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玄講

  萬玉死了之後，學哲學模範的帽子輪過很多人，最後輪到羅伯的頭上。據說這是公社領導指定的：一定要培養一個老農典型。

  隊上安排我給他寫經驗發言稿，寫好後還要一句句讀給他聽，引導他背下來，再讓他去公社或縣裡的大會上發言——那叫作「出哲學工」。幹部們說，萬玉以前到公社裡沒有講好哲學，羅伯年紀大，資格老，有話份，在渡槽上還英勇救人，大家對他的先進事跡肯定會滿意。

  複查偷偷交代我，說羅伯是遠近有名的老革命，只是腦子有些糊塗，一開口就有點十八扯，牛胯里扯到馬胯里，事先不得不防。你一定要讓他把發言稿背熟。

  我後來才知道，要讓羅伯作哲學報告時避免十八扯，實在是困難重重。他講著講著就脫離了講稿，好容易背熟的東西忘了個精光，蘿蔔白菜桌子板凳一攪和，就不知講到哪裡去了。我有時候想等待他自己找到迴路，後來才發現他總是越扯越遠，越遠越歡。他一輩子沒有收過婆娘，甚至從來不近女色，但這並不妨礙他嘴裡經常有些不乾不淨的歇後語：滿妹子咳嗽——無談（痰）；滿妹子看雞巴——無心；逼著滿妹子下崽——霸蠻……這麼多的「滿妹子」與哲學實在不大合拍。

  他從我的眼神里看到了問題，眨眨眼：「豬嬲的，我又講錯了麼？」

  他越排練越緊張，到後來索性一開口就錯：「首長們，同志們，我羅玉興今年五十六歲……」

  需要說明的是，這其實不算錯，但根據黨支部的安排，我把他的年齡從五十六提高到六十五，是為了更加突出他人老心紅的優秀品質。六十五歲的人冒雨搶收集體的穀子，與五十六歲的人冒雨搶收集體的穀子，哲學意義當然不一樣。

  我提醒他六十五，記住，六字開頭。

  「你看我這張嘴。唉，人老了，活著還有個什麼用？」他不顧我的暗笑，悲哀了一陣，望望天，定下心來，重頭開始：「首長們，同志們，我叫羅玉興，今年五十……」

  「還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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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羅玉興，今年……五……」

  我幾乎絕望。

  他有點生氣。「我就是五十六么！哲學就哲學，改我的年齡做什麼？我年齡礙哲學什麼事？」

  「不是要讓你的事跡更加感人麼。」我把已經講過的道理仔仔細細又講一遍，強調龍家灘的一個老人家七十歲講養豬的哲學，上了廣播；長樂鎮一個老人家七十三歲講養蜂的哲學，上了報紙。你五十六歲比起他們來，實在太少了一點，說不過去的。

  「我早就曉得哲學不是什么正經事，呀哇嘴巴，捏古造今。共產黨就是喜歡滿妹子胯里夾蘿蔔——搞假傢伙。」

  這些反動話讓我嚇了一跳。

  正好這時候有個公社幹部來了，看見了我們。羅伯迎出門去，說起我們正在做的事，眼睛眨巴眨巴像沒有睡醒：「哲學麼。學，要學的，不學還行？我昨日學到晚上三更，越學越有勁。偽政府時候你想學進不得學堂門，如今共產黨請你學，還不是關心貧下中農麼？這哲學是明白學、道理學、勁勢學，學得及時，學得好！ 」

  幹部聽得滿面笑容，說到底是老貧農，思想境界確實高，你看這總結得多好：明白學，道理學，勁勢學。

  我暗暗佩服，羅伯隨機應變，出口成章，雖然總是睡眼惺忪之相，說起來卻是一套一套的，一下就說到聽者的癢處。我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個這樣的人，從不同鄉親們紅臉，一張嘴巴兩張皮，見人說話，見鬼打卦，總是把人家愛聽的話說得頭頭是道。碰到餵了豬的人，他就說餵豬好：「自己養的豬，想吃哪裡就吃哪裡，想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何必到屠房裡去冷臉挨熱臉？」碰到沒有餵豬的人，他又說不餵豬的好：「想吃肉，拿錢到屠房裡去剁就是，幾多別脫呵！何必餵豬勞那個神？天天三頓潲，自己都吃不飽，還要先餵飽它，你說氣人不氣人！」碰到生了伢崽的，他就說男好：「做事還是要靠崽，挑得擔子使得牛，這是你有福。」碰到生了女崽的，他就說女好：「收了媳婦失個崽，嫁了妹崽得個郎。你看看幾個豬嬲的後生伢子真有孝心？做好事。還是女的疼爺娘，以後你粑粑有得吃，鞋襪不愁穿，恭喜恭喜。」

  他講來又講去，倒也不見得是講假話，倒是句句見真心，講得實在，雄辯有力，一臉的認真嚴肅。馬橋人說他最會「打玄講」。玄是玄學，陰陽之學。因是因非，即此即彼，圓融無礙——玄道本就不可執於一端，永遠說得清，也永遠說不清麼。

  他自己沒有子嗣，只有個干崽，是平江縣的。根據本地人的習俗，生了娃崽之後第一個撞進家門的客人，就是這個娃崽的「逢生干爺」或「逢生乾娘」。羅伯很多年前有一次到平江去販樅膏，去路邊一戶人家討口水喝，剛好撞了弄璋之喜，也就干爺了一回，以後每次到平江，記得給干伢崽帶一包紅薯片。他沒料到干伢崽後來入了紅軍，竟當上了將軍，進了城以後還接他去南京城。他說他是個沒福氣的人，出了南京大碼頭，一進將軍的小烏龜車，立刻感到天旋地轉，忍不住大喊大叫，非下車不可。後來將軍只好陪著他走路，汽車在身後慢慢隨行。

  他不習慣將軍家裡沒有火塘，沒有尿桶，沒有鋤頭。屋後那一塊空地，本可以好好育上一園子菜。他好容易把它挖翻了，平整了，就是找不到尿桶。拿水桶和搪瓷缸去上糞吧，又招來將軍夫人和兩個妹崽捂著鼻子尖叫，埋怨他不講衛生，不文明。他一生氣，整整一天不吃飯，硬是逼著將軍買了張船票送他回馬橋。

  「懶！」他說起兩個干孫女就搖頭，「太科學了，長得一身肉坨坨的，餵不得豬，紡不得紗，以後如何到夫家放鍋？」

  聽說將軍逢年過節都給他寄錢，我不免羨慕地打聽。

  「哪有好多錢呢？摳，摳得很。」他挖著布袋裡的菸絲，眼睛眨了好一陣，嘴裡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塊錢。」

  「不止吧？」

  「我這麼大的年紀，還會講假話？滿妹子的耳屎——就這麼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對他這一段故事頗感興趣，覺得這此致事正體現了老貧農樸素勤勞的階級本色（不願在城裡享清福），又展示了光榮歷史（比方說與紅軍有密切關係），希望能把它寫到發言稿里去。我沒料到，一往深里說，他的玄氣又冒出來了，反而搞得我一頭霧水。比方說吧，他是歌頌紅軍的，是一直在歌頌紅軍的，但說著說著就變了味，說紅軍好毒辣呵——有個排長拉老鄉關係，結兄弟幫，拜把子，新來的連長就把他當反革命殺了。連長才十六歲，個頭又矮，砍人家的腦殼還要跳起來砍，砍得血漿往天上噴，你說駭不駭人？說到階級敵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動的眼淚。「馬疤子算什麼壞人呵？正經做田的人，好剛烈的人，好耿直的人。可憐，好容易投了個誠，也是你們要他投的，投了又說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煙土呵……」他用手掌向上推著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麼？你好糊塗，共產黨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動，你為馬疤子鳴什麼不平？」

  「我……哭不得？」

  「當然哭不得。哭不得的。你是貧農。你想想，你剛才是哭誰？」

  「你看看，我這個腦殼不是個腦殼了。我說了不講的，你硬要我講。」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還是講得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個來鐘頭，讓我覺得奇怪。等他回來，我引導他多回憶一些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讓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開始。到這個時候，他才回到了老貧農的身份。他說起國民黨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連婆娘娃崽也一起殺，三歲的伢崽，抓起來往牆上一甩，哼都沒有哼一聲，就腦殼開了花。有的被丟到磚窯里燒，燒得皮肉臭，臭氣三天三晚還散不盡。他說起陸大麻子，大概是一個國民黨的頭目，做事最陰險，取了紅軍的肝肺，偷偷地混在一大鍋牛肉里，要大家吃。他羅玉興開始不知情，吃了以後才聽說，當時就嘔得腸子都要翻出來了……他也當過一個月的紅軍，掉了隊，才回了家，被陸大麻子抓住以後，差一點也被取了肝肺，幸虧他老娘賣了一口棺材，辦了三桌賠罪酒，又求了兩個人作保，才留下他一條命。

  「陸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蟲和老豬嬲的種，又蠢又惡，要死七天七晚還不得落氣！」說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淚又來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這次推得我比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產黨來了，哪有我羅玉興的今天？」

  「說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這樣說，一定要哭出來。」

  「哭，當然要哭的。」

  結果很遺憾：沒有哭出來。不過還算好，他雖然緊張得有點結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講下來，從歷史到現實，從個人到社會，運用了「本質與現象」之類的哲學，既講了自己的優秀事跡，又頌揚了社會主義。他十八扯不是太厲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總算沒有講出給國民黨當挑夫以及吃過美國麵粉之類的蠢話。他頂多是批判修正主義哲學時加一點即興，說修正主義確實壞，不但要謀害毛主席，還害得我們現在來開會，耽誤生產。這雖然沒有抓住要害，卻也符合主題。

  我和他三天時間的背誦排練，總算沒有白費工夫。

  他後來被公社裡指名，到其他公社去講過幾回。那以後，我調到縣文化館寫劇本，就與他接觸不多了。只聽說他有次從外面出哲學工回來，在路上遭一條瘋狗襲擊，腿上被咬了一口，沒有及時診治，臥床半年多。再後來，就散發了。（參見詞條「散發」）

  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額上貼著膏藥，瘦得只見兩隻眼睛眨巴眨巴，在田邊看住一頭牛。一隻金黃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問起他的病，他睜大眼睛說：「你說怪不怪，狗從不咬我的，只咬現地方。」

  這話聽來有些彆扭。

  他撩起一隻腳給我看。他的意思是，這條腳上有一塊疤，以前鐮刀割在這裡，摔跤碰破這裡，到頭來狗也咬在這裡。他對這種重複受傷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針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會好的。」

  「好有什麼好？還不又要去出牛馬力？打禾，挖山，有什麼好事？還不如我現在看看牛。」

  「你還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麼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廁都蹲不得。」

  他什麼話都可以說得順溜。

  他手裡拿著一個粉紅色的小收音機，大概是他乾兒子將軍最近捎給他的，在鄉下人看來十分稀罕。

  「這是個好傢夥，」他是指收音機，「一天到晚講個不停，唱個不停，不曉得哪裡這麼足的勁勢。」

  他把收音機拿到我的耳邊。我聽不太清楚，聲音太小，大概是電池不夠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曉得。」他笑著說。

  我後來才知道，此時的他已病入膏肓，自己把壽鞋一類都放在床頭了，怕到時候來不及穿。但他還平靜如常地起床放了幾天牛，給牛欄換了一輪新草，搓了兩根牛繩，還笑著同我說起了北京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