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杜聿明被俘時連自己的姓名都沒有承認，六年後，他承認了共產黨的偉大

  杜聿明靜靜地在病床上。

  他的單人房間外面，不時響著多人的腳步聲——或許是管理員給他送鮮牛奶，或許是科長給他送「大前門」牌香菸，或許是醫生給他看病，或許是護士給他送藥打針……

  

  他有胃潰瘍。不能吃硬的，炊事員就給他吃軟的：果子醬與麵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員就給他吃熱的：燉雞與燒魚。

  就這樣，他的四種病，現在剩下三種。

  他有結核病，包括肺結核和腎結核。醫治結核病的特效藥是鏈黴素，可是我國當時不能生產。國外進口的鏈黴素多來自蘇聯，蘇聯的鏈黴素藥物性能不好。美、英兩國的鏈黴素質量過關，可是對中國大陸封鎖禁運。為了搶救國民黨戰犯（除了杜聿明，還有黃維、康澤、文強，以及即將來到功德林的杜建時、范漢傑、徐遠舉等人，都患有嚴重的結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專門派人到香港、澳門等地，不惜重金，買回第一流的藥物。

  就這樣，他的四種病，現在剩下一種。

  最後一種病，就是發現未久的脊椎結核，不過離痊癒的時間也不遠了。要矯正已經畸形的軀體，他只需靜靜地躺滿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說，杜聿明的四種病，完全可以被共產黨治好。共產黨對於他，除了他1946年被割去的那個腰子無法尋回外，一切都給他了。

  杜聿明曾問過護士：共產黨治好他的病，總共花了多少錢？護士雖沒有作答，他心裡亦自然明白——總不止兩個銅板吧。而他本人，曾有過沒有兩個銅板的時候：1931年底，蔣介石下野以後，杜聿明也無一官半職，與妻子曹秀清、大女兒杜致禮三人住在杭州，靠黃埔同學會每月救濟十二元過日子。一日上街，年僅三歲的大女兒拉著父親的衣角，嚷著要吃臭豆腐。一塊臭豆腐需要兩個銅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個銅板來。杜聿明的心，也是肉做的，他在大女兒號啕大哭的時候，也忍不住鼻子發酸……

  杜聿明並不是靜靜地躺在病床上。

  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雖然沒有刺激他的神經，卻也震盪著他的心靈。淮海戰役的戰局剛剛開始明朗，這位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就在心裡詛咒：有本事的退後三十公里，再打一次試試。現在，共產黨軍隊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終於緩和了「試試」的心理衝動，放棄了「再打」的精神準備，懂得了「旁觀者清，當事者迷」的常識。

  真正衝擊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認為共產黨通過武力擊敗美國，是可以理解的。而共產黨不通過武力收復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認為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的封建聯姻，只能是漢藏兩族的政治結合，說不上誰統治誰。特別是近百年來，西藏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長期受到國外侵略勢力的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澤」融不進雅魯藏布江，蔣介石的寶劍的寒光射不進喜馬拉雅山，而共產黨的一張談判桌，就使西藏真正進入了中華民族的懷抱。

  共產黨在大陸的成就，是治療杜聿明心臟的鏈黴素。他尚存的那一個腰子如果代表他的軍事眼光的話，那麼他失去的那一個腰子應該代表他的政治頭腦。關於這一點，杜聿明是在他腎結核痊癒之後的一個清晨，當縷縷陽光照進他的小屋的時候，自我感覺到的。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經誇獎過他的妻子。那是因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在陝北榆林女子師範學校當學生時加入了共產黨，在蔣介石1927年清黨以後，終於離開學校跑到蘇州找到杜聿明，從而脫離了共產黨。他誇獎她終於擺脫了「婦人之見」：杜聿明曾經責難過他的弟弟。那是因為杜聿德也於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參加了共產黨，並且在192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皖北暴動中擔任副總指揮，結果被國民黨殺害。杜聿明責難他最終墮入了「草寇之舉」。

  現在，共產黨的威力，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像太陽那樣為杜聿明承認以後，這位曾經想用死亡來對抗共產黨的頭等戰犯不得不承認身心兩敗。

  他決定活下去——當一個人提出這樣的要求的時候，實際上他僅僅想得到一個人最低的權利。而這位國民黨高級將領，在蔣介石那裡，恰恰失去了這個權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結核已經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他徵得蔣介石同意，啟程去美國就醫。行至上海，適逢美國記者訪問了他，他的關於國民黨軍隊裝備落後、亟需美軍扶持的談話，發表在當時的《中央日報》上。殊不料此舉鑄成大錯——蔣介石迭電上海而外，派人找上門來，言及杜聿明見解高明、策略精當，正可謂「國難當頭，需用大梁」，故不允離去。杜聿明遵命不誤，不過他事後聽說蔣介石對他在上海的言論極為不滿，認為他動搖意志、擾亂軍心，作為一次征處或者說一次報復，斷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長了腦袋，也長了眼睛。前不久，剛剛入夜，他發了一場高燒。醫務室醫生慌忙趕來，給他打了針、餵了藥。杜聿明道謝之後，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來，睜開眼睛，燈光之下，他看見站立在床邊一動不動的姚處長的身影。杜聿明生病從來沒有呻吟的習慣，可是他終於發出如同呻吟的聲音。

  軍人是講究乾脆果斷的。杜聿明經過一個白天的來回踱步，一個晚上的輾轉反側，就在第二天管理處最高負責人姚處長來詢問他的病情時，他握住對方的手，用輕微的遲鈍的語調說：「沒有你們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產黨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杜聿明的肺腑之言，迴蕩在胡同之間。

  邱行湘聽到這個消息，不禁百感交集，嘖嘖不已。這句話，他記起孫殿英在黃埔村喊過——那是為了鴉片；現在，這句話由杜聿明在功德林說出——這是為了良心！當年邱行湘率第五師駐東北時，曾到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司令杜聿明那裡開過會，他深知杜聿明其人腳不站穩不走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話說回來，杜聿明被俘時，連自己的姓名都沒有承認，六年之後，他承認了共產黨的偉大。在邱行湘看來，共產黨給他安在病床上的石膏架，不是矯正他的軀體，而是矯正他的靈魂：共產黨不是給他注射藥劑，而是給他尋回失去的腰子：杜聿明不是慢性自殺，而是快性復甦。

  邱行湘是傾向有節制地逐漸地吐露自己的心曲的，然而隨著杜聿明的思想飛躍，他感到自己的靈魂也隨之得到了升華。因為，杜聿明今天已經說的，是他明天準備說的。那麼，宋希濂今天已經做的，是不是他明天準備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