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偵緝隊長「浪子回頭」

  余復生真名叫余宏文，原是中共宜賓縣委委員，宜賓地區農民運動領導者之一。他怎麼會變成了特委會的編輯員？說來話長。

  不久前，因宜賓地區農民暴動失敗，中共地下組織遭到大破壞。為保存力量，余宏文被調到重慶。他的老師和革命引路人，正在重慶領導地下鬥爭的中共四川省委委員鄭佑之安排他利用關係，打入二十一軍軍部手槍連去當兵，以加強對士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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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那天他到軍部去找了人出來，竟碰上了當年在宜賓一起領導農民運動的叛徒鄒雲芳。

  余宏文沒想到在敵人的軍部大門口遇到了這個叛徒，心中出現的第一個念頭就是：「糟了！」

  但他更沒想到，鄒雲芳此時的思想已經比一年前大為不同。

  鄒雲芳在出賣穆青之後，曾得知地下省委作出過對他進行制裁的決定，當時就嚇得他魂不附體，趕緊同妻子一起搬進中營街重慶公安局附近的中南旅館裡去住。後來在旅館查夜時抓了一個城防司令部的諜查，據說是地下省委派到旅館來偵察他行蹤的省兵委委員，他又如驚弓之鳥一般再次搬家，住進了二十一軍軍部大門對面的瞰江旅館……以後，他因時時畏懼制裁，惶惶不可終日，再不敢大力反共，因工作不力，被撤掉了偵緝隊長職務，他不但不感到委屈，反而暗自慶幸可以少擔責任，少惹是非。在一次同宋毓萍一起看完夜戲回家路上遇到槍擊後，雖然他沒有中彈，卻又感到了一次嚴重警告。從此他對特務工作更加消極，並且已開始打起主意：設法為共產黨做點事情，將功折罪，以求得寬恕。

  這天他一見到余宏文，心中又驚又喜——驚的是不知余宏文到這裡來做什麼，會不會又是來打探他的情況，要對他進行制裁；喜的是他同餘宏文曾在宜賓朝夕相處，尚有舊情可敘，有可能通過余宏文去向中共地下組織「拿言語」（說好話）。於是，他趕緊滿臉堆笑迎上去，急迫地問：

  「你也來重慶啦？來做啥子？」

  「我是來找工作的，」余宏文憨厚地笑道，「我有個親戚在軍部手槍連，想找他幫忙找個差事……」

  「你不怕遭軍部當共產黨抓起來呀？」

  「我早就不在共產黨了，你還不曉得麼，宜賓那邊的組織早都垮完了……」

  鄒雲芳腦子裡緊張地轉動著，他不相信余宏文是來找工作的，也不相信他已經不是共產黨了——他倆曾在一起從事革命工作，余宏文的信仰比他堅定，這是他所深知的。搭訕了一陣，鄒雲芳忽然靈機一動，熱情地說：

  「哎，我們兩個不是外人，我倒有個主意，你去當兵有啥子好？不如到特委會來，外面說起也是在軍部當官，錢也多些……你說呢？」

  余宏文沒想到鄒雲芳會提出這樣的建議，遲疑了一陣，委婉地說：

  「好倒是好，不過聽說進特委會要拉了人才得行，要我去拉人，我怕下不了那個手，再說，我在重慶也認不到哪個共產黨……」那時都把叛徒出賣同志叫作「拉人」，是從民間「拉人墊背」（死人不甘心死，拉一個活人到棺材裡為之墊背殉葬）一語轉化而來的。

  「唉呀，你太老實了！現在的事情，真也真得，假也假得……我負責幫你介紹，保證得行！你不曉得，特委會現在正在進人……特委會也不是都要去拉人，裡面有偵緝隊，是專門出去拉人的，還有編譯股，是坐在屋頭做文章的。你文墨好，進去到編譯股當編輯員，不需要你上街拉人……」

  鄒雲芳如此急切地勸說余宏文，一是想在特委會中多一個信得過的同鄉老友，二是想通過余宏文爭取與共產黨重新接上關係。

  余宏文沒有表示回絕，答應先想一想再答覆他。

  同鄒雲芳分手後的當晚，余宏文去了儲奇門碼頭附近一家茶館，在那裡同一個年輕人碰了頭——那是地下省委特務隊的隊員江銀和，專門負責余宏文與省委領導人間的聯繫的。

  余宏文要江銀和儘快通知張榮山與他會面，有要事相告。

  第二天傍晚，余宏文來到上半城西南角那片若干條街巷匯集處的平壩——較場壩，這裡是重慶城內一處交通樞紐，又是下層市民和江湖藝人、黑道人物活動的場所，到了夜間，警察也不大敢在此地露面。那些白天裡到處認捕共產黨人的特務們當然更不敢來這裡活動——他們怕遭「黑整」。

  余宏文來到較場壩旁邊一處叫做黃土坡的階梯小巷，走進巷口一家茶館，在明晃晃的保險洋油燈燈光下，他一眼就看見一張茶桌旁邊那個蓄著連鬢鬍鬚的熟悉的面孔——那就是他急於要見的張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