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雜記·半個月的印象

  天氣驟然很暖和，簡直可以穿「夾」。鄉下人感謝了天公的美意，看看米甏里只剩得幾粒，不夠一餐粥，就趕快脫下了身上的棉衣，往當鋪里送。

  在我的故鄉，本來有四個當鋪；他們的主顧最大多數是鄉下人。但現在只剩了一家當鋪了。其餘的三家，都因連年的營業連「官利都打不到」，就乘著大前年太保阿書部下搶劫了一回的藉口，相繼關了門了。僅存的一家，本也「無意營業」，但因那東家素來「樂善好施」，加以省里的民政廳長（據說）曾經和他商量「維持農民生計」，所以竟巍然獨存。然而今年的情形也只等於「半關門」了。

  這就是一幅速寫：

  早晨七點鐘，街上還是冷清清的時候，那當鋪前早已擠滿了鄉下人，等候開門。這夥人中間，有許多是天還沒亮足，就守候在那裡了。他們並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身上剛剝下來的棉衣，或者預備秋天嫁女兒的幾丈土布，再不然——那是絕無僅有的了，去年直到今年賣來賣去總是太虧本因而留下來的半車絲。他們帶著的這些東西，已經是他們財產的全部了，不是因為鍋里等著米去煮飯，他們未必就肯送進當鋪，永遠不能再見面。（他們當了以後永遠不能取贖，也許就是當鋪營業沒有利益的一個原因罷？）好容易等到九點鐘光景，當鋪開門營業了，這一隊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人們就拼命地擠軋。當鋪到十二點鐘就要「停當」，而且即使還沒到十二點鐘，卻已當滿了一百二十塊錢，那也就要「停當」的；等候當了錢去買米吃的鄉下人，因此不能不拼命擠上前。

  擠了上去，抖抖索索地接了錢又擠出來的人們就坐在沿街的石階上喘氣，苦著臉。是「運氣好」，當得了錢了；然而看著手裡的錢，不知是去買什麼好。米是頂要緊，然而油也沒有了，鹽也沒有了；鹽是不能少的，可是那些黑滋滋像黃沙一樣的鹽卻得五百多錢一斤，比生活程度最高的上海還要貴些。這是「官」鹽；鄉村裡有時也會到販私鹽的小船，那就賣一塊錢五斤，還是二十四兩的大秤。可是緝私營厲害，鄉下人這種吃便宜鹽的運氣，一年內碰不到一兩回的。

  看了一會兒手裡的錢，於是都嘆氣了。我聽得了這樣的對話在那些可憐的焦黃臉中間往來：

  「四丈布吧！買棉紗就花了三塊光景，噹噹布，只得兩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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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些也只當得兩塊錢。——兩塊錢封關！」

  「阿土的爺那半車絲，也只喝了兩塊錢；他們還說不要。」

  不要絲呵！把蠶絲看成第二生命的我們家鄉的農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這第二生命已經進了鬼門關！他們不知道上海銀錢業都對著受抵的大批陳絲陳繭皺眉頭，是說「受累不堪」！他們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戰爭更使那些擱淺了的中國絲廠無從通融款項來開車或收買新繭！他們尤其不知道日本絲在紐約拋售，每包合關平銀五百兩都不到，而據說中國絲成本少算亦在一千兩左右呵！

  這一切，他們辛苦飼蠶，把蠶看作比兒子還寶貝的鄉下人是不會知道的，他們只知道祖宗以來他們一年的生活費靠著上半年的絲繭和下半年田裡的收成；他們只見鎮上人穿著亮晃晃的什麼「中山綈」「明華葛」，他們卻不知道這些何嘗是用他們辛苦飼養的蠶絲，反是用了外國的人造絲或者是比中國絲廉價的日本絲呀！

  遍布於我的故鄉四周圍，仿佛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的那些繭廠，此刻雖然是因為借駐了兵，沒有準備開秤收繭的樣子，可是將要永遠這樣冷關著，不問鄉下人賣繭子的夢是做得多麼好！

  但是我看見這些苦著臉坐在沿街石階上的鄉下人還空託了十足的希望在一個月後的「頭蠶」。他們眼前是吃盡當完，差不多吃了早粥就沒有夜飯，——如果隔年還省下二三個南瓜，也算作一頓，是這樣的掙扎，然而他們餓里夢裡決不會忘記怎樣轉彎設法，求「中」求「保」，借這麼一二十塊錢來作為一個月後的「蠶本」的！他們看著那將近「收蟻」的黑霉霉的「蠶種」，看著桑園裡那「桑拳」上一撮一叢綠油油的嫩葉，他們覺得這些就是大洋錢、小角子、銅板；他們會從心窩裡漾上一絲笑意來。

  我們家有一位常來的「丫姑老爺」——他的女人從前是我的祖母身邊的丫頭，我想來應該尊他為「丫姑老爺」庶幾合式，就是懷著此種希望的。他算是鄉下人中間境況較好的了，他是一個向來小康的自耕農，有六七畝稻田和靠三十來擔的「葉」。他的祖父手裡，據說還要「好」；帳簿有一疊。他本人又是非常勤儉，不喝酒，不吸菸，連小茶館也不上。他使用他的田地不讓那田地有半個月的空閒。我們家那「丫小姐」，也委實精明能幹，粗細都來得。憑這麼一對兒，照理該可以興家立業的了；然而不然，近年來也拖了債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來塊罷？他希望在今年的「頭蠶」里可以還清這百十來塊的債。他向我的嬸娘「掇轉」二三十元，預備乘這時桑葉還不貴，添買幾擔葉。（我們那裡稱這樣的「期貨葉」為「賒葉」，不過我不大明白是不是這個「賒」字。）我覺得他這「希望」是築在沙灘上的，我勸他還不如待價而沽他自己的二十來擔葉，不要自己養蠶。我把養蠶是「危險」的原因都說給他聽了，可是他沉默了半晌後，搖著頭說道：

  「少爺！不養蠶也沒有法子想。賣葉呵，二十擔葉有四十塊賣算是頂好了。一擔繭子的『葉本』總要二十擔葉，可是去年繭子價錢賣到五十塊一擔。只要蠶好！到新米收起來，還有半年；我們鄉下人去年的米能夠吃到立夏邊，算是難得的了，不養蠶，下半年吃什麼？」

  「可是今年繭子價錢不會像去年那樣好了！」

  我用了確定的語氣告訴他。

  於是這個老實人不作聲了，用他的細眼睛看看我的面孔，又看看地下。

  「你是自己的田，去年這裡四鄉收成也還好，怎麼你就只夠吃到立夏邊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幾十塊錢債？」

  我轉換了談話的題目了。可是我這話剛出口，這老實人的臉色就更加難看——我猜想他幾乎要哭出來。他嘆了口氣說：

  「有是應該還有幾擔，我早已當了。鎮裡東西樣樣都貴了，鄉下人田地里種出來的東西卻貴不起來，完糧呢，去年又比前年貴——一年一年加上去。零零碎碎又有許多捐，我是記不清了。我們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個把月病，拼著沒有看郎中吃藥——這麼著，總算不過欠了幾十洋鈿新債。今年蠶再不好，那就——」

  他頓住了，在養蠶這一項上，鄉下人的迷信特別厲害，凡是和蠶有關係的不吉利字面，甚至同音字，他們都忌諱出口的。

  我們的談話就此斷了。我給這位「丫姑老爺」算一算，覺得他的自耕農地位未必能夠再保持兩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過得去」的。人家都用了羨妒的眼光望著他：第一，因為他不過欠下百十來塊錢債，第二，他的債都是向鎮上熟人那裡「掇轉」來，所以並沒花利息。在這一點上，不能不說這位聰明的「丫姑老爺」深懂得「理財」方法，便做一個財政總長好像也幹得下：他仗著鎮上有幾個還能夠過得去的熟人，就總是這裡那裡十元二十元的「掇」，他的期限不長，至多三個月，「掇」了甲的錢去還乙，又「掇」了丙的錢去還甲，這樣用了「十個缸九個蓋」的方法，他不會到期拖欠，他就能夠「掇」而不走付利息的「借」那一條路了；可是他的開支卻不能不一天一天大，他的進項卻沒法增加，所以他的債終於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地走上破產！也就是聰明的勤儉的小康的自耕農的無可避免的命運了！

  後來我聽說他的蠶也不好，又加以繭價太賤，他只好自己繅絲了，但是把絲去賣，那就簡直沒有人要；他拿到當鋪里，也不要，結果他算是拿絲進去換出了去年當在那裡的米，他賠了利息，可是這掉換的標準是一車絲換出六斗米，照市價還不到六塊錢！

  東南富饒之區的鄉下人生命線的蠶絲，現在是整個兒斷了！

  然而鄉下人間接的負擔又在那裡一項一項地新加出來。上海雖然已經「停戰」，可是為的要「長期抵抗」，向一般小商人徵收的「國難捐」就來了。照告示上看，這「國難捐」是各項捐稅照加二成，六個月為期。有一個小商人談起這件事，就哭喪著臉說：

  「市面已經冷落得很。小小鎮頭，舊年年底就倒閉了二十多家鋪子。現在又加上這國難捐，我們只好不做生意。」

  「國難！要是上海還在那裡打仗，這捐也還有個名目！」

  又一個人說。我認識這個人，是雜貨店的老闆。他這鋪子，據我所知，至少也有三十年的歷史；可是三十年來從他的父親到他手裡，這鋪子始終是不死不活，若有若無。現在他本人是老闆，他的老婆和母親就是店員——不，應該說他之所以名為老闆，無非因為他是一家中唯一的男子，他並不招呼店裡的事情，而且實在亦無須他招呼；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到處跑，把鎮上的「新聞」或是輪船埠上客人從外埠帶來的新聞，或是長途電話局裡所得的外埠新聞，廣播台似的告訴他所有的相識者——他是鎮上義務的活動「兩腳新聞報」。此外，他還要替幾個朋友人家幫襯婚喪素事，甚至於日常家務。他就是這麼一位身子空、心腸熱的年輕人。每天他的表情最嚴肅的時候是靠在別家鋪子的櫃檯上借看那隔天的上海報紙。

  當時我聽了他那句話，我就想到他這匆忙而特別的生活與脾氣，我忍不住心裡這麼想：要是他放在上海，又碰著適當的環境，那他怕不是鼎鼎大名交際博士黃警頑[6]先生第二！

  「能夠只收六個月，也就罷了；凶在六個月期滿後一定還要延期！」

  原先說話的那位小商人表示了讓步似的又加這一句。我就問道：

  「可是告示上明明說只收六個月？」

  「不錯，六個月！期限滿了以後，我們商會就捏住這句話可以不付。可是他們也有新法子：再來一個新名目——譬如說『省難捐』罷，反正我們的『難』天天有，再多收六個月的二成！捐加了上去，總不會減的，一向如此！」

  那小商人又憤憤地說。他是已經過了中年還算過得去的商人，六個月的附捐二成，在他還可以忍痛應付，他的憤憤和悲痛是這附捐將要永遠附加。我們那位「兩腳新聞報」卻始終在那裡譁然爭論這「國難捐」沒有名目。他對我說：

  「你說是不是：已經不打東洋人了，還要來抽捐，那不是太豈有 此理？」

  「還要打呢！剛才縣裡來了電話，有一師兵要開來，叫商會裡預備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東西！」

  忽然跑來了一個人插進來說。於是「國難捐」的問題就無形擱置，大家都紛紛議論這一師兵開來幹什麼。難道要守這鎮麼？不像！鎮雖然是五六萬人口的大鎮，可是既沒有工業，也不是商業要區，更不是軍事上形勝之地，日本兵如果要來究竟為的什麼？有人猜那一師兵從江西調來，經過湖州，要開到「前線」去，而這裡不過是「過路」罷了。這是最「合理」的解釋，洶洶然的人心就平靜了幾分。

  然而軍隊是一兩天內就會到的；三件事——住的地方，困的稻草，吃的東西，必須立刻想法。是一師兵呢，不是玩的。住，還有辦法，四鄉繭廠和寺廟，都可以借一借；困的稻草，有點勉強了；就是「吃」沒有辦法。供應一萬多人的伙食，就算一天罷，也得幾千塊錢呀！自從甲子年[7]以來，鎮上商會辦這供應過路軍隊酒飯的差使，少說也有十次了；沒一次不是說「相煩墊借」，然而沒一次不是吃過了揩揩嘴巴就開拔，沒有方法去討。向來「過路」的軍隊，少者一連人，至多不過一團，一兩天的酒飯，商店公攤，照例四家當鋪三家錢莊是每家一百，其餘十元二十元乃至一元兩元不等，這樣就應付過去了。但現在當鋪只剩一個，錢莊也少了一家（新近倒閉了一家），出錢的主兒是少了，兵卻多，可怎麼辦呢？聽說商會討論到半夜，結果是議定墊付後在「國難捐」項下照扣。他們這一次不肯再額外報銷了！

  到第二天正午，「兩腳新聞報」跑來對我說道：

  「氣死人呢！總當作是開出去幫助十九路軍打東洋人，哪裡知道反是前線開下來的。前線兵多，東洋人有閒話，停戰會議要弄僵，所以都退到內地來了。這不是笑話？」

  聽說不是開出去打東洋人，我並不覺得詫異；我所十分驚佩的是鎮上的小商人辦差的手腕居然非常敏捷，譬如那足夠萬把人睏覺的稻草在一夜之間就辦好了。到他們沒有了這種咄嗟立辦的能力時，光景鎮上的老百姓也已流徙過半罷？——我這麼想。

  又過了一個下午又一夜，縣裡的電話又來：說是那一師人臨時轉調海寧，不到我們鎮上來了。於是大家都鬆一口氣：不來頂好！

  卻是因為有了這一番事，商會裡對於「國難捐」提出了一個小小的交換條件——不是向縣裡或省里提出，而是向本鎮的區長和公安局長。這條件是：年年照例有的「香市」，如果禁止，商界就不繳「國難捐」。

  「香市」就是陰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為止的土地廟的「廟會」式的臨時市場。鄉下人都來燒香，祈神賜福——蠶好，趁便逛一下。在這「香市」中，有各式賣耍貨的攤子，各式打拳頭變戲法傀儡戲髦兒戲等等；鄉下人在此把口袋裡的錢花光，就回去準備那辛苦的蠶事了。年年當這「香市」半個月工夫，鎮上鋪子裡的生意也聯帶熱鬧。今年為的地方上不太平，所以早就出示禁止，現在商會裡卻借「國難捐」的題目要求取消禁令，這意思就是：給我們賺幾文，我們才能夠付捐。換一句話說：我們可生不出錢來，除非在鄉下人身上想法。而用「香市」來引誘鄉下人多花幾文，當然是文明不過的辦法。

  「香市」舉行了，但鎮上的商人們還是失望。在飢餓線上掙扎的鄉下人再沒有閒錢來逛「香市」，他們連日用必需品都只好拼著不用了。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麼，這鎮上的小商人將怎麼辦哪？他們是時代轉變中的不幸者，但他們又是徹頭徹尾的封建制度擁護者；雖然他們身受軍閥的剝削，錢莊老闆的壓迫，可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剝削都如數轉嫁到農民身上。農民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盼望農民有錢就像他們盼望自己一樣。然而時代的輪子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前轉，鄉鎮小商人的破產是不能以年計，只能以月計了！

  我覺得他們比之農民更其沒有出路。

  1932年6月、7月、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