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的使命

  美國政府特使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飛赴重慶，他身材高大，其貌不揚但飽經風霜，並流露出大人物的氣質。三個月之後，他以輕快的步伐從飛機的舷梯上下來，結束了此次中國之旅，返回華盛頓。

  《紐約時報》評價：他發現這個擁有4億5000萬飽受戰爭創傷人口的國家正處在內戰的邊緣；他離開後，留下的不是和平，而是停戰和希望。

  沒有任何一個人（當然也沒有任何一個外國人）能夠使中國的勝利得以維持下去。中國民眾迫切希望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支持中國：建立一個強大、獨立、團結和民主的國家，需要外部的幫助——指導、調停和一個值得信賴和強有力的朋友，而不能以犧牲中國的獨立作為代價。3個月來，馬歇爾就是扮演了這種「朋友」的角色。就在返回華盛頓次日的上午，他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說明了其使命的完成情況，其中對他自己幾乎隻字未提：

  「中國人民正在致力於同全世界展開愉快合作的努力。這種努力幾乎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領導人每天都在解決衝突的方案方面取得進展……衝突的背景十分複雜，其過程也很慘烈，持續了20多年……他們在結束敵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喬治·馬歇爾更加謹慎地繼續說：「如果我們要擁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麼就必須要知道為什麼中國當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國家行動的方式。如果中國對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計阻撓其實現渴望已久的和平，那麼努力將面臨失敗……今後幾個月，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

  最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幫助中國各持不同政見的派別，準確地將基本協定變成具體的合作，馬歇爾直截了當地從具體的方面入手：中國內戰各方必須停火，並計劃為內戰各方的武裝裝上保險。

  為了進行民主實驗，這位特使在重慶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建在嘉陵江和長江的交匯處上方的一個西式別墅中，別墅門前的石頭上刻著「幸福花園」四個漢字。

  開始時，這位特使聽得多，說得少。他直言不諱、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禮。不久，他的客人們都把他稱為「老教授」，中國人對別人的一種尊稱。

  一次，在會見一個民主聯盟代表團（其中包括幾位著名的學者）時，馬歇爾要求他們就民主問題提出建議。一名代表反問道：「什麼是民主？」

  馬歇爾特使沒有猶豫。他說：「同一幫專家進行理論探討是一種冒險，他們要我給民主下一個定義。我說在當今的世界上，關於民主的定義五花八門……俄國人有一種，英國人還有一種，我們也有自己的定義……我可以對你們講的只是許多美國人對於民主的看法。我們認為它是一種體系，賦予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在自己的事務中擁有發言權，言論自由的權利，和平集會的權利，獨立地、不受干預地處理我們自己事務的權利，除非干預了他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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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軍事停火的會議作為試驗開始了，這位特使坐在了會議主席和調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邊是周恩來，右邊是張群（四川成都人，為國民黨元老之一，張與蔣介石私交甚深，頗得蔣的信賴）。在軍事重組會議期間，這個機構出現了一個變化。馬歇爾僅僅作為顧問而坐在那裡。周恩來為共產黨一方說話；張治中將軍曾任蔣介石的副官，則為政府行事。

  特使並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他喜歡提出問題，然後讓各方闡述其觀點，同時，他還經常將討論引導到具體的事件，起草書面建議上。在最恰當的心理關口，他會加些民主的催化劑。

  中國認識到了馬歇爾的誠意。在他自己的國家和在巨大軍事冒險面前，為了民主而做出了相類似的犧牲，他沒有猶豫。珍珠港事件之後不久，他所在的參謀部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新聞控制。馬歇爾對他們說：「此時，我們在這裡工作，我們民族的命運就取決於我們的判斷和我們的能力。我們有資格，我們有能力完成我們的職責。但是我們怎樣才能保證？」他補充說：「我認為，媒介是我們最好的監督官之一。」

  馬歇爾抵達重慶之後的第19天，國民政府與共產黨簽訂了一項停火協議。6個星期之後，他們又簽署了一項削減和合併軍隊的正式協定（18個月內，由300個師減至60個師）。他促使各方聯合在北平成立了軍調處，由國民政府、共產黨、美國派出實地監督小組，加強對停火實施的監督。

  實地小組是馬歇爾試驗的一個關鍵的成分。他們不久便發現這項任務十分艱難：地方指揮官之間仍然不斷發生小規模的衝突；干擾通信，使整個計劃處於危險之中。3月1日，馬歇爾特使由周恩來和張治中將軍陪同，離開「幸福花園」，在惡劣的天氣里，飛往3500英里之外的華北地區。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裡，他訪問了10個城鎮，周旋於接連不斷的視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會之間，聽到手持旗子作為歡迎者對他的吹捧。

  中國需要美國的信用貸款，數目龐大。它希望從世界銀行得到15億美元的長期項目貸款。除了金融幫助，它需要美國所擁有的大量剩餘財產（特別是輪船、卡車、機車等）。馬歇爾特使於是請求給予中國特別優先權。

  美國陸軍和海軍人員幫助中國訓練其新組建的軍隊，但中國還需要更多的美國技術援助，以便在機械化的時代向其人民普及技術知識。

  向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提出請求之後，馬歇爾特使計劃重返中國。在喬治·馬歇爾的眼中，中國、美國和全世界幾乎如同100年前，他的遠房堂親漢弗萊·馬歇爾所說的那樣。漢弗萊在1853年至1854年曾任美國駐天朝（譯註：封建時代外國對中國的另一種稱謂）的特派員。漢弗萊寫道：「無論何時，俄國人或英國人的貪婪或野心都將會誘使他們去獲取大量的不義之財，亞洲的命運將由他們決定。中國與美國的未來關係將長期地被認為是十分密切，除非『現在』美國採取斷然措施，以避免出現事與願違的結果。依我看，美國的最高利益在於『維持』中國……這將好於眼看著中國成為一個無政府的場所，而最終成為歐洲野心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