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怒中的一次失態

  著名美國外交家基辛格曾評價周恩來的風度是「文雅莊重」，具有「鋼鐵般的自制力」。這確是世人所公認的周恩來的一大特點。

  不過，在特定的情況下，一個人的性情也會有越出常軌的時候。

  在陪都時期，周恩來曾有過一次在盛怒之下摔了電話聽筒的事。

  那是在皖南事變剛發生之後。

  事變之前，已經有許多跡象表明國民黨將加緊對中共方面的政治壓迫，並可能採取軍事措施。

  1940年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致電朱德、彭德懷和葉挺（這封電報即歷史上所稱的「皓電」），強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與第十八集團軍各部於電到一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

  10月24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報告各方面消息「均證明反共高潮是正在著著上升」。「何、白十九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

  10月25日，毛澤東兩次急電周恩來，說明「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

  11月1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斷言「破裂的危機已至」，「反共局部戰爭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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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面，方不吃虧，方不上蔣的當。立即準備對付黑暗局面，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有了這一著，就不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了。」

  從這些情況來看，中共方面對形勢的危險性是有充分估計的。

  然而，正如從皖南事變中死裡逃生的新四軍軍部秘書長李一氓所說，事情發展到後來的地步，「恐怕主要是我們把國民黨想得太好了。」

  12月25日，周恩來應邀會見蔣介石。這一天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獲釋四周年的日子。蔣介石稱周恩來為「患難朋友」，在談話中以「極感情的神情」說：「抗戰四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願意內戰嗎？願意弄坍台嗎？現在八路、新四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只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一月底，絕不進兵。」

  同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發言時說，現在不能說反共高潮下降，但不過是大吹小打。周恩來也是這樣的估計。提議恩來1月15日回延安，2月15日開七中全會。

  這就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所說的：「毛主席一度對形勢作出過較為樂觀的估計，認為蔣介石大舉『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嚇我讓步，大吹小打。」

  ——實際上，蔣介石已於半個多月前的12月7日核准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11月14日擬呈的「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並密令各部執行。此時國民黨準備圍攻新四軍的部隊已經分別開到指定地點，構築碉堡工事，基本完成對新四軍的合圍態勢……

  因此，儘管周恩來在同蔣介石見面的次日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以足夠的警惕說，蔣的許多承諾是「靠不住」的，「其實局部『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但也未能估計到國民黨會悍然對新四軍進行血腥屠殺。

  周恩來是在皖南事變發生的第二天，1941年1月7日得到消息的。他立即開始與國民黨當局進行緊張的交涉，要求他們停止對新四軍圍殲的暴行。

  1月13日，周恩來面告國民政府軍令部次長劉斐，請他轉達：中共方面請蔣介石何應欽命令顧祝同解除對新四軍的包圍，並讓出去蘇南的道路。只有迅速解除圍攻，才能挽救危機於萬一。

  劉斐答覆說，蔣介石已令侍從電告顧祝同，只要新四軍北渡，不應為難。

  隨後，周恩來又接到劉斐電話，稱蔣介石已於12日晚下了停打的命令。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也給周恩來打來電話，說何應欽已與顧祝同通話，告以蔣已允新四軍假道蘇南渡江，令各軍不要阻止。顧答應照辦，但聲明現已與新四軍電台失去聯絡，要中共立即催新四軍與之聯絡。

  ——實際上，在蔣介石所謂「12日晚已下了停打的命令」之後，包圍新四軍的國民黨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才下達了總攻擊令，13日上午8時開始了對被圍新四軍的總攻擊。新四軍已彈盡糧絕，毫無突擊力量，到下午2時許已傷亡7000餘人。葉挺不得不決定分散突圍。在他的指揮陣地上彈雨橫飛，曾為《漁光曲》《王老五》等電影譜曲的著名音樂家任光和妻子在葉挺身旁中彈倒下……

  1月15日晨，周恩來接張沖電話：本日11時半，何應欽、劉斐與顧祝同通話，顧稱自昨晚起前線戰鬥已停，也無葉挺項英被擒事。張沖還傳達了蔣介石的三點意見：顧祝同不會不聽命令；他將再親發一電給顧祝同，停戰解圍；請周轉告葉挺、項英放心東進。

  ——實際上在此之前新四軍被圍部隊除2000餘人突圍而出外，其餘已全部犧牲或被俘。前去同國民黨方面談判的葉挺，已經遭到蠻橫無理的拘捕……

  這還不算完。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

  當周恩來還在竭力展開工作以擊退這次反共逆流，維護國共合作局面的時候，1月17日晚，國民黨當局竟悍然以國民政府軍委會名義發布了《通令》，誣衊新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膽敢明白進攻我前方抗日軍隊陣地，危害民族，為敵作倀，喪心病狂，莫此為甚。」「抗命叛變，逆跡昭彰」……並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將軍長葉挺革職交軍法審判。

  同時，國民黨當局還十分惡毒地在「軍委會發言人談話」中，借被俘後叛變的新四軍參謀處長趙凌波的「供詞」大做文章，胡說「該軍叛變陰謀，昭然若揭」，還胡謅什麼「新四軍官兵中大多皆深識大義，不甘附逆，紛紛投誠」……

  正如在當年北洋軍閥政府不但血腥鎮壓學生還反誣受害學生是「暴徒」的「三·一八」慘案後，魯迅所寫的那樣，「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卻萬想不到「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

  在得知國民黨當局的《通令》和軍委會發言人談話後，悲憤已極的周恩來在曾家岩50號給何應欽打去電話，怒斥道：

  「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怒不可遏的周恩來摔了電話聽筒。

  在盛怒之下摔東西，這在周恩來的一生中，恐怕是唯一的一次。

  對於一貫注重修養、舉止文雅莊重、具有超人克制力的周恩來來說，這顯然應算是一次「失態」。但是，對這次失態，誰又會不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