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

  文強派出的收容小組四出收容，冒著日軍的襲擊、尾追、轟炸，先後收容了3萬餘人，原別動隊的萬餘官兵只收得2000人，除少數星散不歸者外，其餘都在上海抗戰中犧牲了！

  在這期間，一次途經安慶危城時，文強與十年前在四川結識的好友於淵不期而遇。

  那時，身為二十軍憲兵司令的於淵幫助文強逃離了軍長楊森的「清黨」毒手，而文強則在逃離前夕代表中共組織接收於淵成為共產黨員。

  以後，他倆先後都遭受了中共黨內左傾路線的打擊，被開除了黨籍。

  此時，他倆都已是國民黨軍隊中的指揮官。

  隨川軍出川抗戰的於淵，比文強年長十餘歲，鬢髮已白，但精神奕奕不減當年。戎馬倥傯，兩人只簡短交談了幾句話，留下到武漢聯繫的地址而別。

  分手時，文強口占一絕相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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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商不相見，相見何蒼蒼。

  東望煙雲蔽，嗚咽吊國殤。

  於淵豪氣縱橫，斬釘截鐵地回應了一句口號：「還我河山！」縱馬消失在斜陽暮靄之中……

  文強將收容到人員中的正規軍官兵歸入集訓部隊後，到了江西湖口，尚余非正規部隊的抗日戰士1萬人。這批人員奉命集中於安徽的祁門縣歷口鎮和浙西的淳安、遂安兩縣整理訓練，更名為軍委會教導第一團。原別動隊一支隊何行健的殘部與毛森的游擊幹部訓練班等合編為教導第二團。

  1938年1月，前方辦事處奉命撤銷。文強改任軍委會教導總團部少將政訓室主任，負責收容部隊的整訓工作。他讓劉人奎在政訓室擔任督察組長，專門帶領政工隊進行抗敵宣傳鼓動演出。

  當年春節，戴笠在祁門歷口的聯歡會上正式宣布：教導總團完成任務後改名為忠義救國軍。

  戴笠後來給文強談起，取忠義救國軍這個名字，是因為該部隊成員多為青紅幫徒眾，對傳統的忠義思想比對什麼國民革命、三民主義更容易接受。

  5月底，部隊訓練告畢，改編為第一、第二兩個支隊，並建立了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先是戴笠自兼總指揮，以後改由前別動隊總指揮、桂系將領俞作柏擔任總指揮。

  初期的兩個支隊，不久擴大為十個支隊和一個行動總隊，分駐於武進、江陰、常熟、浦東等地。活動地區主要在蘇、浙、皖三省，沿京滬、滬杭兩路與長江下游一帶。

  這時，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設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安徽南部屯溪一個官僚地主住宅楊家大院。 文強完成訓練整理部隊任務後，奉調為忠義救國軍總部少將政治部主任。

  中共領導的新四軍軍部於1938年春夏間先後遷駐皖南岩寺、太平縣、南陵縣，最後駐於安徽東南的涇縣雲嶺。與忠義救國軍軍部隔黃山相望。

  這時，這兩支同時活躍在江南敵後的新建抗日游擊部隊，分別由國、共兩黨領導。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剛開始形成高潮，儘管仍有不同政見之爭，但「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內部摩擦、衝突尚少。

  在初期的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之間，不僅忠義救國軍政治部主任文強與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有過黃埔軍校同學、北伐革命戰友和共產黨內同志關係，時任忠義救國軍中將總指揮的俞作柏，也與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有過在廣西共同反蔣的歷史。

  北伐時期，俞作柏是廣西國民黨人中的左派首領。他的同父異母小弟俞作豫，就是在他那裡閱讀了共產黨書刊，結識了共產黨人，以後成為共產黨員的。

  1929年春爆發蔣桂戰爭，蔣介石利用俞作柏與桂系的矛盾，對桂系內部進行分化瓦解。俞作柏卻在共產黨人支持下採取「先倒桂後反蔣」的策略，在桂系潰敗後回到廣西出任省政府主席，與時任廣西編遣區主任、綏靖司令的表弟李明瑞一起，抵制蔣介石、汪精衛等方面的拉攏，要求中共派幹部到廣西幫助工作。中共中央代表鄧小平等一大批幹部到了廣西，張雲逸就是其中一個，他擔任了李明瑞部軍官教導總隊副主任、廣西警備第四大隊大隊長、南寧警備司令等職。

  在鄧小平、張雲逸等中共幹部的影響和推動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廣西推行新政，釋放政治犯，開放進步的群眾運動，恢復工會、農會、婦女協會、學生會等群眾組織，任命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擔任左、右江各縣縣長。

  這年10月1日，俞作柏通電反蔣，就任「護黨救國軍」南路總司令，李明瑞任副總司令。反蔣失敗後，俞作柏逃往香港，李明瑞率部參加了鄧小平、張雲逸領導的左江龍州起義。俞作柏之弟俞作豫在起義失敗後不幸被捕，留下了「十載英名宜自慰，一腔熱血豈徒流」的豪邁詩句，在廣州黃花崗英勇就義。

  由於主要領導人之間有了這樣的特殊個人關係，忠義救國軍在總指揮俞作柏和政治部主任文強影響下，起初同新四軍還能友好相處，關係並未像後來那樣惡化破裂。

  1938年夏，第三戰區政治部在屯溪黃山旅館召開政工會議時，文強與袁國平代表兩軍政治部出席，對坐於會議桌兩邊首席座位。會下兩人也常在一起長談。

  三天會議結束後，文強邀袁國平一起到街上澡堂去洗澡，然後一起到屯溪公園，文強訂了一桌酒菜，與袁國平在公園裡邊飲邊聊。

  他倆長談了一個下午，意猶未盡，當晚和次日上午又繼續談。從抗戰局勢到國際風雲，從北伐時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到此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從中共黨內的左傾盲動到左傾冒險……

  兩人天南地北，談得來痛快淋漓，意氣風發。

  他們都不可能想到，這是他倆的最後一次傾心之談。

  就在這次談話中，袁國平談到周恩來對當年四川省委錯誤處分文強一事提出了批評，並說到希望文強「歸隊」，恢復中共黨員黨籍。

  顯然，袁國平所說的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請示過上級（很可能請示過周恩來）而作出的考慮。

  但文強未表同意，只說待抗戰勝利後再考慮。

  實際上，文強此時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變化沒有信心——當年越獄脫險一事都無法對羅世文說清楚，被視為「叛變」，如今他已當上了國民黨軍隊的將軍，還能說得清楚嗎？加上他在國民黨陣營中身受「知遇之恩」，工作上也自感能大顯身手，也不想再考慮重行「歸隊」了。

  不過，他向袁國平保證，一定對共產黨以友人相待，精誠合作，共赴國難。

  最後，袁國平給他留下了宜興縣城裡一家雜貨店轉信的秘密通訊處，並約定了彼此的化名，仍殷切希望他在一旦有了「歸隊」想法時能儘快與他聯繫。

  但是以後文強按那地址去過幾次信均無回信。他與袁國平從此失去聯繫。

  一年多以後，文強已在上海租界「孤島」從事抗日地下工作，忽從報上得知發生了同室操戈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遭到國民黨軍圍殲。但他仍不知袁國平的下落。

  直到1949年初文強在淮海戰役中被中共軍隊俘虜，編入「解放軍官教導團」學習時，一次有一批民主人士由華東軍區領導人陪同前來看望這些「戰犯」，在茶話會上，文強才聽昔日黃埔軍校同學、時任華東軍區代理參謀長的袁仲賢告訴他，袁國平已在皖南事變中不幸殉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