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議長與兩個追悼會

  當時聽了周恩來《當前經濟大勢》報告的民族資本家，還有四川著名的實業家和政治活動家胡子昂。他在多年後回憶這次聽周恩來報告的情況時說，當時決定人心向背的是看哪個拿飯給我們吃。你蔣介石把經濟整得那麼爛，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卻深得人心。這一反一正，對比很清楚。

  胡子昂自30年代起就懷著「實業救國」的抱負，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創辦了重慶華西公司、自來水公司、川康興業公司、華康銀行等一批企業，建成了一個以工礦業為主，包括金融、貿易在內的西南地區著名企業集團。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支援抗戰，發展鋼鐵企業，胡子昂申請政府投資，卻被孔祥熙的官僚資本趁機染指，官股比例不斷擴大，企業人事也逐漸為官股人員把持，管理不善，經營無方，機構臃腫，貪污舞弊成風，企業被搞得烏煙瘴氣。抗戰勝利後，為支持抗戰而作出了極大貢獻和犧牲的民族工商業急需政府扶持發展，而政府卻取消了同民營工廠的一切合同。胡子昂擔任總經理的中國興業公司面臨倒閉的危險。他商請政府收購產品鋼材，卻遭到回絕；要求政府扶持續辦，等來的卻是停工清理資產、遣散員工的通知。他以極其憤慨的心情向報界發表談話，說：

  「我個人從事工礦事業十餘年，今天抗戰勝利了，以為可以為國家經濟建設多做些事情，而我卻在為中國興業公司『治喪』！個中隱曲，令人痛心，真是無話可說。」

  正是在這樣的苦悶、彷徨中，他從周恩來這裡看到了發展民族工商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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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昂是在抗戰初期的武漢認識周恩來的。在陪都重慶，他又同周恩來有過許多交往，並通過周恩來認識了董必武、吳玉章等著名共產黨人。他在回憶周恩來時感嘆說：

  「他每一次講話，總是把當時國內政局和戰局分析得那麼清晰，觀點明確，材料新鮮豐富。他的記憶力驚人，說話生動風趣而深刻，很具邏輯性、雄辯性和說服力、鼓舞力。我們工商界同仁對他十分敬佩……」

  他還回憶說，在陪都時期，一次他應約參加與周恩來的見面，「談話以後，我們一群人走了出來，總理（周恩來）在當中。我一看四周，這坡那坡都有人監視，危險已極，我都怕了。我想我們是偶然一次，總理卻是天天在特務包圍中，過那樣的日子。」

  在周恩來的影響下，胡子昂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親密朋友。

  1946年1月，胡子昂在工商界的全力推舉下，通過競選，當選為重慶市第一屆參議會議長。他這時不便與中共人士過多接觸了，就通過民盟領袖張瀾與共產黨人保持聯繫，並利用議長的身份，儘可能地支持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進步事業。

  在參議會開會時，國民黨方面的參議員堅持要在主席台上懸掛國民黨黨旗，並以不掛黨旗就退出會議相威脅，引起爭執。胡子昂則以議長身份莊嚴宣布，參議會是國家體制的會議，不是黨的會議。平息了爭論，仍決定只掛國旗，不掛國民黨黨旗。以具體行動維護當時剛剛形成的國共合作、政治協商的局面。在1946年2月的「較場口事件」中帶頭進行破壞搗亂的特務打手劉野樵，在ＣＣ分子操縱下被推選為「國大代表」，胡子昂聞訊後，支持一些參議員提出的罷免劉野樵「國大代表」的議案，並主持會議進行表決，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這一議案。

  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因飛機失事身亡後，政府當局舉行追悼會，胡子昂堅決不讓參議會送花圈輓聯。後來發現有人假借參議會名義送去了輓聯，胡子昂立即派人追回，並親手撕毀。

  然而，對另一次追悼會，胡子昂卻表現出截然相反的態度。

  國民黨特務製造的「李公朴、聞一多慘案」發生後，中國民主同盟在重慶組織召開追悼大會，胡子昂代表重慶市參議會參加並親自發表講話。本來國民黨方面為他準備好了以「戡亂（即堅持反共內戰）治國」為主題的講稿，但他上台後卻拋開了這個講稿，強調與「戡亂治國」針鋒相對的「和平建國」，呼籲團結起來搞和平建設。他在講話的最後，還聲若洪鐘地高呼：

  「今天的中國，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還是要和平！」

  胡子昂的「三呼和平」，引起全場雷鳴般的掌聲，使這個大會變成了抗議國民黨反動政策的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