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臭老九」恢復名譽

  1983年4月，大約1萬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政府官員和工人聚集在人民大會堂，紀念卡爾·馬克思逝世100周年。會上，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卻向他們傳達了一個出乎意料的信息。除了向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敬意之外，胡耀邦90分鐘長的講話更多關注的是北京政府迫切需要注意的主題：恢復中國的知識分子，或稱「腦力工作者」，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破壞的地位。

  胡耀邦說，正確對待知識分子是一項「重要而又緊迫的問題」。恢復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在塑造國家未來中的重要作用所需的時間「像金子一樣寶貴」。他警告說，如果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沒有領會到這一點，那麼「他們的領導就好比搖椅政策，沒有方向，也不會有結果」。

  

  胡的講話並不僅僅是官方言論的突然逆轉。事實上，他更反映了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支持者在1978年執政以來中國現代化計劃中最矛盾的方面之一。對領導層來說，問題是如何發展並激勵中國眾多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天才，而又不會使長久以來就被灌輸不信任那些用腦而不是用手工作的人的人民大眾產生牴觸情緒。可以預料，最初的行動一定會遭到反對，甘肅工人王士奇（音）就為此惱怒不已，在給《工人日報》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說道：「政府和很多企業最近都發出命令和一個接一個的通知規定，報紙上也出現長長的文章支持知識分子。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就在不久前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10年中飽經苦難。那個時候，數以千計的科學家、教師、醫生和學者被10多歲的紅衛兵逼死。其他數以百萬計的腦力工作者被迫去干打掃廁所、在農村運肥這類工作。最終，這個國家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曾經一度被發配到農村。從那時起就出現的這種狀況的結果之一就是經濟收入上的極大不平等。中國10億人口中據估計有2.5%的人完成了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從而被稱為知識分子。他們中包括幫助設計製造中國氫彈和地球衛星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中，他們的貢獻一定會得到豐厚的回報和國家給予的榮譽。可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平均工資只有每月35美元，這至少要比城市工人的工資低10%。

  經濟和物質上的條件知識分子尚可忍受，但是來自中國各階層對他們廣泛的歧視卻更讓他們難過。北京大學一個畢業生說：「有些領導並不真正喜歡知識分子。一些普通人也討厭我們。」一個中學教師說：「在一家工廠里要是你戴著眼鏡，又有文憑，那麼人們就會討厭、嫉妒你。」

  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在「文化大革命」狂熱的壓力下被迫關門，這讓中國的科學和技術基礎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恢復它也許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政治局成員聶榮臻在去年晚些時候承認：「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的半導體、計算機和雷射技術雖然落後於美國，但是和日本在同一水平上。20年後，我們和美國的差距更大了，日本也跑到了我們的前面。」聶稱，沒有知識分子的參與，就不會有現代化，中國經濟也不會到2000年的時候翻四番。

  恢復知識分子地位這個過程所取得的進展仍是令人痛苦地緩慢。《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中說，北京第7化工廠48歲的副廠長朱玉鳳（音）因為入黨請求不斷被拒絕而自殺。這份報紙把她的死歸罪於來自「左傾思想」的壓力。另一個事例是山西農業協會的科學家鄭新文（音）。因為他曾經是右派，他的入黨申請就遭到拒絕。

  到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小心翼翼地表現出謙卑。鄧小平的改革派也決心提高他們糟糕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但是，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仍舊對現狀沒有耐心，渴望有更快的改變。甚至《人民日報》也承認在黨的幹部中還經常出現「對知識分子的各種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