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言與象的互在 真實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有真實都是我們理解中的真實，是某種文化語境規定的真實。問題在於：這種規定是怎樣完成和演變並且合法化的？前不久美國《自然》雜誌發表一項新技術：通過測定面部的血流和溫度，可以較準確地判斷一個人是否說謊。那麼什麼是說謊？什麼是謊言所違背的「真實」？是誰規定了並且怎樣規定了這個「真實」？為什麼一旦違背了這個「真實」就會嚴重到引發生理緊張？會造成言說時的心悸以及面部血流和溫度的突變？

  「我去過太平墟」，這句話是真實的。「我懷念太平墟」，這句話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不真實的。傳統的知識認為，前一句是事實判斷，可依客觀標準測定；後一句則含價值判斷，因人而異，因處境而異，其客觀標準將隨主觀選擇而游移多變。這樣說其實還是過於樂觀。因為前一種事實判斷同樣需要理解和描述，同樣離不開主觀的先入之見，離不開一系列文化符號的運作。什麼是「我」？低智能生物會不會有「我」的概念？人是在怎樣的文化覺醒後才把「我」與他者分離？還有，什麼是「去」？「去」的位移在怎樣的文化坐標里才能被辨別和比量？比方說在超光速運動的世界裡或者分形幾何的4 . 5維或2 . 7維空間模型里是否會面目全非？最後，什麼是「太平墟」？為什麼不能換一種說法，將其說成是那一片山地（地理學意義）？說成是那一群楚民後裔（人種學意義）？

  說成是那一系列事件（歷史學意義）？即便我們奉行政意義為至高至尊，那麼「太平墟（公社）」為什麼不可以是曾經被命名的黃龍寨（清末時期）、或者第十八鄉（日偽時期）、或者黃龍鄉（土改時期）、或者紅星高級社（合作社時期）？……這就是說，當說出「我去過太平墟」這一所謂事實時，我已經暗中預置和暗中篩取了大量的知識規約，不假思索地肯定了它們。

  如果沒有這些知識規約，我無法這樣說，至少是不會說成這樣——我無法保證自己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面對測謊儀面不改色心不亂。

  顯然，「我去過太平墟」一語裡的全部文化沉積，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也不會天經地義永恆不變。這正像1≠0這樣簡單的事實，一旦離開常規的參照系，在特定的數學條件下也能成為謊言。

  這就是你說過的，事實與價值並不是那樣截然兩分，總是處於互為表里的狀態，純粹的事實判斷和純粹的價值判斷並不存在。每一項「真實」，都源於歷史上某些非常複雜也非常激烈的文化鬥爭。經過一系列成功的符號運作，我們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毫不猶豫地判定什麼是真實，說起來用不著面紅耳赤；而且進一步相信凡真實才有價值，才是好。但文化鬥爭是天上飄下來的幻影而沒有真實性的起點麼？歷史就是這樣在數種或數十種文化符號的旋渦之中消散麼？歷史深處就不再有更為堅實的什麼東西——比方我的一切所作所為就不再置身於真實與虛假的衝突？我對這種說法也有深深的不安。誠然，我相信現實生活中的很多「真實」，不過是符號配置的後果，比如別墅、轎車、時裝、珠寶所帶來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不過是來自權力、組織及其各種相關的意識形態，不過是服從一整套有關尊嚴體面的流行文化體制，與其說痛苦或幸福得很真實，毋寧說是消費分子們的自欺欺人——就其生理而言，一個人哪裡需要三套空空的別墅呢？但別墅成為符號，轎車、時裝、珠寶等等成為符號，不意味著非洲饑民的糧食也是符號。我們不能說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沒有真實的痛苦，不能說他們只是因為缺少符號就暈過去了，就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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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諸多物事有些已經高度符號化，有些只是低度符號化，甚至與符號性能無關，需要我們依據不同的情境小心辨察。

  人在這裡出現，身體在這裡出現。在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面前，任何龐大的符號系統才顯得無能為力。不僅如此，因為人的出現，層層疊疊的符號累積才能確立人的終極，依靠對人體感官的信任，像落入磁場一樣獲得了真實性的重力——儘管真實在文化符號覆蓋之下總是晦黯不明，在當前文化符號巨量高產之下更加晦黯不明。我們當然應該注重人的心理需求，關於「尊嚴」的需求可以讓有些人亡命輕生，哪怕以生理為兌換代價。但我們不能說一切尊嚴感都是同質的符號，意義生成的符號長鏈，或是源於大多數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於個人的畸態虛榮，兩種尊嚴感終究大異其趣。在這裡，我們不妨借用一個經濟學概念：恩格爾係數（E n g e l’s c o e f f i c i e n t）。這是一個衡量貧困化的指標，指人維持基本生存的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比如一個人的收入九成要用於基本生存之用，那麼係數為0 . 9 ,故「現代社會」一般是指恩格爾係數極低的社會，至少低於0 . 5以下。在這樣的社會裡，物質困頓在緩解，體力勞累在減輕，觸覺不再占據全部感覺活動中最重要的位置，飢餓、寒冷、疾病、創傷等剛性和極限的感受漸漸退出人們的知識範圍，生理的需求更多讓位於心理的需求，財物的競比更多代理著文化的競比，代理著什麼樣的生存才更體面、更文明、更個性、更有趣的計較。於是痛苦很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強，痛苦不少的人可能痛苦感很弱，文化符號的多重介入使很多「真實」變得混亂不堪，甚至渺不可尋。與此相比較的是，在一個極為貧困化的社會裡，財物要「實」用得多，感受要「實」在得多，一口救命的糧食，可以成為驗收一切真理的依據，物質的依據，客觀的依據，獨斷論的依據，就社會一般和總體的情形而言，任何不能救命的文化符號都只能黯然失色和土崩瓦解。

  我不知道把我的意思說明白了沒有。我是說文化分析對「真實」的消解，完全是一個小康社會的現象，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現象。在歐美發達國家發端純屬自然。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對大量湧現的現代「真實」有及時的知識反應，同時必須對判斷標準的悄悄轉換有足夠的歷史理解，必須理解在恩格爾係數0 . 5這個界標前後，真理不是一回事。在此之前，有糧食就是好的，有糧食的幸福是真的，這有生理需求的足夠支撐，幾乎可作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獨斷論；但是在此之後，有別墅或更多別墅則不一定是好的，有別墅或更多別墅的幸福不一定是真的，因其沒有生理需求的足夠支撐，不可作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獨斷論。這當然只是一個非常簡化和粗糙的描述，只是選擇了較為極端的例證。我們以後還可以討論其它。我想你完全了解當前的情況，僅就財富分配這一點而言，電視台正播放著非洲禿鷹正虎視眈眈地盯著一個行將餓斃的孩子，也正在播放著美國人為如何科學有效地減肥而發愁。二十一世紀同樣有複雜的局面，有些地區和階層已經、或者可能再一次滑入貧困，甚至逼近生理需求的極限。因此，不僅過去的「真實」與今天的「真實」不同，這裡的「真實」與那裡的「真實」也不同，一個人在此事上的「真實」和在彼事上的「真實」也不同——文化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均質的歷史和世界裡產生著、發展著、交流著以及衝撞著。這使我們的符號研究不能一刀切，不能滑入文化決定論——正像我們以前不能滑入經濟決定論。

  如果我們需要對「真實」抱有同情的理解，甚至需要對某些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思想遺產抱有同情的理解，正是為了小心的自我設限，防止自己借一件文化勘測的外衣，變成一種新的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在我看來，這是當前諸多後現代主義符號學家那裡一個越來越大的誤區：符號學成了虛無化的符號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