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年代

  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識字」就是理性的起步。《孟子》解釋憂患：「君子多憂小人多患」。在孟子看來，常懷千歲之憂是理性人格的應有之義，是各類優秀人物重要的心理特徵——他們以字得憂，以字傳憂，以語言對世界進行遠程認知和遠程規劃，超越眼前之利而保未來之利，超越個體之利而謀群體之利。

  大利者，義也，道德也。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是道德的技術前提。這也是歐洲一些理性主義者的觀點，如法國思想家孔德就認為，唯語言與宗教這兩件神物可確保道德建設（見《實證哲學教程》）。歷史上的豪傑之士均有過人之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處江湖之遠憂其君，居廟堂之高憂其民……這一切匹夫之不能為，有賴於語言的支撐，有賴於語言所組成的信念，適時節制個人肉體的欲望，適時禁閉個人生理的本能，使人達到精神高蹈的境界。我們似乎可以說，語言所編織的理性是人生的現實鎮痛劑和理想興奮劑，語言這一理性工具和理性載體使古今中外的聖者烈士成為了可能，使視苦為樂和視死如歸的超人品格成為了可能。

  理性主義者可能忽略的是：語言畢竟是一種抽象符號，只能承擔一種簡化的表達，一開始也就伏下隱患。哪怕是解釋一個杯子，也有「開口便錯」（禪宗語）的窘境。說「杯子是一種用具」，但用具並不等於杯子；說「用具是物質的」，但物質的並不等於用具；說「物質是有屬性的」，但有屬性的並不等於物質……在無數個由「是」所聯結的闡述中，在思維和言說的遠行過程之中，每個環節的簡化在悄悄地疊加累積，每個環節都有義涵的溢冒或折扣，最後可能繞出一個嚴重偏執的邏輯——釀出一幕幕歷史悲劇也就不難想像。這還只是語言事故的尋常一種，遠不是事故的全部。「宗教」，「民族」，「階級」，「文明」等等言詞，就是在這樣的事故中曾經由真理滑入荒謬，成為一些極端化思潮的病灶。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把他回顧二十世紀百年風雲的著作命名為《極端的年代》，準確概括了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徵。他沒有提到的是：極端者，教條之別名也，危害公益的語言瘋魔也。最為極端的時代，恰是心智中語言最為富積的時代，是人類教育規模最為膨脹的時代——這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巧合。

  語言運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與生活實踐有任何須臾的疏離，不能不隨時接受公共實踐的核對、校正、充實、彌補，滋養以及激活，不能沒有大範圍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覺以作依託——在人文理性領域尤其是這樣。可惜的是，迄今為止的大多數教育機構，也許出於眼界的局限，也許出於行業利益的需要，重知輕行的根本性積弊難除。富有實踐經驗的教師還是有的，但更多的情況下，經濟學教授沒有當過工人也沒當過商人，新聞學教授沒有做過採訪也沒有做過編輯，倫理學教授也不一定是個道德楷模，拍馬屁講假話可能很不倫理。這就像自然科學的結論不是從大量試驗中產生，或是在大量失敗的試驗中產生，言之滔滔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

  即便這些照本宣科是認真的知識傳播，但知識從來都是特定實踐經驗的產物，倘若沒有與學生們的實踐經驗碰上，就不會被激活，學得再多也是用不上的紙上談兵，充其量是一些半成品，算不得嚴格意義下的知識。因此，所謂學習是一個把他人的知識重新激活的過程，是每一項知識都須從頭開始生長的過程，沒法直接照搬，無由抵減實踐，而且讀書越多就越需要實踐的跟進和配套，重新激活知識的負擔倒越重。同樣可惜的是，在當今很多教育機構那裡，「實踐」一詞變得有些曖昧了，似乎意味著下等人的勞作，是學子們額外的公益性奉獻，在很多人看來只是道德的義務而不是專業求知的必需。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教師資格的考察只有關學歷，而無關專業操作的資歷；論文索引只羅列有關文獻，而無須標註作者的生活實踐背景。教育日益變得以文憑為中心，而文憑總是預訂就業機會，是進入社會金字塔上層的高價直通車票，使所有無關應試的活動都越來越受到忽略和擠壓。知識爆炸的時代已經到來，當然只是指書本知識的爆炸。時間太不夠用了，人的受教育期成倍擴展，就業期從十多歲推遲到三十歲、四十歲甚至五十歲——有的人從掛著鼻涕進幼兒園一直讀到博士後，半輩子甚至大半輩子都淹沒在書海里，鮮有機會走出校門。如果是當教授，則整輩子不出校門。即便有一點假日旅遊，也遠遠不足以把空心化的語言轉換成活生生的生命體驗。

  毛澤東關於「教育要革命」的說法，關於「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以及「學工、學農、學軍」的一系列說法（見毛澤東1964至於968年有關談話和批語），不幸已被人們淡忘。隨著重建等級製成為潮流，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青年到農村去、到工廠去、到基層去、到邊疆去的往事，已成為人們爭相詛咒和忘卻的一場噩夢——儘管在某些外國人那裡還餘韻殘存——他們或是身處西方發達國家，對高價身份直通車的積弊有切膚之痛；或是身處最不發達的國家，根本無法搭上高價身份直通車。其實，改造教育的理想並非始於毛澤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有「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王陽明語）」等，一直是中國先人的古訓；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到民間去」、「教學做合一」、「窮苦和學問是好友」等（見《生活即教育》、《平民教育概論》等），至少也倡導在毛澤東之前。但毛澤東以國家最高權力發動教育革命，導演了世界知識史上風雲壯闊的一幕，同時也不幸與領袖和人民的雙重神化糾纏在一起，與革命的強迫化、簡單化以及冤案迫害等糾纏在一起，代價過於昂貴，很多方面亂得不可收拾。這使任何相關討論都變得敏感而棘手。這裡的問題是，真知與謬見的混雜正是歷史中的常態，我們無由對此束手無策。這裡的問題還在於，「文革」中的極端政策是這樣結束的：不是結束於言語的衝撞和理念的消長，從最根本上說，是結束於知識群體主流對國情現實真切的感受，對底層人民大眾大規模的接近和了解——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毛澤東式的教育革命如果說獲得了成果，那麼首要的成果就是人文理性重新紮穩了根基，打掉了知識界的軟骨症和幻視症，矛頭首先直指「文革」的人權災難，從而剝棄了教育革命污穢的外殼。

  一個人用一隻手打敗了自己的另一隻手，在失敗中獲得勝利，在勝利中遭到失敗。這種奇怪的結果可能為當局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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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與實踐是消除極端思潮的良藥。在中國當代史上，美式或蘇式的體制神話，有關富人或窮人的階級神話，瓦解於知識群體的汗水、傷口以及曬黑了的一張臉，瓦解於他們心靈中難以磨滅的生活印痕，也就是一場教育革命的真正成果。這種生命底蘊在後來幾十年反左或反右的思想衝突中一再隱約可見，深深影響著歷史——並且以七十年代後期的抗議浪潮為顯現起點。我與大川就是在那個時候到了北京，經過電話聯繫，經過對方反覆盤問，憑著手裡一本雜誌作為暗號，在北師大門口的一個汽車站與陌生人接頭。來人叫徐曉，後來成了北京一個活躍的編輯和散文作家。她領著我們見到了更多熱情的陌生人，在北師大的一間教室里，在東四張自忠路一個私人住宅里，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招待所里，無數的地下社團聚會在那時偷偷舉行，油印的詩歌和論文在偷偷散發。我不想記述那個年頭更多的人和事，只想說說那時候警察恐怖之下的交流氣氛，簡直到了一拍即合、一呼百應、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地步。

  朋友中有工人，教師，畫家，工農兵學生，無業人員，當然絕大多數都有知青或五七幹校學員的經歷，但職業和專業的差別根本不構成交流的障礙，不構成利益立場之間的溝壑。朋友中有馬克思主義者，有自由主義者，有托派，有唯美主義者，有談佛論道者，有什麼主義也不信或什麼主義也不懂的人，但觀念的分歧幾乎微不足道，觀念的標籤下都有相似的感受，都有結束貧困和專制的急迫要求——觀念只是抗議的不同方式。

  多少年後，當我發現有道理沒法同別人說通的時候，發現對話總是攪成一團亂麻的時候，總是回想起當年，對當年幾乎全民性的默契深感驚疑。我不是說當年沒有分歧，沒有激烈甚至固執的辯論，而是說言語之爭從來不被人們過分看重。當時真正的觀念都寫在臉上，一張來自北大荒風吹雨打過的臉，會使你無端地覺得信任；觀念也寫在眼裡，一雙來自陝北黃土高原烈日烤灼過的眼睛，會使你無端地覺得可靠；觀念也寫在手上，一雙挖過煤礦的粗硬大手，握一握就是無言的自我立場介紹；觀念還會寫在衣裝上，一條髒兮兮的工裝褲，帶著車間裡的油漬，會成為此人無須提防戒備的有力證明。觀念不一定表現為理論，可以表現為一句民間的俗語或粗話，讓旁人心領神會，相視一笑，省卻很多說理的羅嗦；還可以表現為做飯時哼出的一句知青常聽的歌，狹小蝸居里一個從五七幹校帶回城的粗木箱子，或是牆頭一張報紙上鉸下來的周恩來畫相——主人對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態度不言自明。這一切使大家很容易找到話題，甚至用不著話題就能興致勃勃並且情意相投。總之，一種相近的生活經驗，使人們很容易用面容、眼睛、手掌、衣裝等一切具象之物來說話，一種感覺的交融使言語之爭即便沒有迎刃而解，至少也可明絕暗通。

  當時的言語一接上就有電，一接上就溫暖。

  有人可能並不這麼看，可能認為「文革」的結束應歸因於西方思潮的舶入，歸因於中國人理性的恢復和重建，與荒廢教育耽誤學業的瞎折騰沒什麼關係。如果學校一直照常辦下來，悲劇可能結束更早，甚至根本就不會發生。這樣說未嘗不可，而且一度也成為我的看法。但這些看法忽略了「文革」並不是這個時代唯一的災難：巴爾幹半島，中東，南亞、東南亞，非洲、拉美一度是西方殖民文化的高班生或績優生，從未停止過西方式的世俗教育或宗教教育，其大批執政精英甚至直接留學於歐美院校，他們所統治的地域眼下卻是世界上流血最多的環繞帶。連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最初也都以一些西方國家（如英國）和親西方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為溫床。這並沒有什麼奇怪。西方思潮即便是一筆最偉大的理性財富，如果止於語言複製品的大宗進口，是完全不能保證極端力量絕育的。不久前，我與作家格非一同出行。他是清華大學的教師，一個高才生班的班主任，說他班上的學生十分了得，剛進大學本科，英語就統統過六級，法語或西班牙語也各有絕招。明明是中文課的作業，有人偏偏寫來英文一大疊，累得中文教師又翻字典又打電話求教，汗流浹背，膽顫心驚，一個星期才能批改得下來。講授外國文學也得千萬小心，說不定就有學生在教室里站起來，把法文原版的《追憶似水年華》嘩啦啦背上一段，證明老師對小說語言風格的判斷完全不對。你難以想像這些小毛孩是受的什麼教育，難以想像他們在小小年紀怎麼就掌握了那麼多知識。格非還驚訝地說到一件事：開學時他讓同學們競選班長，兩個候選人在自我介紹時都自稱鋼琴達到十級，厲害吧？但第三個走上台去大不以為然，說「鋼琴就不要說了，這裡誰不會呢？怎麼還算得上競選條件？」

  台下一片掌聲和笑聲。

  就是這一群天之驕子，這一批現代教育最為成功的精品，一批從吃奶的時候就被西方現代文明全方位餵養的當代人傑，有些看法卻讓格老師迷惑：一崇洋就恨不得馬上廢掉中國字，一反台獨就恨不得明天開戰，一談環保就恨不得對污染企業扔炸彈，一罵「文革」就視父輩統統為白痴，每一種聲音都尖銳得高八度，都是精神的易爆品。有一位學生還曾對他說：「老師，文革有那麼沉重麼？都是你們這些作家虛構出來騙錢的吧？我就佩服毛澤東。說毛澤東整了人，哪個政治家不整人？不整人還玩什麼政治呵？」

  這位學生一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更是憤憤地宣布：「我看還是要搞文革，就是要打倒一批人，把他們關到牛棚里去！」

  他對「文革」的滿心嚮往不知從何而來。

  「文革」當然是太久遠了，完全是歷史了。對於這些少年來說，毛澤東就同曹操、曾國蕃、漢武帝、秦始皇一樣，不過是些歷史人物。而歷史是一些可能有趣也可能乏味的文字，一些看也行不看也行的文字，與現實生活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不可以大疑大破？當清算教育革命的努力，一種關注人民和注重實踐的努力，轉眼之間被納入了輕人民和輕實踐的流行思想框架，一切信口開河已不足為奇。連法國這個民主自由之鄉都有大學者站出來說奧斯維辛涉嫌虛構，酷吧？絕吧？很法國吧？連美國這個經濟超級大國都有大學者站出來說孔子壓根就沒有這個人，酷吧？絕吧？很美國吧？為什麼中國「文革」的歷史就不容所謂後現代式的胡塗亂抹？

  細想一下，我對高才生們的看法都無須較真。他們對中國和外國還缺少親歷性的真情實感，即興態度大多來自書本，不過是從書本到書本的知識旅行，對與錯都不是太重要。哪一天，他們突然有了新的旅行，進入了新的文字幻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恐怕也不是一件難事。

  我對格非說，我也有過同樣的遭遇。兩年前，兩位外國朋友邀我與他們同過復活節，一起去看城堡和地中海海岸。海邊的亞裔人很少，紅男綠女的遊客中常冒出幾個洋娃娃，楞頭楞腦地衝著我發問：你是日本和尚嗎？你能表演中國功夫?……那裡的景觀讓人賞心悅目，海潮說來就來，剛才還只聽到天邊隱隱的嘩嘩聲，轉眼間就有冰涼的海水淹至大腿——我們離開那裡只比公告牌規定時間晚了十分鐘。我感謝朋友們的好意安排，感謝他們對中國的一片熱心。斯特勞教授正在寫有關中國六十年代中期革命委員會的論文，能歷數中國的杭州、青島、桂林、承德等旅遊地，能流利說出「知青」、「老插」、「三結合」、「四類分子」一類新式成語。「我們今天就是要當知青，上山下鄉，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沿著毛澤東的五七道路前進！」他發動汽車後這樣宣布。

  離開城堡以後，我們的車駛出大公路，沿著海灘顛簸著駛入了一片偏僻鄉間。「雞！你們聽，有雞叫！」斯特勞欣喜若狂，停下車，朝一個廢棄的農舍跑去，在那裡尋找了好一陣，希望找到雞的藏身之處。

  「牛糞！」莫莉也有偉大的發現，「我聞到牛糞的氣味了！太棒了！」

  他們發現了一台收割機，上去擺弄了一下，遺憾這傢伙太先進了，太不夠意思。他們似乎想在這裡發現一張木犁，一擔糞桶，或者是幾雙草鞋，配上這藍天綠地，那才能滿足他們對中國的想像和懷念，才能使今天的上山下鄉運動有模有樣，才能夠讓我這位中國人多一點他鄉有故鄉的親切。

  我們「插隊」一天，用麵包屑餵雞，用礦泉水澆花，躺在乾草堆上一邊聽雞叫一邊遙看藍天，在海灘上脫得一絲不掛地享受天體日光浴——他們體諒我是個中國老土，不在乎我保留了一條比較下流的褲衩。在一個點著蠟燭的海邊鄉間飯店裡，我們還發現一個來自美國的主婦很像阿慶嫂。美國的貧下中農大娘！是不是？斯特勞模仿她美國式發音，說要到屋後去尋找美國的胡傳魁或刁德一，引得我們捂嘴而笑。此時的窗外月上中天，銀色的光霧瀰漫在這一片海灘，還有遠處的山脈，給人一種山脈正在變軟的感覺，正在遠退的感覺。我們很不像知青地酒醉飯飽杯盤狼藉，很像知青地在燭光里唱了義大利的歌，唱了俄國歌，也唱了中國歌——他們居然會唱《造反有理》和《我們走在大路上》，居然會唱《北京的金山上》。他們都是毛澤東及其「文革」的崇拜者，認為當時的革命委員會「三結合」的制度使工人農民成了真正的歷史主人，是打破資本主義全球化最重要的一大創造。

  我感到交談的困難，不明白他們何以認定勞動人民在「文革」中成了國家的主人，更不明白他們後來主張中國應該解體為十多個國家的大分裂論，與他們對「文革」的熱情萬丈有什麼聯繫。我不知道能說什麼。我們今天是「插隊」了，有了雞叫，有了牛糞味，還有一個美國的阿慶嫂，道具和布景差不多齊全。我們走進這樣一個舞台空間就可以明白「文革」是怎麼一回事了？我們還可以在杭州、青島、桂林、承德等旅遊地「插隊」，在各種關於中國的論文和論文和論文和論文裡「插隊」，於是就可以在地中海岸度過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美好夜晚？我知道他們志在打破對中國的妖魔化，不懷疑他們心存好意，但我無法追隨一種紙上的糾錯，也無法信任任何對紙上糾錯的紙上再糾錯。

  德國啤酒很爽。因為太爽才使我掃興。兩位朋友太熱情，因為太熱情才使我悲哀。我真不願意跟他們來這裡上山下鄉，不願意在這個歐洲小酒店裡排演過去的歲月，而且說不出什麼道理。

  地中海的月光很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說過，東方的美不光是美，同時也是悲，是痛，是憐。

  斯特勞和莫莉不知道我為什麼興奮不起來，不知道我為什麼突然胃不舒服，還沒走到住房門前就扶著牆哇哇大吐，把德國啤酒和整個地中海的美麗通通吐成一地污穢。他們說我肯定是受涼了，嬌氣得不適應插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