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四庫全書》的纂修，自有其獨特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

  首先，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官修大型叢書的傳統。如三國時代之《皇覽》，唐代之《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三教珠英》（又稱《海內珠英》一千三百卷）、《開元道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宋代之《太平御覽》（一千卷）、《冊府元龜》（一千卷）、《文苑英華》（一千卷）、《開寶藏》（五千零四十八卷）、《萬壽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明代之《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正統道藏》（五千三百零五卷）等。清康熙年間又相繼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淵鑒類函》（四百零五卷）、《佩文韻府》（五百六十四卷）等。每當國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明之世，必舉全國之力纂修規模宏大的叢書、類書。

  乾隆朝中期，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具備了編纂「國家大書」的條件。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苦心經營，到了乾隆年間，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高度發展的鼎盛期。乾隆皇帝即位後，消除了來自滿族貴族內部各種勢力的對立對皇權的威脅，有效防止了歷代封建王朝經常出現的宰相專權、母后干政、外戚篡弒、大臣結黨、宦官擅權等弊端，專制皇權高度集中，國家機器進一步強化。

  同時，由於康、乾時期清政權內部的穩定，為發展經濟、鞏固國防、經略邊疆創造了先決條件。在盪盡南明殘餘勢力之後，清政府堅決抗擊沙俄殖民主義者的武裝入侵，平定三藩之亂及邊疆地區的數度叛亂，收復了台灣，擊敗了廓爾喀軍隊對西藏的兩次入侵，其武功達到巔峰。紀曉嵐在《平定準噶爾賦》中曾滿懷激情地讚頌：「三十六國，咸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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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經濟取得長足發展，乾隆皇帝繼續推行康熙、雍正以來成功的經濟政策，獎勵墾荒，興修水利，並大規模地數度蠲免稅賦，僅乾隆一朝蠲免全國地丁錢糧和漕糧，總數達白銀二億多兩，在一定程度上藏富於民。商品經濟日益繁榮，當時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白銀四千多萬兩，國庫儲備常在七八千萬兩，國帑充裕，國力鼎盛，全國出現了一批具有相當規模的工商業城市，人口也猛增至兩億多。國民總產值至少占世界的百分之十五，國際地位攀升，清朝的統治進入全盛時期。

  安定富庶的社會環境，也促進了文化繁榮、學術昌明，滿漢文化由衝突走向融和。清朝恢復科舉考試，為漢族讀書人打開仕進之門，並從科舉考試中選拔優秀知識分子進入翰林院。自康熙時期開始，清朝以「崇儒重道」為基本國策，試圖以儒學去統一知識分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實行高壓文化政策，大興文字獄，迫使知識分子儘量與政治疏離，埋首書齋，通過對儒學經典的詮釋、考證，及致力於文字、音韻、辨偽、校勘等方面的研究，而迴避現實政治的打壓。

  乾嘉時期，文人薈萃，通儒輩出，乾嘉學派形成並風靡朝野，把清代學術發展推向一個新高峰，為《四庫全書》開編創造了優化的文化環境。

  說到《四庫全書》能夠在乾隆朝開編，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乾隆皇帝個人性格方面的原因。

  乾隆皇帝是一位有思想、有抱負、有作為的君主。他從少年時代起就養成了諸事有恆的優秀品質，即位之後，他的勤政也是出名的，每天卯時（六點鐘）出寢宮，等候臣子入朝。通常是皇帝一個人在宮中枯坐，流連經史打發時間。太監們出門看了一次又一次，大臣們才齊集入朝。

  乾隆時代著名史學家趙翼，在他的《檐曝雜記》中以親身經歷記錄了乾隆皇帝的勤政：乾隆皇帝每天卯時準時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時，就響一聲爆竹，大臣在直舍值班，聽到爆竹聲由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已到乾清宮。冬天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值班大臣十多個人，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很疲勞了，但皇帝天天如此。平日這樣，而軍情緊急之時，半夜軍報到了，也要親自披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議事。趙翼說他自己那時負責起草文件，從打稿到以正書謄清，往往一兩個時辰，皇上仍披衣等待，不去就寢。

  乾隆皇帝的作息規律，六十年沒變過。

  他以「十全老人」自詡，不僅期望在武功上超越其祖其父，而且期望在文治上也超越歷代帝王。早在繼位之初，他就開設博學鴻詞科，擴充科舉取錄名額。同時開館修書，令將內府珍藏典籍編成《石渠寶笈》《西清古鑒》等，陸續完成《明史》《皇朝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等大書的編纂。他一生喜著文吟詩，詩作竟達四萬二千餘首，幾與《全唐詩》相埒。繼位三十年之後，他下決心要編纂出規模更為宏大、超過歷史上任何類書的大型文庫。

  另外一個原因，是《儒藏說》的出現。

  早在乾隆初年（1736），也就是距開館修《四庫》的三十八年前，有一位山東學者周永年，曾寫了一篇文章名《儒藏說》，大聲疾呼以朝廷之力保護儒家經典，稱此事為「藝林中第一要事。」他認為，古往今來書籍的散失，原因是藏書方法不當。「自漢以來，購書藏書，其說綦詳，官私之藏，著錄中不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則以藏之一地，不能藏於天下。藏之一時，不能藏於萬世也。」而保留比較好的，是佛家、道家典籍，原因是建立了「佛藏」「道藏」。他由此指出：「目下宜先聚書籍，分局編輯，目錄既定，易購之書則購之，或秘本不甚流傳者，則先為活版印之」，逐步建立「儒藏」。「俾古人著述之可傳者，自今日永無流失，以與天下萬世共讀之[16]。」

  周永年的建議，一直影響著當時的學術界。

  周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平時嗜書如命，曾竭幾十年博採旁搜之力，甚至把家產變賣了去購買他自己喜歡的書。他的《儒藏說》，實成為《四庫全書》纂修的先聲。

  第三個原因與當時的黨爭與社會思潮有關。

  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張廷玉兩派黨爭非常激烈。鄂爾泰為人方正，力持大體。張廷玉人略圓通，陽承意旨。乾隆皇帝表面上力排朋黨，實際上左袒張廷玉。

  乾隆皇帝提出修纂《四庫全書》，最贊成的權臣是于敏中，最持反對意見的是劉統勛。于敏中是張廷玉的嫡派，劉統勛是鄂爾泰的嫡派。所以乾隆皇帝用于敏中之議下詔開館，也表明了他的一種態度。當然後來劉統勛又贊同修書，並力薦他的門生紀曉嵐出任總纂，同時他自己也成為修書最賣力的一個人，這是後話。

  另外，乾嘉時期的思想界，存在著崇尚漢儒、鄙薄宋儒的傾向，乾隆皇帝開館修書，也有順應時代潮流，牢籠當時旭日東升的漢學派的私意。

  出於以上種種原因，所以乾隆皇帝才下決心啟動這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工程。

  [1]見《高宗實錄》卷九○○，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條。

  [2]見《高宗實錄》卷九○○，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條。

  [3]見《高宗實錄》卷九○○，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條。

  [4]見《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奏查明黔省鮮有書籍可供採擇折》，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5]見《高宗實錄》卷九一九，乾隆三十七年十月戊寅條。

  [6]見朱筠《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笥河文集》卷一。

  [7]見《大學士劉統勛等奏議覆朱筠所陳採訪遺書意見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8]見《高宗實錄》卷九二六，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乙丑條、庚午條。

  [9]見《明世宗實錄》卷五一二。

  [10]見《大學士劉統勛等奏議校核永樂大典條例並請撥房添員等事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11]見《高宗實錄》卷九二七，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辛巳條。

  [12]見《高宗實錄》卷九二九，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丁巳條。

  [13]見《諭內閣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14]見《諭內閣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15]見《諭內閣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

  [16]見周永年《儒藏說·與孔葒谷》，《松鄰叢書》甲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