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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苦撐殘局

2024-10-04 07:51:30 作者: 鄧鵬 主編

  黃桶組織大家對省革籌的決議展開討論。發言中,多數人堅決要求保持原狀,繼續過烏托邦似的日子;少數人卻說只有插隊,理由是中央的安排不容違背,它不會因為我們的好惡而改變。幾次討論後,黃桶提出了一個方案,並決心上訪請願。

  黃桶提出的設想是:請省革籌派解放軍及優秀的貧下中農帶班人來幫助知識青年搞軍訓,選擇比較有思想基礎的知青所在地(比如「星火」)搞試點,時間長短視具體情況而定。軍訓主要是思想教育學習,其次是勞動。這種軍訓是從社辦場到插隊落戶之間的過渡形式,當思想能接受時,就一批批送去插隊落戶,思想轉變一批送出一批。之所以想到要解放軍帶班,是因為當時各級領導班子還處於癱瘓狀態,各政府部門均由軍代表接管。同時認為,知識青年問題主要是思想引導的問題,以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影響青年,思想變了,問題就好解決了。

  起初,我並不贊成這延期插隊的緩兵之計,可想到同樣不願插隊的黃桶能戰勝自己,已為我之楷模,反省自己,是「私」字作怪,於是認為,改造思想後再插隊是正確的。

  可嘆黃桶的精忠之謀,終究跳不出被人牽著鼻子走的模式,而我們的腳步也脫離不了跟著黃桶走的路子。

  黃桶希望大家通過各種渠道,勸說在重慶的知青返回農村,共同行動,形成一定聲勢,以喚起省革籌對知青問題的關懷和重視,並特意交代我多做新店茶場的工作。我場的饒傳輝在「星火」住了很長一段時間,不久前才離開,回重慶後還給黃桶來了一封信,表明了準備在農村乾的決心。我感到他是最容易爭取的對象,便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他寫了一封長達六頁的信,以期說服他(此信至今保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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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給饒傳輝的信中,我寫道:「知識青年的問題是一個複雜而又不好解決的問題。它之所以複雜,是因為這是一門無產階級世界觀與形形色色的剝削階級世界觀尖銳鬥爭的階級鬥爭課目。之所以不好解決,是因為要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必須與各種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作最徹底的決裂,它要觸及它們的根子——『私』字。只有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才能解決。許多同志知道這條路是對的,卻沒有勇氣走,就是『私』字在作怪。我每天也是在這種公與私的鬥爭中生活的,我是比較願意走這條路卻又存在著各種『私』字的。如擔心以後會變成不過問政治、不喜歡學習的庸人,同時對貧下中農的許多優秀品質理論上懂得,而實際上感覺得很少,這就是說思想感情還是舊的。但我覺得既是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應該克服困難,解放思想,堅定地走下去。」

  由於擔心都市文明的「糖衣炮彈「毀滅人的鬥志,因此,我在給饒傳輝的信中還寫道:「黃桶叫我提醒你:在重慶這個環境中,每時每刻都要與各種思想和奇談怪論交鋒,只有不斷加強學習,破私立公,才能頂得住、站得穩、看得准。現在堅持自己的信念是最可寶貴的東西。主席說:『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這段最高指示,讓我們都牢牢記住吧!不管前進的道路是多麼坎坷不平,我們都要堅信:『無限風光在險峰』!」

  信尾,我也誠懇地對饒傳輝說:「由于思想水平有限,因此希望你多幫助。如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地方歡迎造反!」最後以「為捍衛毛主席而奮鬥終生!」作結語。

  黃桶寫下了幾十頁紙的上訪報告,甘銘用鋼板蠟紙刻寫後油印出來。中心內容是圍繞插隊談知識青年各方面的問題,包括黃桶的前述方案。遺憾的是這份上訪報告現在已無法找到,內容已不能詳記。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黃桶、甘銘、胡惠生、黃五自和張葦出發上訪。

  在緊急關頭,「硬骨頭」的親密戰友,草壩區稅務幹部吳庭主動請纓,協助上訪。他請成都的同學幫忙解決吃住,這對經濟拮据的知青無疑是雪中送炭。上訪隊伍兵分兩路,黃五自和張葦去北京中央安辦,黃桶、甘銘、胡惠生和吳庭去成都找「省革籌」。

  上訪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沒有人理會千里迢迢來到首都和省城的幾位無足輕重的知青的傾訴,上訪以失敗告終。在重慶的知青沒有人願意返回農村。我寫給饒傳輝的那封長信也石沉大海,當時,甚至不知他是否收到。一切都是枉費心機。

  現在,「硬骨頭」該做什麼?「烏托邦」走向何處?答案的焦點集中到了「硬骨頭」的舵手黃桶身上,這是一人定乾坤的時候了!黃桶的想法是:縱然回天乏術,也決不作鳥獸散。散夥既背離了毛澤東的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指示,毀了「硬骨頭」的過去,又讓烏托邦尚能苟延的星光過早隕落,使忠誠的「硬骨頭」追隨者們生活沒了著落。唯一的選擇是硬著頭皮繼續堅守山頭,得過且過,隨時準備承受最高指示的終結宣判。

  由於曾令德的外交成果,「硬骨頭」與萬源縣人委造反組織「紅聯處」成了親密戰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們與紅聯處共同組建了「緊跟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縣城周圍社辦場的一些知青也參與進來。「硬骨頭」宣傳隊的人去了縣城,其餘留守「星火」。我們這支宣傳隊可謂強強聯手,表演了許多高水平的節目,在文化生活貧瘠的年代,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歡迎。三月中旬,我們返回「星火」,部分參加「緊跟」宣傳隊的外區知青也來到了「星火」;「紅聯處」的朋友們時常來「星火」小住;一部分躲避嚴冬的留守人員也回來了。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排節目,隔三岔五到各公社宣傳演出。「星火」又多了幾分朝氣與活力,熱鬧了起來,插隊落戶的陰影似乎已被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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