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現在我們要談談殘雪和卡夫卡在氣質上和精神生活上的一致性了，沒有這個前提，一個藝術家即使帶有美好的願望，也是很難走進卡夫卡的精神王國的。殘雪和卡夫卡則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兩人都有一種桀驁不馴的內在性格，有一種承受苦難的勇氣，和守護孤獨的殉道精神，都有一種超乎常人的敏銳和透視本質的慧眼，有一種自我反省、自我咀嚼、「向內深入」的堅定目標和忍受劇痛的堅強耐力，有一種置身於自我之外調侃自身、調侃自己的一切真誠的決心和痛苦的眼淚的魔鬼般的幽默，有一種陰沉、絕望、一片漆黑然而卻自願向更黑暗處冒險闖入的不顧一切的蠻橫，有一種自我分裂、有意將自己置於自相矛盾之中的惡作劇式的快感……當然，也同樣遭受到同時代人的誤解和非議，卡夫卡被視為現代社會的批判者或法蘭克福學派的傳聲筒，殘雪也被說成是一個時代的「噩夢」和變態人格的妄想者。從作品來看，兩人的作品都展示了靈魂內部的各種層次、關係、矛盾衝突和不同階段的反省歷程，都體現了藝術家的、因而也是全人類的生存痛苦和理想追求，都如此主觀、內向、陰暗、充滿懺悔意識，但也都如此強悍、不屈不撓，遍體鱗傷卻永遠在策劃新的反抗。這真是20世紀世界文學中一種最有趣的奇觀！這一奇觀的產生，也許是因為他們代表中、西文化在不同時代和文化背景中共同走入了「世紀末」的意境，並對兩種文化中的人性之根進行了最徹底的反省的緣故吧。但這同時也就帶來了兩人之間的一些微妙的差異。

  這些差異主要植根於兩種不同的文化心態。先從表層的藝術風格上來看。殘雪與卡夫卡在風格上是十分接近的，例如兩人都有大段大段滔滔不絕的議論和敘述，但語言又同樣的乾淨、純粹，沒有多餘的話；他們都善於通過對話（包括內心的對話）來泄露說話者的心情；他們的每個人物都是象徵性的，為的是表達一種情緒化的哲理；他們的激情都很含蓄，而理智卻很強健，至於感覺，則是全部寫作的潤滑劑。然而，卡夫卡仍然明顯地繼承了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細節描寫，他能將不論多麼怪誕不經的情節描寫得如同身歷其境，纖毫畢現；而他的對話是如此合乎邏輯，幾乎沒有跳躍，凡是晦澀之處必定是思想本身的複雜和深邃所致。相反，殘雪不大看重外部的細節，其手法近似白描，其語言和對話跳躍性很大，甚至類如禪宗「公案」；在許多作品中，她致力於詩的語言的錘鍊和詩的意境的傳達。她有時讓主人公的內在自我直接現身乃至於抒情，這是卡夫卡絕不可能的。後者在內心最深層次上仍然保持著客觀描述的「心理現實主義」原則。

  文化心態的影響在更深層次上表現在主人公靈魂的塑造方面。西方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罪感文化」，這一點在卡夫卡的《審判》（及《致父親的信》）中體現得特別明顯。主人公的自我意識主要就體現在「知罪」上。在殘雪的作品中，這一點被大大地弱化了。殘雪可與《審判》相提並論的作品是《思想匯報》，其中的主人公A君的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是體現為「知罪」，而是體現為「知錯」；他雖然也有懺悔，甚至不斷懺悔、永遠懺悔的主題，但「懺悔神父」其實不過是主人公自己，頂多是他的另一個自我，而絕不代表彼岸世界的聲音。因而這種懺悔基本上是對自己的愚頑不化、自以為是和不自覺的虛偽這些痼疾的啟蒙；其中的痛苦是追求不到真正的自我的痛苦，其中的恐懼只是面對死亡和虛無的恐懼，而不是面對地獄和懲罰的恐懼。實際上，如果真有地獄的話，殘雪的主人公甚至會很高興，因為終於可以擺脫虛無的恐怖了，地獄的懲罰畢竟也是一種「生活」，它也許還可以用作藝術創造的題材！相反，在卡夫卡那裡，對存在的恐懼和對虛無的恐懼幾乎不相上下（見《地洞》及殘雪對它的評論），所以約瑟夫·K在知罪時可以如此平靜地對待死亡，甚至有種自殺的傾向。因此，總體看來，殘雪的作品雖然也陰暗、邪惡、絕望，充滿污穢的情節和齷齪的形象，但卻是進取的，在矛盾中不斷衝撞、自強不息的。卡夫卡的作品則是退縮的、悲苦的、哀號著的，他的堅強主要表現在對罪惡和痛苦的承擔上，而不是主動出擊。他的座右銘是：「每一個障礙都粉碎了我。」與此相關的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天人相分的傳統，卡夫卡對理想的追求是對一個彼岸世界「城堡」的追求，這個「城堡」是固定的，一開始就隱隱約約呈現出它的輪廓，但就是追求不到，對它的追求構成了塵世的苦難歷程；相反，殘雪所追求的理想卻是隨著主人公的追求而一步步地呈現出來的，在她的《歷程》中（可與《城堡》相對照），主人公（皮普准）對將要達到的更高境界在事前是一無所知的，只有進入到這一更高境界，才恍然悟到比原先的境界已大大提高了，但仍然有另一個未知的更高境界在冥冥中期待著他。只有主人公內在的生存欲望是確定的，這種欲望推動著他從一個「村鎮」到另一個「村鎮」不斷提高、不斷深入，這些村鎮本身毋寧說對他顯得是一些不斷後退的目標。再者，在人物的相互關係上，卡夫卡的人物總是被他人拒斥、拋棄和冷落，一切關係都要靠主人公自己去建立，即使如此這種關係也是不可靠的，隨時會丟失的；殘雪的人物卻總是處在不由自主的相互窺視、關懷和相互攪擾中，想擺脫都擺脫不掉，主人公常常是一切人關注的焦點。因此，當卡夫卡和殘雪鼓吹同一個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時，他們的情緒氛圍並不完全相同：卡夫卡是對一切人懷著無限的溫情，從「零餘者」的心情中努力站立起來，鼓勵自己走向孤獨的旅途；殘雪卻是一面懷著幸災樂禍的惡毒從人群中突圍出來，一面從更高的立足處（即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克制著內心的厭惡去和常人廝混，去磨礪自己的靈魂。當然，這不光是文化的作用，而是與他們兩人的不同性格有關：卡夫卡的清高孤傲使他生性脆弱，容易受傷，殘雪則更為平民化、世俗化，更為堅忍和理性地面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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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毫不奇怪，我們在殘雪對卡夫卡的評論中沒有發現西方宗教精神對卡夫卡藝術創造的深刻影響。儘管卡夫卡不是一個虔誠的教徒，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應當是無法根除的，它事實上使卡夫卡後期轉向了對猶太教的濃烈興趣。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在這本書里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殘雪的卡夫卡」，或者說，殘雪把卡夫卡「殘雪化」了。這是中國人一般說來可以理解和感覺到的一個卡夫卡。然而，正因為殘雪所立足的人生根基從實質上說比宗教意識更深刻、更本源、更具普遍性，所以她對卡夫卡的把握雖然沒有直接考慮宗教這一維，但絕不是沒有絲毫宗教情懷；另一方面，也正由於繞過了西方人看待卡夫卡所不可避免的宗教眼光的局限，她的把握在某些方面反而更接近本質，它是一個中國人在評論卡夫卡的國際性論壇上所作出的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