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人生

  今天講的是文學與人生。中國人向來以為文學，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閒暇自得，風流自賞的人，才去講文學。中國向來文學作品，詩，詞，小說等都很多，不過講文學是什麼東西，文學講的是什麼問題的一類書籍卻很少，講怎樣可以看文學書，怎樣去批評文學等書籍也是很少。劉勰的《文心雕龍》可算是講文學的專書了，但仔細看來，卻也不是，因為他沒有講到文學是什麼等等問題。他只把主觀的見解替文學上各種體格下個定義。詩是什麼，賦是什麼，他只給了一個主觀的定義，他並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圖的《詩品》也沒講「詩含的什麼」這類的問題。從各方面看，文學作品很多，研究文學作品的論文卻很少。因此，文學和別種方面，如哲學和語言文字學等，沒有清楚的界限。談文學的，大都在修詞方面下批評，對于思想並不注意。至於文學和別種學問的關係，更沒有說起。所以要講本題，在中國向來的書里，差不多沒有材料可以參考。現在只能先講些西洋人對於文學的議論，再來講中國向來的文學，與人生有沒有關係。

  西洋研究文學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標語是：「文學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們怎樣生活，社會怎樣情形，文學就把那種種反映出來。譬如人生是個杯子，文學就是杯子在鏡子裡的影子。所以可說：「文學的背景是社會的。」「背景」就是所從發的地方。譬如有一篇小說，講一家人家先富後衰的情形，那麼，我們就要問講的是那一朝。如說是清朝乾隆的時候，那麼，我們看他講的話，究竟像乾隆時候的樣子不像？

  要是像的，才算不錯。上面的兩句話，是很普通的。從這兩句話上，大概可以知道文學是什麼。固然，文學也有超乎人生的，也有講理想世界的，那種文學，有的確也很好，不過都不是社會的。現在我們講文學與人生的關係，單是說明「社會的」，還是不夠，可以分下列的四項來說一說。

  （一）人種。文學與人種，很有關係。人種不同，文學的情調也不同，哪一種人，有哪一種的文學，和他們有不同的皮膚、頭髮、眼睛等一樣。大凡一個人種，總有他的特質，東方民族多含神秘性，因此，他們的文學也是超現實的。民族的性質，和文學也有關係。條頓人刻苦耐勞，並且有中庸的性質，他們的文學也如此，他們便是做愛情小說，說到苦痛的結果，總沒有法國人那樣的熱烈。法國作家描寫人物，寫他們的感情，非常熱烈。假如一個人心裡煩悶，要喝些酒，在英人只稍飲一些啤酒，法人卻必須飲烈性的白蘭地。這英法兩國人的譬喻，恰可以拿來當作比較。文學上這種不同之點是顯然的。

  （二）環境。我們住在這裡，四面是什麼。假設我們是松江人，松江的社會就是我的環境。我有怎樣的家庭，有怎樣的幾個朋友……都是我的環境。環境在文學上影響非常厲害。在上海的人，作品總提著上海的情形；從事革命的人，講話總帶著革命的氣概；生在富貴人家的，雖熱心於平民主義，有時不期然而然地有種公子氣出來。一個時代有一個環境，就有那時代環境下的文學。環境本不是專限於物質的，當時的思想潮流，政治狀況，風俗習慣，都是那時代的環境，著作家處處暗中受著他的環境的影響，決不能夠脫離環境而獨立。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秘奧的神秘詩人，他的作品裡可以和他的環境無涉——就是並不提其他的環境，但是他的作品的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環境有關。即使是反乎他那時代的思潮的，仍舊是有關係，因為他的「反」，是受了當時思潮的刺戟，決不是憑空跳出來的。至於正面的例子，在文學史上簡直不勝枚舉。例如法國生了佐治申特等一批大文學家，他們見的是法國二次革命與復辟，所以描寫的都是法國那時代環境下的人物。申特雖為了他的革命思想，逃到外國，可是他的作品，總離不掉法國那時代的色彩。舉眼前的例：我們在上海，見的是電車、汽車，接觸的可算大都是知識階級，如寫小說，斷不能離了環境，去寫山里或鄉間的生活。英國詩人勃恩斯（Burns）的田園風景詩，現在人說他怎樣好，怎樣美麗、平靜；十九世紀末，作家都寫都會狀況，有人說他們墮落；這都是環境使然。又如十九世紀末有許多德國人，厭了城市生活，去描寫田園，但是他們的望鄉心，一看便知。這就是反面的例。可見環境和文學，關係非常密切，不是在某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寫出那種環境；在那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種環境，去描寫出別種來。有人說，中國近來的小說，範圍太狹，道戀愛只及於中學的男女學生，講家庭不過是普通瑣屑的事，談人道只有黃包車夫給人打等等。實在這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去做好些，這實在是現在的作家的環境如此，作家要寫下等社會的生活，而他不過見黃包車夫給人打這類的事，他怎樣能寫別的？

  （三）時代。這字或是譯得不好。英文叫Epoch，連時代的思潮，社會情形等都包括在內。或者說時勢，比較近些。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有「時代精神」這一句話。時代精神支配著政治、哲學、文學、美術等等，猶影之與形。各時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時代精神的緣故；同一時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傾向，也是時代精神的緣故。自然也有例外，但大體總是如此的。我們常聽人說，兩漢有兩漢的文風，魏晉有魏晉的文風……就是因為兩漢有兩漢的時代精神，魏晉有魏晉的時代精神。近代西洋的文學是寫實的，就因為近代的時代精神是科學的。科學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藝亦以求真為唯一目的。科學家的態度重客觀的觀察，故文學也重客觀的描寫。因為求真，因為重客觀的描寫，故眼睛裡看見的是怎樣一個樣子，就怎樣寫。又因為尊重個性，所以大家覺得儘是特別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會，就不說。心裡怎樣想，口裡就怎樣說。老老實實，不可欺人。這是近世時代精神表見於文藝上的例子。

  （四）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學，愛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的文學裡，俄國托爾斯泰的人格，堅強特異，也在他的文學裡表現出來。大文學家的作品，那怕受時代環境的影響，總有他的人格融化在裡頭。法國法朗士（Anatolefrance）說：「文學作品，嚴格地說，都是作家的自傳……」就是這個意思了。

  以上是西洋人的議論，中國古來雖沒有這種議論，但是我們看中國文學，也拿這四項做根據。第一，中國文學，都表示中國人的性情：不喜現實，談玄，凡事折中。中國的小說，無論好的壞的，末後必有個大團圓：這是不走極端的證據。關於人種一條，可以說沒有違背。第二，環境更當然。中國文學的環境，自然都是中國的家庭社會。第三，時代的關係在中國似乎不很分明。但仔細看，也有的。講舊文學的人說：同是賦，兩漢的與魏晉的不同；同是詩，初唐盛唐晚唐也不同。李義山的無論那一首詩，必不能放在初唐四傑的詩中。他們的詩，同是幾個字綴成，同講格律，只因時代不同，作品就迥然兩樣。《世說新語》的文字，在句法與文氣上都與他書不同，《宋人語錄》亦如此，與《水滸》不同，與《宣和遺事》又不同。這都可以說因為時代空氣不同。非但思想不同，文氣、格律也有不同。可見時代的影響，也很厲害。至於人格，真的作家，不是欺世盜名的，也有他們的人格在作品裡。所以文學與人生的四項關係，在中國也不是例外了。

  

  文學與人生簡單的說明不過如此。從這裡，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凡要研究文學，至少要有人種學的常識，至少要懂得這種文學作品產生時的環境，至少要了解這種文學作品產生時代的時代精神，並且要懂這種文學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

  19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