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乾隆帝的黑白手段——

  1）乾隆兩條繩索駕御術

  乾隆皇帝是在先朝重臣的擁戴下登上皇位的，他並沒有自己的親信。由於雍正接受前朝兄弟爭立的教訓，對自己的兒子，管束嚴格，雖長大成人，封為親王，仍留住宮中，未分藩建府，所以並無自己的私屬。乾隆即位後，除了用人唯舊之外，別無選擇。用人唯舊避免了新舊臣僚之間的互相傾軋，也避免了因人事更迭所造成的人心浮動，所以當時政局平穩。然而，當乾隆皇帝俯視那些雖堆滿謙恭之色卻是相當陌生的面孔時，心裡總有一種沉甸甸的感覺。的確，對於一個經驗不足的年輕皇帝來說，孤身駕馭那些久經歷練的老臣，不能不小心翼翼、煞費苦心。專制統治，人君高高在上，卻又深居九重，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政事只能委之臣僚。在沒有心腹股肱的情況下，乾隆又如何放心得下呢？正像馭手駕馭馬匹需要鞍轡韁繩一樣，乾隆皇帝進行專制統治也有兩根無形的繩索。其中一條繩索是秘密奏摺制度；另一條繩索就是軍機處。

  

  密折制度最早始於康熙時期，本為當時兩種上行文書題本和奏本的補充和附庸。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折人可以直接和皇帝本人秘密聯繫，不必像題本、奏本一樣經通政司轉呈內閣，經內閣票擬之後再和皇帝見面。康熙皇帝雖以寬仁聞名天下，但在加強皇權方面，他絕不比別人手軟。為了對地方官進行監督，他暗中指定少數親信大臣隨時將所見所聞秘密奏上。又為了保密起見，這種奏章都必須具折人親自繕寫，不得假手他人，更不得泄露他人。密折寫好後，由本人或派專人徑送御前。這樣，奏摺的內容，除皇帝之外，便無人知道了。

  雍正時期，為了加強皇權，進一步控制各級官員，對於密折制度更加重視，不但具折言事官員的範圍進一步擴大，而且奏事內容也更多地轉為和統治安危直接相關的政治事件上來。這樣，皇帝隨時可以通過各地官員打來的這些秘密報告，了解包括各級官員在內的全國軍事、政治、財政、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況，而各級官吏卻因此被一條無形的繩索緊緊地捆住了手腳，只得服服帖帖，不能有任何越軌行為。乾隆皇帝對密折制度十分讚賞，他認為只有利用這條繩索，才能在變化莫測的官僚政治的風風雨雨中，辨別是是非非。與此同時，他還不顧一些臣下對密折制度的批評，更進一步擴大擁有奏摺言事官員的範圍。對於處理密折，乾隆皇帝也十分認真，從不假手於人，幾乎每一份奏摺，他都要詳細閱覽，遇有錯訛之處，他必指出令其改正。平時如此，巡幸在外也是一樣。不論他走到哪裡，密折就送到哪裡，批閱奏摺幾乎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後，隨著奏本文書的廢止，密折成為與題本並行的兩種最重要的上行文書之一。而且，由於當時許多機密政務，中央和地方的官員都是先用奏摺報告皇帝，得到皇帝首肯後，再以題本形式正式向中央政府有關機構報告，以便完成最後的批准手續。乾隆由此實現了大權獨攬。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採取各種措施，完善密折制度，加強保密程度。一是堅持滿洲官員奏事用滿文具折而不得使用漢文；二是嚴禁將奏摺上的皇帝批語引入具題本章；三是不准具折人將具奏內容和乾隆皇帝的批語泄露於同僚或者上司；四是為防奏摺呈送途中發生泄密，對所有具折言事官員，概行頒發憑匣和鑰匙，只有具折人和皇帝才能開啟。這樣，由於乾隆皇帝高度重視和制度健全，密折制度在乾隆皇帝專制統治不斷強化的過程中發揮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乾隆是一個絕對的專制主義者，這一點酷似他的父皇雍正。他醉心於集權制度，並抓住一切機會去實現它。他看中了另一條繩索軍機處，將它作為屬於自己的權力機構。

  軍機處是雍正皇帝的傑作，而乾隆皇帝卻使它增色、增輝。軍機處始設於雍正七年，原名軍機房，原是西北用兵期間為了軍事上的保密而設置的一個臨時機構。地點就在乾清門外（後遷隆宗門）。有關西北用兵的一些機宜事務既不經內閣票擬批答，又不經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決定，而是經由軍機處直達御前，由雍正皇帝自行處理。封建國家，皇權至高無上，但專制政治在賦予君主絕對權威的同時，還要照顧官僚群體的權力分配。皇帝在處理國家大事時，不能不受到大臣們的影響，但在軍機處，皇帝對國事的裁決，完全出於自己的考慮，雍正皇帝第一次體驗到了這種不受掣肘的快慰。從此軍機處在加強皇權的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乾隆皇帝即位以後，迫切需要一個既能貫徹自己意旨，又有工作效率的辦事機構，軍機處正好符合乾隆的要求，而且乾隆皇帝時軍機處的編制、規模、選拔軍機大臣、權限及工作範圍等方面較之雍正時更為自覺，更為主動。首先，在人員編制上，他一改雍正朝軍機大臣不超過三個人的慣例，同時任命六人為軍機大臣，分割了軍機大臣的職事和權限。其次，他十分注意軍機大臣的遴選，主要是不問資歷，提拔自己的親信，同時不准宗室擔任，以免大權旁落，而且首席軍機大臣必須是滿人。最後，完善軍機處的各項制度，加強保密。對於通過各種方式向軍機處刺探情報的各地督撫，嚴加處理。經乾隆這一改革和整飭，軍機處更加適應專制皇權的需要，成了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構。

  儘管軍機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可乾隆皇帝卻始終沒有為之專設衙署，從軍機大臣到軍機章京皆保留原來的官銜和品級，以臨時身份入直軍機處，其工作範圍雖廣，但說到底，不過是負責草擬上諭、「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的一個皇帝私人的秘書班子而已。因而，軍機處權力的加大，僅僅是皇帝個人權力的加大。難怪清代臣民不客氣地把軍機大臣比作抬轎的轎夫。給官老爺抬轎的四名轎夫，各有四個字形容：前面一個昂首挺胸，叫做「揚眉吐氣」；第二個正在官老爺面前，叫做「不敢放屁」，因為一放屁官老爺首當其衝，吃罪不起；第三個是在轎後，視線被轎子擋住，因而是「不辨東西」；最後一個亦步亦趨，叫做「毫無主意」。軍機大臣的情形就跟這幾名轎夫一樣，首席軍機大臣「揚眉吐氣」，奏對時照例由他一個發言；居後的便「不敢放屁」；新入軍機處的不摸底細，所以「不辨東西」；位居最後的，稱作「打帘子軍機」，當然是「毫無主意」了。即使是貴為首席軍機大臣也不能揚眉吐氣，鄂爾泰、張廷玉、傅恆、阿桂等都曾是炙手可熱的大人物，大學士和 也曾極得乾隆皇帝寵信，但他們都沒有控制朝政大權，他們的主要作用還是根據皇帝的旨意做些票擬承旨的工作。

  軍機處使專制皇權空前地強化了，它不但把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剝奪殆盡，使其名存實亡。而且，也使明朝以來的內閣形同虛設。在利用軍機處這條繩索加強皇權、乾綱獨斷上，乾隆皇帝算得上是得心應手、爐火純青了。

  乾隆皇帝正是利用這兩根無形的繩索（密折制度和軍機處），把全部的權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中，「親攬庶務，大權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這是清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2）乾隆不偏不倚牽制術

  新皇帝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的那一瞬間，就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於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漩渦之中。周圍充滿著歡呼和讚美、欺騙和謊言、搖頭擺尾的獻媚取巧、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慄，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昏眼花。乾隆上台後，一時還沒有屬於自己的夾袋中人物，孤身陷在盤根錯節的黨派關係中，操縱駕馭煞費心機。當時朝廷上已形成鄂爾泰與張廷玉兩黨的分野。

  鄂爾泰、張廷玉皆為前朝重臣，又均有擁戴之功，兩人分門立戶，相互攻訐，不僅影響到朝政的統一、統治階級內部的穩定，也為乾隆儘快熟悉和操縱官僚機器，造成了無形的障礙。

  乾隆一時不得不周旋於兩黨之間，既要消除黨爭之害，打擊鄂、張二人的勢力，又要在自己還沒有培植起親信股肱之前，依靠二黨幫助自己處理政務，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這就是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駕馭術。

  鄂爾泰，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康熙時舉人，雍正時任雲貴總督、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他的弟弟鄂爾奇為戶部尚書、步軍統領。長子鄂容安，曾在軍機處任行走，後為河南巡撫、兩江總督、參贊大臣；次子鄂實亦為參贊大臣；三子鄂弼，任山西巡撫、西安將軍；四子鄂寧亦歷任巡撫；五子鄂忻為莊親王允祿之婿；鄂爾泰之女嫁寧群王弘蛟：侄子鄂昌任湖北、甘肅巡撫。真是一個滿門貴胄的家族。鄂爾泰見識遠大，知人善任，頗有古大臣之風。他首倡在西南實行「改土歸流」的政策，為鞏固統一，卓有貢獻。雍正對他極為寵信，認為他的能力實屬大材。而鄂爾泰每每稱雍正為慈父，雍正亦屢稱鄂爾泰「勝朕頑劣之子」，他們君臣相得，非同尋常。雍正對此並不隱諱，他在給鄂爾泰的硃批中說：「朕與卿一種君臣相得之情，實不比泛泛，乃無量劫善緣之所致。」然而鄂爾泰雖生性豁達，獎掖後人，卻是驕倨有餘。久而久之，就在周圍聚集起一幫趨炎附勢之人。到乾隆即位後，鄂爾泰已在朝廷內外結成了以他為首的黨派。依附者，不僅有微末之官員，而且還有許多著名人物，如尹繼善、仲永檀等皆投入其門下。

  與鄂爾泰同受雍正皇帝器重的是漢大臣張廷玉。張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中進士，至雍正朝累遷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戶二部，並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張廷玉出生於書香世宦之家、一門朱紫，其父張英以文學之才獲寵於康熙皇帝，官至大學士，死後賜諡「文端」，寓以人品、學問端方之意。張廷玉是張英的次子，他的長兄張廷瓚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張廷璐官拜禮部侍郎。張廷玉的三個兒子也都登官仕進，長子張若靄、次子張若澄，均入值南書房，為內閣學士。堪稱滿門貴盛，天下榮之。張廷玉長期為雍正皇帝起草諭旨文書，長於文學之才，且又勤勞謹慎，善於貫徹皇帝的意思，被雍正視為股肱心腹。一次張廷玉偶患小恙，雍正皇帝命御醫前往診視，又遣內侍詢問寢食，關懷備至。隨後他對近侍說：「朕連日臂痛，汝等知之乎？」眾人不解，驚問其故。雍正笑著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非朕臂痛又是什麼呢？」皇帝的寵信和倚重，使張廷玉置於權勢顯赫的地位，在他的身邊自然也團結起了一幫勢力。

  到乾隆即位時，張廷玉作為三朝元老，一時大臣皆為後進，或由知遇之恩，或因提攜之情，投到張廷玉門下的不知多少。

  總之，乾隆即位後，無論是鄂爾泰還是張廷玉都各自形成了勢力強大的朋黨集團，雙方各立門戶、廣植黨羽，爭權奪利、勢同水火。正如乾隆所說的那樣：「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鄂張兩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滿漢官僚之間的矛盾。鄂爾泰與張廷玉「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但為爭權奪勢，卻無時不在暗中較量。張廷玉向來以謙沖自居，但對鄂爾泰卻是寸步不讓，鄂爾泰偶有過失，張廷玉必冷嘲熱諷，使其不得自容。且看下面兩人之間的一次玩笑對話：暑日，鄂公嘗脫帽乘涼，其堂宇湫隘，鄂公環視曰：「此帽放在何處？」張廷玉冷笑幾聲，回答道：「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為妙。」張廷玉明明是在警告鄂爾泰要老老實實為官，否則烏紗帽就戴不長了。鄂爾泰雖然十分惱火，卻又找不出發作的理由，只好自家生悶氣了。

  其實，張廷玉雖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爾泰高出一籌，常常以口角獲勝，但由於清廷的大權操縱在滿族上層的手中，乾隆個人袒護滿族官員的傾向較為明顯，所以上層權力圈內，滿員占多數，漢員占少數，即使滿漢同官，權力也往往掌握在滿員手中。在這種情況下，鄂張兩黨的力量對比，不可能絕對平衡，而總是鄂黨占上風，張黨占下風。兩黨之間第一次大的衝突，就發生在雍乾交替之際。

  雍正逝世前夕，因貴州台拱、古州一帶的苗民再度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清鬥爭，雍正怒形於色，頗有怪罪鄂爾泰措置不善之意。因為鄂爾泰曾在雍正面前誇下海口，聲稱西南改土歸流後，可保百年無事。然而，不過幾年功夫，苗民復反，苗事再起。鄂爾泰雖感意外，但自覺心虧氣短，便上疏請罪，要求罷免官職，削去伯爵，甘願回家養病。雍正皇帝當時正在氣頭上，再加上朝中反對鄂爾泰的呼聲很高，便同意了鄂爾泰的請求，解去他大學士之職，削去伯爵。鄂黨一時失勢，而張黨的勢力卻在上升。

  雍正皇帝派往苗疆平叛的大臣是刑部尚書張照，他正是張廷玉的得力黨羽。張照挾門戶之見，一心想給鄂爾泰以致命的一擊，所以一至貴州，便開始搜集鄂爾泰的種種罪狀，向雍正告發，欲全盤推翻「改土歸流」的政策。由於張照一門心思都用在整治鄂爾泰身上了，在軍事上卻是一籌莫展。他這個苗疆大臣用兵不得要領，而且政策上也有失誤之處。他出於對苗民屢撫屢反、反覆無常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論降拒，一律剿殺。這種野蠻的屠殺政策，把苗民逼上了絕路，反抗益堅，甚至手刃妻女從軍抗清。「苗患」在進一步蔓延，幾成無可收拾的局面。

  但雍正的死，改變了一切。

  乾隆繼位後，完全贊成「改土歸流」的政策，對張照極為不滿，斥責他持門戶之見存心報復的行徑，並將張照逮京下獄。封建專制政治下，生殺榮辱繫於皇帝一身，人臣的命運，往往改變於瞬間，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喜怒哀樂。雍正皇帝在臨終時寬容了鄂爾泰在苗疆的失誤，仍讓他以大學上承受顧命，輔佐新君。而乾隆皇帝又以鮮明的態度，為鄂爾泰翻了案，在逮治張照的同時，將鄂爾泰的得力心腹張廣泗派往苗疆。鄂黨占了上風，以為機會已到，欲窮追猛打，置張照於死地，以達到窮治張黨的目的。

  乾隆儘管肯定了鄂爾泰執行的政策，但豈能聽任鄂黨乘機報復、製造大獄、形成一黨壓倒優勢的局面。他置身於兩黨之間，竭力保持平衡，這正是專制君王的統治之術。正是在這種不使一黨得勢，亦不使另一黨失勢的指導思想下，乾隆皇帝赦宥了張照，命其在武英殿修書行走，後又授內閣學士，入值南書房，五年後官復原職，仍居刑部尚書之位。乾隆當時尚無自己的班子，只能沿用鄂張二黨中的人才，他小心翼翼地操縱著這架龐大的國家機器，使它不致因為自己是個新手而出現什麼故障。一個政治體制下存在兩個以上勢力集團，這在封建社會是常見的政治現象。最高統治者應該憑藉自己的權力，控制對立的雙方，不讓一方消滅另一方，而要使他們在一個體制下共存，共同效忠於自己，這就是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統治之術。

  鄂、張兩黨的長期對立，必將引發嚴重的衝突。乾隆六年，號稱敢言的鄂黨御史仲永檀參劾張廷玉泄密，乾隆起初並不相信，因為張素以縝密見稱。仲永檀便舉出御史吳士功彈劾尚書史貽直的密奏曾被宣揚於外。吳士功為張廷玉的門生，而史貽直則與鄂爾泰交好，乾隆清楚地記得，吳士功上年確有密奏，而且確實被宣揚於外，泄密的責任必在張、吳二人。此事如果追究下去，將成大獄，張黨必然會遭到慘重打擊。於是他決定將此事壓下，對吳士功泄密姑且不究，張廷玉也沒有因相互串通、泄露機密而受到懲處。仲永檀攻訐張黨泄密，其實鄂黨泄密尤甚。乾隆早就指出：「鄂爾泰縝密之處，不如張廷玉。」僅僅過了一年，仲永檀和鄂爾泰長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異己之事即行敗露。他們相互交通，在參奏別人之前，先行商謀，參奏之後，又相互照會。仲永檀無非是要巴結討好鄂爾泰，才與鄂容安結為至交。這種無視法網、朝綱的明知故犯行為，令乾隆氣得發指，他指責鄂爾泰既不能「擇門生之賢否」，也不能「訓子以謹飭」，是營私黨庇之過。見乾隆大怒，張黨乘機落井下石，要求刑訊仲永檀、鄂容安，並逮問鄂爾泰。此事如果追究下去，鄂爾泰必將身敗名裂，鄂黨也會隨之崩解，形成張黨得勢的局面。這並不是乾隆皇帝所希望的結果，他必須竭力維持兩黨的均勢，以收牽制之效。於是乾隆同樣從寬發落，除仲永檀下獄、在獄中病死外，鄂容安僅令退出南書房、鄂爾泰交部議處，以示薄懲。

  乾隆皇帝在操縱駕馭官僚政治這架龐大的機器時，猶如駕馭一艘巨輪航行在大風大浪的海上，他尤其需要保持船身的平衡，只有這樣不偏不倚，才能闖過激流險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