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

  本書自從初版以來，在國內思想界已經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例如，朱平珍在《理論與創作》撰文《新批判主義述評》說：「新批判主義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宛如激昂奮進的笛聲，驚醒了傷懷戀舊、復古、回歸和泛道德主義的迷夢。《新批判主義》一書，以長江後浪推前浪之勢……對獨立人格進行哲理探尋，立足現實進行文化反思，綻開了中國知識分子銳意進取的思想之花。」當然，反對之聲也有，如詹艾斌在《東南學術》撰文《反思「新批判主義」》，針對朱平珍的觀點反駁說，「新批判主義以西方文化和經驗為參照系的基本立場偏離了中國傳統尤其是當下中國國情，這是一種不成熟的現代性態度，不能說它完全有利於當代中國文化全面而合理的建構。」至於筆者在該書初版後，多年來在「新批判主義」的思想旗幟下向「新保守主義」和新儒家頻頻發起衝擊，以致激起當代新儒學陣營的強烈反彈和反覆交鋒，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筆者所發表的一系列有關中西文化和哲學比較的論文，涉及法制思想、倫理思想、言說方式、人生觀、生死觀、本體論、懷疑論、信仰和偽善等問題，以及對牟宗三的康德研究的批評，對百年中國西方哲學東漸的十大文化錯位及實用主義偏向的檢討，對儒家「親親互隱」的腐敗傾向的抨擊,等等，在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所有這些舉動，在理論上追根溯源，都要追到《新批判主義》這本書中所系統闡明的立場和思想。已經有不少人通過各種方式向我打聽還能夠在哪裡買到《新批判主義》，但本書初版印數不多，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脫銷。因此，在當前情況下將這本書再版，可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願望，也是合乎形勢需要之舉。

  從世紀之交到21世紀開端的這十幾年，是我們中國人在對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已經心滿意足，並覺得有本錢、有資格退回到自身兩千年「天朝大國」的回憶中自得其樂的時期。一百年前的民族危亡已成為過去，它的發生機制已被我們遺忘，但它作為一種屈辱的符號卻仍然像一種慢性毒藥一樣毒化著我們的心態，迫使我們以各種方式找回自己的面子。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不思進取，突出體現在近年來的「讀經熱」「國學熱」對傳統文化的盲目地、狂熱地吹捧上。我並不一般地反對讀經，也不一般地反對研究「國學」和在大學裡辦「國學班」，但我反對非理性地將古代經典當作聖物和偶像來崇拜，尤其反對利用兒童的無知和天真來禁錮和腐蝕他們幼小的心靈。這種非理性的狂熱當然並非沒有來由，而是出於對社會轉型期道德淪喪的一種傳統士大夫式的憂患。這些生活在21世紀的士大夫卻沒有想到，今天的道德淪喪與兩千多年前孔子時代的「禮崩樂壞」有著完全不同的病理機制，在一個社會結構已經大變、自然經濟已經被商品經濟所取代、整個國門已經向國際社會大開、大量知識信息已毫無阻攔地進入網際網路和傳媒的時代，一些成年人、飽學之士不去致力於為我們的孩子建立起自己獨立思考的人格和辨別真偽的智慧，卻急於在孩子們頭腦里灌輸「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恐懼心理，用對經典的機械背誦將他們的思維能力和創造力扼殺在搖籃中，還自以為在做著拯救世道人心的大好事，豈不怪哉！

  近年來全國上下鬧得沸沸揚揚的「于丹讀經」現象，是這場「國學熱」的進一步擴展。人們爭論得最多的，是于丹的解讀是否地道，是否歪曲和庸俗化，是否符合學術標準。其實這些爭論都沒有爭在點子上。我倒覺得這件事好有一比，就是當年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講用會」。直到今天，誰敢說毛主席著作不是經典？誰敢說一千年後人們不會仍然把毛澤東的書當作經典？凡是「文革」的過來人都知道，毛澤東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在當時就是經典中的經典，是每個中國人，包括大字不識的農村老婦和剛剛懂事的娃娃都要學習的。而他們的「導師」就是千千萬萬像于丹一樣有「心得」的人。那個時候，我們從來沒有聽誰說過那些學毛著積極分子有什麼文本解讀的錯誤，或是違背學術標準。這不僅是因為主席的白話文明白曉暢，無須考證；也不僅是因為當時的「學術權威」早已經被打倒，誰也不敢再出來充當新的「學術權威」；而且是因為，主席的文章本身就是「心得」式的。他講愚公移山「感動了上帝」，而上帝就是人民大眾，這難道不是「心得」？誰能說他誤讀了《愚公移山》、不夠學術水準？所以今天的于丹就是當年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他們的共同點就在於對經典的那種無批判和全盤接受性。這種學習態度在「文革」時期還可以說是情有可原，但是在今天來傳播這種學習態度則是一種客觀上的愚民行為。這種講用滿足了老百姓在一個惶惶不可終日的時代的「安心」的需要，但卻窒息了他們懷疑、思索和反抗的本能，使他們在壓迫、歧視和哄騙之下甘做「順民」，不做「刁民」，還覺得「幸福指數」蠻高的。正如有子講的：「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孔子的做人準則則是像顏淵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然而，如果人人都做顏回那樣的人，今天這個社會還怎麼發展？

  我並不覺得于丹本人在這件事上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她那天衣無縫的辯才，那不容置疑的口氣，那居高臨下的聲調，那先知式的表情和規範手勢，雖然使某些人覺得不快，卻正是廣大老百姓所需要的。當今老百姓最缺少的就是這樣一位先知，一位心靈救世主，能夠依據幾千年來的正統經典讓他們的靈魂有個寄託之處。老百姓已經習慣了被愚弄，直到今天，他們自欺的心理結構仍然萬分需要有人來愚弄，否則就會人格崩潰——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之處。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文革」結束這麼多年，一些人還熱戀著每周一次例行的「政治學習」，不開會就覺得無所措手足；為什麼90年代的「氣功熱」有那麼多收費的氣功培訓班，有那麼多個這個「大師」那個「大師」的追隨者；為什麼今天有于丹這樣的「講用者」活躍在媒體，擁有如此眾多的「粉絲」。人的靈魂不獨立，就需要寄託或者說寄生，哪怕是依附於一株即將枯死的老樹。今天的禮崩樂壞、道德淪喪正是因為幾千年的枯樹已然傾覆而導致的。那麼，當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是把這株枯樹重新扶起來，給它安上塑料做的枝葉和嫩芽呢，還是給國人的靈魂注入真正的活力，讓它能夠立足於現實生活自身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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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批判主義」，任重而道遠。

  鄧曉芒　2007年8月於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