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互相打量

  縱觀整個60年代，俄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和平始終維持在一種充滿了敵意的平衡上。60年代初期，莫斯科與北京劍拔弩張；在柏林與古巴的問題上，莫斯科與華盛頓也是各不相讓，幾次險些發生正面衝突；華盛頓同中國在這10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關係冷淡，最近兩年甚至沒有進行任何對話。然而在70年代即將到來的日子裡，三大強權將舉行一系列的雙邊會談，這些會談很可能會改變當前它們之間脆弱的關係。它們一個漫不經心或者其他的細小表示都可能打破這種早已受損但依然存在的平衡。

  美國和蘇聯已經就限制戰略武器的問題討論了幾個月，而且正在準備新一輪的會談。自去年10月以來，莫斯科也一直在同北京就緩和雙方在長達4500公里的邊境上的緊張形勢進行談判，但毫無進展。上個星期，中國人在同意與美國在華沙恢復一推再推的會議後，停止了在三國間的談判。

  1955年到1968年之間，美國同中國共進行了134次大使級會談，第一次是在日內瓦，而最近的一次則是在華沙。兩年之前，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突破了會議的形式。不久後兩國之間進行直接接觸，一直到1969年底，美國駐波蘭大使沃爾特·斯道塞爾——一位資深外交官，與中國外交官雷陽進行會談，後來他們又在中國大使館談了一個多小時。那次會見整整一個月後，中國人在1970年1月打電話說雷陽想進行回訪。第二天他乘坐一輛掛有中國紅旗，尾燈改制成燈籠式樣的高級轎車來到美國大使館。他們喝茶的時候商定下周在中國大使館重新開始正式會談。從那以後，會談就在中國大使館和美國大使館之間交替進行。

  北京同華盛頓之間親密的逢場作戲是經過仔細安排的。中蘇關於減輕邊境緊張局勢的談判原計劃上個星期在北京恢復，但顯然由於雙方分歧過大已推遲舉行。莫斯科同意討論小部分的邊境調整，但中國人堅持更多的要求：雙方軍隊撤出有邊界爭議的地區。蘇聯承認現行邊界的劃定基於可追溯到沙皇時代的「不平等條約」。同樣令中國人氣憤的是蘇聯的談判人第一副外長瓦西里·庫茲涅夫晚一個星期到達。他兩星期前抵達北京時，中國只派出1名二級官員去機場迎接，故意怠慢他。

  西方觀察家們相信，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同意恢復華沙會談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1）這些天負責北京大部分事務的是在外交事務上採取務實態度的周恩來總理，他認為中國必須開始擺脫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孤立狀態。（2）中國人真正擔心的是邊界談判的破裂會導致同蘇聯的戰爭，因此他們希望同美國的會談會迫使莫斯科變得更加溫和一些。

  從蘇聯人的角度看，他們也因為重新恢復的中美會談的美好前景倍感不安。正如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他的新書《中蘇戰爭》中所寫的那樣，蘇聯「有著一種近乎偏執狂的恐懼，他們害怕美國站到中國一邊去」。類似的夢魘也縈繞在中國人心頭，他們同樣害怕蘇聯會與美國達成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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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視從中蘇互不信任的關係中獲利的誘惑，美國小心翼翼地避免哪怕是敏感水域垂釣的建議。看起來，中國人和俄國人正在不斷激怒對方。北京和莫斯科又在全力以赴地開展關於是與非的理論大戰。北京指責蘇聯為「修正主義變節派」，在邊界談判之後蘇聯對中國進行憤怒地指責，塔斯社指責中國人有著「可笑的沙文主義情結和軍國主義的變態心理」。

  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也會成為攻擊的靶子：偉大的俄國演藝教師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名其妙地成為兩大紅色巨人分歧的象徵。他的現實主義思想主張演員要揭示生活的真相；而中國人卻認為這是中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當一家中國報紙攻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隻「紙老虎」時，莫斯科出版的一家刊物也反擊說中國的劇院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毫無生氣和完全麻痹」了。而事實的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