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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內戰中活躍的反共人物

2024-10-04 07:02:44 作者: 何蜀

  在這期間,軍統局終於以改名的方式保存了下來。

  1946年7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撤銷後的國防部各廳局正式成立。原隸屬於軍委會的調查統計局(軍統局)自然也在撤銷之列。更何況飽受專制獨裁之苦的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取消特務機關。

  但蔣介石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仍執意保留特務機關,便於這年10月將軍統局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由已出任國防部第二廳廳長的鄭介民兼局長,原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任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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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原軍統局東北辦事處也相應改名為保密局東北督導室,原公開掩護單位東北行營督察處改名為東北行轅第二處(軍委會撤銷後各地原軍委會委員長行營改名為國民政府主席行轅)。

  在東北的這些日子裡,文強成了國內外關注的東北內戰中國民黨方面一位活躍人物。以致30年後他獲得特赦時,在戰犯管理部門舉行的告別宴會上,一位負責幹部向他敬酒時還這樣說:

  「文強先生,你可能不認識我,我可是早就認識你了。日本投降後我到了東北,那時你在東北可夠活躍的。」

  文強當時在東北的「活躍」,除去在接收主權和「反蘇」這一方面外,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積極從事反共活動。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因北平發生美軍士兵強姦女大學生沈崇事件,中共在國民黨統區的地下組織以此為導火線,發動了反美、反蔣愛國民主運動;5月,又掀起了「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罷課、遊行浪潮,矛頭直指國民黨獨裁政權。

  東北國民黨占領區當局為防止學生運動波及,以軍事緊急時期為由,無限制地實行戒嚴、宵禁。儘管如此,東北大學仍然爆發了罷課和遊行示威。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唯恐東北也鬧成平津、上海等地一樣,一再嚴令要加強鎮壓。

  這時,文強曾會同長官部參謀長趙家驤、代瀋陽市警備司令彭壁生、憲兵第十六團團長沙靖、瀋陽市警察局局長毛文佐、三民主義青年團遼寧支團部幹事長劉廣瑛、中統局東北特派員單成儀等,幾度密商,決定採取所謂「釜底抽薪」之策。一方面由三青團分子進入東北大學實行挑撥離間的分化手段,同時又以他們作內線,暗中指出為首的學生領袖,讓當局加以威脅和逮捕隔離。

  文強曾親自傳達命令,派瀋陽警備司令部督察處處長沈忠毅率領大批特務,會同有關部門在東北大學進行偵察和搜捕,將為首的學生領袖逮捕了五六人送交警備司令部偵審和囚禁。

  1947年夏,南京最高丙種會報(國民黨當局黨、政、軍、警、特系統反共反人民的一種情報匯總聯席會議)書面指示,指定由保密局、中統局、瀋陽市警察局、憲兵第十六團等四個單位的主管人員,在瀋陽成立丙種會報。每月召集一次匯報會議,按規定時間將會報情況向上匯報。由保密局在東北的最高負責人文強為會報負責人,主持推動會務的進行。

  文強曾召集並主持丙種會報聯席會議兩次。在「加強治安」的名義下,為鞏固打內戰的後方而加強對人民的鎮壓統治,並且與各地區的「甲種會報」「乙種會報」密切配合。

  在1947年春,文強還參加了一場「策反」鬧劇。

  在東北內戰初期,曾有個別中共方面人員叛逃到國民黨方面來,其中最有名者,就是四平街戰役時叛逃的、林彪身邊的參謀處作戰科副科長王繼芳。

  但是,此一時彼一時,國民黨軍這時在內戰中已處於不利形勢,中共軍隊日益強大,今非昔比了。

  國民黨方面卻未能看清這一點。還想從中共軍隊中拉出更多的王繼芳。

  保密局及國防部第二廳一再電令指示各地下屬機構加強對中共軍隊的「策反」。東北行轅也成立了策反委員會,由保密局指定文強為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中統局東北特派員單成儀、三民主義青年團遼寧支團部幹事長劉廣瑛、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第二處處長吳寶雲等為委員。

  名義上是這幾方通力合作,實際上是由文強的保密局東北督導室在包辦一切。

  有趣的是,文強在一生中曾多次從事軍事策反工作。

  當年他還是中共幹部時,就曾在四川國民黨軍閥部隊中從事「兵運」,亦即對軍閥部隊的士兵策反;

  以後他成為軍統局骨幹後,又曾主持過對汪偽漢奸隊伍的策反;

  而這一次,他卻致力於對中共軍隊的策反了。

  由於中共軍隊內部高度警惕、團結一致,加上這時因國民黨的腐敗與專制惡性發展,人心歸向中共一邊,國民黨根本就無隙可乘,無反可策,文強以往的策反經驗完全無用。

  這個徒具空名的「策反委員會」,不到半年,即毫無成效而撤銷了。

  如果不用歷史的眼光,而是用漫畫式的政治宣傳眼光去看待文強從共產黨人到國民黨人,從當年向共產黨戰友保證要對共產黨友好相待變成積極從事反共活動的這一人生大轉折,一定會感到難於理解。

  其實,對於文強以及相當一批與他有著相似經歷和思想觀點,曾經在抗日戰爭中與共產黨人一致對外並肩抗戰的國民黨人來說,這樣的轉變是並不奇怪的。

  文強曾經堅決反對過國民黨的一黨獨裁體制,甚至不惜以青春的生命與之進行殊死鬥爭。但是此時的文強,經歷過險遭亡國之痛的八年艱苦抗戰,認定中國必須有一個堅強的中央集權政府和穩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完成外御強敵和內興建設的歷史大業。

  對於同樣一個獨裁體制,他已經有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認識和態度了。

  當年中共《新華日報》的兩則報導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在1946年1月18日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分組討論中,中共和民盟等黨派代表曾將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新華日報》次日所作的兩則報導中,分別列舉了爭論雙方的主要觀點:

  國民黨代表陳立夫說:「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效法蘇聯,今天大家以多黨制的理論來批評一黨制,那是什麼也不能解決的。」

  中共代表陸定一則迴避有關蘇聯是一黨專政的情況說:「我們認為蘇聯制度的特點是使無權的工農知識分子有權。」「蘇聯並不是一切事情都由黨包辦,而是由黨領導人民工作。在中國則一黨專政是辦不通的,中國只應實行多黨政治。」

  同陳立夫一樣,對於站在執政黨立場上的文強以及許多國民黨人來說,提倡多黨制就必然引起政局動亂,這是絕不能退讓的重大原則。

  他們中的許多人就這樣懷著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信念和熱情投身到了反共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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