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赴難」和「逃難」[12]——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

  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與自罵》，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於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幾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於「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掛著「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著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兵們最愛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髮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遊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為什麼呢？因為這時又還掛著「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為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幾個盧布送了性命；《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為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於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什麼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煅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人員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據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平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麼？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麼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並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並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麼，「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裡，以圖倖免呢？我想，還是前一著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於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至多，也只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的虐政，說是不准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誰都說不出那裡是安穩之處來，因為到處繁殖了獵狗，詩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然則三十六計，固仍以「走」為上計耳。

  總之，我的意見是：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大學生逃了之後，卻應該想想此後怎樣才可以不至於單是逃，脫出詩境，踏上實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為何如？能給在《濤聲》上發表，以備一說否？謹聽裁擇，並請

  

  文安。

  羅憮頓首。

  一月二十八夜。

  再：頃聞十來天之前，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可見不逃的還有，然而罪名是「藉口抗日，意圖反動」，又可見雖「敵人未到」，也大以「逃難」為是也。

  二十九日補記。