃小館子，最多花一塊銀圓。這個東道主我做得起。

  不料鄭佑之堅拒地說：我一個月的生活費也用不上兩元，一次小館子就花了一元，未免太浪費了。他嚴肅而又幽默地說，不要忘記革命導師馬克思，有時窮得開不起伙，連郵票錢發封信都沒有，我怎麼能浪費呢？你我的晚餐我早準備好了，請即用餐，老鷹茶一壺，大燒餅兩枚，榨菜一塊，一頓吃得飽飽的兩人共費不到兩角。他說著說著，便從一包舊報紙中取山大燒餅、榨菜、柿子等物，高聲叫要一壺老鷹茶。

  我作為一個丘八，可沒有料到他這個非軍人出身的教書匠，竟如此刻苦，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沒有二話，我們吃得又香又甜。回憶當年我們許多黨內的地下工作同志，也包括高級的領導同志在內，在十分艱苦的年月里，一月能由組織上支出兩塊銀元作生活費，常常是難以辦到的。「鬍子」以身作則的刻苦精神，又怎能不感動我而難忘呢！

  （四）我在三省邊區失敗歸來的傾訴

  我由于堅信鄭佑之同志對軍運工作必須與農運工作的配合，特別是對武裝起義行動的配合，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這一點上，佑之與我是深有體會的。在當年黨內某些人是藐視佑之的說法和論斷的。他們批評佑之的論斷，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第三黨的調和派的理論，而且認為高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組織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而且認為農民意識是一盤散沙不可能有堅強的組織，是一群烏合之眾。

  反轉來說，代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革命力量，是現代化產業工人階級才是可靠的力量；他們不但認為農民組織的力量不可靠，連非產業工人中的手工業人都是不可靠的。佑之很惱火於批評他的人，將他貶低為第三黨的調和派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反駁者，他常常是拍案而起，爭論不休。

  我是完全同意於他的論斷，而且毫不懷疑於他的理論實踐是大有根據的。他曾向我歷數北伐時期劉伯承將軍領導的順瀘起義的失敗，鄺繼勛、陳靜珊為首的射洪和廣漢兵暴的失敗，以及江津、涪陵等地兵暴的失敗，都屬於軍事冒險，失敗於沒有農民革命力量的配合。當然，他對南昌八一起義和廣州起義的失敗，都無不引為惋惜而痛心的事，上舉失敗的事例，他無不作為他研究總結的資料。我非常了解他的心情，他也非常了解我同情於他的論點，決不能以藐視和打擊性的來發謬論。

  問題是我自三省邊區失敗歸來一次向他傾訴的結果，他仔細地與我談到由我與李家駿所主持的城（口）、萬（源）、宣（漢）、達（縣）四縣行動委員會所領導的農暴的失敗經過時，他簡直是以責備我的口吻說：「是沒有吸取一系列失敗的經驗，竟兒戲一般的一敗再敗。」他甚至是坦誠地指出：「既明知是以卵擊石，驅羊群而入虎陣的失敗的後果，又為何要去硬拼硬打呢？」由此，他當時對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指導方針，提出了反感和尖銳批評的意見。可是我當年對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太差，見他所說的只知道有理，究竟如何理直氣壯才糾正左傾盲動主義還是一知半解的。

  回想到過去，我對佑之同志更覺得可敬可愛了。我不知他多年來從事農運的研究有沒有專門的著述？假如有的話，哪怕是數言片紙，也是極為珍貴的文物。

  （五）「川東特委」與佑之共事的始末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前後，程子健同志多次與周敦琬和我談到過，他認為「省行委」在渝已失去了活動的作用，也太不安全，一定要搬上成都，在重慶設一「川東特委」主持工作，他謙虛的還說到過，我作為「省行委」書記是臨時性的，誰人來擔任省委書記，尚待商議，我是無能為力地再幹下去的。也就是說改組成立新省委正是在迫切需要的醞釀中的事。

  大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前後，程子健口頭通知我。省委決定遷蓉，川東特委書記決定由汶萊之（文強）擔任。我聞言堅拒，主要的理由是人地不宜，能力資望不夠，請改派能力強的，無論如何要收回成命。程經過一番考慮，便將周敦琬、鄭佑之邀請到機關，面對面的交代說，省委已作出決定，川東黨的工作以軍事為重，派汶萊之為書記，周敦琬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鄭佑之為組織部部長並負責特殊使命的督導（指對劉湘特委會打入的反間行動）。李家駿為軍委書記。

  程子健宣布後，唯恐我再提出異議，立即安慰我說，萊之是參加過八一起義的，又是鳴珂的同學兼戰友，擔任斯職是經過省委仔細考慮過的，而且在一個特委會的組織中，破例地調動了周敦琬、鄭佑之兩位有威望的省委委員作助手，不能說省委考慮得不周詳了。他作了傳達之後，周、鄭兩同志緊緊地同我握手，表示出特有的金石為開的友誼，我也感到，特委內內外外有了兩位具有威望的同志來幫助我干，也就不能再提出其他的什麼畏難之言了。

  我與敦琬、佑之共事，雖然不到一整年就因故各自東西了，但三人確也是全力以赴，日夜籌謀進取，唯恐有負省委厚望。也可以說是由敦琬管內，佑之管外，因家駿到職稍後，我的精力則全在軍運工作上。由於佑之尚有一項特殊性的任務，一貫的有保密性，也就全由他與敦琬的商決去辦理，我平日是不加過問的。談到佑之的特殊任務，我在下文中來單獨略述出來，此即不贅。

  （六）佑之特殊任務的略述

  當年以重慶為中心的周圍約二十多個縣的勢力範圍，是由地方軍閥劉湘在割據統治，形成了四川上下川東的一個獨立王國，也就是反動勢力比較集中，革命力量相對的正在發展之中，處於不斷的尖銳鬥爭，人所共知的白熱程度。特別是自一九二七年重慶「三三一」慘案的發生，劉湘便是這一次大屠殺慘案的禍首罪魁。

  劉湘這個兇惡的地方軍閥，與當年統治全中國的新軍閥蔣介石，既有矛盾又有勾結，這是任何統治階級對待革命新生力量為了鞏固統治權的一種手法。蔣介石自「四一二」事變後所建立起來的反共反人民的鎮壓機構，遠在重慶的劉湘也必然會勾結起來，互通聲氣，唯恐落後。

  大致是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之間，劉湘是國民革命軍二十一軍軍長，派其軍法處長李根固，隸屬該軍部之下，設立了專為反共的陰謀機構，名之曰第二十一軍重慶特別委員會（簡稱為特委會）。當這一陰謀機構的出現不久，李鳴珂同志即由黨中央奉命入川，擔任過省軍委書記的職務。他曾派遣李覺民同志制裁過裁併一案的發生（裁併是黃埔學生中反共最有力的兇徒，是經蔣介石指派為二十一軍政訓處長，實際上是懷著反共的陰謀，要他於入川後在重慶製造類似「三三一屠殺慘案的行動。鳴珂得報，便先發制人的將其制裁了）。

  當然，在當時激於義憤而採取的制裁暗殺手段是出乎不得已的，據說黨中央很快就糾正了報復性的偏差，但是劉湘的特委會變本加厲，在劊子手李固根的陰謀策劃下，凡蔣介石在京滬各地區所採取殘忍反共屠殺鎮壓的手段，有過之而無不及。

  簡單地說來，自從鳴珂同志犧牲後，李覺民離開軍委後，對付特委會的反間鬥爭的任務，則全部落在佑之的肩上，我是從鳴珂、敦琬長期在省軍委工作接觸過程中才了解這一情況的。

  一九三〇年冬，我負責省軍委書記時，周敦琬仍然以省委秘書長的身份，與佑之建立了經常的關係，他習慣的將聯繫的情況向程子健同志匯報處理，我的事很忙，也不了解以往的組織歷史的關係，也認為佑之是絕對可靠的同志，也就不必多所過問。

  平日從敦琬的談話中，了解佑之所領導的特殊任務，總共只有五六人，我記得姓名的，除佑之以外，還有餘國楨（余宏文）、薛彥夫兩同志。總共五六人中，其中有兩人有橫的關係，基本上是採取單線的領導。以上聽說的，是我在省軍委及川東特委負責期中，所能提供的參考資料。

  以下要寫到的是有關我被捕後，佑之用盡苦心，冒萬難萬險來營救我的接觸事實。我在當時險惡情況下，既不可能會到面，也不可能通信，而是通過一些我聽感觸的動向，特別是通過他巧妙傳遞的紙片紙團，來決定我脫險行動。由於我深深信服於他的為人，也知他與敦琬在組織上的同志關係，同時我也很熟悉於他的筆跡，這就肯定了他是我救命的恩人。我要較詳寫到的是被捕後的一個多月中，記憶中有過四次如上述的接觸：

  第一次的筆跡接觸，是我被捕後（是遇叛徒沈天澤的出賣）押解到特委會待審前，將我關押在一間斗室中，小窗外雨聲瀝瀝，室內燈光暗淡，忽見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視間，從窗隙中塞進一紙片，上書「出賣叛徒沈天澤」。我將紙片嚼碎吞下，引以為慰，判斷佑之聯繫上了，紙片上的字跡，出自他沉厚的筆跡。但又默思，不識沈天澤為何許人？（後經查明，是我一九二六年追隨朱德同志入川，於萬縣第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大隊受訓的學生，當年我是這個大隊的大隊長。）

  第二次的筆跡接觸。是我第二次提審前，一青年壯漢來我關押室內借檢查為名，在室內巡視一周，對外張望，轉身遞給我一紙團，未言其他，即退出。展開紙團，上書「只知自邊區而來，不知其他。」我知是佑之筆跡，將紙團拋入口中嚼得粉碎吞下。也就體會到叛徒並不知道我居重慶的實狀，是提醒我再審時作好準備、我心泰然，對黨組織及佑之營救無量的感激！

  第三次的筆跡接觸。是被關押在巴縣縣政府監獄約一月中，叛徒宋毓萍忽然來獄中與我談話，威脅利誘，花言巧語，大意是所謂奉勸我留著有用的生命，不要自尋死路，劉願庵、穆青、李鳴珂、牛大鳴、鄒進賢等都一網打盡死了，省委已瓦解了，要我放明白些……還說到軍法處長李根固要見我。一切不咎既往，對你有所借重之處……他囉囉唆唆還談了許多，我一心想到黨對我的營救，我必鄭重其事，多找脫逃的機會，我用不著對來者批駁，凡事一笑置之。我聽了他單方面的說辭之後，我更了解叛徒們並不知我在渝的活動情況，證實佑之傳遞來的紙團所告屬實，也就有了對付他的把握。好在宋毓萍片面之詞談完後，即要看管的頭頭開門將我帶出，趾高氣揚地說是李根固處長有請，在一群叛徒特務的包圍之下，步行到了他們的巢穴特委會。

  我到達特委會東面的一間大廳中坐下，稍加打量，即看出以宋毓萍、賀竹君為首的叛徒們，早已奉命安排好了企圖軟化引我上釣的布置，大廳中擺好了八仙桌，桌上擺好了茶點，一群不識的叛徒特務，團團圍繞我轉，問東問西，特別是宋毓萍笑面虎的神氣十足。賀竹君則自稱為黃埔學生來與我拉關係，我假裝連夜失眠，精神不佳，避免了對他們的冷淡。

  宋毓萍離開我外出少許又回來對我說，李根固處長因事不來相見了，要我與賀竹君出面代他設宴招待，還要陪你搓搓麻將牌……我只好笑笑，點頭表示感謝之意。他們見我如此冷淡，也就插不進話來，漸漸離座外出，我則靠在沙發上作休息之狀。一青年壯漢，為我送茶遞煙十分殷勤，看來是在監視我，又是在找機會來接近我，經過我仔細打量，認出是兩次塞過紙團者。他趁大家離座無人時，便低聲地向我說，「這群雜種還能活得幾天，您放心會有人打救的。說完，轉來轉去仍作對我監視狀，並在為我斟茶時，放下一個小紙團在茶杯旁邊就走開了。我揀起紙團展示，上書「跑」字，濃墨沉厚，我知道是誰人所書心更是泰然了，但又不知營救計劃怎樣？不免有些籌思以待了。

  第四次的筆跡接觸。是當日晚宴後，宋、賀兩叛徒引我到南面的一間書房的房間裡搓麻將牌，在座的有我和宋、賀等共四人，與我對座的為一中年人，不曾為我介紹姓名，目光瞵瞵，對我察言觀色，看來是軍方所派的特務。宋、賀對此人頗為恭敬。我則慎言以對。

  我們搓了八圈之後，已深夜了，又是那位青年壯漢，為我送茶送煙，以足來碰我的腿，顯然是示意於我。我乃藉故要離桌小便並告知宋說，待小便後再奉陪搓下去。宋即分囑那位青年壯漢陪我到廁所，他先入廁所里張望，見無一人才叫我入內。我正小便時，他塞進我手內一個紙團，展示「絲網已破」四個字出廁所門時，青年壯漢以手指破鐵絲網方向，且有示意即逃之狀。

  我急步走入兩顆大梧桐樹下，月光清澈，我身為桐影所掩，見高懸的鐵絲網已破一大洞，足可穿越而逃。我調頭向洞口一望，見破網之處加上壘起來的石牆，足有兩丈多高，又怎能下得去呢？急中生智，乃將頭上的鴨舌帽脫下，丟在地上，又脫下身著的陰丹士林布長衫，撕成了條條，打成疙瘩連結為繩，以上頭繫於鐵絲網上，迅速穿越而出，兩手緊握布條繩垂直而下，我習慣於軍人生活，落地輕捷無傷。

  這次安然脫險，得助於黨的感召，得助於佑之四次紙片紙團及傳話指導的營救，既可看出他的周密計劃，也可看出他掌握情報的確實，連一分一秒的良機也不會放過，否則是難以如此運用之神的。我至今日，也不知青年壯漢同志為誰？回想五十五年前的往事，歷歷如在目前。

  佑之佑之，您是無愧於黨的完人，我永遠懷念您！可惜我不全知您的英雄事跡，通過我所述點滴的事實，聊表我懷念的心情於萬一。

  1986年10月5日寫述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