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張之洞生平小傳

  張之洞（1837—1909年）字孝達，又字香濤，號壺公，晚年自號抱冰老人。清末重臣，洋務派首領。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1863 年（同治二年）進士。清流派重要成員。

  1881 年（光緒七年），授山西巡撫，政治態度為之一變，大力從事洋務活動，成為後期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84 年，補授兩廣總督。中法戰爭爆發後，力主抗法。同時，在廣東籌辦近代工業，以新式裝備和操法練兵，設立水師學堂。

  1889 年，調湖廣總督。建立湖北鐵路局、湖北槍炮廠、湖北紡織官局。開辦大冶鐵礦、內河船運和電訊事業，力促興築蘆漢、粵漢、川漢等鐵路。後又編練新軍。在鄂、蘇兩地設新式學堂，多次派遣學生赴日、英、法、德等國留學。還大量舉借外債，是為中國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國訂約借款之先。

  戊戌變法時期，起先支持維新活動，多次出資贊助維新派。當維新運動日益發展、新舊鬥爭漸趨激化後，提出「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維護封建綱常，宣傳洋務主張，反對變法維新。

  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主張嚴加鎮壓。八國聯軍進逼京津，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聯絡東南各省督撫，同外國駐上海領事訂立《東南互保章程》九條，鎮壓維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及長江中下游哥老會發動的自立軍起義。

  1901 年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命張之洞以湖廣總督兼參預政務大臣。旋與劉坤一聯銜上奏提出「興學育才」辦法四條，仿照日本學制擬定「癸卯學制」（即1903 年經修改重頒的《奏定學堂章程》），在全國首采近代教育體制。

  1907 年調京，任軍機大臣，充體仁閣大學士，兼管學部。次年清政府決定將全國鐵路收歸國有，任督辦粵漢鐵路大臣，旋兼督辦鄂境川漢鐵路大臣。慈禧太后死後，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

  1909年（宣統元年）病故，諡文襄。遺著輯為《張文襄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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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飽讀經書和長期的翰林生涯使早期的張之洞成為一個標準的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在他身上浸透著恪守祖訓的陳舊政治品性。

  張之洞一生最重要的時期，為19世紀的80年代至20世紀的前10年，這是中國兩千年封建帝制行將就木的三十年，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舉凡這三十年內中國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如中法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八國聯軍入侵、東南互保、鎮壓自立軍起義、籌辦新政等等，張之洞都親身參與，而且都在其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說他是這三十年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那是毫不過分的。

  具體地說，張之洞在近代中國留下了哪些痕跡呢？

  作為中法戰爭的地方最高統帥，他打贏了這一仗。這是清廷與外國交戰中唯一贏得勝利的一場大仗。

  他籌建了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廠——漢陽鐵廠。他在武漢辦起了槍炮廠、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制麻局，為日後的工業大城市武漢奠定了基礎。

  他最先提議修建北京至漢口的京漢大鐵路，並督辦該鐵路南段的修築。

  他與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楊深秀、楊銳等人都有密切的聯繫。維新派視他為強有力的支持者，他差一點要進京主持變法運動了。

  在庚子年的動亂中，他倡議東南互保，鎮壓自立軍起義，免去了清廷的半壁江山之憂。

  他是接受慈禧託孤的唯一漢大臣，在晚清最高政壇上的滿漢之爭中起著很大的調和作用。比如保全袁世凱的性命，對於中國歷史的演變道路便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作為國家重臣，他第一個大力倡導「中體西用」，他用自己的洋務局廠努力將這個構想實踐，又通過其得到光緒帝旨准發行200萬冊的《勸學篇》，將這個構想傳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使得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成為上個世紀之交舉國上下最時髦的口號，並對日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影響甚為深巨。

  照理說，這樣一個人物應該受到歷史的尊重和後世的緬懷，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出版的各種私家史乘中，張之洞的形象大多不佳，他被說成一個熱衷仕宦、投機取巧、好大喜功、鋪張糜費的政客，一個使氣任性、行為乖張、倨傲自大、偃蹇作態的名士，一個「面目可憎，語言乏味」的丑角。到後來，隨著洋務運動的被全面否定，這個洋務運動的「殿軍」也自然而然地被輕蔑地拋棄了。儘管一代偉人曾經說過，我們「不應忘記張之洞」的話，但在實際上，他被人忘記了。

  歷史車輪駛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現代化」的呼聲再次在中國響起時，人們才想到，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有著一批又一批的愛國之士，不願意看到國家因貧窮落後以至於滅亡，他們一直在尋找導中國於富強的道路。道路有許多條，但有一條似乎是最引人注目的主線，即向西洋歐美學習，向東洋日本學習，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學習他們的治國方法，乃至於學習他們安邦立國的精神、意識、品性、文化……

  於是，洋務運動和它的一班主要倡導者，重新受到人們的關注，張之洞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個。

  張之洞所作所為，脫離不開強化封建國家政權的政治目的。他辦工礦也好，興學校也好，建新軍也好，都是要給垂死的封建制度注射強心針。作為一個自幼熟讀經書的封建士大夫，一旦有人觸及封建制度本身，他就會不顧一切地進行反撲，因此他以武力鎮壓武穴等地人民的反洋教鬥爭，鎮壓唐才常等漢口自立軍起事等都是情理中的。但是，張之洞畢竟是那個時代的人，他的上述所為是由他的政治地位和階級立場決定的。我們不能因為他有發展經濟之功就否定其政治手段，也不能因為他鎮壓人民就否定他舉辦洋務對我國近代工業發展的貢獻。因此，我們應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對他作出正確的評價，肯定他的「振興實業」的客觀歷史作用。

  張之洞是個「忠孝」之士，從他本意來說，對於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侵略恨之入骨。因此他所辦的一些在創辦之初就有與「老外」一試高低之意，發他興修蘆漢鐵路時，不欲向外國訂購鋼軌，而最終決心創辦漢陽鐵廠，自煉鐵軌，而且在大冶鐵礦開採權上對德國的企圖寸步不讓。張之洞曾在上奏中談到他創辦企業之目的：「我多出一分之貨，即少漏一分之財，積之日久，強弱之勢必有轉移於無形者」。

  出於此意，他在創辦近代工業時注意加強原料的生產，「以免受制於人」。作為封建官僚的張之洞興洋務時，在資金上、技術上對外國資本主義確乎存在依賴性，但他保國立場又和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因此可以說他在湖北興洋務，有利於挽回利權，在一定程度上也抵制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儘管張之洞的振興實業本意是為他所在的那個階級服務的，是為腐朽的清王朝效忠的，但在客觀上，他對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我們不能因為他的封建官僚的政治品格和階級的本質而徹底否定他，而是要從根本上、從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去判明是非得失。從這一點上看，我們對張之洞的這些積極作用的正面評價也許不算過分吧！

  張之洞彈心竭力為在湖北等地搞了大半輩子的洋務活動，開設了數十個企業和事業，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張之洞這位幾乎與中國近代史全過程相始終的複雜人物的生活歷程中，人們不難發現，洋務派並非從天而降的星外來客，也不是純然的舶來品，他們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是從基礎廣闊的封建官僚群中脫穎而出的，其原因就是列強打破了中國數千年的封閉狀態，從而引起中國社會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的產物。張之洞正是在這個歷史階段上登上歷史舞台的，這個時期的社會形勢深深地影響著他的一生。從清流派到洋務派的轉化，一直到為「振興實業」耗盡心血，這一切都是中國近代史上各種現象錯綜交織的產物。

  從這個角度上看，「張之洞」無疑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關照性。西方智者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國民對近代史的興趣，又一次為這個觀點提供了證據。

  然則在近幾十年的時間裡，人們對張之洞和他的洋務事業進行的批判指責，難道都是無中生有，都是不負責任，都是錯誤的嗎？顯然也不全是這樣。其中的原因，除張之洞本人的為人，有不少該指責處外，最主要的是他所辦的洋務事業幾乎都沒有取得大的成就，更沒有達到他所期盼的富國強兵的目的。說句並不太苛嚴的話：他的洋務事業是失敗的。

  要說此人最值得今天重視的價值，便是他所留下的這份洋務失敗的遺產。從本質上說，我們今天的「與世界接軌」，就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先進人士所探索的那條救國主線的繼續。這條主線曾在張之洞死去後不久給中斷了。

  應該說，「洋務運動」以「求強」、「求富」為目的，出發點是不錯的。洋務派夢想通過學習「西藝」，從而融入1700年開始的世界現代化進程，進而實現富國強民。但洋務派追尋的「現代化」僅僅是經濟和軍事領域的現代化，卻「忽視」了走向現代化國家共同具備的規律：現代化應是所有領域的現代化，不僅有經濟和軍事的現代化，還有政治意識的現代化，社會制度的現代化，文化思想的現代化。而按照我國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的觀點，國家富強離不開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恰恰是洋務派最忌諱的，他們辦洋務的目的只是為了維護既有的政治制度。

  於是，沉醉於實現經濟和軍事現代化的洋務派做夢也沒想到，中日甲午戰爭卻給他們「轟轟烈烈」地推進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劃上了一個沉重的句號。其時，洋務派「領軍人物」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已經號稱「東方無敵艦隊」（中國當時號稱世界第七海軍強國），卻在與毫無名氣的日本海軍開戰時一觸即潰，全軍覆沒。

  對此，後來普魯士首相俾斯麥說了，中國和日本都派人留洋，但是日本人學習了西方的政治回國後便加以運用，從而自強，而中國人只看到了西方的堅船利炮而沒有看到根本的東西，從而淪為列強的盤中餐。由此看來，甲午戰爭的結局早在「洋務運動」之初就已經註定了：洋務派捨本逐末，學「西藝」而棄「西政」，焉能不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